前段時間，名導陳思誠監制和親自編劇的新作《消失的她》又一次引爆華人影視圈，成為了暑期檔第一部“爆款”電影?！断У乃分v述了何非的妻子李木子在結婚周年旅行中離奇消失，失蹤多天后一個陌生女人突然闖入，并堅稱是何非妻子，從而牽扯出一個驚天大案的故事。這部電影，被陳思誠定義為“一部極具觀賞性的現實主義題材”電影。也就是說，在反轉又反轉的懸疑劇的外殼之下，他試圖去討論一些大眾比較關注的社會議題。對于陳導的這種努力，我們還是要充分肯定的。畢竟近些年來國產影視作品最大的問題就是不接地氣，影視工作者們仿佛生活在一個與腳底下的現實完全無關的架空世界。對于這種試圖去揭露或批判現實的“現實主義題材”，或者至少是自我標榜的“現實主義題材”，我們還是非常歡迎的。
既然陳導說這是一部“現實主義題材”的電影，那我們對這部電影的討論就不能局限于電影本身，而要去討論電影背后所凸顯的現實問題。這部劇所涉及的最核心問題，無疑是愛情和女性問題。我們的陳導是一個聰明的電影人，他知道所謂的“女性經濟”的潛力，知道廣大青年女性的愛情焦慮和婚姻恐懼。因此他講述了一個“渣男”欺騙“戀愛腦”，最后被“戀愛腦”閨蜜成功報復的故事。這個故事精準踩中了廣大女青年的痛點（害怕“渣男”、痛恨“渣男”）和爽點（“girls help girls”），可以說充分調動了女性消費者的情緒，也制造了非常充分的話題點?？梢哉f，在當下的輿論場，要制造話題、制造流量，無疑就是要挑動對立，而在所有的社會議題中，沒有任何議題能夠比性別對立更能夠挑動大眾的情緒了。陳導自然深諳這一點——哪怕操縱這種議題會反噬到他自己。某場點映場結束后，現場觀眾向主演朱一龍提問：飾演何非時，有沒有從身邊的“渣男”身上取經，比如監制陳思誠。這說明，連現場的觀眾都是懂行的，知道怎么通過挑動對立來為電影制造話題和流量。
當然，如果這個故事僅僅局限在愛情和女性議題上，那也遠遠談不上的“現實”。畢竟這么多年，我們在熒幕上見證了太多不食人間煙火的“戀情”，男女主的生活就是吃飯睡覺談戀愛。陳導的這部電影無疑是敢于直面現實的，它將發生在泰國的“殺妻騙保”案等極具現實性的案例雜糅在一起搬上了熒幕。近些年來國內的“殺妻案”屢見報端，多數“殺妻案”其實并不是無理性的家庭暴力的延伸，而是帶著理性的算計和考量。在作為一種財產關系的婚姻關系之下，天然處于弱勢地位的女性成為了犧牲品。這不僅僅是一個性別對立的問題，不僅僅是男人和女人的問題，而是更大的社會結構性問題的一部分。我們的陳導也看到了這一點。所以他并沒有將主題僅僅局限于愛情和性別對立，而是加入了更現實的元素——階級問題。
談到階級這個詞，很多人可能覺得是一個應該放在博物館里陳列的遠古出土文物，和我們這個時尚先鋒的時代格格不入。談到以階級為主題的文藝作品，很多人的頭腦里可能聯想到了窮兇極惡的黃世仁和苦大仇深的白毛女，覺得這是一個太“老土”的劇情。但實際上，如果《白毛女》的故事放到今天來拍，也會成為一個爆款影視作品：佃戶楊白勞吃喝嫖賭，欠下了樂善好施、世代仁慈的地主黃世仁一大筆債務；地主黃世仁到楊白勞家送米送面送溫暖時，見到了在楊白勞家吃苦受罪的喜兒，喜兒貪圖黃世仁家的財富，用盡心機嫁給了黃世仁，實現了階級跨越；喜兒嫁過去后，不僅不思感恩，反而妄圖獨霸黃家財富，害死了黃世仁及其一眾兒女；黃世仁的忠誠的、善良的管家穆仁智，為了為主報仇，臥薪嘗膽，精心布局，最終聯合一眾舊仆，打倒了喜兒，奪回黃家財產。
以上劇情是我瞎編的，如有雷同，純屬抄襲。瞎編歸瞎編，但如果我們把這個劇情中的男女主人公替換一下，把黃世仁替換成李木子，把喜兒替換成“渣男”何非，把管家穆仁智替換成李木子閨蜜沈曼，是不是就毫無違和感？這難道不就是《消失的她》的劇情嗎？除了性別被置換了之外，另外被置換的就是階級。陳導的電影并沒有回避階級問題，只不過階級被倒置了。為富不仁的富人與善良的窮人之間的對立，變成了善良的富人與奸詐殘忍的窮人之間的對立?！断У乃防飿嫿艘粋€井然有序的階級秩序，一個人所擁有的道德品質的優劣，與其在這個階級秩序的地位是呈正相關關系的。在底層，是嗜賭成性、費盡心機往上爬的男主人公何非，是見錢眼開、毫無底線和節操的超市老板、攝影師、街頭小混混；在中間階層，是在國外接受過貴族學校教育、靠自我奮斗成功的閨蜜團，她們勤奮、仗義、機智、優雅，甘愿為朋友犧牲自己；在上層，是純潔善良、毫無心機的富家女，她被賦予了人間一切美好的特質，仿佛是圣母的化身。在這樣的劇情設定里，我們能夠感受到主創團隊對上流社會的獻媚和對底層濃濃的惡意。
《消失的她》部分借用了西班牙懸疑電影《看不見的客人》的故事框架。但《看不見的客人》的一個核心設定，是反派男主艾德里安的身份。作為一個冉冉升起的企業界新星，艾德里安擁有極大的資本和能量。他能請到最頂級的律師為自己辯護，能操縱媒體為自己造勢，可以收買證人為自己脫罪。正因為如此，遭遇喪子之痛的托馬斯夫婦才不得以采用假扮律師的方法，親自為自己的兒子討回公道。可以說，他們抗衡的對象不單單是男主艾德里安一個人，而是整個上流社會的財富和權力。這既是一個父母為兒子報仇的故事，也是一個普通老百姓對抗上流社會精英的故事。它的底色，是一部揭露資本主義上流社會虛偽無恥貪婪的“黑色電影”。我們可以看到，即使是這些生活在資本主義社會中的電影工作者們，也依然能夠保留自己的基本良知，敢于向強者揮刃，為弱者發聲。這正是攫取了無數社會資源的影視文藝作品所應該承擔的社會責任所在。
而《消失的她》則完全倒置了這種關系，這就使整個電影變得非常擰巴。為了在性別對立之外，再強行制造“階級對立”，主創團隊強行建構出了一個富家女愛上窮小子的故事。一個底層的快遞員能夠兼職去做潛水教練，能夠去澳門豪賭，還費盡心機娶到了繼承億萬家產的富家獨女。在富家女深情的感化之下，這個出身底層的賭徒依然惡習不改，乃至最后走上了“殺妻”之路。這不僅是對“渣男”的控訴，更是對底層的嘲弄。這部電影能夠留給人們的“現實”啟示，就是既要拒絕“戀愛腦”，也要警惕“鳳凰男”。它進一步強化了精英世界對于底層的刻板印象，鞏固了所謂“門當戶對”的既有婚姻秩序。溥儀同志的大清已經亡了一百多年了，但他們的這個價值觀基本還停留在大清時代，帶著濃濃的裹腳布的惡臭味。
撇開價值觀不談，這個設定即使從單純劇情的角度來看也是極其不合理的。從劇情來看，李木子死亡之后，男主何非看起來并沒有能夠充分掌握和利用女主所留下的巨額財富，反而處處碰壁，連在警察局立案都無法成功。相反，李子木的閨蜜團則看起來擁有著極大的財富和資源，并利用其所掌握的財富和資源精心布局、引男主入套。所以整個故事就變成了閨蜜團對男主的單方面戲耍，男主幾乎毫無還手之力。這個設定就非常擰巴。擁有這么多財富和資源的閨蜜團要想對付這么弱雞的男主、找出李木子死亡的真相，根本不用費這么多功夫布局，有一萬種簡單的方法能把男主送進去。相反，如果從劇情的角度來看，想讓這個故事更合理，其實最好的方法是把男主設定為一個擁有極大財富和權力的大老板或富二代，閨蜜團無法通過正常的法律途徑來為死去的李子木伸張正義，才不得以假扮男主律師、套出真相。這樣，整個故事才是能夠講得通的。
那么，主創團隊為什么不這樣操作呢？只能說，在我們這個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的時代，還有人念念不忘階級斗爭。“窮生奸計，富長良心”這樣的觀念，已經成為了某些影視創作者的集體無意識。他們習慣性地向強者獻媚、向弱者揮刃，哪怕是犧牲劇情的合理性，也要強行展現出一種對精英的獻媚和對底層的惡意。從《北京愛情故事》到《消失的她》，陳導一直是這樣的陳導，從來沒變過。這樣的“現實主義題材”影視劇，還不如肥皂泡沫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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