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人講究“名正言順”，因此，究名實往往是第一步的工作。本文要討論的“工人階級”究竟說的是誰，是馬克思意義上的近代產業工人么?我讀中共早期文件時，發現他們面對“工人階級”時，也是閃爍不定。一方面是能與歐洲工人運動接軌的“鐵路工會”“冶金工會”“海員工會”，另一方面是從工不工農不農的“手工業工人”。前者雖然條條達標，但規模可憐——中國當時的海輪就沒幾艘，海員工會又能湊多少人?后者按馬克思主義的定義雖然缺斤短兩，但畢竟人多勢眾。當代的“工人階級”也會讓人產生類似的糾結。例如農民工，農閑在城里，農忙回鄉下，今天蓋樓，明天看門，后天流浪，實在是游移不定。所以，在很多年人的心目中，他們算不算“工人”是成問題的。因此，在討論“中國當代的工人階級”時，需要有道墻，只是墻別太高了，以方便腿兒長的進進出出。
近代中國產業工人的崛起
中國古代的商業經濟相對發達，有些產業具有相當的規模。例如鹽業就可以說是個支柱產業。200多年前，據當時一位縣太爺的觀察，在鹽場運水的挑夫就數以萬計。不過，關于這些工場的工人生活，歷代似乎并未留下太多的記錄。即使是在毛時代以后的幾十年里，中國經濟史的研究相當繁榮，工人階級狀況也不在聚光燈下。吸引學者尤其是大眾興趣的，還是資本家階級的“徽商”“晉商”之流，即這個時代人人都想成為的那類人的鼻祖。
西方資本主義從19世紀開始向中國的擴張，不但造就了中國革命，也造就了近代產業工人階級。近代產業工人階級與中國革命的關系很有意思。在中國革命的初期，“工人階級”基本上就像蘇聯飛機撒下的一張傳單，中國的共產主義知識分子拿著傳單上的畫像按圖索驥，尋找據說是中國革命的主要力量——“工人階級”。這個階級中國確實有，但由于規模太小，在中國近代的大舞臺上基本上屬于那種沒兩句臺詞的演員。但既然蘇俄道路上“工人階級”一馬當先走在頭里，中國革命也只好將工人階級奉為領導階級。中共早期的骨干或實干人物如毛澤東、劉少奇、鄧中夏、張國燾等人于是跑鐵路的跑鐵路，下煤礦的下煤礦，又是組織工會，又是發動罷工。在國共合作的北伐戰爭中，他們領導上海工人舉行了三次武裝起義。但在隨后的“四一二政變”中，蔣介石的部隊輕易解除了工人的武裝，還砍了許多共產黨員的腦袋。這是中共的第一次重大挫敗。挫敗之后，一些中共領袖緊緊攥著那張俄國傳單不放，對工業化的城市戀戀不舍，繼續在大城市里開會、串聯，撒傳單，貼標語，組織罷工，發動起義，以及東躲西藏。而另一些中共領袖如毛澤東等則轉變了思路，雖然他們嘴上須臾不離“工人階級”，但腳卻走向了廣闊無際的農村，把農民當成中國革命的主要力量，走了一條農村包圍城市的路線。實事求是地說，中國革命的社會基礎或主要依靠的力量并非工人階級。
工人階級的壯大
雖然中國革命的成功靠的不是工人階級，工人階級的真正壯大卻靠的是中國革命的成功。這個革命啟動了大規模的工業化，作為現代化核心內容的工業化的主體，工人階級在社會生活中地位顯赫。顯赫的地位落實在以下方面。第一，在物質利益上，國營企業職工享受了和官僚群體差不多的保障，也就是說工廠不會倒閉，工人不會失業，看病有本，理發有票??雖然名義上“工農”像連體嬰似的形影不離，農民就享受不到這些。第二，在生產關系中，由于企業的國家或集體所有制，職工和管理者之間并不存在雇傭與被雇傭的關系，“都是給國家干”的感覺縮短了二者在等級制中的距離。工人和管理者收入上的差距有，但跟今天一比，幾乎就是沒有。第三，中國的文化館系統在20世紀五六十年代的一項重要工作就是向工人普及文化藝術，經常組織中國最優秀的藝術家輔導工人中的文藝愛好者。可以想象，當一個工人哼著《卡門》中的詠嘆調換工作服時，他對自己在社會生活中的位置會是一種什么樣的感受。第四，工人的身份在入團、入黨、升學、就業等人生重要關口，都意味著更多的機會。例如入伍這個毛時代社會流動的黃金渠道，“出身不好”的子女是進不去的。最后，符號上，毛時代可謂鉤以工人，鑿以工人，一切宣傳機器，都給予工人階級最高的禮遇。符號上的最高禮遇，肯定是可以兌換其他實際好處的。不過有個兌換率，肯定是以多換少。舉個例子，那個年代的女子嫁人——我一直把女性的擇偶標準看做社會實際價值觀的最便捷指標——工人并不是首選，而是排在大學生、軍人、干部之后。
文革中有一個著名的口號是“工人階級必須領導一切”，聽著很唬人，好像國家大事真由他們說了算。其實在毛時代，除了官僚階級，文革前的舊官僚也好，文革中的新官僚也罷，中國沒有任何別的階級是領導階級。可以說，那個時代工人階級的地位，真的比現在高，但真的不如現在一些人想得那么高。
品嘗改革的苦澀
后毛時代也就是我們所說的“當代”，在最初歲月里，工人階級的物質生活是相當不錯的。他們的心情也比較輕松。最初改革所釋放的自由，他們嘗到了甜頭。
當時的改革在“增量”上做文章，即讓一些人更富而不是讓任何人更窮，讓一些人上去而不是讓任何人下去。但社會關系也是相對的，工人階級的社會地位相對于迅速躥升的知識階級在下跌。我上世紀80年代中結婚，妻子在企業工作。她的收入差不多是我在社科院收入的兩倍。她曾笑問我是否感覺不適。我真的沒感到任何不適，因為作為一個小知識分子，我的經濟地位雖是她的一半，社會地位很可能是她的兩倍。當時掙錢最多的，多是被人看不起的個體戶即最初的民間資產階級。在共產黨的意識形態排行榜上，“科學”這時成了“第一生產力”，知識分子升格為“工人階級的一部分”。知識分子對這次提升又滿意又不滿意：共產黨的好意他們當然明白，但“工人階級”的“前進帽”誰還稀罕戴呢?總之，他們是覺得，把自己擱工人階級里面，太讓工人階級占便宜了。
到了20世紀80年代末，部分工人開始嘗到改革的苦澀。紡織行業最先淪為“夕陽產業”，大面積經歷了關停并轉。我的在襪廠工作了二十年、將近四十歲的大姐也在“下崗”之列。她很快就被親戚介紹給從前的徒弟，在人家開的一個私人小公司里做雇員，收入比原來要多。然而，成為親戚的徒弟的下屬，這在她多少有點社會地位上的難堪。最早的下崗工人有相當比例不愿到私營部門再就業，想必與毛時代的企業職工身份以及自尊感有一定關系。我們家人，具體說也就是我和父親這兩位知識分子，當時雖然都為她的下崗感到難過，但同時又覺得這是中國改革需要付出的正當代價。
上世紀90年代到兩千年初，中國改革進入“攻堅階段”。在“下崗分流”“減員增效”“企業重組”的喧囂聲中，企業大規模倒閉，工人大規模下崗。往往一個國營企業倒閉的同時，一個生產同類產品的私營企業便轉世靈童般誕生，而老板則不是原來的書記廠長就是銷售科長。可以說，書記變老板，是中國改革的根本機制和主要動力之一。
在書記變老板的過程中，主流知識精英提供了一系列不但生動還特別生理的理論支持。其中最著名的要數張維迎教授的“吐痰”理論，其靈感來自飯館里的一種乞討行為：好好一桌酒席，被乞丐吐了口痰，敗興的客人離席而去，乞丐便成了接收大員。國有企業就相當于這樣一桌酒席，書記廠長先要想辦法把它搞得聲譽掃地，資不抵債(這事誰都會)，然后政府便依照張教授的另一個“冰棍理論”——反正吃也化，不吃放那兒也得化，還不如送個人情——把企業幾乎白送給書記廠長們去慢慢嘬。
書記廠長出身的老板把設備、廠房、土地嘬進肚里，幾口就把自己嘬到了中國財富金字塔的塔尖上;他們把工人吐了出來，吐向剛剛開工的社會保障體系。我曾創作過一部表現主義戲劇《我們走在大路上》，描畫了改革開放三十年里各類人群命運的起伏升沉，對這一時期的工人有段描述：
工人一：咱也鬧不清國外是不是真那樣：四十不到就讓回家，咱也鬧不清鐵飯碗是不是真該砸，反正我跟小孩他媽二十年來就沒請過事假。
工人二：咱也鬧不清那什么“現代企業制度”到底啥意思，廠子被他們幾個搞垮，一轉臉兒又成他們幾個的啦!
工人三：這一輩子的飯碗說砸就砸了，這一萬來塊錢兒工齡買斷費說光就光了，這一身毛病說來就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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