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國情結與慕強心理，“文化精英”的一體兩面

　　本周，印度難得做了一件人事，趁英王換人，向英國人追討殖民時代被掠奪文物。這其實是印度的傳統節目，印度每逢大事都要敲一敲英國，以一種受害者的姿態，強調下英國人的歷史責任，順便給自己塑造替廣大后發國家出頭的進步姿態。

　　印度人有自己的小九九，但包括英國在內，諸多西方大博物館收藏了大量異國文物，這又確實是一件具有象征意義的事情。

　　博物館是什么？博物館是文化斗爭的最前沿，善善惡惡，所展示的不僅是文化，藝術，一切文明的進步，也包括一切文明的沖突。這種沖突既有外部的，也有內部的。

　　過去，西方博物館會炫耀自己的第三世界戰利品，以此展示 自身文明的強大。而近些年來，又好像是在呼應西方文明的衰退，不時這些西方博物館就會爆出一些格外低級的重大文物事故，給外國人一點來自西方的震撼。

　　比如月初，美國的明尼阿波利斯藝術博物館為了追求展覽效果，就選擇不加防護的裸展，于是打壞了著名的商代青銅鸮尊。

　　這尊青銅鸮尊以可愛著稱，在國內外素來很有人氣，是民國時臭名昭著的文物販子盧芹齋販賣出國的。在中國人眼中，這是遠古的遺珍，近代的遺憾，一個民族光輝與苦難的共同載體。但如果站在西方的角度，這就是他們花錢買來的收藏品，早已經銀貨兩訖。無論怎樣寶貴的東方文物，其本質也是招攬人氣，彰顯博物館底蘊的一件道具。既然是道具，自然是拿來使用的，為了展示效果，冒些風險也理所當然。

　　這大約像石崇，王愷也一樣看重珊瑚樹，平時也會小心保護它們。但不會妨礙他們在炫耀時，通過打碎寶樹來顯示自己的豪富。

　　當霸權興起，列強的博物館向異域廣泛收集各種戰利品，這是新興帝國彰顯權力意志的體現。“從異國的礦石、標本，到文物殘片，不僅是探險贊助者的善意財力和參與組織的睿智，更不單純是大學教會和醫院的書齋研讀，大博物館是文明征服野蠻，民主真理勝過古老專制的象征”。

　　從大英博物館到紐約大都會博物館，異域戰利品是不可或缺的根本主題，其敘事從沒有發生過改變。在第三世界眼里，第一世界的繁榮是基于自己的血淚之上，而在第一世界的概念里，這是我五代家業，祖宗遺澤，豈容麻匪刁民覬覦。這些博物館，就像黃家碉樓，始終在強調第一世界和第三世界，過去現在，所存在的不可調和矛盾。

　　在這種矛盾遠未消失，且越發激烈的當下，西方大型博物館，自然也不會像某些人所宣稱的是人類文明共同遺產的避難所。這種單方面的宣稱，性質和印第安人保留地差不多，是一辱再辱。

　　但不可否認，經過漫長歲月的掠奪，在付出了千百倍于此文明遺存的毀滅后，歐美博物館中如今充斥著人類文明的精華所在。這些天然與人工的珍寶有著攝人心魄的魅力。

　　第三世界的知識分子，置身其中，并回顧自己那荒蕪落后的母國，尤其在面對非本國文物時，往往會不自覺地陶醉，乃至和第一世界發生共情，產生一種多虧了他們，我們才能領略如此美好的幸福感。

　　這種慕強便是被馴化的第一步。更有甚者，則是一些人在面對第一世界所展示的本國文物時，竟有了與有榮焉的光榮，乃至生出了要脫亞入歐的夢想。

　　這就是我們一開頭就說的，博物館是文化斗爭的最前沿。第一世界博物館和第三博物館，在保存文物的職能上或許有相似之處，但其承擔的任務，傳達的信息，則是截然相反的，絕不能混為一談。

　　如果那些掠奪者及其子孫后代，可以堂而皇之的展示贓物，并宣稱自己能代表全人類，以此為榮，以此蠱惑人心，那么，那些被掠奪，被侵略者的后代，便同樣有義務傳承其民族的苦難，追索先祖的遺產，并清算罪惡。這是世間最基本的公道，是文化領域的漫長斗爭。

　　然而在現實中，我們很容易就會注意到，至少在我國文化界，這種對立沖突并不激烈。實際上，我國的文化精英長期以來一般人之間似乎有一種隔閡。我國很多文化精英在時常會抑制不住地陶醉于西方的文明敘事中，就是那種在大英博物館流連忘返的存在。

　　差不多二十多年前，正是流行文化苦旅的年月。那時有個敦煌之問，當清末敦煌文物被發現時，外有列強掠奪，內有貪官自肥，只有一個王道士左支右拙。在國內實在難以保存，到國外不免一去不回，于是知識分子們設身處地，在功利與良知、現實與未來間彷徨無措，深感無能，嚎啕大哭起來。

　　這一哭，倒是哭出了中國舊式知識分子長期以來的尷尬。西方的侵略，也在事實上毀滅了舊知識分子對文化，思想的壟斷。西方對文物的掠奪還在其次，更重要的是，長期以來，文物所承載的文化被讀書人們看做是禁臠。如今這些舊知識，卻在西方的挑戰面前，不堪一擊，全面落后，毫無價值。這種精神和物質的雙重沖擊，形成了二千年未有之變，當然使國內的知識分子感到痛苦。

　　而在另一個尺度上，清廷和民國都不堪用，不足以抵御外辱。知識分子可以咸與維新，但對于新中國為代表的，廣泛聯合中下層民眾的革命，內心其實是拒絕的。因為社會主義也好，工業建設也好，都在打破知識的有限性，使文化向下走。這是要從根子上打破對文化的壟斷，是刨祖墳和斷子孫飯。

　　包括博物館，科普，文化藝術這些傳統的屬于文化精英所獨享的領域，都要逐步讓渡給一般人，并引導普羅大眾深入了解其中的奧秘與樂趣。但離開這些領域，那些舊式知識分子又該寄身何處？舊式的文化精英，其地位正來自對傳統文化的壟斷。而在新中國所代表的社會主義革命中，他們和普通人的上下關系則顛倒過來了。

　　異族入侵使自己所擁有的一切變得毫無意義，就像美洲殖民者對瑪雅，印第安人所做過的那樣，這種基本的生存危機，當然很可怕。所以，稍有良知骨氣的舊知識分子也會被動的參與到民族救亡中去。但隨著新民主主義的勝利，這種危險已經消失了。自新中國建立以來，舊式文化精英和大眾之間的矛盾就出現了。

　　正由于生存危機的消滅，新中國的存在使一些保守的文化人們有了一種可以做清客的余裕。原本作為敵人的外國侵略者，反而成為了一種天然盟友。不知不覺間，他們的主要矛頭就對內了。

　　實際上，中國社會的不斷發展，對這些舊式知識分子是一種逐漸擠出。中國的現代化與工業化越成功，他們越不適應。因為拒絕交出文化主導權，而不肯向下兼容的文化階層，自然也不具備和社會共同進步的能力，也難以實現自我的現代化改造。他們自身不具備現代化的能力，他們用來抗衡現代化的手段，就只能是依附于強勢的西方，以挾洋自重的態勢來，靠外國人提供的一套現代化表述來維持一種落后。而這種依附于外國假進步真落后，也是為西方所樂見的。

　　類似于20世紀末，包括像敦煌之問之類的大歷史背景是，是當時港臺，甚至日韓新都處于經濟上的強勢地位，有一種爭正統的野心，試圖把自己打扮為保存了舊中國文化精華，并適應現代的中文世界正統。由此加強自己在中國問題上的發言權，甚至以此作為對華干涉，乃至顛覆的工具。

　　具備諷刺意義的是，中國文物空前浩劫的一個歷史階段，恰恰是八九十年代。由于西方和港臺等地旺盛的文物需求，促生了結合現代技術手段和充沛人力，從傳統古物，到珍貴動植物樣本，前所未有的大盜掘，大收刮，大販賣，其深度和廣度，造成的破壞，都是歷代所未見。這無疑又一次充滿證明了，落后國家的苦難正是來自第一世界的掠奪。

　　而在這個時期，面對浩劫，許多知識分子卻不再抱著敦煌之哭的態度，反而搖動腰肢，努力靠近苦難的始作俑者。在巨大外壓下，社會動蕩，他們在歡欣喜悅中動搖，自覺或不自覺充當了外國勢力的吹鼓手。很多知識分子濃重的所謂民國情結，大師情結，就產生于這樣一個歷史時期。

　　陳丹青：民國無非想做兩件事情，一是強國，一是立人。強國這件事情上，民國看到共和國，那是羞愧難言，比衛星、比核武器，沒法比，可是在立人這一塊，我相信共和國一直到今天的人，看到民國還是很羞愧，要論做人的堂堂正正，敢作敢當，我們在民國人面前根本沒有資格說，全是奴才，我在所有大學看到都是奴才，當然我本人是資深奴才，這是民國人完全看不懂的東西。

　　一方面他們處于一種東食西宿的尷尬地位，對拉他們一把，給他們許多榮譽好處的第一世界是心懷夢想的。但一方面，他們中的聰明人很快意識到，自己的價值正在于能在國內起到一種代理人作用，真要投奔欣賞西方，反而失去了根基，也就是失去了價值。而像民國那樣，可以從容的在東西方游走，輕松的挾洋自重，自然成了某些人的夢想。民國所賦予的自由，不是學術上的自由，其實是賣身的自由。

　　民國情結與慕強心理，實際上就是這些“文化精英”的一體兩面，這其中典型的例子就是陳丹青對民國的吹捧和在美國的遭遇。所以，實際上無法和中國做出切割的他們，其使命就只剩下守住一畝三分地，在內外間徘徊，努力阻止文化陣地落到普羅大眾手上。

　　與此同時，西方社會日益表現出上層精英和下層大眾的隔絕。文化創作與精英間的利益交換深度捆綁，完全脫離大眾的天價藝術品，展示了文化人怎么通過扮演搧客，不用太辛苦就能實現名利雙收。

　　這種脫離生產創作，而單純通過壟斷文化解釋權，就能帶來巨大利益的新套路，無疑對許多那個時代的文化人具備巨大吸引力。相反他們對新中國革命敘事中，社會主義所代表的社會平等，共同進步，是深惡痛絕的，對一個上升期社會不斷要求的技術創新與進步，又是難以跟上的。

　　所以，在國內博物館等科普領域，我國的文化精英，對大眾領域的傳播往往不上心，實際上也力不從心。相反，他們在所謂的“文化啟蒙”上很熱心。但以他們的能力又不能組織適應現代化的理論和語言，只能借用西方的話術，而當西方話術隨西方自身的衰退而逐步破滅，就只能依靠單純的抱團，盡量把持文化，尤其是傳統文化的解釋權和支配權，通過內部繁殖來維持壟斷地位，失去了起碼的進步性。

　　以博物館為代表的人文科普領域，是一個典型的工業化社會象征，是面對大眾的文化窗口。它在對外斗爭的同時，又承擔著對內動員的使命。而顯然，我們在這個領域，兩種工作都做的很不夠。

　　我國當然是一個比印度更成功的現代化國家，但在文化領域的新舊交替卻長期滯后于社會發展，以至于嚴重影響了本國文化產業的發展，甚至造成了社會撕裂。在這樣一個社會環境距離變化，文化迅速迭代的歷史時期，舊知識分子對文化領域的壟斷應該到了要清理，結束的時候。

　　隨著中國社會的全面發展，和建國初的一窮二白相比，整個社會的教育和文化認知水平，如今已經有了翻天地覆的變化。和一切工業化社會一樣，我們早已擺脫了那種匱乏的狀態，而更多苦惱于眼花繚亂的新事物中，哪些才是更有價值的。

　　國內文化產業日益表現出民間的勃勃生機和舊體制的暮氣沉沉。舊知識分子所具備的文化價值已經消亡殆盡，反而成了新時期文化發展的障礙。隨著自身的腐蝕，他們已經成為一種為存在而存在的存在。他們不再具備自我更新的能力，甚至已經不具備傳承的能力，只是在不斷銹蝕窒息所壟斷的領域。

　　這樣一種大古董，在時代的沖擊下，已經到了該送進歷史的博物館的時候，而不能指望其再能發揮什么作用。只有擺脫了這種舊時代的殘留，才能為新時代的繼承者開拓出道路，從而繼往開來，發揚并建設新時期的中國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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