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7年,作為奧運會指定豬肉供應商的某食物公司集團,在秘密的地點飼養生豬,保證食物中不會有殘留抗生素和類固醇,確保運動員通過興奮劑檢測。
這個做法無疑令人鼓舞,公平競爭的奧運精神將不會因食物安全問題而籠罩陰影。然而,這從另一角度說明了現代飼料中可能含有對人體不利的成分。國民不是奧運會運動員,他們的身體不需要經過興奮劑檢測。但是,人們的日常食品安全問題就該忽視嗎?
盡管此事已經過去了16年,然而事件反應的問題直到今天似乎改觀不大。某集團是在秘密的地點養豬,為的是避免市場競爭和保證商業利潤。可誰來為國民生產放心有機食品呢?為了保證廣大人民健康素質大幅度提高,國家應當鼓勵在公開的地方,采取公眾監督的做法,尊重動物的生物學規律,用生態的辦法養殖。這樣做既保護了生態環境,又保障了食品安全,還節約了大量的糧食,等于糧食增產。
僅以草原養雞為例說明這個問題。我國有各類草地60億畝,是農田的3.3倍,但其產草量只有3億噸,是農田生物產量(4.8億噸糧食和6.3億噸秸稈)的27%。可以看出,草原的優勢是空間大,產量低;農田的優勢是產量高,而空間小。養殖是利用空間而消耗糧食,種植是生產糧食而需集約化管理。在養殖方面,空間也是一種資源。在農區養殖,因為空間昂貴,農民只有加速動物們的生育周期,拿時間來換空間,糞便還會嚴重污染環境。
目前國民年消費雞47億只,但以農區養殖為主。集約化的養殖將120-150天左右的“長大成雞”時間縮短到45天,雞飼料里含有大量飼料添加劑和藥物。而在喂養過程中,農民們怕死雞還不停地給雞喂藥。
因為縮短了生理周期,且農區養殖缺少天然食物來源,在農區養雞完全是用糧食換肉,每2-3斤(散養是5-6斤糧)糧換1斤肉。我國每年有2.4億噸糧食是作為飼料消耗了。如果我們能夠將雞從農區“牢籠里”釋放到草原、林下等有天然食物(昆蟲、草籽、樹籽、草葉等等)的地方,則我們可以實現從動物嘴里奪糧,實現現代版的“向草原要糧”。
上世紀50年以來,曾發生過幾度開墾草原浪潮,進行粗放的耕作經營。“文革”期間,又在“以糧為綱”、“牧民不吃虧心糧”的政策指導下,變本加厲地“向草原要糧”,僅內蒙古就開墾草原93.3萬公頃。那么人們要了多少糧食呢?由于靠天吃飯,加上干旱、風沙大、養分貧瘠,產量很低,有的地方連種子都收不回來。向草原要糧的嚴重后果是草原退化,直接誘發了沙塵暴等生態災難。
有一年,筆者小組曾在內蒙古正藍旗用生態辦法飼養了5萬只蛋雞;在山東省平邑縣豐產林下飼養了2000只草雞。初步結果表明,在山東散養每長1斤肉需耗糧6斤左右,而在草原上放養,由于食物充足,消耗糧食在3-4斤之間。解剖結果顯示,草原雞胃里玉米粒僅占三分之一左右,其余部分是雞在草原上采來的。
就按最保守的“生態養雞可節約三分之一糧食”計算,如果我們實現了“禽北上”草原,或讓雞進入林下自由覓食,那么,全國僅從雞嘴里就可奪食329億公斤(以草雞3.5斤計算),相當于全國糧食產量在現有的基礎上增產6.8%。很顯然,這些增加的“糧食”是雞從草原上自由覓食來的,而不是人類開荒“墾”出來的。農區就遠沒有這個優勢。草原之所以具備這個優勢,是因為那里有的是空間,有的是資源,有足夠的時間供雞生長。
從空間上看,全國1/3只雞進入草原,那么每只雞可享受的空間是3.85畝(2568平方米),而“工廠化”養雞的空間是0.1~0.12平方米,只有喂什么吃什么。近4畝的草原生態空間,加上大量的草籽和昆蟲,即使一點糧食不喂,養活一只雞是根本沒有問題的,對草原根本不會造成危害。
草原生態養雞的最大收獲在于為牧民增收。目前,由于草原退化,牧業收入每畝不足10元,即使每畝散養10只雞(需要補充少量糧食),凈收入也可以實現200元/畝,草原升值10倍。養雞后的草原,由于糞便直接回到草原,避免因每年打草造成的養分損失。既不產生污染,又有效地控制了草原蟲害,并使草原生產潛力提高。牧民打草或者利用現代技術加工成“面包草”,實現牲畜冬季吃“鮮草”,那么草原的潛力還可繼續提高。上述“替代產業”的實施,可使國家免除草原退化引起的沙塵暴之患。
困惑國家禽類食品安全問題可迎刃而解。在草原養雞,由于生態環境優良,喂養的是純糧食,不需要任何添加劑,雞們基本上不生病。我們的試驗表明,草原養雞除了常規的免疫,根本不需要喂養藥物。這樣的話,國民吃的雞肉就和奧運運動員們所吃的一樣放心,社會得以和諧平等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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