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四中的春季舞會，究竟反映了什么？

　　這位京爺的傲慢躍然紙上，仿佛在說這種生活才是“現代生活”，不正常的是其他人。然而任憑任意一位生活在塞里斯的人都能感性認識后浪們的“現代生活”是建筑在什么地基之上的。這里我們一步一步的來闡述這個問題：

　　北京四中的春季舞會，究竟反映了什么？

　　這樣問太寬泛了，于是我們把問題關鍵詞提取一下：

　　北京四中是什么？它僅僅只是一個辦的好的中學嗎？或者更進一步，學校僅僅只是一個“教書育人”的場所嗎？

　　所以，比如表面上純粹屬于學校的對等級的崇拜，在學校里的等級——不管是學位、稱號的等級還是學校、專業的等級——直從它們試圖再生產（取該詞的雙重含義）的社會等級中得到某些東西的情況下，總是有助于保護社會等級并促進它的合法化。因此，應當問一問，留給教育系統的，不顧比如經濟系統最明確的要求而使自己的要求和等級占上風的自由，是否是對它的一些隱蔽性服務的補償。它通過掩飾以技術選擇為外衣的社會選擇，通過利用把社會等級變為學校等級從而使社會等級的再生產合法化，為某些階級提供了這種服務。——《再生產》布爾迪厄

　　這段話看起來比較抽象，有必要對它進行解釋。學校并非單純的行使教育，學校是占有統治地位的意識形態國家機器，而學校中的教育是服務于階級再生產的工具。這是易于理解的。回想一下我們在初高中階段學習的語文知識，要么直接的給我們灌輸統治階級的意識形態：富強  民主 文明……愛國  敬業 誠信 友善；要么間接的灌輸：“茍利國家生死以，豈因禍福避趨之”，“我勸天公重抖擻，不拘一格降人才”，以及小說散文作文等等。這種通過在教育內容上做意識形態灌輸的是一種方式，還有一種意識形態灌輸的方式則是在教育方法上。例如：考試排名，不管自己在學校學什么內容都會排名。不僅僅是總分排名，單科也排名，甚至還有什么所謂的“語數外三科排名”“理科綜合排名”“文科綜合排名”。而且無時無刻不在排名，小測排名，月考排名，期中考期末考排名，甚至以為上大學了可以輕松一會，結果有績點。大量的排名使得不僅僅是學生遵循著這種制度，老師也同樣受其影響。例如，筆者的真實經歷：筆者問筆者的數學老師兼班主任老陳（下文均如此稱呼）一道導數壓軸題，老陳非但不解釋，反而責備筆者整天研究難題，不如把簡單題弄熟練，可以多拿幾分（筆者）。這種排名客觀反映的是一種等級制度，它與資本主義經濟制度上的等級制密切相關（關于這點，筆者在此不展開詳細論述）。

　　經過了這些論述，我們明白了學校的教育無非是在特定場所進行階級再生產的工具。然而要進行階級再生產，教育就不可能是某種幻想意義上的“機會平等”的機制，而是一整套關于階級再生產的機制，學校也不可能在資源分布上“平均”。例如，在初中學校我們可以聽到“中考相對公平”，在高中學校我們往往可以聽到“高考已經是最公平的了”這樣的話，然而即便如此，河南高考可以和北京高考同一而論嗎？以及中考的“五五分流”，高考中的985211一本之類的分類，難道不是在強制性的淘汰人，以達到使不同人出現階級劃分的目的嗎？既然如此，便有必要了解這套機制是如何運作的：

　　學校接納了各個階級的學齡兒童，在以后的若干年里（這是兒童在家庭國家機器和教育的國家機器的雙重擠壓下最“易受傷害”的幾年），它無論使用新方法還是舊方法，都在反復向他們灌輸一定量的、用占統治地位的意識形態包裹著的“本領”（法文、算術、自然史、科學、文學），或者干脆就是純粹狀態的占統治地位的意識形態（倫理學、公民教育和哲學）。到大約十六歲時，大批孩子就被趕“到生產中來”，成為工人和小農。另一部分經過學校篩選的年輕人繼續學業，好歹多學幾年，直到中途落伍，充當中小技術員、白領工人、中小行政人員以及形形色色的小資產者。最后一部分達到頂點，或者成為半雇傭型的知識分子，或者作為“集體勞動者的知識分子”，充當剝削的當事人（資本家、經理）和鎮壓的實施者（軍人、警察、政客、行政官員等等）以及職業的意識形態家（各式各樣的神父，可以確信其中大多數都是“俗人”）。

　　沿途被趕出來的每一批人，實際上都被提供了與他們在階級社會必須充當的角色相適應的意識形態：被剝削者的角色需要“高度發達的”“職業的”、“倫理的”、“公民的”、“民族的”和非政治的意識；剝削的當事人的角色需要一種向工人發號施令和對他們講話的“人際關系”的能力，鎮壓的當事人的角色需要有發號施令和強迫“無條件”服從的能力，或是玩弄政治領袖的修辭術進行煽動的能力），而職業的意識形態家的角色則需要一種帶著尊重（即帶著恰如其分的輕蔑、敲詐和煽動）去影響人們意識的能力，以大談道德、德性、“超越”、民族和法國的世界地位之類的論調。

　　當然，許多這些相反相成的德性（一方面是謙遜節制、聽天由命、溫良順從，另一方面是玩世不恭、輕蔑、傲慢、狂妄、自負乃至巧言令色和狡詐），也會在家庭、教會、軍隊、圣經、電影里，甚至足球場上傳授。但是，在資本主義社會形態中，沒有任何別的意識形態國家機器能夠有全體兒童每周五、六天，每天八小時來充當義務的（尤其還是自由的）聽眾。

　　但是，正是通過在這個學徒期學習由大量灌輸的統治階級意識形態包裹起來的各種本領，資本主義社會形態的生產關系（即被剝削者對剝削者和剝削者對被剝削者的關系）才被大規模地再生產出來。造成資本主義制度賴以生存的這個結果的機制，自然被一種普遍盛行的關于學校的意識形態掩蓋和隱瞞了。之所以普遍盛行，是因為它就是占統治地位的資產階級意識形態的根本形式之一：這種意識形態把學校表述為清除了意識形態影響的中立環境（因為它是……世俗的）。在那兒，“家長”（他們是自由的，因為他們是孩子的擁有者）把孩子（滿懷信心地）托付給教師，而這些尊重孩子“良知”和“自由”的教師們，以自身的榜樣，運用知識、文學和“讓他們獲得解放的”德性，為孩子們開辟了通向成年人的自由、道德和責任感的道路。

　　——阿爾都塞《意識形態和意識形態國家機器》

　　上述即為阿爾都塞的論述，筆者個人認為是比較清楚的。在這里需要重復強調幾點。1.資產階級需要的是懂得一定技術的講資產階級倫理道德的自由奴隸。譬如舊社會的農民目不識丁，他們不懂得技術（也沒有現在普及的義務教育），自然不能操縱機器，地主也就無法通過農民操縱機器攫取他們的剩余價值。而像罷工的工人，他們并不遵守資產階級倫理道德（給了工錢就要工作，不能損壞資本家的私有財產如機器），這樣一來資本家也無法通過這些工人來攫取剩余價值。2.學校并非一個中立客觀的場所，它充斥著統治階級的意識形態。這一點筆者已經在之前論述過了。

　　有一點需要額外注意的是：學校的淘汰機制為什么可以奏效？或者說學生在學校中真的是完全憑借自己的能力去爭取自己的階級地位？當然不是，只需思考一下以下的圖景（此段有娛樂成分，事實上北京貧富差距亦是巨大的，不可當真）：

　　京爺上幼兒園是與別處不同的，小鎮做題家們還在鄉下玩泥巴的時候，京爺就隨著正黃旗爹媽的意上英語啟蒙班了。京爺上小學的時候，班上都是京哥京姐，大伙都是正黃旗爹媽從二三十套學區房中選了一套來入學的，能成為同學，也是緣分。而小鎮做題家們還在上鄉鎮小學，回來要給生病的媽媽做飯。京爺小學畢業了，學閥叔叔在指導京爺做《基于鴻蒙的app開發》，上高中叔叔告訴他之后走競賽路線，以后只要上個一本，有個成果便可以去叔叔同事那做科研。而小鎮做題家正在聽班主任說他最討厭學生玩手機和談戀愛，現在就應該好好學習，高考考個好學校。京爺很有出息，直接考到了北大，上大學后由于之前有科研成果，于是直接出國做交換生，繼續去國外讀研，在博士期間發了兩篇nature，博后回到北大任教。而小鎮做題家也聽從了老師的勸導，高中拼命刷題，最后上了個雙非一本，爸媽聽到這個消息高興壞了，連忙大擺升學宴，逢人就說自己的孩子有出息了，小鎮做題家在選專業的時候想到自己高中便對化學感興趣，于是選了化學，在本科畢業后毅然考研計算機，最后由于計算機太卷失敗，于是回到老家應聘了一名初中化學老師。

　　這里可以清楚的看到，所謂的憑借學生的個人能力來爭取自身的階級地位是完全的謊言，它不過是資產階級用于迷惑無產階級的話術。階級的再生產以家庭為起點，遍布了整個教育過程：從啟蒙教育到師資力量與學區房，再從發展視野到同輩的朋友圈子，這種再生產伴隨著下一代教育的每一個階段，教育在一場場“機會平等”的學業考試中將自己的起源隱匿，最終在“能力以外的資本為零”中，這種“平等”得到徹底的實現。

　　回到開頭，京爺無時無刻不在表達他的“現代生活”是“正常的”。他們不能理解我們的憤怒，既然如此，筆者便只好分析他那“正常的現代生活”了。（該死，前面說了不打算詳論述這方面的，現在來看不得不論述了）

　　以高考為例，我們可以很清楚的看到，地域上的差異是十分顯著的。這種地域差異不僅是不同省份之間的高考名額，而且在同一省份，省會城市教育水平對于周邊城市的教育水平往往是壓倒性的。拿湖北來說，武漢有幾乎全國頂尖的華師一附中，還有在省內頂尖的武漢二中，武漢外國語等等。而其他地方往往只有一個省重點高中較強，更不用和華師一附中比了。而且，教育資源較好的地方通常是經濟較好的。省會城市更是有對周邊城市的虹吸效應（即吸收周邊城市的勞動力），這些被虹吸而來的勞動力同當地的無產階級一起，在勞動的過程中被當地勛貴或直接或間接的攫取了剩余價值（比如有二十套房的包租婆，她便可以完全躺著收錢）。于是，當地勛貴自然有能力去筑建他們后代的“正常現代生活”。他們的后代在教育資源優渥的學校里互相認識，而無產階級的后代則在教育貧乏的鄉鎮高中里互相認識。至此，學校已經完成了統治階級需要的階級再生產。或許會有個別人可以打破父母所處的階級，可是對于整個無產階級而言，那又怎么樣呢？

　　最后，需要指出的是，我們所需要消滅的不僅僅是無產階級教育的貧乏，也就是像大部分經歷過高中的同學所經歷的那樣，同樣要消滅資產階級所謂的“正常的教育”。這是因為：恰恰是通過所謂“正常的教育”，再生產出了大部分的接受“不正常教育”的無產者和極少量接受“正常的教育”的勛貴們。不消滅你們的正常，如何讓那些和你們相比“不正常的”人們不再過這樣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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