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情感回歸的必由路徑
新加坡南洋出版社社長 戰略與咨詢專家 董玉振博士
最近中國國慶節前后，中央政府駐港代表機構中聯辦的多位官員下到基層，走訪漁民、科技創業青年、中企義診及籠屋住戶。在港引起非常積極的回響。這是香港回歸后，中聯辦官員首次高調密集地訪民問苦。媒體及各界已經對這次活動進行了各類解讀和評論。筆者卻由此看到香港自回歸之后，真正在推動港人情感回歸的正確轉軌。
自回歸二十多年來，中央駐港官員長期與商界精英和各社團代表保持密切來往，與草根階層的接觸則嚴重不足。香港回歸后本來該積極推動的民心的回歸工作長期以來被精英主義行政風格所忽視，給外國敵對勢力創造了亂港的土壤。從第23條立法遲遲難以促成，到“占中”，再到“修例風波”，借助于國外勢力的推動，最終成為禍害香港的嚴重社會動蕩，給香港社會和國際金融中心地位造成了巨大的傷害。
這么多年來，筆者眼看著香港走偏而徒呼奈何，因為走偏的遠遠不止一個局部的香港。過去三十多年來，在“效益優先，兼顧公平”的原則下，精英主義思潮在各方面都泛濫成災，在這樣的大環境下，指望中聯辦這樣的機構能夠成為例外，并發揮政策引導和與各界民眾（尤其是草根階層）思想溝通的橋梁就變得不切實際。香港回歸后看到的是商界如李嘉誠、演藝界如成龍等人頻繁穿梭于京港，而底層民眾在官方媒體和政治敘事中則長期缺位。雖然香港籠屋惡劣的居住環境曾經于1990年代引起聯合國人權委員會的批評，但回歸后，面對同胞如此有失尊嚴的惡劣居住條件，作為中央政府代表機構的中聯辦何曾有過高度的關注？我們難道不應該比聯合國更加關注回歸同胞的尊嚴和民生嗎？
很顯然，這是一個不健康的回歸過程。
在六七十年代，香港愛國之士和廣泛聯絡廣大民眾的左派力量，反而更好地保持著和內地的情感和思想聯絡。這其中也包括被一些人詬病的文革期間的香港文革。改革開放以后，香港是內地對世界開放的初期橋梁和招商引資的重點區域，香港商界自然成為各級政府的座上賓。自《中英聯合聲明》簽署，中英展開香港回歸談判進程起，香港左派力量逐漸式微，國家從穩定投資信心的角度考慮，則將一大批商界領袖納入到各類政治團體和顧問機構中，這一重精英輕基層的政治操作慣性一直持續下來，為后來香港社會的動蕩積累了火藥。
2019年修例風波發生后，很多朋友希望我幫忙分析一下。筆者看透其中的背景要素，這類分析是無法成文的，因為批評包括中聯辦在內的中央駐港機構的文章是很容易被和諧的。看到那么多分析美國如何在港操縱顏色革命的外因，看到那么多青年才俊走向國家的對立面，作為幾十年來一直關注國家和民族各項事務的知識分子，要說我對香港的政局不難過是不現實的。之后在朋友們不斷的詢問督促下，還是忍不住冒著微信被封的風險在微信朋友圈發泄了一通：
超出我意外的是，這段文字被網友們截屏后廣泛轉發。也讓我意外的是，微信居然沒有和諧掉。
該帖子出來后不久，香港中聯辦主任換帥為駱惠寧。自然，在那個敏感時期的臨陣換帥，我相信中央一定有著治港思路上的反省和轉變。
今年國慶前后以駱惠寧為代表的中聯辦多位官員開始走進基層，并稱這將是制度化的安排，筆者對此是欣慰的。不能不幻想：香港回歸之日起就能夠密切關注底層民生，讓回歸后香港草根階層能切身感受到中央的溫暖該有多好！
群眾路線是中共的三大法寶之一。與群眾建立密切的血肉聯系本來就是執政黨的強項，并有著豐富的政治經驗，即便在“一國兩制”的制度安排下，中央駐港機構和民眾建立密切聯系并不是干預香港事務，與“兩制”并不矛盾；中央也擁有權利和責任去體察生活在任何地方中國公民的疾苦冷暖，這不是行政干預，但這是比行政干預更高的政治——民心。
這是從香港回歸第一天都該做的，但遲至今日方得啟動。欣慰的是，總算啟動了。
只會批評而沒有一謀一計者，他的批評沒有多大價值。但我經常提建議的批評，也一樣不太受歡迎，我的文章被和諧無數，我對此有自知之明，我對共產黨歷史辯護的書一樣是被封殺打擊的對象。但我還是要說：中共，這個我出國前曾經參與的政黨，任何時候如果丟掉或松懈掉三大法寶，都將讓自身和國家付出慘重的代價。回歸初心，首要地就是要把群眾路線撿起來，用起來！無論在內地，還是在港澳，甚至未來在臺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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