紅色收藏家金鐵華

　　作者：韓紀民（原解放軍《總后勤部后勤雜志社》主編）

　　金鐵華，北京市人，滿族、共和國同齡人，中共黨員，中國收藏家協會會員。他個頭不高，頭發花白，濃眉大眼，嗓門洪亮，舉手投足間盡顯老北京人的厚道和義氣。作為一名普通的少數民族黨員干部，他的紅色收藏之路，平凡中顯現高尚，付出中透出真誠，默默耕耘中閃爍理性之光。他毫無利己之心，費盡心血和財力，搶救黨和人民的紅色遺存物，一步一個腳印，放飛人生夢想。

　　紅色收藏最需要“愛”

　　有位著名收藏家說：想成為收藏家要具備兩個條件：一是有“財”。二是有“才”。而金鐵華卻說：“這話有道理，但不全對。收藏，特別是紅色收藏，最重要的是發自內心深處的愛!”

　　世界上沒有無緣無故的愛，也沒有無緣無故的恨。老金酷愛紅色收藏，源于濃濃的報恩情結。老北京有句俗話：“天下絹花出北京，北京絹花出花市”。老金就是居住在北京花市大街、著名特種工藝品絹花制作大師“花兒金”的兒子。“花兒金”本名金玉林，是上世紀50年代中國美術家協會會員，北京市政協一至四屆委員，北京崇文區一至五屆人大代表，市級勞模、優秀共產黨員。上世紀 60年代北京北海團城舉辦絹花展。金玉林制作的絹花嬌艷欲滴、光彩四溢，真假難辨。朱德元帥蒞臨參觀，望著與怒放的真花無異的絹花，大為驚異，不禁當場揮毫，寫下“拍案驚奇”四個大字。

　　大清亡于民國，人們瞧不起滿族，那時老金家對外從不敢稱“旗人”，“花兒金”的一手絹花絕活自然得不到施展。1949年，地辟天開，新中國成立，“花兒金”枯木逢春有了用武之地。1954年他帶頭入社，由他領軍的北京絹花廠是全國絹花行業的標桿。每年國慶節游行，都有他設計的大型絹花花車引人注目地駛過天安門廣場。孩子們高呼著“毛主席萬歲”“共產黨萬歲”涌向天安門城樓，手中揮舞的五彩繽紛的絹花就是北京絹花廠制作的。絹花，當時出口量很大，暢銷世界50多個國家和地區，為經濟困難的祖國換取了急需的大量外匯。“花兒金”的工資國家定為240多元，相當于高干和高級教授的工資。老金說：我父親最懂感恩，幾次搬家，家里正廳上一直懸掛毛主席和朱總司令的像。雖然“文革”中遭造反派嚴酷批斗，但他臨終前要求九個子女做到的，仍是愛黨、愛國、感恩、奉獻。“這八個字我一直銘刻在心，這也是我搞紅色收藏的不變初心。”

　　金鐵華10歲開始集郵。有一次在東華門集郵門市部，恰逢一個也酷愛集郵的小“老外”，只見他手中搖晃著印有毛主席像的德意志民主共和國發行的郵票，四處找人交換。金鐵華如見“珍寶”，一溜小跑跑回家，翻箱倒柜，找出珍藏的菊花、月季花郵票，趕回來連說帶比劃，跟小“老外”互換郵票。這是金鐵華的第一筆紅色收藏。

　　上世紀90年代后，潘家園市場、報國寺市場相繼開放，紅色物件如雨后春筍般一下子從地下冒了出來，高興得老金兩眼放光，一有空就跑市場淘寶。他把夫妻倆的工資除了安排必須的生活開銷，全部用于紅色收藏。后來年紀大了，跑不動了，就從網上淘寶。幾十年的光陰，老金的紅色收藏漸漸有了名氣：

　　2002年初，老金的事跡登上《勞動午報》(原《北京工人報》)，是我國首位被官方媒體冠名的紅色收藏家。近二十年來，《人民日報》《北京日報》《北京晚報》《解放軍報》《新華每日電訊》《作家文摘報》《中央電視臺》《北京電視臺》及香港鳳凰電視臺等眾多媒體，陸續報道了他的紅色收藏之旅。2010年，北京市崇文區政府為他提供場地，創辦了全國第一個政府與個人合辦的紅色收藏展館。香港媒體，美國、加拿大中文報紙，俄羅斯國家電視一臺等也紛紛進行報道，稱他是毛澤東的忠實擁躉。2010年10月28日，老金被冠以民間紅色收藏家之稱并配照片榮登《人民日報》。2011年9月, 在建黨90周年、共和國成立62周年之際，老金應邀赴香港參加為期22天的主題為“輝煌歲月建國物品珍藏展”。他帶去上百件與毛澤東和建黨、抗戰有關的珍藏，一時在港引起轟動。

　　“紅色寶貝”價值連城

　　老金搞紅色收藏幾十年，藏品不下兩萬余件。他常說：“做紅色收藏一要有量，二要有精品。”比如他收藏的偉人藏品就有：我國第一件紅色藏品——1915年陳獨秀在《青年雜志》創刊時發表的《敬告青年》一文;1917年，毛澤東最早發表的著作《體育之研究》;毛澤東主編的1919年7月24日的《湘江評論》;1920年李大釗主辦的《少年中國》雜志;1945年出版的毛澤東《論聯合政府》單行本;1957年毛澤東以個人名義發給蘇聯元帥伏羅希洛夫的請柬;毛澤東用過的硯臺和毛筆;幾件著名中外人士寫給毛澤東的私人信件;等等。老金說：收藏偉人藏品，讓我好似和偉人跨時空對話，更能感受偉人的思想和魅力，激勵我砥礪前行。

　　具有重大史料價值的還有老金收藏的《國難日志》。日志以當時的原始資料有力地證明了我國的抗日戰爭不是8年，而是14年。過去通常說法是“抗戰八年”。目前發現和出版的中國抗戰史料，披露的也大都是1937年以后日軍侵華罪行，對于日軍在“九一八事變”中所犯罪行的原始史料卻是空白。日志發表于1931年11月8日的《時事周報》，16開共16頁，作者署名劉啟明。發黃的紙頁詳細記載著1931年9月18日到10月31日，共45天的時事動態和日軍燒殺搶掠的暴行?！秶y日志》開篇即寫到：“日本九月十八日夜十一時許，用炸藥轟炸南滿鐵路長春路柳河鐵橋，十九日午前六時占我沈陽，是日陸續將東省各要隘，及各鐵路，先后占據，此乃國家空前之奇恥大辱，吾將經過事跡，逐日志其梗概，命曰《國難日志》，俾我同胞永遠勿忘。”日志作者不排除用的是化名。但不論是否為真名，肯定是一位愛國志士。這個日志遠遠超越一些手抄日志的價值，它填補了我國抗戰史料的一項空白。早在1945年4月24日，毛主席的《論聯合政府》一文就指出：“中國人民的抗日戰爭，是在曲折的道路上發展起來的。這個戰爭，還是在一九三一年就開始了。一九三一年九月十八日，日本侵略者占領沈陽，幾個月內，就把東三省占領了。”毛主席在這里明確指出我國的抗戰始于1931年，《國難日志》為此提供了有力佐證。除了《國難日志》以外，老金還收藏有1928年、1929年日軍侵華重要罪證《田中奏折》的相關資料;制造于“昭和六年”的日軍炮彈殼等歷史實物等。這些珍貴的藏品歷經時代風雨，堅守真誠，默默地向人們展示著我國真實的可歌可泣的抗戰史和人民戰爭史。

　　再比如老金收藏的“抗戰日記”，經專家鑒定具有重大文史價值。上世紀80年代，老金在北京潘家園舊貨市場，用30元偶然淘到兩個用塑料紙包裹著的筆記本，打開一看是當年新華日報創刊及創刊三周年印制的紀念性日記本，紙頁已發黃。日記本分1942年和1943年的兩本。日記本的主人叫“郭渭”。從日記看，作者經常能見到劉伯承、鄧小平等領導人，還有作者在戰火紛飛中戀愛、結婚的經歷。老金說：“日記中流露出的革命豪情、同志親情、夫妻愛情常常感動得我不能自已”。但最珍貴的當屬1942年的筆記本。這年2月1日，郭渭通過收聽延安廣播電臺的廣播，記錄了毛主席“整頓黨的作風”的報告;2月8日又記錄了毛主席“反對黨八股”的報告。原來，毛主席極具演說天才。重要講話他通常也只列個提綱，然后洋洋灑灑，即興發揮。會后再把講話記錄稿整理修改成文。老金曾詢問毛主席的圖書管理員王文祥老先生：您看到過主席著作的記錄稿嗎?王說沒有?？梢?，這個筆記本是研究延安整風兩篇重要文獻的原始資料，對于研究這兩篇雄文從產生到定稿的思想脈絡十分珍貴。為尋找抗戰日記的主人，2002年9月16日《勞動午報》刊出“紅色收藏家向129師發出尋人啟事”。在知情人提供線索幫助下，2003年《北京晚報》刊出 “太行山日記找到主人”——當年在太行山任新華日報社編委會秘書、現已離休的原《人民日報》社秘書長郭渭。當郭老用顫抖的雙手翻看著記錄自己當年戰斗生活的行行字跡，激動得竟像找回了失散多年的“孩子”，老淚縱橫。老金見狀，便主動提出完璧奉還郭老1943年的筆記本，物質報酬，分文不取。

　　老金發現，由于監管不到位，網上時常冒出一些與真實的黨史、軍史相悖的帖子，有的甚至向壁虛構，散布謠言，偽造或歪曲史實，惡毒攻擊革命領袖。每逢此時，老金就用史料說話，予以批駁。劉志丹，中國工農紅軍高級將領，西北紅軍和西北革命根據地的主要創建人之一。1936年他率軍東征，4月在山西省中陽縣作戰時，親臨前線指揮，不幸中彈犧牲。黨史軍史對此早有定論。但別有用心者卻公然在網上散布謠言，誣稱劉志丹為毛主席所害，且故事編得有鼻子有眼，好像他就在現場。老金收藏有一份民國二十五年五月十八日出版的《國聞周報》。該報是一份當時頗具影響的綜合性時事周報，它刊載了敵軍的《閻呈報晉 剿匪經過》：“旋經章團長拯宇，在離石境內之冀家原與匪激戰，出匪不意，乘夜襲擊，將匪首劉子丹擊受重傷，旋在永平鎮斃命。”老金把這份寶貴的資料發到網上。白紙黑字，鐵證如山。這份出自敵手的難得的原始史料，確鑿無誤地還原了劉志丹犧牲真相，還了毛主席清白。

　　只藏不售朗月清風

　　老金在收藏界名聲鵲起，許多藏友認定他是“富得流油”的收藏界富翁。也難怪，對一般人而言，當今收藏文物有幾個不是沖著“錢”去的?就說老金的紅色收藏吧，僅收藏的戰爭年代出版的《解放日報》老金就有近百份。隨著紅色收藏紅遍大地，這種用延安當時特有的粗糙的馬蘭紙印刷的報紙已難覓蹤跡。上世紀80年代至90年代收購平均大約20多元一張。現在市場價已飛漲到數百元、甚至上千元一張。僅此一種收藏，老金若一出手，大把的票子就來了?？衫辖鹌褪且患t色藏品也不賣。曾有人慕名登門，想出高價收購藏品，均被拒絕。2004年，女兒出國留學急需一筆錢。可錢都讓老金花在收藏上了，全家一籌莫展，急得團團轉。萬不得已，老金狠狠心，咬咬牙，忍痛賣掉自幼收藏的一些珍貴郵票，才解了燃眉之急。

　　因為只藏不賣，老金的生活節儉而清貧。年輕時他月工資三四百元，后來漲到三四千元。從工作到退休，他幾乎把全部財力一股腦投入收藏，守著紅色藏品這座“金山”，過著捉襟見肘的“月光族”日子。雖然老金平時一個錢掰作兩半花，但遇到難得的文物卻出手十分大方。多年前，他曾為購得一個毛主席的信封花了240元，而那時老兩口一個月工資才180元。為買紅色藏品，全家的工資到月底便所剩無幾。因此，老金可謂是名副其實的既“富有”又“貧窮”的紅色收藏家。

　　別看老金對紅色藏品只藏不賣，卻有只捐贈藏品而不收取任何報酬的“習慣”。近些年，一些老革命家的后代出于對父輩的懷念，常光顧老金家探尋有關父輩的文物。如張愛萍、吳烈、陳外歐等開國將軍的后人，及開國副總理李富春的女兒李特特，名家張西曼的女兒張小曼等，紛紛來老金家尋找“傳家寶”。此時，凡是老金手頭有的，他都毫不吝嗇，慷慨贈予。

　　2013年6月9日，是第五屆北京市檔案日(即國際檔案日)，老金無償捐獻359件紅色文物，被北京市檔案館永久珍藏。他先后向中國人民抗日戰爭紀念館捐贈藏品近100件，再加上捐贈私人的藏品，總共捐出多少，老金也記不清了。為紀念抗戰77周年，老金展出了抗日戰爭犧牲的八路軍地方干部烈士檔案、七七事變全圖、日軍侵華畫報等實物，展出落幕，展品全部無償獻出。對此，有些藏友背后指指點點，說這金老頭腦袋進水，真是個不開竅的“傻帽兒”!面對冷嘲熱諷，老金說：傻，有什么不好?雷鋒不也被人稱作“傻子”嗎?現在這個社會最希缺的其實就是傻子呀!

　　老金說：紅色藏品是對紅色歷史的最好記錄。十九大提出不忘初心，牢記使命，實質是讓我們明白從哪里來，到哪里去，而紅色文物，無疑是清晰的歷史索引。我已訂下幾個“十年計劃”，每月都買一些紅色藏品，積攢起來準備迎接新中國成立80乃至90周年……”

　　(此文刊于：《作家文摘》報第2433期慶祝中國共產黨成立100周年主題征文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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