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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一座文學高峰的仰望

　　——紀念著名文學家魏巍誕辰100周年學術研討會在京舉行

　　陳先義

　　今年是忠誠的共產主義戰士、著名文學家魏巍同志誕辰100周年。5月20日，由中國紅色文化研究會舉辦的紀念魏巍同志誕辰100周年學術研討會在京隆重舉行。

　　逄先知同志

　　來自首都的25位專家學者及魏巍同志的親屬代表出席會議。原中央文獻研究室主任逄先知講話，中國文聯原副主席李準、人民日報海外版原總編輯丁振海、國務院參事室參事忽培元、解放軍報文藝部原主任陳先義、中國藝術研究院馬列文論研究所原所長李正忠、文藝理論與批評雜志原主編陳飛龍、北京大學教授董學文、文學評論雜志原副主編曾鎮南、北京市東城區地方志辦公室主任胡澄、魏巍同志之子魏猛作重點發言。中央宣傳部原副部長賀敬之、中國作協原黨組成員鄭伯農、原北京軍區政治部文藝創作室主任石祥提交書面發言。

　　李準同志

　　與會專家認為，魏巍同志首先是忠誠的共產主義戰士，其次才是著名的優秀的文學家。他的作品，不僅具有完美的藝術形式、深厚的審美內容，而且具有鮮明的階級傾向性和革命功利主義的立場。魏巍及其作品，不僅在當代文學領域，而且整個中國文學史上，都具有極其重要的地位;不僅對共產黨人的黨性修養，而且對一切進步人類精神品格的提升，都具有重要的意義。魏巍同志是真正的革命文學家、人民文學家、促進人類向上美化諸行動的文學家。魏巍及其作品作為寶貴的精神財富，不僅屬于過去和現在，也屬于未來。

　　丁振海同志

　　與會專家指出，魏巍同志是真正把毛澤東文藝思想內化為個人精神形式的偉大文學家，是忠實的畢其一生踐行毛澤東文藝思想的優秀戰士。毛澤東同志《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中提出，我們的文藝是為人民大眾的，首先是為工農兵的，為工農兵而創作，為工農兵所利用的。這一文藝方針，始終指引著中國文藝的發展方向。進入新時代以后，習近平同志在文藝工作座談會上的講話中又明確提出以人民為中心的創作導向。他特別強調，只有把人民放在最高的位置，深切感受人民的愿望，為人民代言，文藝家才能形成偉大的心靈，社會主義文藝才能茁壯成長，文藝之樹才能長青。習近平同志還特別指出，文藝對待人民的態度，是唯物史觀與唯心史觀的根本界限，對待人民的態度也是馬克思主義文藝觀與其他文藝觀的分水嶺。與會專家結合回顧魏巍的創作實踐，重溫毛澤東同志和習近平同志的這些論述，認為魏巍同志始終是一個堅持以人民為中心的典范，始終是一個堅持深入生活的典范。他說過，一個軍人作家，就應該到戰壕里寫作，到一線陣地寫作，到士兵中去生活，沒有這種精神，就不可能寫出我們的士兵，就不可能寫出沸騰的部隊生活，就不能真正為工農兵寫作，為工農兵服務的。因此，他在上甘嶺的戰壕里，在爬冰臥雪的戰場，寫出了偉大的文學經典《誰是最可愛的人》。在中國文學的歷史上，由共產黨的主席批準將一篇文章發行全軍的事情，魏巍同志是第一位。他的長篇小說《東方》《地球的紅飄帶》以及他在戰爭年代寫下的大量著作，都一再表明他從硝煙中走來，他從士兵中走來，他離戰士最近，他離生活最近。他是一位真正的為人民為祖國寫作的偉大的無產階級革命作家。一位新時代的作家，如何貫徹習近平在文藝工作座談會上的講話精神，如何堅持以人民為中心的創作導向，如何為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提供正能量，我們從魏巍那里可以得到明確的答案。

　　忽培元同志

　　與會專家在回顧魏巍同志的創作實踐時認為，魏巍是二十世紀至二十一世紀初中國最重要最有影響的作家之一。他從事文學創作長達70年，創作領域橫跨詩歌、散文、雜文、傳記、小說、歌劇劇本和電影文學劇本。《魏巍文集》十卷，可謂煌煌巨著。他于1942年創作的《黎明風景》，獲得晉察冀文聯頒發的魯迅文學獎;他于1978年創作的長篇小說《東方》，獲得中國作協首屆茅盾文學獎。魏巍同志是中國紅色文化的杰出代表和領軍人物。他早年家貧，只讀過免費小學和鄉村簡易師范，17歲奔赴山西抗日前線，參加八路軍，畢業于延安軍政大學，長期在黨所領導的革命軍隊中戰斗、學習、工作和寫作。他創作的題材是紅色的，謳歌人物是紅色的，弘揚的文化精神也是紅色的。抗美援朝戰爭期間，他三赴前線采訪，在戰火中創作的散文《誰是最可愛的人》，成為當時中國自強精神的時代最強音。上世紀八九十年代，當“告別革命論”風靡一時之際，他的長篇小說“中國革命戰爭三部曲”，又高高舉起弘揚革命傳統的旗幟。魏巍之所以能夠70年如一日堅持弘揚紅色文化，其根本動力是他作為共產黨人能夠做到不忘初心。共產黨人的初心和根本宗旨究竟是什么，說法很多。李準發言認為，《共產黨宣言》中有句話說得很純粹：“他們(按：指共產黨人)沒有任何同整個無產階級的利益不同的利益。”用今天的話說，就是中國共產黨人沒有任何同人民首先是基層勞動者的利益不同的利益。基層廣大勞動者的根本利益是什么?就是真正地當家作主，過上有尊嚴的幸福生活。正因為魏巍始終不忘以維護基層勞動者的根本利益為唯一宗旨，從不以個人的榮辱沉浮為轉移，才能保持其創作顏色的純粹。

　　陳先義同志

　　與會專家還特別談到，魏巍同志還是在戰爭狀態下一個作家寫什么、怎么寫的光輝范例。相比之下，今天被熱炒的什么《方方日記》之類，只能是糞土而已。魏巍同志熱愛生活，最鮮明地表現在他的《四行日記》中，其中包括赴朝日記(兩次)、赴越日記、長征路尋訪日記、石油戰線巡禮日記。他說，生活是文學的富礦，生活中有黃金，那種道聽途說，或者從書本到書本的寫作，永遠都是對文學的褻瀆，永遠寫不出富于生活氣息的優秀作品。我們讀他的這些作品，總能感覺到極其濃厚的生活氣息。可是在當下，今天我們紀念魏巍的時候，一場關于《方方日記》的爭論在大眾中進行得非常激烈。這場理論辯駁最終演化為捍衛國家榮譽、反對出賣國家利益的百姓自發的輿論戰。就是這樣一部日記，何以引發社會如此劇烈的反彈，就是因為作者完全違背了到第一線采訪寫作的根本原則，這與魏巍《四行日記》的寫作形成了極其鮮明的對照。

　　李正忠同志

　　陳飛龍同志

　　作家不是不食人間煙火的神仙，不可能拔著自己的頭發就能脫離地球，總是要在一定的階級、階層、群體中討生活，因而也必須服務于一定的階級、階層或群體。當年朱德總司令對幾個不同意歌頌八路軍、不同意歌頌共產黨的人在延安文藝座談會發言時，幾乎用發怒的口語質問：“不寫八路軍、不寫共產黨，要你們文藝干什么?”緊接著，毛主席在總結講話中就朱老總這個質問發表了一段“歌頌與暴露”關系的著名講話。如果套用毛主席和朱德總司令的話說今天的問題，就應當是：如果不寫當下的全民抗疫，不寫黨領導的這次重大行動，你專寫黑暗、恐怖，人民還用優厚待遇養你們干什么?在全民抗疫這樣一個關乎國家重大利益的重要時刻，能否以大局為重，國家利益為重，去為全民抗災鼓勁加油，就不是一般的宣傳意義，而是對每一個公民的國家觀念的檢閱。相反，就是在這樣一個近乎戰爭的背景下，有些作家、教授，不是用自己手中之筆支持國家的抗災大事，而是在那兒拼命傳播恐怖、擴張恐懼、制造謠言，甚至大寫死亡，寫火葬場，寫遇難者心碎的哭喊。一些獲得過這獎那獎的人，在那兒端著個作家的臭架子，以智者的冷漠，干著與國家要求極不相符的勾當，寫一些不僅絲毫不能給人民鼓勁而是完全陰陽怪氣的壞東西。更讓人民無比憤怒的是，這樣極其荒唐的打著關注民生幌子的作品，竟然可以公開地見之于各類媒體，甚至包括主流媒體。這也正是多年來我們對于這一領域失于管理的必然惡果，多年來主流話語缺席的惡果。正如廣大網友直接質問的：大災面前，那些拿大獎的作家明星們都怎么不見了?他們都去哪兒了?有一篇文章有根據地說，全國百分之七十的大牌明星揣著從人民手里騙來的錢，都到國外躲難去了。我們的善良的百姓們，經過這場戰疫，再也不要盲目地認為這些人是了不起的什么人。這是些什么人?根本與人民關切毫不相干的人，是新生的資產階級貴族。在這種背景下，我們提倡學習魏巍，學習魏巍同志堅決聽黨的話，堅持為人民寫作的創作精神，顯得多么重要而又迫切啊!

　　董學文同志

　　曾鎮南同志

　　與會專家在研討中，高度評價魏巍同志的無產階級政治品格。大家認為，對中國作家來說，魏巍同志是一座令后來者仰望的高山。魯迅先生有一句名言說：“自古以來，我們就有埋頭苦干的人，有拼命硬干的人，有為民請命的人，有舍身求法的人，雖是等于為帝王將相作家譜的正史，往往也掩不住他們的光耀，這就是中國的脊梁。”魏巍正是這樣一位被稱為民族脊梁的無產階級文學家。毛澤東同志在《新民主主義論》中曾經這樣評價魯迅：他“是中國文化革命的主將，他不但是偉大的文學家，而且是偉大的思想家和偉大的革命家。魯迅的骨頭是最硬的，他沒有絲毫的奴顏和媚骨，這是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最可寶貴的性格。魯迅是在文化戰線上，代表全民族的大多數，向著敵人沖鋒陷陣的最正確、最勇敢、最堅決、最忠實、最熱忱的空前的民族英雄。魯迅的方向，就是中華民族新文化的方向。”在延安陜北公學紀念魯迅逝世周年大會上的講話中，毛澤東還高度評價魯迅的斗爭精神，他說：魯迅“在黑暗與暴力的進襲中，是一株獨立支持的大樹，不是向兩旁偏倒的小草。他看清了政治的方向，就向著一個目標奮勇地斗爭下去，絕不中途投降妥協。”與會專家認為，今天我們如果用魯迅的話來評價魏巍，他稱得上一個“民族脊梁”式的馬克思主義文學家;用毛澤東同志評價魯迅的話來評價魏巍，他是一個骨頭最硬的戰士，他沒有絲毫的奴顏和媚骨。不管是黑云壓城還是寒流滾滾，他始終忠于黨和人民，忠于馬克思列寧主義和毛澤東思想，始終不改共產黨人的初心，始終不忘共產主義戰士的使命，真是“既余心之所善兮，雖九死其猶未悔”。而這一點，正是我們今天不少共產黨人所缺少的。去年，習近平總書記號召全黨特別是領導干部發揚斗爭精神，可謂寄意深遠。可以無愧地說，魏巍同志就是發揚斗爭精神的典范。

　　胡澄同志

　　魏欣同志(魏巍之女)

　　結合回憶與魏巍同志交往，闡發魏巍同志的精神和貢獻，是這次研討會的一大特色。文藝理論家丁振海說，“上世紀九十年代，魏巍同志贈我一幅書法作品，題曰‘讀書應滿三千卷，人品當為第一流’。這幅作品成為我為人處事的座右銘，也是我家的傳家寶。”作家忽培元深情回憶了魏巍同志在病榻上為大慶文化藝術中心題寫名稱的感人情景。他說：“魏老雖已病情沉重，但是仍然心系大慶、心系石油工人。他是一個純粹的人，一個高尚的人，一個脫離了低級趣味的人，一個有益于人民的人。魏巍依然活著。他是沒有受到表彰的時代楷模，是紀念碑樹立在廣大人民群眾心中的民族脊梁，是傳神地接過魯迅先生手中的民族精神之火又努力傳遞給廣大青年的民族火炬手。”文藝理論家陳飛龍在回憶魏巍同志支持創辦文藝理論與批評雜志的往事時，不禁聲淚俱下。他說，“魏老是中國近代文學史上一個響當當的紅色文學家。他本可以在晚年享受離休高干的待遇，過那種頤養天年的安逸生活，可他用生命最后的光和亮燭照后人，輝耀文壇。魏老的諄諄教導將會永遠留在我的記憶里，他在我的心里永遠是一個最可愛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