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松民 | 今天，人類比任何時候都需要列寧！

　　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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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疫情在全球蔓延，對經濟、社會和政治的影響到了如此地步，以至于很多人都將其比喻一場“世界大戰”。

　　從世界各國彼此隔離的狀況，以及不斷淪陷的事實，這樣的比喻并不算太過夸張。

　　問題僅在于，這次“世界大戰”，究竟是更像“一戰”？還是“二戰”？

　　“二戰”爆發時，蘇聯已經是一個巨大的存在，在三十年代資本主義世界的大蕭條中，蘇聯的社會主義制度顯示了明顯的優越性。

　　在“二戰”中，蘇聯是打敗納粹德國的決定性力量，“二戰”結束后，出現了一個蘇聯為首的社會主義陣營。

　　但“一戰”爆發前，帝國主義已經把世界瓜分完畢，除了歐洲、北美和日本之外，地球上的所有其他國家和地區，都已經淪為殖民地、半殖民地。

　　“一戰”是在“殖民主義全球化”已經完成的形勢下爆發的，帝國主義國家之間相互發動戰爭的目的，是要重新劃分殖民地和勢力范圍。

　　但“一戰”當中，出現了所有帝國主義國家都沒有料到的情況：俄國爆發了十月革命，列寧領導的布爾什維克黨奪取了政權，并建立了世界上第一個社會主義國家，開辟了人類歷史新紀元。

　　世界再也不是帝國主義、資本主義的一統天下了。

　　回到前邊提出的問題：這次“疫情世界大戰”究竟像“一戰”，還是像“二戰”?

　　應該說，更像“一戰”，因為疫情是在“新自由主義全球化”已經完成的形勢下爆發的。

　　至于疫情過后，人類歷史能不能像“一戰”結束之后那樣進入新紀元，則不僅取決于客觀條件，也取決于主觀條件，包括有沒有像列寧那樣，能夠深刻分析時代特征，站出來引領時代的杰出人物。

　　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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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正如我多次強調過的那樣，這次世界各國抗擊新冠疫情的競爭，客觀也已經變成了不同國家之間的制度競爭。

　　中國率先取得基本戰勝新冠疫情的勝利，令歐美日等發達國家相形見絀，這在西方引起了廣泛的、但難以言表的“制度焦慮”。

　　和大話炎炎的特朗普不同，西方一批最有憂患意識的智囊和學者，都以不同的方式表達了這種焦慮。

　　基辛格發表《新冠病毒大流行將永遠改變世界秩序》一文，指出：

　　“國家的團結和繁榮建立在這樣的信念之上：他們的體制能夠預見災難、控制影響并恢復穩定。等到新冠大流行結束時，許多國家的體制將被認為沒能經受住考驗。”

　　這就是說，應對疫情，本質是一個政治任務，結果也是政治性的，疫情有可能從公共衛生危機演變為政治危機。

　　卡特政府助理國務卿、克林頓政府助理國防部長，以最早提出“軟實力”概念的約瑟夫·奈，則拿出“走夜路吹口哨”的勁頭，與基辛格唱起了反調，寫了題為《我不認為新冠病毒會改變全球秩序》一文。

　　約瑟夫·奈故意把中國和美國混為一談，說什么

　　“中國和美國一開始都沒有正視現實，發布了一些錯誤信息，未能把寶貴的時間用于檢測和遏制病毒傳播，浪費了國際合作的機會。”

　　這當然是故意把水攪渾，因為大家都知道中美兩國都情況完全不同。中國面臨的是猝不及防遭遇戰，是未知的全新病毒;而美國則有中國的經驗可供借鑒，并且中國至少為美國爭取了近兩個月的時間，卻被美國白白浪費了。

　　正因為如此，約瑟夫·奈不得不承認，“在應對疫情中暴露出的無能傷害了美國的軟實力”，但仍然故作鎮靜地說，“大流行病不會抹殺美國的地緣政治優勢”。

　　這句話暴露了約瑟夫·奈內心深處的真正隱憂：新冠疫情有可能導致美國的優勢不再，以至于“全球秩序”被改變。

　　最有意思的則是“歷史終結論”的發明者的福山。和約瑟夫·奈相比，福山的聰明之處在于，他不是笨拙地直接貶低中國。

　　在接受《觀點報》采訪時，福山一方面承認“中國模式是非西方模式中最成功的一個”——這句話其實是明褒暗貶。為什么不把西方模式算進來呢?在抗疫方面，中國是包括西方模式在內的所有模式中最成功的一個，并且越是和西方模式相比，中國模式的成功就越明顯。

　　然而另一方面，福山話鋒一轉，卻非常膚淺地把中國的成功歸結為“權力集中”，并推論“這種模式無法被亞洲以外的國家復制借鑒”，因此，福山長長地松了一口氣。他說：

　　“這次疫情并不能證明中國制度的優越性。”

　　這些西方最聰明的“思想家”絞盡腦汁，巧舌如簧，無非希望西方主導的世界秩序，能夠在疫情之后“軟著陸”罷了。

　　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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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自由主義全球化”已經是垂死的秩序了，但它能不能隨著疫情的終結而終結，使人類可以像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時那樣進入一個新時代?

　　今天，是革命導師列寧誕辰150周年紀念日，全世界所有的主流媒體都可恥地保持沉默，故意無視他的存在。

　　這意味著，他仍然令布爾喬亞階級和依附于他們的知識分子感到恐懼。

　　但今天，人類也許比任何時候都更需要列寧！

　　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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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列寧之所以能夠在人類歷史的轉折關頭，站在時代前沿引領時代前進，源于他對時代的深刻認識。

　　早在1915年，列寧就在《打著別人的旗幟》一文中寫道：

　　“無可爭辯，我們是生活在兩個時代的交界點;因此，只有首先分析從一個時代轉變到另一個時代的客觀條件，才能理解我們面前發生的各種重大歷史事件。”“只有在這個基礎上，即首先考慮到各個‘時代’的不同的基本特征(而不是個別國家的個別歷史事件)，我們才能夠正確地制定自己的策略。”

　　1917年4月，列寧在《無產階級在我們革命中的任務(無產階級政黨的行動綱領草案)》中，談到了帝國主義時代無產階級革命理論與實踐問題。他指出：

　　“我們也應該了解新時代的任務和特點。我們決不要重蹈那些可憐的馬克思主義者的覆轍，馬克思在談到這些人時說過：‘我播下的是龍種，而收獲的卻是跳蚤。’資本主義轉變為帝國主義，在客觀上就必然產生帝國主義戰爭。戰爭使全人類瀕臨深淵，使全部文化瀕于毀滅，并且不知還會使多少百萬人走向粗野和死亡。除無產階級革命外，沒有別的出路。”

　　列寧科學判斷了時代主題，提出了“戰爭與革命”的時代觀。1916年，列寧寫出了《帝國主義是資本主義的最高階段》一文，提出帝國主義是資本主義的最高階段，是腐朽的、垂死的資本主義，是通向社會主義的入口。

　　列寧關于時代的一系列的論述，從理論上論證了無產階級革命勝利的必然性，從而指導十月革命走向勝利。

　　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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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列寧并不是空談理論，而是深諳“一個行動勝過一打綱領”的道理。他善于審時度勢，抓住時機，以“一天等于二十年”的速度，快速推動時代轉換。

　　1917年，俄羅斯爆發“二月革命”，沙皇退位，臨時政府成立，和工兵代表蘇維埃形成了兩個政權并立的局面。

　　1917年4月16日，列寧從歐洲回到彼得格勒。

　　列寧歸國后迅速成為革命運動的領袖。他提出了著名的《四月提綱》，指出俄國革命必須由資產階級民主革命向無產階級社會主義革命過渡，反對“資產階級臨時政府”，并提出“一切權力歸蘇維埃”的口號，為迷茫中的俄國革命指明了前途。

　　1917年7月，彼得格勒發生了“七月流血事件”，臨時政府鎮壓了布爾什維克所支持的示威游行，并宣布通緝列寧等布爾什維克領導人。列寧隱蔽到芬蘭繼續指導革命斗爭，并在這一期間完成了《國家與革命》。

　　9月7日，俄軍總司令科爾尼洛夫發動政變，臨時政府不得不向布爾什維克求援，政變最終被粉碎，而布爾什維克的力量也在這一過程中更加壯大了。

　　列寧分析了新的形勢后，明確提出了武裝起義奪取政權的主張，并于同年10月7日從芬蘭秘密返回彼得格勒。他起草了由黨中央全會通過的關于武裝起義的決議，于1917年10月24日夜間到達斯莫爾尼宮親自指揮起義——這就是震驚世界并且開辟了人類歷史新紀元的十月革命。

　　十月革命的勝利，對中國的意義也是巨大的，正如毛主席所言，十月革命一聲炮響，給我們送來了馬克思列寧主義。

　　沒有十月革命的勝利，中國革命的勝利可能會推遲很多年，中國也很難取得今天的成就。

　　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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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個將死未死的時代是最令人感到痛苦不安的。

　　正如著名經濟學家，諾貝爾經濟學獎與和平獎的雙料得主約瑟夫·斯蒂格利茨2015年所指出的那樣：

　　“富國和窮國的精英都承諾，新自由主義政策將推動經濟增長，由此得到的福利會形成涓滴效應，包括最窮困人群在內的每一個人的生活都將獲得改善。但要實現這一點，工人不得不接受更低的工資，所有民眾都不得不接受重大政府規劃遭到削減。我們正在經歷這一巨大騙局的政治后果：懷疑精英，懷疑作為新自由主義之基礎的經濟‘科學’，懷疑促成這一切的被金錢腐蝕的政治制度。”

　　懷疑早就普遍存在了，但新的藍圖和新的方向都沒有出現。

　　今天，我們固然不能指望一位新的列寧乘坐蒸汽機車從歐洲回到彼得格勒來為人類指明方向，但我們可以繼承列寧主義的思想遺產，學習他的世界觀和方法論，并用來指導促進時代的轉換，使人類最終從新自由主義造成的壓迫中解放出來！

　　這就是我們今天紀念列寧誕辰150周年的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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