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什么西方人能普遍遵守規矩？為什么內心比中國人自私狹隘的他們在特定場合愿意出讓一部分私利？
讀我文章的時候，總有人分不清作為“世界統治集團”的西方和作為個體的西人是兩個不可混淆的概念，一如有人總是把介紹老虎是肉食動物的科普常識詮釋為仇視老虎的宣言。我其實只有一個思路，就是告訴國人什么才是西方的真傳，學人之長要學真傳而非花招——尤其是人家特意推薦的迷惑對手的花招。
普通人這么渾攪著看問題，是因為即使是留洋“精英”也從來沒有將概念分開來，而且從臺灣文人開始到大陸后續者接力，寫“中西比對”繞來繞去多是中國人和西方人社會行為(主要是公共場合待人接物)的直接比較，既看不到由于社會匱乏水平懸殊，直接比較是極不公平的，也看不到社會行為差異的根源。撇開歷史階段、社會現狀和文明差異這些深層因素，單拎出一些公共行為直接比較，結果是不難設想的，就是得出極其浮淺的判斷，動則中華文明不如西方文明，甚至更絕——人種都不在一個檔次。一個綿延數千年的文明就這么拜倒在一個兩百年打劫成功的暴發戶腳下。
“中國人素質差”經外誘內導、層層加碼，已被制造成一種幾乎無人再打問號的共識，浸透民間潛意識，上至文人學者官員下至目不識丁的貧民百姓，日常凡遇不順皆以此為憑。這其中不貶真誠的自我批評，以及恨鐵不成鋼的過激，但大量實為嫌貧愛富、貼附強權的勢利之眼，而“共識”為這后一種人提供了道德借口。
我們看到，越是浮淺的判斷越是將擊打物鎖定在深層目標上，如中華文明、華夏種族，以提高其判斷的價值;越是目光短淺的人，下結論越是快而直接。我理解每個人都有權就自己的觀察下結論，但世上沒有一個種族的所謂“精英”會像中國人這樣把自己拔離地面看問題，好像在評判一個對立物，上百年不知彼亦不知己，卻敢下這么大而絕的結論。什么東西一旦形成潮流，總能給模仿者帶來愉悅，哪怕是自戕的潮流。
問題是如果我們的大文人在比較中西時落腳點也就是排隊是否有耐心、超市買菜是否挑肥撿瘦或政治角斗場握手言和之類，以公共場合的待人接物總結兩種文明，甚至判斷優劣，那就不僅僅是教育百姓有禮有規，而是誤導受眾。如果這樣下結論，別人一句話也能將此結論推翻：駕車都能讓行人的西方人，為什么數百年來打遍全世界恃強凌弱?如此平和的政壇為什么有這么多政治暗殺?同時下此結論的文人是不是潛意識里也有點倚貴欺賤?
看西方如果不把這兩個概念分開，就像看一個人總是從他出門的穿戴看待他的品格。我承認出門的穿戴很重要，是個優點，家里一肚壞水出門體面周全總比里外不講理合算百倍，美俗絕對比美德事半功倍，但因一個人出門穿戴不羈，就得出結論他不如那穿戴講究的人品，是看人的人之淺薄和勢利。要想不得出淺薄結論，就得弄明白出門穿戴講究從何而來?因為即便要學，也得弄清它的成因才能真學到手，而不是好的沒學到，先把自己的自信給賣了。
我們就從浮淺的結論經常引述的公共行為開始。比如超市買菜，中國人喜歡挑挑撿撿，西方人一般拿了就走。當然此種情況并不是絕對的，但作為籠統觀察不為過。一般喜歡舉這類例子的人并非例子在前結論在后，而是事先已經有結論了，就是中國人自私、沒有公德、素質差。就現象本身比較，的確有口難辯。大量中西比較的文章或著作從臺灣文人及大陸后續者的筆下流出，都是以此為起點和終點的。后來大陸有些文人跑到西方走馬觀花，不但據此評判中西，還點評西方與剩下的世界。如國內某“一級作家”(作家只有好與差，不知這個級是怎么評的)去了一趟美國，乘坐一次大巴的時間里已經為美國白人和墨西哥裔人下了斷語。
這其實是一種當事者并不覺察的思維模仿，對絕大多數人來說，思想局限于思維模仿。但思維模仿是當事者意識不到的，他絕不承認自己在潛意識層面被綁架，表面看他也的確是目之所見，大作家覺得自己明察秋毫，一眼看出兩個種族的優劣。平民百姓可以這么下結論，大作家思維卻不該這么簡單。有沒有想過這兩人可能差異極大的生存背景?有沒有問過自己禮貌周全的白人為什么在過往的世紀里一直是后者的屠夫?所以看一個人的思想是否屬于思維模仿，觀其對事物的判斷是否淺薄，不失為靈驗的測試方法。
買菜時挑肥撿瘦屬于人天性內的自私，做得過分的確既不雅觀又損害他人利益。此處用“天性內的自私”以區別于那種以害人為本、損人都不利己的行為。就這個現象我仔細觀察過，看出很多微妙的不同。比如六十歲以上的人挑撿得最厲害，在這個年齡段，中國人挑，西人也沒落后多少。這其中還分從哪個階層出來的人，此處的階層不是其本人的現狀，而是生長于哪個階層，越是從小經歷過匱乏生活的人，越是在利益面前容易受本能捆綁，當然還有個人品質的差異，經教養或自我意識及意志很強的人可以戰勝或掩飾自己的本能。到了四十至六十這個年齡段，中國人或者不如說移民群和西人明顯拉開了距離;但在三十多歲以下，距離又貼近了。
年輕人在挑肥撿瘦問題上沒有明顯差距，得力于兩點：一，匱乏記憶趨于一致，西方是六十年代以后進入消費社會，中國是九十年代以后，遲了三十年。所謂“消費社會”就是社會基本物資供大于求的社會，但對同樣九十年代以后出生的年輕人(都出自城市中產階層)，匱乏記憶水平便趨于平等;二，這個年齡段進西方超市的華人不少是在本地出生或長大的，學會了西人的規矩，即便新出來的并不太懂規距，若無匱乏感的障礙學起來也快。此處的觀察只是個籠統現象，任何規律都有例外，老人有不挑的，少年也有愛挑的，請不要以特例來反駁普遍現象，那樣無聊而浪費口舌。從三個不同年齡段看，行為的差異與社會匱乏感的水平成正比，匱乏記憶在其中起了很大作用。
再以排隊為例，單單觀察西人，其行為也不能一刀切。年紀越大的排隊耐性越差，急猴猴貼在你身后或鉆空子插隊的多是他們，但做起來比中國人隱蔽。排隊公德最好的在四十歲以下的年齡層，各種行為規矩遠不如老輩的青少年排起隊來優悠有余，你若有急事跟前面人商量，在各個年齡段里唯一能讓的是他們。換到老人，哪怕他們的電影一小時以后開演而你的在兩分鐘以后，也絕無“讓”字可以商量，弄不好還給你幾句，同樣情況下中國老人要善解人意得多。四十歲以下的人雖然受的禮儀規范教育不如上幾代嚴格，但他們出生于這個社會走出匱乏的年代，因而在排隊這類最能測試本能的事情上勝過前輩。匱乏感是一種在潛意識層面左右人的本能的心理狀態，會像記憶一樣儲存下來，其后的物質豐富很難將之抹去。貴族需三代富裕才調教得出來，即這個道理。所以匱乏感不同的人群不宜直接比對，比出來的也是片面之詞。
那么西人在社會行為上的勝出除了匱乏感上優于中國人，還有什么別的因素?就是規矩比中國人嚴。公德其實并非美德而是規矩。規矩與美德的不同，就是規矩不靠教育而靠馴化，像馴化家犬一樣，要從小馴養成習慣，而且不需要里里外外都一樣，只要在特定場合不越界就行——特定場合一般就是公共場合。
為什么西方人能普遍遵守規矩?為什么內心比中國人自私狹隘的他們在特定場合愿意出讓一部分私利?這就要從西方文明一個關鍵詞“界”說起，幾乎所有的優點和缺點都是由此起動的。在西方住久了就發現，有一個詞“solidarité”在其社會生活中起舉足輕重的作用。英文也有與法文相同的、只一個字母之差的對應詞“solidarity”，這個詞一般譯成“團結”，但這么譯只是其中一層意思，很容易誤導中國人，因為中國人概念上的“團結”往往與友愛連在一起，絲毫不帶抱團串通的意思，屬于道德教化而不是利益悠關，因而“團結”在中國時常流于口號，不到民族危亡的時刻不會被當回事;在西方“solidarité”卻是社會行為的基本模式，滲透文明基因，小至公共場合的待人接物，大至政治體制、外交政策，以及西方集團與剩下的世界之關系，皆以此為基本行為模式。所以“solidarité”更準確的理解應為“利害一致、相互關聯、連帶責任”。
單單解釋字面，“利害一致、相互關聯、連帶責任”是中性的，但我們介紹時必須提醒國人，“solidarité文化”的源頭是“排他”，而非我們想當然以為的“容他”，它是在普遍而深厚的“界之意識”的基礎上產生的。換句話說，這個文化是有兩面的，它產生于對外的排他，落實于對內的抱團。是對外的惡滋生了一種“屬性意識”，再由之生出“自我意識”，是這種“自我意識”讓每個人意識到與群體內的人的連帶關系，規矩便是在此一共識基礎上做出來并被普遍遵守的。所以“solidarité文化”生出了一個雙頭怪物，對外它奉行雙重標準的打手聯盟，在某些特定情況下可以簡化為“惡惡相聯”的“流氓幫會”，你只需對我看不順眼的也踢上兩腳就進“團伙”了。我們知道善盟難結、惡盟易建，由于骨子里不容異己，拉幫結伙常常只會玩惡的游戲。由此看，人性難有奇跡，不攘外就會欺內。
此處的對外是指國外國際，“solidarité文化”在社會內部也形成“界”與“內外”，也有利與害兩面。由于民眾隨時隨地都得在共同利益基礎上保持精神同一，輿論就變成了一個大家接受的謊言機器，致使這個社會在表面“寬容”、“自由”的外殼下內核非常嚴苛偏執，其人與人之間的精神壓抑遠非中國社會可比。西歐從南到北精神壓抑的水平線恰與“民主”、“自由”的水平線成正比。除了氣候緯度的地理因素，精神壓抑很大一部分來自內心與外表的反差，反差越大的社會外表越顯得“寬容”、“自由”，所以中國人眼中的“天堂”北歐自殺率遠遠超過帶有“專制余孽”的南歐。鑒于本文篇幅，我們將在以后的文章中進一步探究“solidarité文化”，今天不談“怪物”壞的一面，只談“solidarité文化”怎么浸透社會行為(公生活)的方方面面。
由“界之意識”滋生“屬性意識”，再由之生出“自我意識”，其實就是每個人對自己和群體內他人同時負有責任，利則皆利，害則皆害，只圖自己占便宜的人實則是害群之馬，群之不存，匹馬焉去?因此你不作害群之馬，并非為他人著想，實際得利的是自己。馴化人劃算的自利，要比教育他們一點別自私有效得多，所謂“公德”與“品德”無關，不是無私而是學會劃算的自利。
從小受這套規矩馴化的人，走進超市，意識到眾目睽睽之下挑挑撿撿有失風度，或看戲終場時無論喜惡拍手是規矩，如有一部分人拍得熱烈，不以為然的另一部分人此時不得拆臺，必須跟著做，懶得拍或溜走不光丟自己的臉還丟在場其他人的臉，這時想占小便宜的私心和自身形象及與此形象綁在一起的集體契約(多數情況下并無實體契約而是帶有強迫性的精神同一)，在競爭中會習慣性地敗下陣來。有人可能會問：眾目睽睽?那些人誰認識他啊?不都是陌生人嗎?陌生人不就是轉身再也不會打交道了?以中國式熟人生人的概念，上述反問都有道理。中國人的面子類似于西人的風度，不同的是面子只在熟人中生效，所以中國人在熟人中必須克己;西人的風度卻不分生熟只分界內界外，他在熟人中不必像中國人那么在意，但臉面要一直延伸到自己不認識的人眼前。如果你把陌生人換成“他人”，“轉身再也不會打交道”的僥幸和遁逃心理就變成了自欺欺人。你在這里損害了陌生人的利益逃掉了，下次陌生人損害你的利益時你往哪里逃?在此請讀者注意，這里的“他人”是界內的，“solidarité文化”的“文明規則”只在界內有效，絕非普世的，對界外的自動無效，甚至可無所不用其極。關于界內界外，筆者將在以后的文章中論及。
文化中“界之意識”薄弱的民族很難自生“solidarité文化”(勉強可譯為“紐帶文化”)，而往往任由個體以可自定義的“良心”決定自己在群體內的表現，因而大惡甚少但小弊不斷，形成一種“磨合文化”，是這份社會行為上的“自由主義”導致公共場合待人接物少禮缺規，而百多年來被打家劫舍至禮崩規潰，更強化了亂世本能，讓本能占了理智的上風。“磨合文化”與西式“紐帶文化”雖不能說是對襯的兩極，但若只作表面的比對，不探究事物的兩面，有時確實有丑美之分，很多文人蜻蜓點水似的哀怨俱來源于此。
其實“磨合文化”也有正反兩面，一如“紐帶文化”除了對外惡的一面，在內部也并不都是光鮮的。比如“磨合文化”遠比“紐帶文化”容得下異己，控制他人的欲望沒有那么不可抑制。從人性的角度，“界之意識”的確是“紐帶意識”成長的溫床，“紐帶意識”的基礎不是善善相砌，而是惡惡相抵。從“風度翩翩”的政治選舉制度到“彬彬有禮”的公共舉止，源頭都來自“界之意識”，當權力欲和統治階層形象及與此形象唇亡齒寒的集團約定爭鋒相對時，最后是集團約定占上風，因為意識到在這個統治游戲中真正的“他人”是百姓而非政治對手。集團約定占上風的外在表現就是遵守游戲規則，人人不失風度。這和一個普通人在超市或馬路上的表現沒有本質差別。
摸到“公德”的源頭，方可更理性的看別人對自己，拋棄空談和自卑，摸索出解決的辦法。多少年來引發中國“精英”呻吟流涕、自卑自艾的那檔子事，根本不該亂扯到“素質”上把自己一抹到底，以“自私”一言以避之也流于簡單，概括為“公德”，若分不清與“德”八桿子扯不上只是“公生活”的一個契約，也是舍本求末。怨天尤人是因為“心態”主導了“頭腦”，失去了分析事物的能力。頭被擰掉的人剩下的事就是罵自己的身體，很難再有別的作為。
本文摘自《被顛覆的文明:我們怎么會落到這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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