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主词},&

　　原文革造反派五大領袖之一，北京地質學院王大賓先生因患腦瘤醫治無效，于今天(2019年6月26日)凌晨3：30在成都華西醫院上錦分院去世，享年78歲。一個溫和的造反派前輩，一位與世無爭的老人，一路走好!　　

　　王大賓1941年出生于四川西昌地區德昌(今涼山州德昌縣)大山深處的一個貧苦農民家庭，1961年以優異成績考入北京地質學院。在校期間恰逢文革運動，曾任當時著名的學生造反派組織北京地院“東方紅”政委兼司令、首都紅衛兵三司副司令、首都大專院校紅衛兵代表大會核心組副組長、北京市革委會常委。與北大聶元梓，清華蒯大富，北師大譚厚蘭和北航韓愛晶一起被譽為“造反派五大領袖”，多次受到毛主席、周總理及中央文革小組等領導人接見。　　

　　王大賓在文革中最有名的一件事是，1966年12月，他在回四川老家串聯途中，接受周總理和中央文革小組的指示，將時任中央三線建設委員會副主任的彭德懷從成都“押回”北京接受批判。他帶領的東方紅戰斗兵團的紅衛兵們在跟彭德懷接觸后，通過深入了解，認為彭德懷的問題屬于“人民內部矛盾”，因此制止了個別人的激進行為，對彭德懷嚴密保護，一路照顧，安全護送回了北京。此事令王大賓受到很大爭議，有人指責他立場不堅定，上了彭德懷的當，政治上動搖;但文革結束后，他卻仍然因此被指控為“迫害彭德懷”，以“反革命罪”判刑9年。

　　出獄后的王大賓雖經歷坎坷但信念不改。他最常說的一句話就是：“我是大涼山彝族的苦孩子。沒有毛主席沒有共產黨，我進不了大學，進不了北京。我永遠感恩共產黨毛主席！”

　　王大賓后來隱居都江堰，曾以自己在北京地質學院探工專業所學的特長，與當地政府聯合創辦了一家探工工具生產企業。但他從不參與社會活動，很少對外聯系，更不對歷史和現實問題公開發表看法。

　　不過盡管如此，根據我與他近年來多次見面的感受，深知他并非像某些網絡傳言那樣“偏安川西，發財度日”，而是對歷史對現實有著自己的認識。

　　我記得最深刻的是，他曾經不止一次向我表達過這樣一個觀點——毛主席是正確的，沒有錯，但是我們這些人當年太年輕，辜負了毛主席的希望，沒有承擔起這個歷史責任。你們現在的年輕人要吸取我們的教訓。他尤其反感同輩中人從個人利益得失出發，輕易對歷史下結論，誤導后來人。他曾當面對我說，我水平不行，但我至少要做到不胡說。

　　2017年，王大賓在老朋友香港文革歷史出版社社長敖本立先生的幫助下，在香港出版了《王大賓回憶錄》。這是他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以文字形式，對自己曾親身參與其中的這段歷史作出公開回顧。

　　1997年王大賓與敖本立(右一)蒯大富(左二)韓愛晶(左一)在深圳1997年王大賓與敖本立(右一)蒯大富(左二)韓愛晶(左一)在深圳。

　　以下幾張照片是我在5月10號去上錦醫院看他時留下的。當時他已確診為腦瘤，而且是最為嚴重的那種膠質瘤，剛剛辦好住院手續。思維尚清楚，但因為神經受腫瘤壓迫，情緒時有煩躁，醫生安排三天后就要為他做手術了，已經明確告知了手術的風險。因為我大哥也是這種腦瘤去世的，深知其嚴重性，所以我盡管一直在寬慰他和家人，但分手時仍然閃過一種很不情愿的感傷——這可能是最后一次見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