假如當年“一切經過統一戰線，一切服從統一戰線”
——香港“修例”風波聯想
香港修例起風波，港獨囂張日甚一日，逼著國人不能不反思回歸以來我們的“五十年不變”運作，想到抗戰年代國共合作抗戰的“一切經過統一戰線，一切服從統一戰線”風波。
經過七災八難，國民黨當局終于答應停止剿共共同抗日了。紅軍改變成八路軍，承認國民政府的領導地位，土改變減組，這是“統”。但是，共產黨實行堅持統一戰線中的獨立自主，開展以山地游擊戰，經過較量形成共識，面對強敵，聯合抗日，開創出抗戰初期的好局面。
1937年底王明回國，欽差大臣身份，否定毛澤東路線，高標“一切經過統一戰線，一切服從統一戰線”，局面逆轉。遵義會議過去三年了，高層的國際迷信依然嚴重，“十二月會議”上，毛澤東再次陷于孤立。乃至“一切服從”喧囂一時，以致“六中全會”兩年后，“服從”余毒還釀成皖南事變悲劇。
“一切服從”的要害是讓抗戰“服從”統戰，一切“服從”國民黨，眼睛只盯著“統”，忘記了“戰”和“獨”。
既然是“一切”，那國民黨如果消極抗戰積極反共呢?如果國民黨妥協投降，溶共滅共呢?也要“服從”?到時不服從還來得及嗎?
看看地方實力派的遭遇吧，蔣介石總是把他們推向剿共和抗戰一線，假敵之手削弱消滅之。東北軍陜北剿共整建制師被殲撤銷番號，委員長都不給副委員長面子，難道對共軍能夠更客氣?改編之后，蔣就打過如意算盤，軍令八路軍開赴一線與日軍拼光。如果“一切服從”，那“統一戰線”之初，“共患”就不存在了。項英迷信“服從”，造成軍部覆沒，后來新四軍擴大到十幾萬人，“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以斗爭求團結，委員長也只好乖乖認賬。
“一切服從”思維，忘記了大地主大資產階級的階級本質，夸大了它暫時抗戰一面，而忘記它反動和妥協投降的一面。
它不相信人民自己，仰承國民黨鼻息，遵從政令統一軍令統一，編制、裝備、給養和防地，惟“統”是從，束縛了人民的手腳，不敢壯大自己，當國民黨變臉時就會束手無策，結果難免葬送抗戰大業，并賠上自己。
又是毛主席堅持正確路線挽救了抗戰，在抗戰中壯大發展了革命力量，并為日后建立新中國打下了基礎。在統一戰線中堅持獨立自主原則，正確處理民族斗爭和階級斗爭、統一性與獨立性的關系，對國民黨采取有團結有斗爭，以斗爭求團結的方針。保持黨在思想、政治和組織上的獨立性，放手發動群眾，實行全面抗戰路線。堅持黨對人民軍隊的絕對領導，沖破國民黨的限制和束縛，努力發展人民武裝力量。沒有人民力量的發展壯大，就不可能克服妥協投降傾向，打退國民黨發動的三次反共高潮，堅持抗戰直到取得最后勝利。
港獨風波，猶如當年反共高潮，大的也“三次”了。
“一切經過”與“五十年不變”，能有可比之處嗎?
從大勢大局與力量對比看，二者應該沒有什么可比性。
實則不然。
小小的彈丸之地，毫無爭議的主權領土，回歸二十多年了，大英帝國殖民地的一套依然神圣不可侵犯，動不動還鬧出點動靜，新老殖民勢力依然橫加指責，弄得舉世嘩然，在他們眼里，香港好像還是它呵護的租界。
從省港罷工到文革結束 ，港英統治時代，香港地區表現民意的街頭政治，包括左翼文化人的影響，反帝反殖和民主進步始終是主流。回歸以后，從“七一”50萬人游行到其后的“占中”與近日的反“修例”，香港的街頭政治，基本是港獨勢力領跑，他們一天也沒有消停，而且甚囂塵上，有日甚一日之勢。
怎么回事?說起來令人糾結。
二十多年，有沒有教訓需要從深處反思反思?
(一)“五十年不變”，不等于“惟五十年不變”
“五十年不變”，還有沒有“統與獨”、殖民化與去殖民化、“姓資還是姓社”的矛盾斗爭?在這斗爭中，我們是爭取主動打進攻戰，還是無所作為被動應付——眼里“五十年不變”?
這與當年聯合抗戰中堅持“獨立自主”還是“一切服從”，有著相似之處。
是的，“一國兩制”“五十年不變”，我們應信守這一承諾。
但是，這只是個大前提框架。“一國兩制”，“一”是經，“兩”是權；“一”是根本，“兩”是枝節。“五十年不變”，是宏觀的資本主義制度，它并不妨礙我們去殖民化，不等于放棄愛國主義教育。基本法與國家憲法不能平起平坐，更不能凌駕于憲法至上，成為普世大法。中央政府在去殖民化方面，完全有權也應該有所作為。
其實，當年回歸之際，不必要的妥協太多，比如保留英人司法、內地通關如同出國、交通管理的右架左行，與“維多利亞湖”一樣，都是“五十年”神圣不可侵犯，無不表現出對殖民制度的無限敬畏，這些，并不是“一國兩制”框架中所非保留不可的。
堅持“五十年不變”，但不能“惟五十年不變”，不能忘記“一切經過統一戰線，一切服從統一戰線”教訓。
不能把“兩制”和“不變”奉為對西方霸權和香港大資本的神圣承諾，以誠恐誠惶的心態接受人家挑剔，舉手投足，生怕人家說三道四。那樣，“獨”必然會囂張。
克里米亞普京敢毅然收回。香港是中國神圣領土，不是誰的租界。中央政府與地方政府的關系純粹是中國的內政，何況，“變”與“不變”，純粹是中國內政，別人憑什么說三道四，還要我給你解釋，我干嘛要看你臉色！
(二)保證香港繁榮，節制資本讓大眾受益
保持香港繁榮是大局，為之可以做點必要的犧牲。不過，這不光這要有個度，搞中央輸血維持繁榮不是辦法；而且要在繁榮中讓廣大中下層受益，讓大眾看見中央政府是他們的依靠。孫中山搞同盟會，還提出“節制資本”和“平均地權”，我們接管香港，如果無保留地依靠地產和金融寡頭“港人治港”，不敢改善中下層的生存狀態，再放棄必要的思想文化方面的宣傳教育工作，那等于把大眾交給大資本，讓大眾惟寡頭馬首是瞻。
隨著香港地位優勢的喪失，畸形的地產房價掠奪不接約束，社會矛盾會不斷加劇，中央政府無所作為，中外敵對分裂勢力就會蠱惑大眾，將經濟衰退引起的不滿，歸咎于回歸，將他們的怨憤指向中央政府。
二十年多年的風云，都糾結在這里。
多數青年都是因為不滿現實被港獨勢力蠱惑上了街頭，許多人被“普世”和“一人一票”洗腦，思維簡單好笑，怪我們自己放棄宣傳教育陣地。學校至今不敢理直氣壯進行愛國主義教育。《基本法》第二十三條求禁止叛國、煽獨的立法條款，20年缺失，中央政府無所作為，匪夷所思。
回歸后，香港對祖國只有特權，沒有義務——難道祖國只能靠輸血維持這畸形繁榮！
會哭的孩子有奶吃，越寵越猖狂，越猖狂越寵，惡性循環，慣得連自己親媽都不認了，難道再慣下去?
(三)對敵對分裂勢力，要敢于打進攻戰。
印巴分治克什米爾之爭，中東一戰二戰后的格局，無不是殖民者居心得險惡埋下的禍根。想不到本可以利利索索的香港回歸，也讓他們稱心如意地埋下若許釘子，弄得這么鬧心。與中美建交談判奉送“售武”人情一樣，不是沒有教訓可言的。
回歸以來，美國霸權主義是插手香港的最危險勢力，扶植“五獨”，是他們遏制分裂中國總體戰略的重要組成部分。這方面，從輸送基金到直接插手，他們一向明目張膽，無所顧忌。相反我們則束手束腳消極被動，難改他越猖狂無忌。也是，思想文化的控制，在大陸他們尚且如此得逞，在這名副其實“自由港”，他呼風喚雨興風作浪能不隨心所欲嗎?
不吝巨資豢養走狗搞“顏色革命”，是美國顛覆別國政府重要手段，乃世界動蕩不安根源之一,許多國家都領教過。在委內瑞拉，美國更有所升級創新，它一面使用軍事威脅和經濟絞殺兩手圍剿合法政府，同時有公開扶植傀儡政府以取而代之。這回“修例”鬧劇，香港《大公報》報道反對派的六個要求中，就公然聲言不排除就地成立“臨時政府”，回收香港管治權——奴才不小心泄露了主子的天機：一旦火候到了，不排除他們在香港套用委內瑞拉模式。果若如此，麻煩就大了。
毛澤東主席成功斗爭一生，兩次國共合作、重慶談判、北平和談、進軍江南、抗美援朝、西藏和平解放及平叛、搞點原子彈、中印邊界自衛反擊戰、等等，老人家給我們留下了無盡的的政治財富：自家的無價之寶棄之如敝履，反拜倒在洋人腳下，要吃大虧的。
能不能等待香港人亂極覺悟，“港人治港”收拾不了了，再由中央政府霹靂收拾?
竊以為切切不可。
博弈中勢有強弱，但爭取主動最為至要。無所施為，被動挨打，強亦變弱，自古而然。
聽任敵對勢力任意施為，就覆水難收了。天下大亂民不聊生如烏克蘭、如利比亞，又當如何?
（四）“道路自信、理論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是港人精神回歸的前提。
高揚“道路自信、理論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公知精英反其道而行多年，歷史虛無主義甚囂塵上。
重寫文學史，顛覆“傳統觀念”，胡適捧上神壇，張愛玲橫空出世。
文學藝術春天里，莫言和張藝謀的旗幟高高飄揚。
你不是一聽《紅燈記》就“頭皮發麻”嗎?我給你樹一個新的樣板：莫言和《豐乳肥臀》。
是“道路自信”嗎，他仇“社”；“制度自信”嗎，他“仇共”；“文化自信”嗎，他“丑華”；既然毛時代“專制主義”“最黑暗”，那還有什么“理論自信”可言！
如果你認為是“污蔑不實之詞”，不妨看看諾獎的“頒獎詞”：“莫言用譏諷和嘲弄的手法向歷史及其謊言、向政治虛偽和被剝奪后的貧瘠發起攻擊。他用戲弄和不加掩飾的快感，揭露了人類生活的最黑暗方面，在不經意間找到了有強烈象征意義的形象。”“莫言所描述的過去，不是共產主義宣傳畫中的快樂歷史，而是他用夸張、模仿以及神話和民間故事的變體重現五十年的宣傳，令人信服、深入細致。”“他所描寫的豬圈般的生活如此獨特以 致我們覺得已經在那里呆了太久。意識形態和改革運動來來去去，但是人類的自我中心和貪婪卻永存。所以莫言為個體反抗所有的不公，無論是日本侵略還是毛主義恐怖以及今天的狂熱生產至上。”
人家用諾獎給你樹一個殖民文化樣板，這不足為奇：奇就奇在我們自己欣然接受，也將莫言捧上天——這還不是自甘被殖民心態作祟是什么？
以明星塑造“國民精神”，老謀子是這“塑造者”的祖宗。丑化中國解構革命，誰做的出色 ，我就給誰大獎，讓他“走向世界”——新老殖民者給我們“頂層設計”的路子不過如此。多年來，明星大腕趨之若鶩，如過江之鯽，領著時代風騷。
這是“自信”，還是“他信”?
大陸的公知精英，比那些禮贊殖民的港青，能高明多少？
一些港人有被殖民優越感不足怪。元蒙時代人分四等：蒙古人、色目人、漢人和南人。除主子外，余者的次第是根據接受殖民時間的早晚劃分的。公知精英的等級坐標劃分也是如此：歐美紳士當然最上等，受“百年殖民地現代化”浸潤的“港人”，就像色目人次一個等級，大陸人受“專制”統治時間最長，等級最低。
崇洋迷外，滄海橫流，港人瞧不起大陸，有大環境的背景，并不奇怪。
在許多人心目中，香港一直是比深圳還高一個層次的改開窗口和融入世界的樣板。
這樣的文化生態環境，在香港去殖民化，實在不易。
樹立起“四個自信”，才能祛除殖民心態，實現精神回歸。
總設計師有句名言：“前五十年是不能變，五十年之后是不需要變”。與“不問”和“跟著”一樣，經典話語微言大義，詮釋箋注空間很大。“五十年后”“兩制”問題不復存在了，但如何實現“一”?看過去的二十年，指望香港自動“轉型接軌”，恐怕難——有人還妄想復制委內瑞拉模式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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