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后的棒棒》預告片
“我把自己定義為生活的礦工，靠我的力氣去把社會底層有趣的事情挖掘出來。”
撰文 | 潘俊文
編輯 | 迦沐梓
△ 《最后的棒棒》海報
“你這是何苦呢?”
這是家人和朋友在得知何長林要拍攝紀錄片《最后的棒棒》時最常說的一句話。
棒棒是山城重慶一個具有名片效應的服務行業，爬坡上坎、負重前行的三十多年，數十萬重慶棒棒不僅挑走了汗水浸泡的年華，也挑走了屬于自己的年代。
為了回應大家的質疑，何長林帶著戲謔，化名何苦，加入重慶棒棒大軍。他用一年多的時間將自己和重慶“最后一批棒棒”同吃同住，將一起上街攬活掙錢的生活記錄下來，先后創作了紀錄片《最后的棒棒》以及同名非虛構文學作品。
而在用何苦這個名字之前，他是在部隊服役二十年的正團級軍官。1993年高中畢業的何苦，選擇當兵入伍，先當偵察兵，再做報道員。后來，憑借吃苦耐勞的品質，由士兵直接提干，成為專職的宣傳干事。2007年何苦從吉林調入重慶，甚至成為重慶地區最年輕的副團級干部。
何苦出生在重慶奉節的一個窮山溝，祖輩都是農民。作為少數躍過“農門”的人，他自然而然成為村里的“大人物”，每次探親回家，村長都會請吃飯，鄰居打架沒被派出所拘留，大家都覺得是他的“面子”。
2013年年底，父母在電話里獲知何苦要轉業的想法，連夜從奉節趕到重慶，進行苦口婆心的勸說。但是當看著重慶街頭的棒棒日漸稀少，而且都是步履蹣跚的老人時，何苦還是悄悄地遞交了轉業申請書，下決心“記錄這個時代即將消失的一群人”。
何苦稱，他對棒棒從小就有一個“情結”，當棒棒曾經是他人生規劃中最后的退路，后來因為當兵“擱淺”了。“再不攢勁讀書，長大就只有當棒棒兒”，小時候每次被父母呵斥，何苦總在心里想，當棒棒其實沒什么不好，“最起碼可以去重慶，可以見世面”。
2014年1月，何苦的轉業申請得到批準。隨后，他帶著1300元現金和自己每月2100元雇來的婚慶攝影師，住進了位于十八梯的自力巷53號，開啟一年多的棒棒生活。“棒棒這個題材很多人拍過，但都進行不下去”，何苦經過前期考察，選擇用“不怕苦，不怕累”的軍人的方式進行拍攝。
△ 《最后的棒棒》劇照，棒棒們在街頭等待雇主。
自力巷距離重慶最繁華的商圈解放碑不到300米，橫穿一條街就可以直接從高樓林立的現代化城市，一腳踏進停滯在時光里的貧民窟。搖搖欲墜的危房、破亂骯臟的店鋪、橫七豎八的小巷……因為常年處于拆遷改造中，這里的房子租金便宜，聚集著眾多底層勞動者，棒棒便是其中之一。
何苦用“震撼”“從沒見過這樣的住處”來形容第一次看到自力巷53號的情形。他很快覺察到這是一個有故事的地方，他和攝像師先以每月300元的價格租了一間房，然后準備了4張卡和很多電池，確保24小時隨時都能拍攝。
隨后，同屋租客老黃、大石、老杭、河南、老甘、老金等人走進何苦的鏡頭。
每個棒棒都有一個必須做棒棒的故事
每個棒棒都有一個必須做棒棒的故事。
老黃是帶何苦入行的師傅，遇到何苦時已經65歲，是一名資深的“棒棒兒”。少年時代因為家庭成分，老黃找不到工作，娶不到媳婦，最后入贅一個養不起小孩的寡婦家庭，生了一個女兒。
為了要養家糊口，他常年在外打工，后來婚姻出現了第三者。失敗的婚姻之后，女兒成了他生活的全部。為了撫養女兒成長，老黃到重慶當了棒棒，一干就是二十多年。
經過二十多年沉淀，老黃身上幾乎保留著棒棒所有的特征，堅毅樂觀、謹小慎微、“不占別人便宜，別人也不能占自己便宜”。 他生活在狹小擁擠的閣樓間，干活也只在一個固定的場所。
△ 《最后的棒棒》劇照，師傅老黃(右)與紀錄片導演何苦。
紀錄片中老黃身材瘦小，經常穿一件綠色的部隊老式作訓服和一雙破舊的解放膠鞋，他不抽煙不打牌，也不喜歡和棒棒們扎堆說笑，每次都拄著“棒棒”站在一旁靜靜等活。
只要能掙錢，老黃什么活都不挑，運貨、搬家、清理建筑垃圾，甚至為雇主掏廁所槽里的物品。但是老黃經常教導何苦做棒棒也有“原則”。有一次，老黃和雇主在擁擠的人流中走散，他挑著數千元的化妝品在三峽廣場轉了5個小時，直至雇主出現。當雇主要以100元作為報酬時，老黃卻只收了30元。“說好的工錢是20塊錢，但是找了你半天，耽誤了我去做別的活，所以我多收10塊。”
老黃抱怨，常年在外，老家很多事情不能操心，補償款、自來水、房產證等都辦得不妥當。長期寄養在親戚家里的女兒，教育也出了問題。
“一個房屋產權證斷斷續續辦了20年，每次總是找著這個領導，另一個又不在。19歲女兒未婚先孕，不得不買房結婚，沒見過女婿就當了外公。”老黃說。
紀錄片里老黃一直為兩件事奔忙：一是準備花三個月時間回老家把房產證手續辦了;二是幫女兒還完房貸，早點回家幫著帶外孫。但是這兩件事壓垮了老黃的身體，他不得不提前結束自己的棒棒生涯。
老杭是老黃最好的朋友，兩人被稱作“自力巷二老”，他們在五一路涂料店門口結伴攬活十余年。老杭的婚姻和老黃一樣，也被另一個男人插足，但是他曾想過用很多種方法弄死插足者，甚至為此準備了三樣東西：砍刀、三棱刀、彈簧刀。
老杭的“棒棒人生”正是始于這場未遂的殺人事件。他為了攢錢請地痞幫忙報仇，遠赴重慶當棒棒。第一次攢夠錢準備回鄉時，錢被小偷洗劫一空，第二次攢夠錢回到家鄉時，得知地痞已經被捕入獄。
復仇計劃一次次落空，老杭決定自己去解決那個男人，但當他拿起刀時，仇恨似乎已經因為時間而消散，三把刀至今仍然放在柜子里。
注定做不了壞事的老杭，紀錄片中一直遭遇磨難。先是因為生病已經退出棒棒行業，但由于久病未愈花光了所有積蓄，不得不帶病重操舊業。然后還被“老鄉”以辦養老保險之名騙光積蓄。最后為了花掉收來的100元假幣，策劃了半年的他，還是因為自己的“演技”太嫩，被雇主識破，從而破口大罵。
“沒飯吃的時候，看報紙會好受一些”
老甘在幾次厄運纏身之后，請十八梯的“神算子”為自己卜了一卦。算命先生稱，他將從60歲開始轉運，對此老甘深信不疑。
紀錄片里，老甘為60歲后的轉運，準備了兩摞厚厚的零錢。他沒事的時候就會拿出來，邊清點邊對著鏡頭說，“以后做生意好補錢”，臉上帶著得意的笑容。
老甘想做生意的決心一直沒有變過，但命運卻一次次和他開玩笑，老甘將之總結為，一個女人和兩個小偷，改變了他的一生。
25歲那年，老甘交往了五年的未婚妻突然悔親，老甘痛定思痛后，決心發奮圖強到重慶干一番事業，將來娶大隊長的女兒讓未婚妻后悔。
進城當棒棒的第一個五年，他攢了10000塊，準備開一個小面館，在從銀行取錢回來的路上被人摸了包。第二個五年，他又攢了25000塊，正準備盤下一個雜貨鋪，破門而入的小偷又把錢偷光了。
近幾年，老甘為了追求穩定，從棒棒轉行為給大排檔做服務員。洗菜、洗碗、打掃衛生，每天40塊錢。為了讓老板加5塊錢或者減掉洗碗項目，他不惜以辭職要挾但一直沒得逞。
大排檔下午才上班，上午的時間老甘基本不出門。他成天躺在床上一遍又一遍地看《劉三姐》《新白娘子傳奇》和《西游記》。
紀錄片結尾，老甘期待已久的60歲終于要來了，他本打算回村大辦一場宴席，但因為沒攢夠錢作罷。回家的第二天，他去了鎮上的養老院，詢問入住養老院的具體情況。老甘說，如果60歲后還不能轉運，他將到這里來。
△ 《最后的棒棒》劇照，“棒棒兒”河南。
44歲的河南是自力巷53號這群棒棒中最年輕的，也是最不務正業的。他夢想著有一天能“詐金花”一夜暴富。
河南小時候，母親帶著三個孩子改嫁，后來又給繼父生了兩個孩子。家里貧窮，河南17歲離家出走，輾轉多地后加入棒棒軍。因為沒人知道河南的真實姓名，所以他老家就成了他的名字。他先做過十幾年的棒棒，后來在夜市做服務員，因為多吃了兩個雞蛋被老板開除。2001年，兩個未成年小混混用匕首挑斷了他左腳踝筋，落下殘疾。
河南有些文化，沒有談過戀愛，至今連身份證都沒有。但他沒錢吃飯也要堅持訂報紙，“國際新聞、社會新聞，每天都在看”，河南稱，沒飯吃的時候，看報紙心里會好受一些。
這幾年，河南動起了歪腦筋，打算靠賭博賺錢，每天在巷口斗地主、詐金花。何苦剛住進出租房，他就三番五次借錢作賭資，可是每次都輸得血本無歸，不得不每天吃饅頭和面條。
紀錄片中河南一直對一件事耿耿于懷，他對著鏡頭講述自己人生中第一次拿三個A，卻輸給了三個9。因為沒錢下注，他眼睜睜看著本來應該到手的錢溜走。“你的一生能拿幾次三個A?”河南不斷重復著無奈。
“如果只拍攝不經歷，我不會理解他們的生活”
老黃、老杭、老甘和河南只是何苦《最后的棒棒》中的一部分人物，他們與何苦同住在一個出租屋。同為棒棒的職業屬性，讓他們的底層邊緣生活，有了一定的時代性和代表性。
一年多的棒棒生涯里，何苦白天跟著棒棒們一起外出干活，晚上就聽他們講過去的故事。何苦認為，只有了解棒棒的過去，才能理解他們現在的生活。他在后期剪輯中，將這些故事以旁白和動畫的方式呈現，插入紀錄片中，試圖去完整地講述每一位棒棒的生活。
“如果只是拍攝不去經歷，我不會理解他們的生活。”何苦說，紀錄片中那些和棒棒們一起經歷的事，是他堅持做完紀錄片的最大動力。自力巷53號遭強拆，何苦和棒棒們的所有物品都被埋在廢墟之下，他們流落街頭，夜宿馬路邊。為了拓展業務范圍，他們先從解放碑進入朝天門，最后又到一個建筑工地。
何苦帶著1300元入行，做學徒，當棒棒，干小工，紀錄片結尾他已經是一個建筑工地的包工頭。在他離開時，已經攢了6萬多元積蓄。后來這些積蓄成了紀錄片做后期的費用。
△ 《最后的棒棒》劇照，何苦和棒棒們在建筑工地干活。
《最后的棒棒》制作完成后，何苦回訪了紀錄片中出現的每一位人物，此時他們都已經離開棒棒這個職業。重慶棒棒這個具有時代性的群體，似乎隨著紀錄片的完成而宣告結束。
據了解，上個世紀90年代，重慶有20萬人做棒棒，多是青壯年。而現在，重慶的棒棒只有3000多人，且平均年齡在60歲以上。如今走在重慶街頭已經很難看到棒棒的身影，新一代的城市打工者與老一輩相比，要的已經不僅僅是實現溫飽，貼補家用，他們渴望上升空間，就算同樣是體力活兒，選擇當快遞員也不再做棒棒。
何苦慶幸自己下決心拍攝了這部紀錄片，他認為棒棒們的背影在時代發展中已經無法挽留，但作為城市的共同記憶，他們的故事值得被講述。
“我把自己定義為生活的礦工”
△ 《最后的棒棒》劇照，何苦為雇主搬家。
谷雨：你為什么會去做棒棒，用這種自拍的方式創作紀錄片?
何苦：首先，棒棒這個行業太特殊了，他們像城市的“萬金油”一樣，沒有固定的雇主、固定的收入，可能他今天還在做棒棒，明天就回老家了，所以你永遠不知道拍攝對象會干什么。你要拍他們就必須融入他們的生活，如果不這樣，你跟拍他們會影響生意，一天可以，長時間他們肯定不愿意。我想最大限度地記錄他們原本的生活狀態，所以最終以我為中心拍攝一群棒棒的生活。
其次，我是一名軍人，已經二十多年沒怎么和社會接觸了，讓我拍攝軍事題材的紀錄片可能沒有問題，但是一下子進入底層和他們接觸肯定有距離感，為了縮短這種距離我只能投身這個行業。另外，我對自己的身體比較自信，我相信我能吃得了這個苦。挑啊、扛啊，干苦力都沒問題。
最后，做棒棒也算完成我小時候的一個“情結”。我從小生活在重慶的農村，很閉塞，當兵之前一直在農村，連縣城都沒去過。生活和教育條件都很差，高中畢生為了謀個出路就去當兵了。當時父母都希望我通過讀書走出去，但我學習一直不行。父母就經常罵我“再不攢勁讀書，長大就只有當棒棒兒”。當棒棒一直是被人瞧不起的職業，但在我心中當棒棒就能去重慶，沒什么不好，“重慶對于我來說就是天堂”。所以某種程度上，當棒棒成了我人生規劃中最后的退路。
谷雨：創作這部紀錄片之前，你做了哪些準備?聽說攝影師是你從一家婚慶公司請的?
何苦：當時要不要轉業我想了好長時間，最后決定去拍這部紀錄片后，我立刻寫了轉業申請。申請批準后，我先從老單位借了一臺閑置的攝像機，然后準備了4張儲存卡和很多電池。我從一個婚慶公司挖了一個攝像，談好2100元一個月的工資。
我之前做過電視新聞，對影像有一定了解，但是攝像對紀錄片了解很少。前幾天拍攝他基本就跟在我后面，回來我一看畫面，基本拍的都是后背。他能和我一起堅持下來也是“奇跡”。我們剛去自力巷53號時，他以為只是在那拍攝，沒想到我們租房住了進去，他當時就崩潰了。第二天，他拍攝的時候撞樹上了，就跟我說他做不了，要走。
我就不停地安慰他，然后還給他談將來，將來片子拍出來賣錢了，你有25%的股份。最后攝像師和我堅持了下來。當時我就認定，只要走進棒棒的生活，故事自然就會出來，我就用這種最笨的方式去追蹤他們。我把自己定義為“生活的礦工”，靠我的力氣去把社會底層有趣的事情挖掘出來。
谷雨：紀錄片出來后各方的評價都很高，后來發行如何?
何苦：我一開始拍紀錄片就知道這是一個以“情懷”為主的行業。紀錄片出來以后在豆瓣評分是9.7，很多人都覺得很好。但是將版權賣給愛奇藝，就賣了26000元，中間商拿了一些，我就得了13000元。另外，《最后的棒棒》一書的影視改編權賣給了北京一公司，價格是40萬左右。
△ 《最后的棒棒》首映，何苦請來一百多位棒棒看紀錄片。圖片為何苦與片中主角合影。
谷雨：重慶棒棒是怎么發展起來的，目前是一個什么樣的狀況?
何苦：棒棒是山城重慶一個具有名片效應的服務行業。改革開放之初，重慶落后的交通狀況難以滿足經濟發展的需求，大量農村剩余勞動力涌進城市，他們沒有文化，也沒有技術，靠著一根棒棒和與生俱來的力氣在車站、碼頭等物資集散地掙錢致富。
上個世紀90年代，隨著城市化進一步發展，更多農民拋棄土地或者被土地拋棄，他們涌入城市，將這種重體力勞動服務從原來的車站碼頭推廣到大街小巷。重慶特殊的地形條件，給他們提供了肥沃的生存土壤，大到工廠企業裝船卸貨，小到家庭個人購物買菜，隨口一嗓子“棒棒兒”，就有一群肩扛棒棒的人沖過來為你服務。
但是現在，你走在重慶街頭已經很難碰到棒棒了。重慶現在可能還有幾千個棒棒，他們主要集中在一些批發市場或者商場門口，而且這些棒棒的年齡都比較大。
關于何苦
何苦，重慶奉節人，正團級轉業軍官。1975年12月出生，1993年12月入伍，專職從事電視新聞工作二十余年。其間多次參與中央電視臺《軍事報道》組織策劃的大型系列節目制作和大型訓練演習、非戰爭軍事行動采訪報道活動。2007年，牽頭創辦西南地區第一檔衛視軍事節目。服役20年，先后榮立二等功一次，三等功三次。
2014年1月從部隊轉業之后，走進了重慶市渝中區五一路自力巷53號，開始以一名普通農民工的身份去追蹤“山城棒棒”這個特殊勞動群體的工作和生活現狀。通過一年多的深度體驗，寫出長篇紀實文學《最后的棒棒》，并同步拍攝了時長350分鐘的同名紀錄片。本片于2016年10月獲德國金樹國際紀錄片節最佳短篇紀錄片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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