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爾凡·哈比卜 | 卡爾·馬克思和他對歷史的構想

　　卡爾·馬克思誕辰兩百周年紀念日到了;而對它最好的慶祝，是回憶這個偉人的教導——和以這些教導為依據的行動。馬克思思想的一個基本部分，是他對歷史的構想;而對于印度的我們來說，和對于世界各地的其他人來說一樣，這個構想，依然活著，也依然重要——它指導我們如何從整個人類過去的經驗中汲取教訓，以及何以在理解人類社會的運動趨勢后，我們應該努力去塑造我們的未來。

　　杰出的現代歷史理論家們也經常肯定馬克思本人也會完全同意的那些結論。馬克思也會和E.H.卡爾一起堅持，“歷史的事實”是不可能被把握的;以及，人是通過探索、選擇和詮釋這樣的事實，來完善人關于過去的知識的。馬克思也同樣會同意馬克·布洛赫用歷史的可能用途，來給歷史做的辯護：歷史不是一門自為的藝術，而是這樣的知識的一個分支，借助這些知識，我們可以認識我們的實際經驗，并在這些知識的幫助下，錨定我們未來行動的方向。早在1845年的時候，馬克思就說過：“哲學家們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釋世界，問題在于改變世界”(關于費爾巴哈的提綱)。我們學習歷史(歷史，本質上是對過去的環境，和我們過去的實踐的記錄)的目的，首先是幫助擬定我們今天的行動和實踐。

　　研究歷史的方式有兩種。一種是只給出對事件(一般偏好政治的或文化的事件)的記錄，就像過去的作家們碰巧描述過的那樣。這意味著，我們對各個時代的過去的評估，只是通過我們的，生活在完全不同的社會與智識環境中的前輩的幽靈來進行的。他們對其時代之環境的理解，對今天的我們來說，作用是有限的。職業歷史學家在拒絕其史料提出的“質的”陳述的時候，就經常強調這點。馬克思提到過這點，他說：“我們判斷一個人不能以他對自己的看法為根據，同樣，我們判斷這樣一個變革時代也不能以它的意識為根據”(《政治經濟學》序言)。第二種方式則是把對人類歷史的普遍化的一般詮釋得出的結果，和對一個國家或地區的歷史的一個具體時期或面向的描述，結合起來。這個一般和具體之間的持續互動，將有助于我們得出一種先前的歷史時代的歷史學家們——甚至是那些像希羅多德(公元前五世紀，希臘)那樣在信息的搜集上無比詳盡的歷史學家，和像伊本·赫勒敦(十四世紀，北非)那樣心智敏銳的歷史學家——都無法得出的，對歷史的理解。的確，因為歷史本身也在隨著時間的推移而拉長，所以，定義我們的普遍詮釋的一般經驗也隨之而變得更加豐富;這也必然會持續影響我們對具體時期、特定國家的所有歷史的詮釋。

　　馬克思的歷史觀是一種出自他所知道的一般經驗的抽象。在對過去的第一批現代的科學探索之后，在現代哲學家，特別是黑格爾對這些探索的綜合之后，馬克思的抽象，是牢牢地建立在事實信息的基礎之上的，并且，這個抽象形成了一個非常完整的，可以用來研究所有歷史的框架。

　　首先，馬克思認為，為滿足人的物質需要而進行的斗爭，是人類的社會構造的基本功能。這些需要是通過生產來滿足的，而生產，只可能在男女在社會中生活的情況下發生。“物質生活的生產方式”，馬克思說，“制約著整個社會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過程”(《政治經濟學批判》序言)。這個概念，在馬克思那里是基本的;這也是為什么他的整個歷史觀，被認為是與唯心主義哲學家的看法相悖的歷史唯物主義。對唯心主義哲學家來說，歷史，是理念，或神意的，或者說，在更庸俗的層面上說，是與生俱來的宗教或民族天才的展開。

　　后來，馬克思也意識到了人類的史前史的存在，那時，人不生產而是采集食物(通過狩獵、捕魚、采摘果實等等);那時，人類在原始的、無階級的社群中生活(“原始共產主義”)。但農業一發展起來，人就開始生產“剩余”了，所謂剩余，即是超出生產者維持自身生存所需的那部分生產量。現在，社會出現了階級之分，出現了從事生產的人，和迫使生產者放棄剩余的人。后者通常是通過武力獲得他們的地位的，他們建立起國家，和私有產權制度。作為奴隸的人類，也變成了少數人的私有財產;對土地來說，也如此。從這個時候開始，滿足物質需要的追求，就和為奪取、或維護辛勞者(通常是工人和農民)生產的剩余互相關聯起來了。人類社會也變成了剝削社會;因此，“人類的全部歷史(從土地公有的原始氏族社會解體以來)都是階級斗爭的歷史”(馬克思與恩格斯，《共產黨宣言》)。

　　如果說階級斗爭是一切生產剩余的社會的線索的話，那么，這些社會、和構成它們的階級也一直在變革。馬克思堅持，唯一不變的規律是，一切都在變。就這樣，量變導致質變，所以，人類的歷史就表現為不同的“社會構造”的繼起。每一種社會構造，都取決于在它那里，生產是怎樣組織的，以及，生產者是怎樣被迫放棄剩余的。馬克思把社會秩序的這個基礎稱作“生產關系”，而生產關系的邊界反過來，又是為“生產方式”，即當時流行的工具和技術，所界定的。著眼于歐洲，馬克思區分了古代或古典的，以奴隸制為基礎的社會構造，和其后的，以農奴制為基礎的封建社會。最后，是基于雇傭勞動的資產階級的、或者說資本主義的生產方式，而這種生產方式本身，又是以工廠系統為條件的。資本主義，盡管興起于歐洲，天生就有成為世界系統的傾向。資本主義代表最后一種剝削的社會構造，而用社會主義這種免于一切階級剝削的系統來取代它，就必然成為了我們的目標。

　　是什么導致了使這些社會構造演替的構造?顯然，不是盲目的自然力量，而是人類的行動，尤其是階級斗爭。無論在哪里，只要有人類的行動，就必然會有有意的思想或者說“意識”，意識，是行動的直接動力。對馬克思的誤解最大誤解就在于這點：人們竟然會以為，這樣的“意識”是單純為物質環境所決定的。馬克思經常遭到這樣的簡單詮釋的那句名言是：“不是人們的意識決定人們的存在，相反，是人們的社會存在決定人們的意識”(《政治經濟學批判》序言)。事實上，在稍微往后一點兒的地方，馬克思本人就解釋過他所說的“決定”是什么意思了：“所以人類始終只提出自己能夠解決的任務，因為只要仔細考察就可以發現，任務本身，只有在解決它的物質條件已經存在或者至少是在生成過程中的時候，才會產生”。

　　換言之，意識的領域，受限于當時存在的物質可能性。但意識還有其他限制;過去的社會也未能實現它們自己的完全合理性的形式。因此，屬于特定階級的人，比如說，小農，可能會看不到，他們自己是他們可能實際上屬于的那個特定的階級的成員。宗教也經常會起到遮蔽這種合理性的認識的作用。因此，馬克思很早就說過，宗教是“人民的鴉片”。

　　類似地，人在某種非理性的意識的驅動下采取的行動，如果有相應的物質環境的話，也可能有助于決定社會結構的性質。我們可以把印度的種姓制度當作一個例子來引用。種姓制度是在持續的宗教約束下建立起來的;馬克思本人就曾譴責過種姓之分，認為它是“是印度進步和強盛道路上的基本障礙”(《不列顛在印度統治的未來結果》)。另一方面，就像馬克思本人承認的那樣，現代基督教新教的興起，“在資本的產生上就起了重要作用”(《資本論》第一卷)。因此，實際上是“現實世界的反映”(馬克思)的宗教世界，也可能深刻地影響現實世界的性質。

　　因此，馬克思思想的核心，是通過在資本主義本身之下，創造物質條件，來解放人的意識，因為在這里——

　　“一切固定的僵化的關系以及與之相適應的素被尊崇的觀念和見解都被消除了，一切新形成的關系等不到固定下來就陳舊了。一切等級的和固定的東西都煙消云散了，一切神圣的東西都被褻瀆了。人們終于不得不用冷靜的眼光來看他們的生活地位、他們的相互關系。”(馬克思和恩格斯，《共產黨宣言》)

　　這樣的意識的解放，也與物質力量——機器、現代的技術、規模經濟——創造的，推翻階級剝削和建立社會主義的可能性有關。馬克思主義，或者說科學社會主義，形成解放了的意識的頂點，而(資本主義下創造出來的)工人階級則通過其斗爭，成為來臨中的新秩序的先驅。但工人階級必須意識到自己，意識到它的歷史任務，在獲得這樣的意識后，它才能實現物質環境為它準備的可能性。不存在什么盲目的、自發的革命。

　　這就是為什么說馬克思絕非“決定論者”，馬克思強調觀念的重要作用，并努力從對當代資產階級思想的廣泛批判中，得出最嚴格的哲學和經濟理論。他留給我們的遺產，不僅是他璀璨的革命理論，還有一套可以讓我們循著他的腳步、以同樣的嚴格和遠見，來分析我們自己的過去和當下的環境，在此基礎上發展我們的“革命實踐”的方法。因此，所有“有意識的”革命者，都有特別的，給予的義務：他們不僅要吸收，更要傳播構成馬克思主義的革命之核的那些觀念。如果他們履行這一義務的話，那么，他們就不但學習了歷史，他們還將創造歷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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