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4月12日，“人民日報政文”微信公眾號推送了一篇名為《“階級固化”的論調不能成立》的文章，從這個側面，我們可以看出階級固化在中國不是一個生僻的詞，階級固化也不是子虛烏有的囈語，階級固化在中國已是不爭的事實。官二代、富二代、農二代、貧二代都是階級固化的生動表現(xiàn)。
階級固化的日益嚴重和凸顯迫使資產階級的御用文人也不得不面對它，但是資產階級的階級本能和階級偏見又只能使他們從一種顛倒的、片面的、靜止的角度去分析階級固化這種社會現(xiàn)象。最粗陋的就是用個別去反對一般，我們說的階級固化當然不是指某種個別的現(xiàn)象，而是指整個階級的大趨勢，但是御用文人們總是喜歡用0.1%的偶然去反對99.9%的必然，因為在他們的認知里階級固化就是階級之間的絕對固化。為了使這種謬論更具說服力，就必然要把它說成是自古如此。加強中央集權的“諸子均分制”成為了大地主自動消滅的方式，完全不知道皇帝才是封建王朝最大的地主，何況“諸子均分制”和貧下中農又有毛線關系;通過農民起義推翻舊王朝的劉邦、朱元璋成了古代最底層改變階級命運的楷模，看來這是鼓勵底層用這種方式改變階級命運啊;“富不過三代”這句俗語好像很“真理”，但是一進入現(xiàn)實我們就會發(fā)現(xiàn)也是個別，而且“富不過三代”往往又會變成“巨富不過三代”。
最惡心的還是用科舉制度來證明中國古代沒有階級固化，科舉制度雖然在歷史上有過進步的作用，它打破了血緣世襲關系和士族政治權利的壟斷，可是這種打破卻與農民階級沒有多大關系，它實際的作用是給封建地主階級的中下層提供了參政機會，擴大了封建地主階級的統(tǒng)治基礎。
在中國古代考科舉對于貧下中農而言簡直是一種奢望，一方面要浪費一個強壯的勞動力，并且得供養(yǎng)著;一方面古代私塾的束脩、膳食、節(jié)敬的送禮負擔，也不是一幫泥腿子可以承擔的起的。出生佃農家庭的朱德元帥想要讀私塾需要各門房集體出錢，要舉一宗之力。由此可見封建社會的科舉制度不是在改變階級固化，而是在加強階級固化。
科舉制度是為封建地主階級服務的，這無論是從它的形式上還是內容上都彰顯著它的性質。然而，當前中國的教育制度卻以服務全民的姿態(tài)面向世人，教育選拔的唯一標準是分數(shù)，任何人在高考分數(shù)面前都是公平公正的。但是，教育的這種公平公正就跟資產階級所宣揚的自由一樣，只有工人選擇被那個資本家剝削的自由，沒有工人擺脫被剝削的自由;只有形式上公平公正的選拔標準，沒有內容上公平公正的教育資源。
“不要讓孩子輸在起跑線上”這句中國式教育的著名口號，不斷被引用，又備受爭議。爭議的焦點主要集中于為了讓孩子不輸在起跑線而導致孩子過重的負擔之上，爭議的焦點依舊是教育的現(xiàn)象。為什么會導致孩子的過重負擔?這本身就是社會階級固化而導致不同階級或階層不得不付出更大的教育成本來祈求通過教育改變家庭的階級命運。可是“不要讓孩子輸在起跑線上”這句話本身就是一個脫離實際的囈語，家庭出生的不同，一個人所獲得教育資源也就天囊之別;從出生起，有的人就輸在了起跑線，有的人就贏在了起跑線。
前些天和幾個小伙伴看了個紀錄片“望子成龍”(中國當“小皇帝”也幸苦)，里面講述了三個家庭的小孩，分別是家里開公司的杰克、家里開小餐館的侯正強、家里路邊擺攤買水果的楊柳娜。出生富裕家庭的杰克，四歲就進入實施英才教育培養(yǎng)職業(yè)運動員的學校學習高爾夫，一對一的輔導老師時刻督促學習，并且安排去美國修學旅行。
而出生貧窮的侯正強、楊柳娜都是在打工子弟學校讀書，教育資源極差，一層的瓦蓋房教室，連個現(xiàn)代化設備都沒有;除了督促孩子好好看書，父母給不了什么幫助;而且一個平常要給家里的小餐館打雜，一個要帶倆個妹妹、忙家務活、周末還得幫忙去買水果。
家庭出生的不同，所引起的教育資源分配的巨大差異，以及由此而決定了受教育的方向和層次是不同的。
紀錄片“望子成龍”出生貧窮的侯正強、楊柳娜與其說是在受教育，不如說是被培養(yǎng)為考試機器;侯正強由于英語差瘋狂的死記硬背，楊柳娜為了考第一來討好父母，一天連做七張試卷并訂正。
雖然出生富裕的杰克也被迫強制性學習，但是正如紀錄片外教所說：“杰克的父親是個聰明人，如果杰克說不喜歡高爾夫，不想再學了，他一定會為兒子另做打算。至于杰克自己怎么想，像他這樣條件優(yōu)越的兒童，在中國只是一小部分，他自己對此也開始有點認識到了。即便當不了高爾夫選手，從事實業(yè)的話，學到手的東西也不會白白浪費，畢竟財界的頭面人物對打高爾夫都情有獨鐘。”
對于這種教育結果，列寧在《青年團的任務》中辛辣的揭露了：“舊學校總是說，它要造就有全面教養(yǎng)的人，它教的是一般科學。我們知道，這完全是撒謊，因為過去整個社會賴以生存和維持的基礎，就是把人們分成階級，分成剝削者和被壓迫者。自然，整個舊學校都浸透了階級精神，只讓資產階級的子女學到知識。這種學校里的每一句話，都是根據(jù)資產階級的利益捏造出來的。工農的年輕一代在這樣的學校里，與其說是受教育，倒不如說是受資產階級的奴化。教育這些青年的目的，就是訓練對資產階級有用的奴仆，既能替資產階級創(chuàng)造利潤，又不會驚擾資產階級的安寧和悠閑。”
“寒門再難出貴子”，出身越底層，上的學校越差，這一趨勢正在被加劇和固化。近年來的多項調查顯示，中國名校生源，農村孩子比例越來越小，北大清華農村生源甚至僅占一成。
大學擴招政策所造就的每年幾百萬的應屆畢業(yè)生，以及隨后面臨的大學生就業(yè)難的困境，也進一步加深了教育改變命運的難度。更無奈的是腦力無產化的快速進程，迫使腦力勞動者所在的社會地位和社會待遇越來越滑入到無產階級的隊伍中來。
底層通過高考獲得高質量教育，并以此改變家庭命運，已經越來越變成了某種鐵樹開花般的事件。
當我們得出望子成龍是奢望，教育改變命運是囈語的結論時，有的同學在情緒上就出現(xiàn)了明顯的變化，在他們看來教育不能改變命運，那么讀書還有什么用?在他們的潛意識里，教育不能改變命運就等于讀書無用論。而造成他們的這種潛意識就是因為他們承載著家庭改變命運的重擔，而這也反映了當前社會中下層所面臨的每況愈下的生存處境，以及希望改變處境的迫切心情和難以改變的焦慮心情;更何況投入的教育成本如此之大，若是不能帶來相應的教育回報豈不是虧大了。可是，在教育產業(yè)化的政策下，這種虧不是越來越大嗎?
可是，我們就算是看到了“北漂”、“蟻族”、“鼠族”的尷尬，看到了教育的種種不公平，可是我們卻依舊不得不承認在“特色”制度下的教育制度確實是中國最公平的事物，它至少是保證了形式上的公平，只有分數(shù)的唯一標準，而不像什么事業(yè)單位、什么潛規(guī)則，那么得讓人憤憤不平。
但是這么一個不公正的教育制度卻是中國最公正的事物，那么可想而知底層究竟有什么辦法可以去改變階級命運呢?
但是，正如魯迅先生所說：“希望是本無所謂有，無所謂無的。這正如地上的路;其實地上本沒有路，走的人多了，也便成了路。”底層改變命運的道路，自然會隨著他們的斗爭和認識被探索出來。正如剛剛過去的被熱烈紀念了一番的十月革命一般，這是曾經偉大而勇敢的俄國人民所探索出來的道路，而新時代的中國人民必將在此基礎之上走出中國人民的道路，而且它正在悄然而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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