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的閨蜜在門外，為你攔下你暴怒的前男友;
你躲在門背后，聽著她被捅刀時的大聲呼救;
她尸骨未寒，你竟不愿將真相告訴她傷心欲絕的母親;
她的百天，你歡歡喜喜在朋友圈里曬出自拍;
時隔一年，你終于面對她的母親，卻是以一種受害者的姿態。
即使是不相干之人無辜地死在面前，人的內心都難免觸動，且不論背后那人是為你擋刀的救命恩人吶。
或許正如江歌的母親控訴：“你現在出現，是因為你們家的生活受到了影響，并不是因為江歌為你付出了一條命……”
對于劉鑫來說，哪怕江歌為自己犧牲了性命，對比自己的遠大前程，仍是無足輕重罷。
二
自咪蒙的文章《劉鑫江歌案：法律可以制裁兇手，但誰來制裁人性?》始，民憤像火一樣燒了起來。怒罵者有之，呼吁者有之，反思者有之，提倡理性者有之，四面八方的聲音都吶喊著同一句話——
“我們關心！”
可是我們為什么關心？
是的，因為人性，因為最基礎的道德。
但是，冷血的兇案并非僅此一樁，為什么只有江歌一案能夠萬眾矚目？
劉鑫江歌的日常生活，與我們的那么接近——在日本的學生、在中國的學生，在日本的上班族、在中國的上班族，在日本的白領、在中國的白領。似乎只需要變換一下工作地名，我們就是江歌、就是劉鑫。相似的經濟背景和生活經歷，使我們對整件事保有極強的代入感，甚至毫不費力地感同身受。
我們憤怒于劉鑫的所作所為，那是因為她離我們太近，她完全是我們身邊的一員。
我們就像是江歌，一邊滿懷熱忱地付出著友情，在日漸套路的社交圈里追尋著一份身邊的溫暖，一邊戰戰兢兢地環顧身旁，害怕哪日會被“身邊的溫暖”關在門外。
三
而有一些事件，其殘酷程度不下于此案，但從未在社交網絡掀起過如此風浪——
2009年11月，成都市金牛區天回鎮金華村村民唐福珍，在面對政府不斷逼近的推土機和破拆隊伍時，一次次舉起油桶，把汽油澆在身上，要求停止強拆，對話協商解決拆遷爭議，但是拆遷方毫不理會，最終唐福珍選擇了在自家天臺上“自焚”。
在整個強拆過程中受巨額賄款，毫無情理可講的官員，卻還可以毫無悔意地說：“唐福珍自焚是一個法盲的悲劇”；“我對唐福珍不存在歉意……”。
2006年的一天，夢想有一張全家福的11歲小學生孫雪，在輟學三個月后，死于政府炸封的黑煤窯井下。除了她之外，死去的還有她的父母。
在“私人協議”了結后，“黑煤窯”的窯主東山再起，“重新開起了黑煤窯。”
在一份《大灣鎮人民政府關于處理孫麗家庭困難的情況》的資料上，如此敘述該事件的發生，“2006年12月，我鎮在炸封無證煤窯過程中，孫麗父母意外死亡。”一句話定性成意外死亡，而11歲的小妹妹尸骨無存，連一個名字都沒有。
強拆、黑煤窯、上訪挨打、開胸驗肺……我們似乎不曾如此群情激憤。
當然了，對于手握輿論生殺大權的我們，這些事件“太遠了”。我們不曾經歷沒有現代化高樓的鄉村、沒有互聯網信號的煤窯和沒有精力思考人性善惡的流水線。
盡管我們也會憤怒，但內心還有一個冰冷的聲音提醒我們，別慌，這事永遠降臨不到我頭上。
從這個意義上講，我們何嘗不是劉鑫？我們死死地關住通向他們的門，聽憑外面的“江歌們”被行兇者一刀一刀捅下去，直到遍體鱗傷。而自己在黑暗里顫抖，慶幸于暫時的安全。
四
從前大家以為，冷血不屬于歲月靜好的我們，粗魯和殘暴是受到良好教育的精英的對立面，而鮮血只屬于心理扭曲的罪犯和為活命而掙扎的底層。
也曾一度以為，來自陌生人的冷漠和惡意，我們已經見怪不怪，這就是生存在世間的一針免疫劑。可是這個世界偏偏如此殘酷，還要把籠罩在親密關系上的虛偽面紗揭下，留下其中血淋淋的刀口。
原子化的個人和這個世界的冷漠，從來不是一朝形成的。
它就像是從地面延伸開來的冰封。當遠方的人遭到它的侵襲——當鄉村、煤窯和流水線被寒流侵蝕，我們坐在溫室里，一言不發。任憑他們生活質量下降、教育程度降低、“志趣變得庸俗”，任憑他們從最先進的工農聯盟，變成最渙散的“烏合之眾”。
我們不曾想到，“把宗教虔誠、騎士熱忱、小市民傷感這些情感的神圣發作，淹沒在利己主義打算的冰水之中、把人的尊嚴變成了交換價值”的資本主義，是不會滿足于此的。本以為自己能堅守高尚道德的我們，卻發現這寒意已經潛伏在腳下許久了。
大門緊閉，鮮血汩汩流淌，但愿這殘忍能洗凈我們對自己虛無的美好道德想象。在日漸異化的社會里，我們都贊美為朋友挺身而出的江歌，但難保危機來臨時，你我不會成為把血泊鎖在門外的劉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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