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秋十月，在臺灣走訪了臺北、新竹、臺南等地的一些高校，見到了聯系多年的老朋友杜繼平、范振國、陳信行、林正慧、黃德北、關曉榮、鐘秀梅、吳永毅、鐘喬、蔡明德等人，還有來自美國的金寶瑜、陽和平。
這些朋友大都有著游學歐美的經歷，看到他們公開舉辦紀念十月革命100周年活動，很是振奮。交通大學的陳光興教授鼓勵我，讓我不要有壓力，開玩笑說臺灣現在是解放區，想說什么都可以。
我自然談了自己對社會主義道路的理解，適逢中共19大開會期間，還就大會報告中關于社會主要矛盾的新提法談了轉折意義。
特別新奇的是在臺南，成功大學的陳美霞教授向我介紹了臺灣保釣人士長期艱苦卓絕的努力，近年來深入宜蘭縣蘇澳鎮漁民的保釣活動，令我十分感佩。
真正的力量在民間，陳美霞的先生林孝信教授長年堅持公民通識教育，對保釣運動多有建樹，可惜罹患癌癥，壯志未酬身先去，聽來不禁唏噓。如今，陳美霞與臺灣許多保釣人士共同扛起了釣魚臺教育協會的大旗。
之前對臺南的了解不多，只知道這是陳水扁的家鄉，是臺獨勢力最為集中的地方，卻不知在臺南卻有著暗潮涌動的另一面。
保釣運動始于1970年代美日將“行政管理權”私相授受的那一刻，當時留美的學生團體和島內知識分子便立即投入抗議活動。林孝信陳美霞即是那場運動中結識的革命伉儷，后來林孝信還為此被列入臺灣當局的黑名單，吊銷護照中斷學業，長年流落海外。
一般而言，知識分子的抗爭，多是從歷史沿革、地理常識、國際法理等方面進行言說，組織各種形式的宣傳。而漁民的抗爭則不同，他們是直接駕船出海，集體遠航。對他們來說，釣魚島海域是他們祖祖輩輩生于斯長于斯的漁場，是他們討生活的飯碗，他們的漁權與國家主權直接相連，據宜蘭漁權會理事長楊德信描述，近年來比較大的抗議行動有兩次：
一次是2005年6月8日早上七點三十五分，漁民通報有一艘臺灣漁船被日本水產廳公務船驅離，而附近其它的船只則被公務船用廣播警告，說這是日本的海域，要求臺灣船只離開。當時在附近海域作業的50多艘蘇澳漁船都非常憤怒，于是50多艘漁船集結起來包圍了日本公務船。被困在眾多蘇澳漁船中間的日本公務船只得打電報回日本保安廳去求救。
另一次是2012年抗議日本企圖“國有化”釣魚島，這個消息一經傳出，蘇澳的漁民承受很大的壓力。楊德信說，“因為對漁民來講，釣魚臺還不是日本的，臺灣漁民就已經被驅離成如此的情況，如果釣魚臺真的變成日本的，那么漁民究竟應該要去哪里捕魚呢?當時漁民都有一個共識，就是一定要守護釣魚臺的主權，絕對不能讓日本把釣魚臺“國有化”。當時在漁會的干部、民意代表以及漁民的眾志成城之下，2012年就成立釣魚臺籌備委員會，蘇澳78艘漁船就在2012年的9月24日浩浩蕩蕩向釣魚臺方向出海，即使日本的公務船試圖阻擾、噴水柱，也無法阻擋。而且就在釣魚臺主權海域巡回一圈，之后勝利返航。”
釣魚島面積不大，約4平方公里，中有山脈橫貫東西，像一只兩頭翹翹的枕頭。島上盛產山茶、棕櫚、仙人掌、海芙蓉等珍貴中藥材，棲息著大批海鳥，古來就有“花鳥島”的說法。他們年輕的時候經常上島去避風浪，洗淡水澡，揀鳥蛋，采海芙蓉。
釣魚島海域蘊藏著800億桶的海底石油和油氣，也有數據稱釣魚島周邊海域石油儲量可達30億-70億噸。這一帶是我國的傳統魚場，有著豐富的漁業資源。太平洋黑潮流經，帶來大批魚群，我國浙江、福建和臺灣等地的漁民經常到這一帶捕魚，年可捕量達15萬噸。
現年68歲的蘇澳漁會理事長蔡源龍，從16歲開始跟著長輩討海抓魚，已經半個多世紀了。戒嚴時期，軍方實施管制，他們只能下午兩點從港口出發，順著黑潮往東北的順流，因此去釣魚島的速度比較快。通常是下午出發，到釣魚島已經黃昏。
從前捕魚沒有太先進的航行定位工具，因此要靠自己的經驗來駕駛漁船，夜里布網是靠手電筒，所以對釣魚島的地形地貌要熟悉。因為從不同方向看釣魚島的地貌都是不一樣的，所以透過辨識釣魚島的形狀——變成斗笠形或其它形狀——來確認自己的方位，才能找到魚群。
蘇澳漁民擅長捕鯖魚，鯖魚是回流性魚類，產卵點在112海里外的南方澳外海不遠處，聚集非常多的鯖魚，臺灣漁產大約95%以上的鯖魚來自這里。
蔡源龍有著豐富的歷史知識，而且善于考據，他說：
“沖繩的八重山群島，最早是琉球王國的屬地。明朝時期，琉球王國是我們的藩屬國，每年都要朝貢。去沖繩觀光可以發現，它的船只形狀跟唐朝制造的船只形狀一樣，跟日本的船只則不同。從1874年開始，日本侵占琉球王國，琉球才變成日本的殖民地。
日本自1868年明治維新后，一直用侵略的手段對付中國，包括朝鮮。1879年侵占臺灣，之后清朝用銀元賠償日本，臺灣才沒被割讓，這是日本第一次侵略臺灣。從歷史教訓可以知道，我們必須有民族意識，不管是中國也好，或是釣魚臺也好，臺灣也好，這些都是我們的國土，今天如果沒有主權的話，更不用談擁有漁權。”
下午，天色漸暗，我們的車子經過一座方形的白色建筑，現如今的新竹市影像博物館。同行的交通大學亞太/文化研究所研究員林麗云告訴我，這是當年日本神風特攻隊的“有樂館”，是他們自殺作戰前吃最后晚餐的地方。
我問，是不是吃過一頓的人就再也回不來了?她沒有回答。
看著這座詭異的白房子，心想這不就是活棺材嗎？他們飲酒作樂時有沒有奏樂？來一首君之代？或者大家都沉默著？軍國主義者已經給這些青年洗過腦了，讓他們去送死其實是有殉道意味的，他們的嘴角一定還掛著嘉許的微笑，雙手背在身后——當然，血淋淋的。
站在釣魚島望出去，可以清楚地看到自1840年以來的世界風云變幻，近180年里帝國主義列強對中華民族的蠶食、割裂、殖民，以及中華兒女不屈不撓的抗爭奮斗、流血犧牲。這樣的血淚史按理說在臺灣青年中應該有著基本的知識傳承，他們應該從先輩的經驗中得到啟示才對。即使從釣魚島的現實看，也應該體會到一個強大的中國對于捍衛領土主權的重要性才是，可為什么這里的青年卻支持臺獨、不認同自己是中國人呢？
陳美霞悲憤地描述這個洗腦過程：
“臺灣光復之后，國民政府在政治經濟上以節制私人資本、發達國家資本為主軸，推動土地改革及進口替代經濟政策。但是，這樣的政策到1950年代末，就在美國逼誘下開始逆轉：進口替代轉向出口導向，節制私人資本轉向鼓勵私人資本，發達國家資本轉向減縮國家資本。
在這樣的政策發展二十多年后的1980年代，本土新興資產階級開始壯大。進入1990年代，臺灣步入藍綠資產階級政黨輪替的西式民主道路，而政府並在資本全球化的浪潮中推行新自由主義的松綁、私有化政策，貧富差距急劇惡化。
臺灣當前的主流意識形態是在上述數十年的政治經濟歷史發展中形成的。
首先，國民黨在國共內戰中挫敗, 從大陸撤退到臺灣之后，就全面推行反共教育與宣傳──威權、戒嚴、白色恐怖、冷戰意識形態等等是其中重要內容。
數十年的反共教育管束下，隨著1980年代本土資產階級的興起及壯大，本土主義興起，而‘四大族群論’、‘日本殖民現代化論’、‘戰后再殖民論’以及‘二二八論’等等臺灣意識形態逐漸形成。
1990年代之后，在李登輝主導下，政府數十年的反共教育以去中國化教育的面貌維系。
到2000年代，臺灣意識形態、反中、親美日、甚至民粹等等主流意識形態籠罩全臺。
這樣的意識形態，對統治階級以外的多數人民──尤其勞動人民及弱勢群體是不利的。”
在臺灣青年群體中，普遍流行著對未來生活的焦慮，他們的實質薪資已經倒退了十幾年，還不如本世紀初。在長期反共宣傳中，這種看不到未來前途的失望情緒，卻被誘導為對大陸的憤怒。“大陸壓迫臺灣”、“大陸封殺了臺灣的生存空間”成為一個思維定式，前幾年爆發的“太陽花”運動則是這種情緒的直接表達。
他們的宣言是：“我們不愿看見臺灣青年十年后還過著22K的生活!”然而這些青年不了解的是，臺灣與大陸貿易的順差每年都在500億美元以上，正是這些錢支撐了臺灣的經濟穩定，使臺灣的資本主義民主得以維系。而兩黨輪流坐莊，極力宣揚資本主義民主的所謂普世價值，使兩岸矛盾更加難解。
青年們反對的服務貿易協定顯然是有利于臺灣經濟的，只是資本主義的競爭規律導致了弱肉強食、大魚吃小魚，在全球化背景下沒有哪個國家可以幸免。青年多為經濟弱勢者，不免心生恐懼，因而易遭利用。以往臺商在大陸的獲利只能透過地下通匯或海外賬戶流動，許多臺商在大陸的投資利潤無法正大光明地回流，臺灣政府既抽不到該有的營利所得稅，也不利于資金回臺投資，更不可能惠及普通百姓。看不到這個資本規律的本質要求，沉迷于“小確幸”的小資想象，最終只能導致蔡英文上臺。被人賣了還幫著數錢，臺獨思潮的可悲之處就在這里。
事實上兩岸經貿關系一直對臺灣資本有利，臺灣對大陸(含香港)的出口依存度達到40%左右，大陸遠超美國成為臺灣最大的出口市場。投資的情況亦然，形成政治冷、經濟熱的極大反差。臺灣屬于資源短缺型的海島經濟，長期靠對外貿易帶動經濟增長。換句話說，臺灣若沒有兩岸貿易，經濟早已劇烈衰退，失業人口大增，社會不安加劇。
臺灣學者陳正人（杜繼平）指出：
“兩岸這種政治敵對而經濟密切的奇特關系，主要是大陸放棄社會主義融入資本主義的世界經濟體系后，在經濟全球化下，資本主義的規律對兩岸經濟起了主導作用。
大陸想要臺灣的資金、技術，臺灣資本家則貪圖大陸廉價的勞動力、土地與廣大的市場。大陸那廂在大搞基礎建設，施行投資優惠政策，掃榻以待，臺商這邊則受寵若驚，趨之若騖，喜迎第二春。雙方在汲汲求利這點上水乳交融，忒煞情多。”
臺灣資本三十多年來大量出走至大陸，不是由于什么祖國情懷，特別鐘愛大陸，而是利之所趨。
臺灣1980年代之前，搞的是短視近利的經濟發展策略，以勞力密集的加工出口經濟起家，沒有厚植科技研究發展的基礎，不能自行開發關鍵技術，也無自創的國際品牌，靠的就是從歐美日經濟發達國家輸入二、三手的技術，以代工或仿冒賺辛苦錢。不單低級的民生消費品如此，所謂高科技的信息電子業也不例外，都不脫向國際名牌大公司要訂單，分點殘羹冷炙。
但到了1980年代，大陸、東南亞等地以更廉價的勞力、土地、原料成本、仿效起臺灣的加工出口模式，而臺灣卻面臨各項生產成本不斷上升的窘境，臺灣企業的國際競爭力大幅下降，在“全球化”的壓力下，臺灣許多企業再不出走，不是等死便是提心吊膽地眼看著利潤日薄，原有的優勢逐漸喪失。所以盡管李登輝陳水扁政府三令五申，煞費周章，力圖管制，但從傳統產業到信息電子業的臺商依然前仆后繼競奔大陸。
陳正人（杜繼平）更進一步指出：
“國民黨雖也不想統一，但看出了以臺灣經濟對大陸依賴之深，在‘全球化’下，要與大陸政治對抗必須付出重大代價，故亟思扭轉局面。
其總體策略是：在國際政治軍事上，拉住美日軍事同盟為后盾，以利保持兩岸分離的現狀;在兩岸政治上，否定民進黨‘一中一臺’的主張，祭出自行定義的所謂‘一個中國各自表述’的‘九二共識’，施行虛懸的‘一個中國’，實踐‘兩個中國’的欺敵障眼法，誘北京入彀，以緩和過去十余年兩岸的緊張氣氛;在經濟上，充分利用大陸的資源，力挽臺灣下墜的經濟頹勢，意圖使臺灣成為‘亞太營運中心’，‘或‘全球運籌中心’，厚植繼續維持分離的本錢。
這就是馬英九一再提出的‘不統、不獨、不武’政策的實質內涵。整套策略既符合美日帝國主義的利益，也利于國民黨在臺灣執政。
馬英九在2007年2月3日接受CNN專訪時說：‘經濟上，大陸是個機會，但政治上會是個威脅，我們該做的是，把機會放大到極致，把威脅降至最低。’
在2007年2月9日臺灣《自由時報》的專訪中，馬英九說得更明白：‘臺灣地理位置在東亞中間，可以好好利用，將大陸視為腹地，例如愛爾蘭拿歐洲當腹地，新加坡將東南亞當腹地。臺灣生存之道，應該是運用大國之間可能的友好與矛盾，發展自己的力量，而不是與所有大國為敵。’”
如此算盤固然打得脆響，也直接將蔡英文送進了總統府。蔡英文當然會利用這份遺產，上臺后立即宣布“維持現狀”，然后繼續忽悠臺灣青年，夸他們是“天然獨”。
從大陸方面看，以為拉攏臺灣的上層人物、扶持臺灣的資產階級，如同在香港實行的政策一樣，就可以穩住臺灣，以便在將來的某個時候實現“一國兩制”。殊不知這一廂情愿的構想，恰恰是造成臺灣兩極分化的原因，富者愈富窮者愈窮，導致年輕人看不到前途看不到出路。如今的臺灣，在社會福利事業被私有化市場化以后，年輕人在住房、醫療、養老以及子女教育等方面面臨的問題比大陸更加突出。他們的一腔怨憤被政客誘導，是件很容易的事情。
這次去臺灣我帶了一部紀錄片《飛升》，是反映著名的“富士康十三跳”中幸存女孩田玉的故事的。紀錄片是由我編劇、涂俏導演，在幾個大學的部分師生中進行了播放，引起了強烈共鳴。在環境權保障基金會、國際勞工協會播放時，很多人都流了淚，勞工協會研究員陳素香幾次哽咽泣不成聲。因為這種出口加工區模式臺灣人太熟悉了，對富士康老板的言辭他們太熟悉了，對田玉的遭遇在東南亞一帶也太熟悉了。臺灣也拍過“富士康十三跳”的紀錄片，片中把13個跳樓者說成是“8個有精神病，1個有夢游癥”，如此毫無根據的冷血言論自然沒有人相信。
就是在十月革命100周年紀念活動這一天，有年輕人說：“如果搞社會主義，我愿意做中國人。”這話在臺灣聽起來是那樣的振聾發聵。是的，如果搞資本主義，臺灣比大陸成熟得多，他們何必一定要做中國人呢?當奴隸在哪里不是一樣？只有社會主義才能讓他們看到有改變的希望。
從釣魚島看兩岸，距離并不遙遠。釣魚島距溫州市約356公里，距福州市約385公里，距基隆市約190公里。可是180年來，這個距離被人為地拉大了。帝國主義對中國的覬覦、圍獵、殖民圖謀一天也沒有停止，所以這片怒海的未來仍在波濤兇險當中。
兩岸青年應該明白，這是自鴉片戰爭以來反帝愛國運動的繼續，是自抗日戰爭以來新民主主義革命的繼續，更是全體中國人民尋求獨立自主、繁榮富強和民族尊嚴的繼續。
大陸有關方面也更應當明白，唯有堅持社會主義方向，兩岸人民才能同心同德越走越近；唯有相信人民依靠人民，才能實現主權獨立領土完整民族復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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