讓全民共享發展紅利

　　讓全民共享發展紅利

　　徐漢成

　　馬克思主義的辯證唯物論認為，社會的矛盾是一個普遍存在，政治、經濟、文化、教育、醫療、軍事等各領域無不存在矛盾，但對于全社會而言，總有一個主要矛盾，這個主要矛盾是統領其他矛盾的綱，抓住這個綱，其它矛盾就會迎刃而解。

　　在一九五六年九月召開的黨的八屆一中全會上，鄧小平在《關于修改黨的章程的報告》中提出：“社會主義制度在我國已經基本上建立起來，國內主要矛盾已經不再是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的矛盾，而是人民對于經濟文化迅速發展的需要同當前經濟文化不能滿足人民需要的狀況之間的矛盾；全國人民的主要任務是集中發展社會生產力，實現國家工業化，滿足人民的經濟文化需要”。這個矛盾可以概括為生產關系與生產力的矛盾，或者歸結為需求與供給的矛盾。其后，毛澤東同志則認為，在社會主義歷史時期中，兩個階級、兩條道路的斗爭是主要矛盾，政治工作應該統領經濟工作，因此，在黨的的八屆二中全會形成決議：“在社會主義建成以前的整個過渡時期，我國社會的主要矛盾仍然是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社會主義道路和資本主義道路的矛盾。”

　　改革開放后，黨的十一屆六中全會指出：“在社會主義改造基本完成以后，我國所要解決的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長的物質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會生產之間的矛盾。”這個主要矛盾，貫穿于我國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整個過程和社會生活的各個方面，決定了我們的根本任務是集中力量發展社會生產力。其后，這個主要矛盾的認知與判斷統領了改革開放三十六年。

　　從矛盾的對立統一規律來說，一切矛盾的產生與發展不僅有其內因與外因，而且將經歷一個歷史發展過程，舊的矛盾消除了，新的矛盾又會產生，在發展中國家，供需矛盾普遍而長期存在，而我國的社會主義初級階段中，確實也存在著人民日益增長的物質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會生產力之間的矛盾，這個矛盾是如何產生的?是近代中國清王朝的腐敗無能與閉關鎖國，導致帝國主義列強瓜分中國而致使百年戰亂，因此，產生這種矛盾的內因是清王朝的腐敗，外因是封建主義、帝國主義、官僚資本主義三座大山的壓迫。

　　習近平總書記十九大報告中宣告：“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新時代，我國社會主要矛盾已經轉化為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發展之間的矛盾。”從習總書記的對新時代矛盾的判斷中，我們可以看到：矛盾的主體已由“人民日益增長的物質文化需要”轉變為“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矛盾的客體已經從“落后的社會生產力”轉變為“不平衡不充分的發展”。這一變化表明，我國的生產力水平已得到較大發展并趨于進步，而人民的需要則更上了一個臺階。

　　“不平衡不充分的發展”這個客體矛盾的產生同樣有一個歷史發展過程。只有認識到為什么，才能知道怎么辦。譬如，一九四九年前，中國共產黨人充分認識到封建主義、帝國主義、官僚資本主義這三座大山是造成中國積貧積弱的根源，所以帶領人民推倒了這三座大山;新中國成立后，毛澤東同志認為兩個階級、兩條道路的斗爭是主要矛盾，所以以抓階級斗爭、路線斗爭來化解這種矛盾，以抓革命來促進生產;改革開放后，鄧小平認為生產力發展滯后是主要矛盾，因此，以改革開放促進生產力的發展。而時下的中國，生產力發展了，但是，又產生了新的矛盾，因此，我們必須回答為什么會產生這種“不平衡不充分的發展”與怎樣消除轉化這種“不平衡不充分的發展”的矛盾。

　　“不平衡發展” 主要是從資源和收入分配合理性的角度來講，它體現在不同層面。揭示了生產力與生產關系的矛盾。正如習近平總書記在報告中所指出的，“城鄉區域發展和收入分配差距依然較大”。當代的中國，確實存在著諸多的不平衡，從宏觀上來說，有城鄉發展的不平衡，地區發展不平衡，行業發展不平衡，同行業之間的發展不平衡。從同一地區、城鄉的微觀上來說，教育、醫療、住房、養老的不平衡，民主權力的不平衡……。這所有種種的不平衡即為普遍的矛盾，雖然，各有其特殊性，但歸根結蒂，矛盾的共性是資源配置與財富分配不平衡。

　　在我國，由于受地理位置、環境氣候、文化等各種因素的制約，地區、城鄉等宏觀上的不平衡由來已久。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的舊中國，同一城市的工人階級與資本家階級，同一鄉村的農民階級與地主、富農階級的發展也是極不平衡的。新中國成立后，經過了社會主義三大改造，建立了公有制以及按勞分配的社會主義制度，因此，同一地區、同一城鄉在微觀上的不平衡已經基本消失，雖然物質匱乏，但貧富差別已經基本消失。

　　那么，為什么改革開放近四十年后，這種不平衡又重新發生與發展?按照唯物辯證法的觀點，社會的變化主要是由于社會內部矛盾的發展，即生產力和生產關系的矛盾，階級之間的矛盾，新舊之間的矛盾，由于這些矛盾的發展，推動了事物的發展，推動了新舊的代謝。

　　因此，我們必須從生產力與生產關系入手，來考證資源的配置與財富的分配，探尋這種種不平衡的根源。我國的改革首先是改計劃經濟為市場經濟，改公有制經濟為多種經濟共存，改教育、醫療、住房等福利事業為產業。特別是由于發展與扶持私有制經濟，這就造成了生產關系的激烈變化，而由于生產關系的激變導致了分配制度的顛覆。

　　眾所周知，社會的財富是通過生產經營創造的，而生產經營又是通過人的勞動與財物等各種生產要素的運動實現的，生產要素包括勞動力、土地、資本、企業家、智能與信息資源等等。其中，土地與資本涵蓋了各類生產資料，在公有制的條件下，人們在生產中的地位以及相互關系是平等的，是按勞分配，各種生產要素創造的剩余價值為公有，雖然，收入分配也有高低，但是不平衡是微乎其微的。而是隨著社會的發展，財富的逐步增加，收入逐步遞增，生活逐年提高。因此，不存在一部分人與另一部分人之間“不平衡”的問題。

　　一旦私有制合法化，土地、資本等各種生產要素就有可能由公有變化為私有，生產要素是資本家攫取剩余價值的工具，按生產要素分配是資本主義的本性，而隨著生產要素與生產關系的變動，按勞分配就立刻改變為按“資”分配，各種生產要素創造的剩余價值就由資本家盡收囊中，可見，私有制合法化就意味著按勞分配蛻變為按生產要素分配，一旦按生產要素分配，就會有一部分人先富起來，一部分人先富，不平衡就將產生，可見，“平衡”的前提條件是必須按勞分配。據此，我們可以得出一個結論：“不平衡”的根源在于分配制度的變化!只有在私有制的條件才會產生!

　　土地是財富之父，勞動是財富之母，大自然賦予人類土地，社會的一切財富發源于土地，生長于勞動。在公有制條件下，土地、礦產、森林、草原、水域等自然資源，其所有權與使用權均為公有，使用及其發展成果為全民共享。在市場經濟與私有制條件下，除了農民賴以生存的承包土地外，作為建設用地的土地的使用權也可以同樣化為私有。而這種使用權不是暫時的，而是長期性的。而土地使用權一旦私有，就造成了政府與農民的矛盾，土地使用權獲得者與農民的矛盾，房地產開發商與房屋消費者的矛盾;工程承包商與農民的矛盾;礦產資源一旦被私有制經濟占有，就不僅造成了私營礦主與礦工之間的矛盾，還造成了礦產品與消費者的矛盾。前三十年的公有制經濟時代，發展了四十多萬家全民所有制的大型企業，發展了數百萬家集體與鄉鎮企業，公有制經濟占整個國民經濟的95%以上。經過九十年代末的公有制企業改制為私有制企業，就產生了私營經濟與公有制企業的人力資源、財力物力資源配置的矛盾，產生了政府與下崗職工的矛盾，產生了原集體企業所有權的農民與改制后私營企業的矛盾，產生了私營企業主與下崗職工的矛盾，與雇傭工人的矛盾。隨著科學技術飛躍的發展，信息化、智能化、大數據等現代技術日益惠及人民，這是社會發展進步帶來的紅利，在為人民工作與生活帶來極大效率與便利的同時，產生了巨大的產業，這些本來由國家，由全民共享的社會性資源，由于發展私有化經濟，這一類產業的大部分發展成果也為私人資本占有了。

　　上述種種的矛盾與不平衡表明，由于過度發展與扶持私營經濟，因此，作為自然資源的一部分土地紅利被房地產開發商與各級政府享有了，一部分礦產資源的發展紅利歸私營礦主享有了，一部分前三十年積聚的財富的發展紅利歸私人資本享有了，一部分由社會發展而衍生出來的社會資源與紅利被私人資本壟斷了。

　　“發展不平衡”是資本主義社會普遍存在的矛盾，是由于生產力與生產關系的矛盾決定的，其根源在于社會化的生產與生產資料的私人占有制，如果不能改革生產關系，這種矛盾將長期持續。而在社會主義的中國，“不平衡”則是一種在特定時期的特殊的矛盾，因為中國是社會主義國家，不平衡則意味著產生了兩極分化，則意味著產生了新資產階級，一部分人長期迷惑不解，鄧小平在倡導市場經濟與發展私營經濟的同時，同樣又反復強調要堅持四項基本原則，反復強調不搞兩極分化，堅持以公有制為主體，不允許產生新的資產階級，但還是產生了兩極分化，還是產生了資產階級。這就是因為用孤立的靜止的和片面的觀點去看待改革，認為公有制經濟與私營經濟的發展是彼此孤立和不變化的，認為發展私營經濟僅僅是數量上的增加而不會對公有制經濟造成的影響與威脅，改革四十年的實踐證明，只要發展與扶持私有制經濟，按生產要素分配，不平衡的狀況將持續存在。

　　鄧小平說，“社會主義的目的就是要全國人民共同富裕，不是兩極分化。如果我們的政策導致兩極分化，我們就失敗了；如果產生了什么新的資產階級，那我們就真是走上邪路了。”(鄧小平文選第3卷第110頁《一靠理想二靠紀律才能團結起來》1985年3月7日)在和平的條件下，社會生產力總是在向前發展，經過近四十年的改革開放，一部分地區先富了，一部分人先富了，大部分的發展紅利讓占有生產要素的少部分人們享受了，而勞動的、沒有占有生產要素的產業工人、農民并沒有享受，如何讓全民共同富裕?一句話，要解決“不平衡”的問題，關鍵就是要落實習近平總書記有關“讓改革發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體人民，朝著實現全體人民共同富裕不斷邁進”的總要求。而要讓全體人民享受發展紅利，就必須制定消除“不平衡與不充分發展”的方針政策。

　　在進入新時代之際，如何縮小地區與城鄉收入分配上的差距，將成為新課題。特別是消除同地區、同城鄉之間的兩極分化更是體現發展起來以后如何解決財富分配的大問題。

　　之所以說讓全民共享發展紅利，而不是共享改革紅利，因為改革是社會主義制度的完善，社會主義是本，改革是末，現代生產力發展水平日益提高，正是社會主義發展的結果，鄧小平說：“我們相信社會主義比資本主義的制度優越。它的優越應該表現在比資本主義有更好的條件發展生產力。”(鄧小平文選《社會主義也可以搞市場經濟》1979年11月26日，第2卷第231頁)鄧小平又說，科學技術是第一生產力，天宮、蛟龍、天眼、悟空、墨子、大飛機等一大批重大科技成果相繼問世。正是充分體現了社會主義制度能夠舉國家之力辦大事的優越性，而“不平衡”恰恰是過度市場經濟與私有化改革的結果，

　　如果在未來的中國社會，能夠將先進的生產力與生產關系相適應，這是中國對全人類社會生產表率作用。我們有理由相信，在習近平總書記的帶領下，未來的中國社會，無論是區域之間、城鄉之間，還是不同職業、人群之間過高的資源分配、收入分配不平衡的問題能夠得到極大的緩解。在全國人民的共同努力下，到2020年，必將取得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偉大勝利。

　　二0一七年十月二十八日于江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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