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數據時代的實踐論轉向

　　文章信息

　　作者簡介：余乃忠，長沙理工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副教授。

　　原文出處：《天津社會科學》2017年第1期 第38-45，135頁。

　　轉載出處：《哲學原理》2017年第6期。

　　摘要：作為全球化時代和第四代新技術革命的匯聚點，大數據已成為當代文明進程的“壯麗日出”，從物理秩序、生命秩序到人的秩序，大數據站在“第一哲學”的高度，審視和占有當代哲學領域的每一個細節。實踐論是大數據時代知識大戰的第一陣地。自主建構的實踐主體、“復變”形態的實踐客體、智能化平臺的中介革命和三維圖式的實踐內容構成了大數據時代實踐論轉向的基本要素。實踐論轉向為中國發展理念的實現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機遇。

　　自從人類開始挑戰大自然的時候就有了數據，工業化的浪潮使得摩爾定律產生兩個后果，互聯網的興起和產業的數字化，這兩者的結合就是數據的增加，使數據的量、運行速度、類型發生質變，人類從此進入大數據時代。然而，作為知識神話的大數據，并非信息化時代才出現，古代就有了大數據，但古代并不是大數據時代，因為，不僅古代的數據量無法和今天相比，更主要的是古代還沒有形成大數據意識。上起黃帝(約公元前2550年)止于明亡(1644年)的《二十四史》計3229卷，約4000多萬字，它就是大數據，除正史之外，歷史上各種書籍、記載和傳說，物質的和非物質的遺產更是大數據。公元前300-公元48年，亞歷山大圖書館收藏了50萬卷的圖書，幾乎涵蓋了當時我們學習的各個領域。玄奘(602年-664年)于貞觀元年一人西行五萬里，歷經艱辛到達印度佛教中心那爛陀寺取真經，與弟子共譯出佛典75部(1335卷)。在今天看來，這些知識構成完全可以被稱為大數據。大數據分為廣義大數據和狹義大數據，廣義大數據是指大量的信息集群，狹義的大數據是指智能化技術生成的大量非典型的數據形態。

　　一、大數據時代實踐主體的自主建構

　　從歷史的觀點來看，大數據是人的生產物，并已全面介入人類的實踐之中。然而我們絕不能把大數據僅僅理解為人與世界的一種中介關系。在馬克思看來，主體是“對自然界和社會聯系本身的普遍占有”①的體系，因此，人本身也成為大數據，即誕生了“大數據人”，但這是一個不斷自我建構的過程。

　　(一)主體自主地構成自己

　　從古希臘蘇格拉底“認識你自己”到黑格爾“自己構成自己”②，人類對自身的認識經歷了漫長而曲折的歷程。它表達了人類對自身認識的深化，簡言之，沒有“自己構成自己”，人類不可能“認識自己”。盡管黑格爾天才地發現人類獨特的自我建構形態，并把理論思維提升到一個從未有的高度，但他的構成模式是“從單純性中給予自己以規定性”③，屬于“概念到概念”的純概念和純思維活動，即創造了最富有獨見也最失去現實性的“思辨哲學”。列寧指出：“‘自己構成自己的道路=真正認識的、不斷認識的、從不知到知的運動的道路(據我看來，這就是關鍵所在)”，并且“應當從‘全部自然生活和精神生活的發展’中引申出來”④。列寧給予了“自己構成自己”的唯物主義道路，并把自我構成自己的概念運動看作是客觀矛盾的反映，特別是引申的路徑是從不知到知，從人的第一級本質到第二級本質的不斷構成過程。然而，在傳統時空里，人類對自我的構成更多停留在被動、不自覺和缺乏現實感的“概念的狡計”之中。大數據的移動互聯使得即時性和功能性強大的個人終端在與外部世界的數據交換與虛擬實踐中，對自我的行為與思維進行更自主和更可實現的反思與重排。同時，大數據概念的形成與演進既是智能化技術的“自然生活”，又是人類的理論思維的“引申”。它是人類用概念(大數據)把握世界的對象性思維，也是對概念(大數據)的思維，即是人類掌握辯證思維后的高級思維形式。通過對大數據概念的反思與建構，人類進一步揭示出自身更豐富的主體性，是用新的“人的尺度”把握新的“物的尺度”和“對象的尺度”，進入了具有更高獨立性、自主性和現實性的自己構成自己的“概念的藝術”⑤系統之中。

　　(二)主體表現為所有個體性的整體性

　　傳統的主體的整體性有兩種形式，一種是個體服從整體的整體性，即盧卡奇的總體絕對優先，“只有在這種把社會生活中的孤立事實作為歷史發展的環節并把它歸結為一個總體情況下，對事實的認識才能成為對現實的認識”⑥;另一種是整體服從個體的整體性，即黑格爾的“生命本質上就是其一切部分的完全流動的互相滲透，即對整體漠然無關的那些部分的互相滲透”，各部分“在自己的內部不止息地使自己分解，而只創造整體”⑦;前者表現為整體主義，后者表現為個體主義。而在馬克思看來，現存的社會是用利己主義(個體性)排斥利他主義(整體性)，例如剝削;或用利他主義叛離利己主義，比如勞動異化。反之“共產主義者既不拿利己主義來反對自我犧牲，也不拿自我犧牲來反對利己主義”⑧。換言之，共產主義既不用個體性排斥整體性，也不用整體性壓制個體性，是所有個體性充分釋放的整體性。大數據時代的主體性具有共產主義整體性的意蘊，即充分包容共同體中每一個個體的個性發揮，并緊密聯結在一起，表現出與傳統不同的新的整體性和個體性。由于每一個個體處于各種不同的數據群中，不再是孤立的個體，個體既是數據的終端，也是數據的起點和數據鏈條的聯結點，個體間從傳統的弱聯結走向強聯結，而個體性表現為個體與群體的數據交換能力;同時整體不再是個體的機械性和離散性集合，而是個體對他者具有數據與信息強依賴關系的群;整體成為個體展示個性的自由切換的平臺，而整體性呈現為個性的激發和集聚能力。此時，整體表現為所有個性化的整體，個體是整體化的個體;整體不再忽略個體的存在;整體性和個體性都以對方的形式獲得自己的存在。這既是人類個性化時代的到來，也是人類命運共同體的真正形成。可以說，沒有數字空間、網絡世界、大數據共享，人類全球化僅僅是初級全球化，一個以網絡聯結和大數據共享的整體性為前提的全球化是高級全球化或新型全球化。同時，在數字網絡和大數據的共建共享環境下，經濟、政治、文化、科技、教育、醫療、生態等發展的個體性第一次獲得了高度的社會性、共通性和整體性，同時，人類也因此開啟了社會物質資源與精神智慧的眾籌眾創的新實踐模式。

　　(三)以求解性為初始條件的求知性

　　柏拉圖把哲學直接理解為知識或追求知識本身，但哲學所追求的知識不是部分的知識而是整體的知識或整體的沉思，其中，整體和下沉是哲學家把握知識的兩種視野或方法。但是，柏拉圖給予這個目標的中介系統是“完善的人的整體”和“統治者應該做什么”的命令性。然而，這兩種中介系統在大數據之前始終處于理論知識階段，而不能發揮中介的作用，因此，整體性知識和下沉的知識未能真正獲得，被歷代哲學家所聲稱的都不過是形而上學的本體論。

　　從人類的實踐史可看到，人類存在兩種實踐方式可以選擇，一種是求知性實踐，即運用知識的實踐，另一種是求解性實踐，即運用知識的知識進行實踐，前一種是知識的物化，后一種是知識的知識的物化。人類把握的方式是從知識的物化逐步過渡到知識的知識的物化，即從求知性邏輯向求解性邏輯演進。進入大數據時代，人類的認識邏輯呈現更為復雜的形態，一方面，拋棄求解性，專注求知性;另一方面，人類進入更高層次的求解性。

　　舍恩伯格認為：“知道‘是什么’就夠了，沒必要知道‘為什么’。在大數據時代，我們不必非得知道現象背后的原因，而是要讓數據自己‘發聲’。”⑨在舍恩伯格等人看來，大數據時代改變了人們通過尋找事物的原因來把握世界的習慣，相比“為什么”，人們更關心“是什么”。我們知道，因果關系是相關關系中的特例，人們之所以選擇“是什么”，不選擇“為什么”，依舍恩伯格的解釋是，因為，追尋“為什么”的工作量的巨大以及大數據的復雜性和“非線性關系”，而“知道相關性是什么”更能接近事物真相。

　　舍恩伯格的錯誤在于他看到了大數據的求知現象，卻未能進入大數據的求知本質。因為，之所以有大數據的“是什么”，是以“知其所是”為前提的。大數據的“大”的內涵其一就是大量的工作用于進入形成知識的知識領域，掌握知識的知識的物化方式。大數據形式上是知識生產，本質上是知識的知識的生產。

　　人類歷史是對經驗、思維等知識不斷認識和建構的過程。與舍恩伯格的認識相反，迄今為止，人類的實踐更多的是求知性邏輯，即是對一種定義性知識的認識，包括問題與原因。這種對原因的認識也是一種定義性知識，是確定的、靜止的和可解釋的。在對定義性知識的認識過程中，盡管也存在策略性選擇，但這種策略更多是感性的、經驗的和模糊的，即使在理性主導下，策略性選擇也是有限的和樹狀分叉型的，而大數據徹底改變了這一切。

　　二、大數據時代實踐客體的“復變”形態

　　大數據時代的客體是以非傳統形態的復變為基本特征，其中的“復變”，我們可以從三個方面來理解：一是復雜性，即大數據的客體比小數據的客體更為復雜和多變;二是復元或多元的變革，即大數據客體中的任何一個系統或子系統都沒有一元性或單一性的獨立運動形式，大量系統以復合形式存在;三是大數據引發我們思維和行為在人類學意義上的一種復歸。

　　(一)同一性范疇的破缺

　　大數據打破了真與假的界限，真中有假、假中有真，“真”“假”概念的內在同一性喪失了，即“真”不再是真，“假”不再是假，這是由于：(1)數字化技術使得虛擬的對象被我們感性地感受到，有體驗的“真”，但另一方面，它僅是一個數字化存在，沒有真實事物的分子、原子構成和新陳代謝過程，是“假”的存在。(2)數字化的視聽技術使得高保真的畫面和音質，比真的還“逼真”，誰更真?誰更假?(3)大數據時代的數據統計和事件傳播使“真相”難真，或者根本沒有真相，“真相”就是一次接一次被澄清的無限序列。

　　同樣，人與機器的概念也變得模糊，智能技術使得機器人具有人和超越人的能力，甚至機器也有情感，以及機器具有了像人一樣的自我學習能力，擺脫人的控制，自我編輯，甚至反過來編輯人類，控制人類;人也因為與機器的結合，使人具有像機器一樣的能力，比如計算能力。數字化傳播的客體是連續的，但中介是間斷的，主體是通過間斷性去把握連續性，主體的連續性視角實際上是間斷性的幻覺，即間斷性的快速連接。這樣連續性和間斷性的獨立性削弱了，彼此概念的內在同一性瓦解了。同樣，性別、有限與無限、宏觀與微觀、自然科學與社會科學等概念間的對立性與斗爭性消失了，同一性也必然失去存在的前提了。即是說，大數據時代，我們需要對傳統的概念進行重新定義，重新認識。

　　就大數據的技術根基二進制本身而言，正受到量子計算的否定。普通的數字計算機執行的是0和1二進制邏輯，而速度更快、容量更大、模式更新的量子計算機之運行源于量子邏輯，可以計算0和1之間的數值，其不以元素為基本運算單元，而是以集合為基本運算單元。如果把1稱為存在，0稱為不存在，那么0-1之間是存在中的不存在，不存在中的存在，量子計算是對存在與不存在、確定性與不確定性概念的挑戰，使存在與確定性概念失去了同一性。

　　大數據時代由于每一個人時刻處于數據信息的傳遞與生產之中，信息的干擾與交叉，傳統“主流通道”的傳播與接受功能日趨弱化，特別是對于政治模式、歷史事件和歷史人物的觀點的形成，人人都是“思想家”，相比小數據時代，價值觀的獨立性增強了，同一性減弱了。

　　(二)穩定性范疇的躍遷

　　穩定性是指一個系統在一定的外部因素作用、擾動下，通過自身的信息感應、反饋、交換、調整等過程，繼續保持或回到原初平衡狀態的性能，或者說，按照人的目的和意愿進行行為干預的可實現能力。穩定性是事物存在和可持續的依據。

　　大數據時代由于信息傳遞的加快，技術的不斷創新，新數據的涌現，擾動因素的迅速增加，穩定系統會不斷發生變形和不適應，變為不穩定系統，但同時，由于系統的自組織能力以及存在大量的可接收和可選擇的擾動因素，不穩定會趨于新的穩定形式，以不同于原來穩定態的超穩定和亞穩定態存在。

　　超穩定是指原有的穩定形態受到干擾，系統進入另一種形式的穩定態，是對原有穩定形態的超越。超穩定態會比原有穩定態更高級，更具有對新環境的適應性。系統也從穩定到不穩定再到新穩定進行了一個循環，但發生了質的躍遷。亞穩定是介于穩定和不穩定之間的中間形態，會向穩定和不穩定兩個方向流動。亞穩定既是走向未來穩定的準備，也是現有穩定性的反向力量。大數據時代出現亞穩定主要有三個方面的原因：(1)數據獨裁與反獨裁的矛盾;(2)數據的量子性;(3)專家系統的崩潰。大數據系統一般都是多變量系統、開環系統、非線性系統和多級系統，大多處于有限穩定性或亞穩定性狀態。

　　由于系統的多樣性和復雜性，在超穩定和亞穩定的基礎上會形成多穩定系統，它比其他系統具有更高的層次性。多穩定系統是由若干個彼此獨立又互相聯系的子穩定系統或子亞穩定系統所構成，是一種復合型系統。多穩定系統的穩定性和單一系統的穩定原理并不完全相同，不必像單一系統調動系統的全部元素去適應和調整擾動變量，而是用某些子系統去承擔穩定性的工作。多系統的形成是由于外部因素，單一系統無法適應環境的變化，需要系統的一種“聯結”，形成系統穩定鏈，使各系統的穩定性向更高形態生成，形成系統遷移的有序性。以生產力系統為例，任何國家的生產力都是全球生產力系統中的子系統。

　　(三)有序性范疇的回歸

　　有序指的是事物諸聯系的秩序性和規則性，反之，無序是諸聯系的混亂性和混沌性。有序和無序是事物的一對矛盾，它們同時存在于事物之中。有序是維持事物的特定質的內容，無序是消解事物質以向新的質轉化的內容，其彼此的矛盾運動決定了事物的發展趨勢。社會形態由低級向高級發展是一種有序運動，宇宙大爆炸則是一種無序運動。熱力學第二定律指出，在自然過程中，一個孤立系統的熵不會減少，即一個不受外界影響的孤立系統，其內部自發的過程總是由有序的狀態向無序的狀態進行。換言之，人類生活世界更多的獨立系統是處于無序狀態。無序向有序發展，低級有序向高級有序發展，需要消耗一定的物質和能量，去抵消無序的抵御。世界上一部分事物向有序發展的同時，也意味著另一部分事物向無序方向發展。我們不能絕對地認為有序比無序更有價值。

　　大數據在多維度上呈現它的有序性：(1)有序與整體相關，有序性寓于整體性之中，事物之所以有序是因為它承擔系統的系統質或整體質。“人的孤立化，只是歷史過程的結果。人表現為種屬群、部落群、群居動物——雖然決不是政治意義上的政治動物。”⑩古代人表現為種屬群、部落群、群居動物，技術的發展和社會形態的變革使人孤立化，依據大數據技術的各種虛擬社群，使人在脫離現實世界中重新結合在一個新世界之中，產生另一個“我”，無數另一個“我”形成一個個新的部落群，產生一種群居的回歸感和秩序感。(2)在物聯網世界中，“物”通過程序被秩序化，而人與物的融合使秩序化傳遞到人，人的生活世界和物的世界都獲得一種程序化的秩序化。(3)大數據時代，一切存在和關系都被數字化、數據化、編碼化，數字、編碼成為最強烈的時代符號。二維碼深刻地表達了人類的秩序化生活和編碼時代。(4)有序性還與事物的對稱性相對應，事物運動越有序，對稱性越喪失，反之，越無序，對稱量越增加，像布朗運動的熵無限大的極端無序狀態，也是最對稱的狀態。所以，熵也是衡量事物對稱性的參數。大數據的基本特征是信息量的巨大和信息在時空分布的不均勻和不對稱，它反映了世界正從無序向有序劇烈變動。信息量的每一次增加，是一次對稱與平衡的打破，也是無序向有序的一次邁進。因此，大數據的本質是重建世界的有序性。這種有序性的基本要素是建立新關系的群居部落，是向人的本質的一次根本性復歸。然而，不同于原始群居部落，大數據時代的人類群居部落是以數據為中介，同時，他們是政治意義上的政治動物，即每一個人均具有數據化的政治身份和政治意識。

　　三、大數據時代實踐中介的革命

　　大數據作為人與世界交換的中介革命，標志著人類從小數據生存方式轉換為大數據生存方式，大數據將成為人類歷史進程新的元點。廣義大數據向狹義大數據的歷史轉換，促使智能化數據平臺的形成和人類中介系統的突變。智能化數據中介系統引發人類解釋世界方式和構成世界方式的革命，概言之，大致有如下幾種：

　　1.行為即行為到行為也是思維。

　　人類因為中介革命發生了三次思維方式革命。第一次，行為即是思維，它是語言和符號尚未形成的一種原初思維方式，通過行為表達的思維形態，主客尚未分離，是一種思維時間與思維空間相統一的看得見的思維，屬于不是思維的思維，但它是人類脫離動物界的思維革命。第二次是借助于語言符號系統的思維革命，思維空間從思維時間分離出來，形成了獨立的思維空間。正因為有了理性空間、想象空間、邏輯空間等思維空間，人類才創造出如此輝煌的文明成果。伴隨著數字化中介系統的出現，人類實現了第三次思維革命，數字化把原本在思維空間中的精神活動程序化、軟件化，通過二進制轉化為機器中看得見的、可重復的行為過程。這樣一來行為也是思維，實現了行為思維化的歷史變革。

　　相對于人來說，數字化中介實現了思維行為化;反之，相對于機器來說，則實現了行為思維化，即機器有了人的“思維”或智能化機器。2016年谷歌圍棋人工智能AlphaGo以4∶1贏得了圍棋人機大戰的勝利，AlphaGo的出色表現出乎人們預料，因為圍棋需要更多的直覺思維，這是人所獨有的，機器需要更多的計算來彌補，同時，圍棋比國際象棋需要更多的計算能力。經過20年的發展，谷歌AlphaGo之所以比1996年IBM的“深藍”更強大，主要源于：(1)“深藍”采用的是單機獨立計算，AlphaGo采用并行計算方法，能力快速提升。(2)AlphaGo和“深藍”采用的是完全不同的算法。“深藍”是遍歷所有可能的下一步，選出最優。而圍棋有361個點比國際象棋的64格的選擇可能性大很多，AlphaGo拋開遍歷所有可能的方法，根據現有棋譜的小樣本進行對比分析，加入自我學習功能，更加“隨機(人)應變”，在機器行為與人的思維之間向“人”又跨近了一步。當然，AlphaGo接近真正的人工智能還很遠，因為遠未達到脫離人的程序控制的“機之思”。

　　目前的智能機器人都不過是人的思維行為化過程或人的思維的延伸，即使機器人的自我學習能力也是程序的外包。真正的智能革命，需要生物學和材料科學的支持，形成生物機器人。在人的程序的初始條件下，生物機器具有目前智能機器人所沒有的獨立思維，是實現行為思維化和思維行為化的雙向統一。這是以生物材料技術為中介的第四次思維革命，人的思維與機器的思維合二為一，實現向遠古人類“行為即思維”的螺旋式復歸。

　　2.人是“存在的事物存在”的尺度到人是“不存在的事物存在”的尺度。

　　“人是萬物的尺度，是存在的事物存在的尺度，也是不存在的事物不存在的尺度。”這是古希臘智者學派代表人物普羅泰戈拉留給后人僅有的三條殘篇之一。這句話是后人研究普羅泰戈拉思想的理論基礎，也給后人的解釋帶來巨大的爭議。這句話有兩個基本的含義：(1)人高于動物及其他生物和非生物，是世界萬物的中心和主宰者，屬于絕對主義命題，此時的人是類存在物;(2)每一個人由于理解世界的差異，尺度也就不一樣，這又是一個相對主義命題，此在的人是個體的人。無論類存在的人還是個體的人，普羅泰戈拉引領希臘哲學走向了以“主—客”、“人與自然”關系為主線的主體性哲學和實踐型哲學。它的革命性意義在于發現了神像背后的人，即人才是社會歷史舞臺的主角。這是人類自我意識的覺醒和人的力量的張揚及價值的體現。這是哲學本體論從自然本體論和神本體論到人本體論，即以客體為重心到主體為重心的重大轉換，因而被黑格爾稱為“偉大的命題”(11)。這樣一來，萬物是否存在，真假、價值、審美不再依賴于客體而完全依據主體的標準，即康德所說的人是萬物的立法者。

　　然而，從古希臘到黑格爾、康德，先哲們對“人是存在的事物存在的尺度”和“人是不存在的事物不存在的尺度”的把握，是基于主客對立的對象性思維來把握“事物存在”。盡管他們也面對對象性概念“不存在的事物”或“無”，但那是“空無一物”。這也是科學發展到今天的理論基石。雖然西方后現代主義和中國的釋道兩家都提出過“不存在事物的存在”，但那是非對象性的“無”或本體意義上的“無”，且都是基于非理性的神秘主義方法。

　　大數據中介的虛擬化和智能化使人把握世界的方式從“存在的事物存在”過渡到“不存在的事物也存在”。它不同于傳統對象性思維的“空無一物”，也有別于現象學和神秘主義的本體論“無”，是對象性思維從現實世界向虛擬世界或超現實世界的歷史性跨越。大數據使“無”的大門被打開了，“有”的世界拓展了，而本體論“無”的大門對于人來說永遠是關閉的。這也是人類第一次從外部觀望到、進入到“無知世界”之中，也是第一次讓“不存在的事物”按照人的方式同人發生關系。“只有當物按人的方式同人發生關系時，我才能在實踐上按人的方式同物發生關系。”(12)即人開始對“不存在的事物”進行定義、占有、評價，從此，人除了可以把握現實世界“存在事物的存在”，也可以把握超現實世界“不存在的事物的存在”，并成為它們的尺度。

　　3.畢達哥拉斯的“普照光”到“共享型”生產關系。

　　作為表達人類改變世界的實際能力和程度的哲學范疇，生產力是一種物質力量。生產力具有客觀性和區分社會存在其他方面以及社會意識的嚴格界定性和奠基性。生產力具有不同的等級、層次和結構。從石器、青銅器、鐵器到機器時代，與之對應的是原始社會、奴隸社會、封建社會和資本主義社會。蒸汽技術、電力技術、信息技術到互聯網產業化和工業智能化，第四次工業革命正引發生產力的層次、結構和平臺的根本性轉換。

　　在馬克思看來，每一個時代都有一種生產，成為那個時代的“普照的光”(13)，決定那個時代一切生產和一切社會關系的力量、結構、比重、特點和色彩。這種普照光具有強大的活力和影響力，因此可以被稱為這個時代的先進生產力，并可以形成其他新的生產力群，從而在更大范圍和程度上改變社會的經濟關系和社會關系。大數據主要以兩種方式存在：(1)作為內容的大數據或作為對象的大數據;(2)作為中介或平臺的大數據。它們呈現兩種完全不同的信息運動。在古代也有作為內容的大數據，但沒有作為平臺的大數據。這也是第四次工業革命與之前三次革命的根本區別。大數據平臺成為新的“普照光”，它改變了物質生產要素的結構，對于知識的利用呈現超指數級增長，并輻射到一般生產力和落后生產力，使其向先進生產力集聚，快速形成大規模的先進生產力集群。

　　同時，我們注意到，大數據的“普照光”改變了人類的勞動方式，提供了更多的創業和就業機會，打破了主客之間、生產者和消費者之間、勞資之間的明顯分界，改變了傳統的社會分工模式，提升了社會底層人們在社會共同體中的參與度和經濟地位，使生產關系和社會關系的結構產生深度變革。在當下，殘疾人可以通過智能技術中介改善自己的身體狀況，改變在社會參與中的邊緣化地位。例如，盲人通過安裝在眼鏡上的微型相機來捕捉圖像，并將這些圖像轉換成電脈沖，傳遞給植入了視網膜表面的電極，再轉換成數字圖像，讓自己“復明”。通過電子神經搭橋技術將一個承載信息的電腦芯片植入四肢癱瘓的人的大腦，繞過受傷的脊髓，直接控制其四肢的活動性，可以幫助世界范圍內數以百萬計的癱瘓人群重新恢復運動能力，使“不同等的個人天賦”(14)獲得同等參與共同體的機會。在馬克思看來，“消滅城鄉之間的對立，是共同體的首要條件之一”(15)，物聯網和智能型城鄉一體化建設，削弱了城鄉之間的二元對立結構，“共享型”生產關系特征更為明顯。從工業經濟時代的“知識就是力量”到大數據時代的“數據就是力量”，大數據普照光為社會財富像泉水一樣“充分涌流以后”(16)消滅三大差別創造了條件。

　　“萬物都是數”，畢達哥拉斯二千多年前的預言，是人類第一次從哲學上指出“數”對于人把握世界的本體論意義，猶如一束精神普照光。數的歷史發展讓畢達哥拉斯的普照光從本體論走向實踐論、從精神走向物質、從城邦智者之思走向一切人的全部生活之維，這是畢達哥拉斯始料未及的。

　　四、大數據時代實踐內容的三維圖式

　　人類在不同的時代展現不同的世界圖景，其中起決定作用的是人對世界的全面占有和改造的實踐關系，它反映了世界的人化內涵，也證實人的本質力量。大數據從內容、形式和方法上實現了實踐關系的根本性變革，并在智能、虛擬、精準三個維度上展現了新的實踐圖式，同時，賦予實踐的目的性、客觀性和社會性以新的意義。

　　(一)智能：從勞動到生存美學

　　勞動是人類最基本的生存方式，也是人類的類本質之一。勞動是一個歷史范疇，人類的發展史也是人類的勞動史和勞動工具的發展史。從石器時代的狩獵、馴養、種植等簡單生產到機器時代的機械化大生產，人類的勞動能力發生多次突變，但無論是手工還是機器中介，都未能實現智能式飛躍，即手工還是手工、機器還是機器，人的對象性化和外化能力還處于初級階段。數字化革命使得機器按照人的思維進行活動，徹底改變了人類的勞動方式和內容。人類從此進入智能化勞動時代。智能勞動的含義有兩點：(1)機器代替人，使人從繁重的體力和智力勞動中解放出來;(2)讓機器具有或超過人的智慧和能力，由此也極大地提高了勞動生產率。智慧勞動和傳統的機器生產的區別在于機器向具有智能的機器人轉變。目前對于機器的智能的界定，主要是依據圖靈測試。

　　智能勞動的技術核心是通過智能機器、大數據分析來幫助工人甚至取代工人，實現生產過程的全面智能化。機器智能引發的技術革命，不僅僅是替代那些簡單的勞動，而將在各個行業取代原有的從業人員，消滅了人類自身的“勞動”，充分展現了人類的個性。馬克思曾說：“為了實現自己的個性，就應當消滅他們迄今面臨的生存條件，消滅這個同時也是迄今為止的社會生存條件，即消滅勞動。”(17)需要指出的是，馬克思的“消滅勞動”，指的是消滅束縛人的發展的現實的落后勞動，并不是消滅一切勞動和未來勞動。事實上，智能機器人代替人類，并不意味著人類失業或被機器人統治，而是在更高目標上進行研發性和創造性勞動，是人的智慧和機器的智慧在更高層次上的結合，將更進一步展現人類的個性。

　　在智慧勞動的基礎上，大數據還改變了人類的學習模式，即取式、百科式、跨界式、可視式、裂變式、異構式、高頻交互式的學習方法使得每一個人迅速成為世界知網的一個節點，智慧元以引爆式向世界擴散，無論你具有怎樣的知識背景和教育經歷。擁有智能手機的非洲孩子所能獲得的知識比15年前尚未有智能手機的美國總統獲得的還要多，這也改變了世界的知識分布和貧困格局。人類的基本生活方式，居家、出行、通信、安全、購物、餐飲、診療、生育、情感等在物聯網的技術支持下，呈現迅捷、透明、舒適、尊重人的價值等體驗的智慧模式或生活元素。大數據第一次以生存美學方式進入人類生活哲學之中。智慧生活從實用品格到美學品格的升華成為大數據時代的文化標識。

　　(二)虛擬：從交往到科學實驗

　　虛擬，人類文明進步的路標。人類創造的一切文明規則都是虛擬化過程，每一項科學活動都是一次虛擬，語言、符號是虛擬的初級階段。數字化和云計算的虛擬，是人類虛擬進程中的新高度，是人類中介系統的突變。

　　數字虛擬技術的發展改變了人類的交往方式，也改變了社會存在方式。馬克思說：“人們在他們的交往[commerce]方式不再適合于既得的生產力時，就不得不改變他們繼承下來的一切社會形式。”(18)與虛擬技術革命相對應的是虛擬交往。虛擬交往是人介入基于虛擬技術建立的虛擬環境或虛擬現實的人與人或人與虛擬的對象的交互活動。其中，虛擬技術是傳感器技術、計算機技術、人機接口技術和多媒體技術發展起來的綜合技術，技術內核是人與計算機的通信技術;虛擬現實是通過計算機對復雜數據進行可視化操作與交互的一種全新方式。虛擬的“現實”具有可視聽、可體驗的要素，人進入虛擬現實，是將自己“投射”到這個環境中，并介入、適應和控制環境。虛擬交往具有現實交往難以實現的自主性、超越性、隱匿性、浸潤性優勢，有“遠者親、近者疏”的交往特點，這里的“遠近”既有時空上的也有類型上的維度。虛擬交往具有一定的“脫現實”功能，可以暫時湮埋和淡化現實困境、現實關系的體驗。

　　虛擬交往所依賴的虛擬空間、虛擬社區或虛擬社群，會形成虛擬霸權主義、虛擬民主主義和虛擬共產主義等各種虛擬社會形態。虛擬社會并不能被視為現實世界在虛擬世界的直接投射，而應是一種方式上、結構上、理念上和感性上的再創作。我們不能把虛擬交往理解為對現實交往的補充和延伸，而應看成是對現實交往的革命、斷裂、批判和反思。

　　科學升級了虛擬，虛擬也改變了科學發現的形式與進程。虛擬介入科學活動可以分為三個層次：(1)建立虛擬現實的環境，比如在地球上建立太空擬真環境進行太空飛行模擬實驗，引力波的無干擾模擬波形圖用以對比實驗得出的干擾環境下波形數據，接近人體結構的虛擬3D癌細胞培養環境用以檢測癌細胞對不同藥物的反應，遠程同步APP+虛擬體驗等。(2)仿真機器人，讓機器按照人的思維和情感運行，即機器人化或人工智能，目前工業機器人和新一代智能機器人的廣泛使用屬于這一層次。(3)在人的大腦的毛細血管中植入大量微機器人，讓控制人的思維的大腦皮層與云平臺聯結起來，形成另外一個巨大容量的大腦皮層，即人的云計算機化或人再機器化。這是人類對自身，也是對自然和外部世界最偉大的改造。第三層次的虛擬才是真正的虛擬，是虛擬的最高形態。它跨越了不可能與可能的界限，達到了虛擬的最高本質。

　　(三)精準：從醫療到社會治理

　　大數據本質上有兩類數據，一種是大規模統計數據，這類數據的功能是在個體多樣性中尋找整體的家族相似性，比如電商統計的不同地區人的消費習慣;另一種是大量精確性數據的集合，比如全世界70億人或中國13億人的基因全信息數據庫。前者追尋的是一種概率性規律，并不具有個體性精準性;后一種關注的是具有整體性和個體性的雙重精確性。

　　傳統醫療無論中醫和西醫，從診斷、治療到藥物篩選基本上是一種“平均人”思維模式，具有很大的盲目性和副作用，未能考慮疾病與個體結合的特殊性和復雜性。精準醫療的原理和方法是根據每一個個體的遺傳基因、疾病特性、藥物反應的大數據進行最優化選擇。目前世界上一些國家已經開始通過基因大數據計劃，有針對性地開展藥物研發和個性化治療，短期目標是找到癌癥治療的更有效方法，長遠目標是為更多疾病找到全新的解釋模式和更高效的治療方案。2016年5月2日《自然》(Nature)和《自然通訊》(Nature Communications)上的兩項里程碑式的發現表明，劍橋桑格研究所所長邁克·斯特拉頓(Mike Stratton)主導的團隊，通過對人體基因組30億個堿基對的編碼研究，揭秘人體20000多種基因中的93組易感基因，以此能夠建立個體癌癥基因組檔案，為罹患乳腺癌的人們提供個性化的最佳治療方案(19)。

　　精準醫療的大數據方法已經被廣泛運用到政黨建設、差異民主、定向教育、心理疏導、公共安全、環境治理、現代農業、商業營銷、文獻學研究等諸多領域。其中，國家精準扶貧計劃的“扶貧對象精準、項目安排精準、資金使用精準、措施到戶精準、因村派人精準、脫貧成效精準”等每一個環節都是大數據化意義上的精準。精準扶貧不過是精準化社會治理的一個特例，更多的精準社會治理的主題與內容將不斷改變社會治理的水平和提升我們民族的思維能力。比如，全民基因信息庫的建立將是我國基因計劃的大科學工程，也將是解決被拐、失蹤和失散家庭團聚問題以及全控式疾病預防、救助、治療體系建立的最有效措施。

　　前大數據時代不是一個精準時代，但并不意味著沒有精準思維和精準方法，不過這種思維與方法未能得到有效推及和普遍的實現。大數據時代的大規模數字化信息儲存與通訊技術為精準思維的行為化提供了技術可能，使精準性思維轉化為時代精神的精華。大數據時代是人類實踐活動和文化形態從粗放型向精準型的革命性轉換，將從根本上改變人類與自然、人與社會能量交換的樣式、深度和精度。

　　智能制造已經成為世界各國競爭的新戰場。美國、印度靠軟件，德國、日本靠工匠精神，中國靠數據。最大的數據量來自工業，大量的數據正在向制造業大國中國匯集，中國正成為世界大數據中心，大數據將成為中國繼人口紅利之后最大競爭優勢。中國錯失了前三次工業革命的領軍位置，當下應充分把握大數據資源優勢的歷史機遇，掌握第四次工業革命的主導權。大數據的目的并不是追求數據量大，而是實現數據價值最大化。人類正發生從勞動創造價值、物質資源創造價值、知識創造價值到數據創造價值的歷史性革命，這也將成為中國自近代以來現實趨向思想(民族復興)最接近的重要證據和持續推動力。

　　注釋：

　　①《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393頁。

　　②黑格爾：《邏輯學》上卷，楊一之譯，商務印書館1976年版，第5頁。

　　③黑格爾：《邏輯學》上卷，第5頁。

　　④《列寧全集》第55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73頁。

　　⑤《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53頁。

　　⑥盧卡奇：《歷史與階級意識》，杜章智譯，商務印書館1992年版，第56頁。

　　⑦黑格爾：《自然哲學》，梁志學等譯，商務印書館1980年版，第416頁。

　　⑧《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274頁。

　　⑨維克托·邁爾-舍恩伯格、肯尼思·庫克耶：《大數據時代》，盛楊燕、周濤譯，浙江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67頁。

　　⑩《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497頁。

　　(11)黑格爾：《哲學史講演錄》第2卷，賀麟、王太慶等譯，商務印書館1960年版，第28頁。

　　(12)《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124頁。

　　(13)《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4頁。

　　(14)《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05頁。

　　(15)《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04～105頁。

　　(16)《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05頁。

　　(17)《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21頁。

　　(18)《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533頁。

　　(19)《乳腺癌研究最新突破：93種易感基因有望形成個性化治療方案》，澎湃新聞網，2016年5月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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