蒙塔古早在中學時期就在尋找一項屬于工人和無產階級的運動——與足球、網球等傳統貴族運動不同，乒乓球不重身體對抗的特質讓它格外容易誕生奇跡。在其從未出版的回憶錄中，蒙塔古承認政治因素是他注意到乒乓球的直接原因，“我將乒乓球視為一項特別適合低收入人群的運動”。
上世紀七十年代“小球轉動大球”的一幕直到今天還是政治史上的奇跡，但很少有人提及，讓小小乒乓球穿透政治鐵幕，原本就是乒乓球之父的夙愿和初衷。
這個人的名字叫做艾弗·蒙塔古，是個英國人，而被他賦予現代形態的乒乓球運動，從一開始就是一項政治運動。
富二代的游戲
直到今天，艾弗·蒙塔古在乒乓球賽事中留下的痕跡仍然隨處可見。世錦賽男子團體冠軍的獎杯叫做斯韋思林杯，以蒙塔古的家族封號命名——蒙塔古是斯韋思林勛爵家最小的兒子，然而卻從小熱衷于與自己的貴族家庭背景背道而馳的左派政治。那是二十世紀二十年代，沙俄末代沙皇遭布爾什維克處決的消息不可避免地震撼了同為君主制的英國，而與列寧主義、俄國革命和工人運動等等名詞比較起來，蒙塔古要舉辦乒乓球世錦賽的想法一度讓父母大松了一口氣，勛爵夫人因此向兒子捐贈了這個價值三十五磅的獎杯以表鼓勵——乒乓球是蒙塔古僅有的與政治無關的愛好了。
如果沒有蒙塔古的一意孤行和他異常特殊的家族背景，很難說我們還會不會看到今天的乒乓球賽事，當時的乒乓球只是英國一種正在迅速過時的民間游戲，從第一屆全英乒乓球比賽到第一屆世界錦標賽，這位有錢得驚人的勛爵少爺一直是唯一的組織者和投資方，其熱情可用揮金如土來形容——前者在一夜之間吸引了超過三千人報名，很難說是不是充當冠軍獎品的那輛汽車在其中起到了決定性作用。
然而斯韋思林勛爵夫人不知道的是，在她時年二十二歲的小兒子眼中，這項規則簡單的室內運動從來也不是一項純粹消遣。從英國校園中體育賽事擁有的巨大影響力中受到啟發，蒙塔古早在中學時期就在尋找一項屬于工人和無產階級的運動——與足球、網球等傳統貴族運動不同，乒乓球不重身體對抗的特質讓它格外容易誕生奇跡，蒙塔古在劍橋校內賽上親眼目睹一位輪椅上的選手擊敗了劍橋長跑冠軍，與此同時，缺乏媒體關注和商業價值的缺陷在左派如蒙塔古眼中看來也是遠離資本主義的重要表征。多年后在其從未出版的回憶錄中，蒙塔古承認政治因素是他注意到乒乓球的直接原因，“我將乒乓球視為一項特別適合低收入人群的運動”。
△蒙塔古(左四)年輕的時候的照片
另一個不為人所知的細節是，這個當時尚未從劍橋畢業的年輕人已經在一年內兩次往返于莫斯科和倫敦之間，出席過1925年蘇聯為紀念十月革命而舉行的紅場閱兵式，觀禮時的座位距離斯大林只有幾步遠，而為他帶來克里姆林宮邀請和共產國際信件的那位鮑勃·斯特沃特，幾年后將成為另外五個來自劍橋的傳奇人物的頂頭上司。
乒聯之父的政治生涯
1926年，在第一屆世界錦標賽籌備期間，國際乒聯在斯韋思林勛爵家大宅“肯辛頓宮”的圖書館里宣告成立，蒙塔古毫無懸念地當選為首屆國際乒聯主席，在之后的四十余年里，蒙塔古使用這個身份多次往返于鐵幕兩側，以另一種方式完成了“超越國界的國際運動”。
但在當時，即使是蘇聯情報機構也絲毫沒有意識到小小乒乓球蘊含著的巨大威力，蒙塔古獲得莫斯科高度重視的原因并非乒乓球，而是他顯赫的家世背景和作為電影制作人的職業身份——蒙塔古也是當時歐洲電影產業的核心人物之一，與希區柯克和愛森斯坦均是密友，這對于當時的國際共產主義宣傳工作而言尤為關鍵。
1929年，蒙塔古在布達佩斯世錦賽結束后轉向土耳其，成了托洛茨基在流亡期間為數不多的幾位陌生訪客之一。但這次會面只證明蒙塔古是個徹底的斯大林主義者，再次回到倫敦后不久，蒙塔古正式宣布加入英國共產黨，此后投入了公開的左翼政治活動。西班牙內戰期間，為了收集西班牙獨裁者弗朗哥受到納粹德國直接支持的證據，在雙方交戰前線拍攝紀錄片素材的蒙塔古幾乎被炸彈炸死。
很難考證蒙塔古究竟何時開始為蘇聯情報機構而工作，目前可以確定的只有二戰期間他領導著一個名為“Group X”的間諜小組，是蘇聯在倫敦已知的四個間諜小組之一，歸屬蘇聯軍方情報機構“格魯烏”，個人代號“Intelligentsia”，而他身邊不少舊友都同時也是蘇聯間諜，其中不乏乒乓球運動員。盡管此時英國情報機構對蒙塔古的監視也已持續多年，可惜軍情五處每一次都選擇了錯誤的方向——在蒙塔古致力于將共產主義意識形態植入電影中的時候軍情五處只顧盯著國際乒聯，等到蒙塔古的重心轉移到國際乒聯，軍情五處又誤以為他與其他人討論乒乓球技術發展的通信中暗藏密碼。
在二戰結束以前，“Intelligentsia”向莫斯科報告了德軍閃電戰攻勢后的損失情況和英國國防軍力，并通知蘇聯英國已經破譯了一部分蘇軍密碼。這不能不說與蒙塔古的家庭背景有關：斯韋思林勛爵家的長子、蒙塔古的大哥伊文當時正領導著英國海軍情報部門，但他并不知道正在參與秘密情報工作的家庭成員不止自己一個。
擊穿鐵幕的塑料球
1939-1946年，乒乓球世錦賽因受到戰爭影響而暫停，戰后重新投入乒乓球推廣事業中去的蒙塔古收獲了一些驚喜——乒乓球運動不但在戰爭中幸存了下來，事實上，它的影響范圍已經遠遠超出了戰前。
△1947年戰后第一屆世錦賽，蒙塔古(右三)與英國隊
蒙塔古二十年前的觀點被證明極具遠見，從肯尼亞到緬甸，從伏爾加格勒到延安，乒乓球簡易而廉價的特點讓它在戰火蔓延的世界各地都找到了發展機會，這種擴張甚至要部分地歸功于日內瓦公約——出于“不虐待俘虜”的要求，乒乓球被紅十字會列入援助物資，從而成為各地戰俘營中最常見到的運動項目，戰前就曾參加過乒乓球世錦賽的波蘭猶太運動員艾利克斯·埃爾利希，戰后甚至以奧斯維辛集中營幸存者身份重返了比賽。
而國際乒聯的政治潛力也在這一時期被充分發掘出來。1946年，蒙塔古抓緊一切時間恢復了國際乒聯的工作，開始籌備新一屆世錦賽，并付出了大量時間精力游說各方以促成蘇聯的參加——“沒有蘇聯，任何國際組織都不能自稱‘世界’。”蒙塔古是第一個訪問戰后維也納的英國平民，也在戰后第一時間進入了匈牙利、捷克等中東歐“蘇占區”，與此同時，他的乒乓球世錦賽還是全球第一個將舉辦權先后交與非洲和亞洲城市的國際體育賽事。
1952年，日本成功打破“歐洲神話”，成為第一個在世錦賽中贏得冠軍的亞洲國家，更從1954年起連續五屆衛冕冠軍，再一次證明了蒙塔古幾十年前的判斷：乒乓球將改變世界。但對于蒙塔古和乒乓球來說，更大的驚喜還在后面——1952年秋天，為了推動共產主義中國參與世錦賽，蒙塔古訪問了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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