刻真公眾號編者按：一般來說，關注北京打工者權益及其子女教育的人都聽說過北京工友之家。這是一家為打工者提供服務的草根公益組織，成立于2002年，設有打工博物館和幼兒園、小學。工友之家曾為社會提供了一個農民工“自我創造、自我表現、自我教育、自我服務”的樣本。此時此刻，在北京疏解人口的大背景下，皮村可能迎來與西北旺鎮相似的遭遇。目前已被斷電，天寒地凍，老人小孩格外難捱。收到相關人士求助，全文轉發如下：
事件描述
北京工友之家在皮村從房東那里一共租用了3個院落，一處主要是辦公和住宿區域，一處是打工文化藝術博物館和社區活動中心所在地，一處用作同心互惠社會企業的庫房。最新的租賃合同是3年，2016年8月1日到2019年7月31日。房東和皮村村委簽訂的租賃協議還有15年到期。現在，村委會用斷電的手段逼迫房東與工友之家解約，進而逼遷工友之家，辦公住宿區和博物館大院于2016年10月18日被鄉斷電，庫房院子和房東的院子在11月3日被村里斷電。事件過程描述如下：
2016年10月18日下午，朝陽區及金盞鄉的公安，消防，工商，安監等部門在金盞鄉綜治辦的配合下聯合檢查，發現我單位存在消防不規范的地方，包括：電線線路比較亂、同心互惠社會企業庫房存放捐贈衣物的地方比較擁擠。當時，村里的相關人員把辦公居住區和打工文化藝術博物館大院的電給斷掉了。我們問，如何才能恢復供電?鄉里領導說，跟村里協調。
10月19日至23日期間，我們及時做了整改，整改內容包括：把社會企業庫房內的衣物搬離了辦公區和居住區，請電工將電線做了入線槽的工作，也把電表和漏電保護規范入箱。
10月24日，我們給鄉里及消防部門提交了整改的報告，鄉綜治辦領導王擁兵說，要看村里的意見。從鄉里回到村里，我們給副村長劉飛打電話，希望派人來看一下整改情況，副村長劉飛派了人來檢查，指出：線路還要再完善些，庫房再整潔些。來人進入我們居住的每間宿舍進行檢查，包括集體宿舍和家庭宿舍，指出：宿舍有些亂。
11月2日，根據村里的要求做了整改后，我們去找副村長劉飛申請派人來檢查，來人檢查后，把王德志叫到一邊說，村里會對你們罰款3萬，交完罰款就把電接上，這個錢并說不是給個人而是到村里會計那交款。因為是聯合檢查，我們怕交了村里罰錢后，其他部門也來罰款，我們將承受不起。我們聯系鄉里，鄉綜治辦領導明確表示：鄉里不會罰款，因為罰款不是目的，村里沒權力罰款，會跟村領導了解一下情況。后來，王德志去鄉里找王主任商量復電的事情，王主任對王德志說，他跟村長聊過，村里沒有要錢罰款的意思。而且，村里也沒權力進行罰款。現在，村里不承認要過錢的事情。其實，村里罰款及自定的收費名目很多。
11月3日，村里派人到社會企業庫房的院落做檢查，村里派的是幾個剛喝了酒的小伙子，說話聲音很大而且滿口臟話，然后，把庫房院子的電斷掉了。
11月20日 我們在村里找了另一個院落做為社會企業的大庫房，把原來存放在辦公院落的所有衣物全部挪到新租的大庫房。
后來，村里實在挑不出需要整改的地方了，就不過來驗收了。我們多次在早上7:30的時候到村委會等待，希望與村長劉輝協商，但是，一直被拖著。最后，我們等到的是：房東在村里的要求下準備與我們解除房租租賃合約。據房東告訴我們，如果房東不與我們解除合約，村里就會找茬解除與房東的合約。現在，我們后悔當初沒有交那3萬元的罰款，但是，再找到村長希望交罰款的時候，村長說，他們不要罰款。
11月21日早8點，王德志和沈金花去村委會找村長劉輝協商，天冷很冷，不能燒煤沒有暖氣，又被斷電無法用電取暖，老人和孩子都有開始患感冒的了，希望可以盡快回復供電。
當日11點半左右，村里負責消防的2名工作人員前來檢查。檢查人員沒有報名字，其中一個比較壯實，在大門口等著，另一個稍矮點，每次來檢查都有這兩個人。先到女生宿舍進行檢查，說30來平的屋里不能住6個人，最多只能住4個人。然后，個矮點的這位又檢查了隔壁院子社會企業的小倉庫，看到小倉庫里還有20幾袋要寄往貧困山區的衣服和幾個床墊，要求衣服全部清空。
11月22日下午15:58分，沈金花給村長發了微信，發送了女生宿舍和后院小倉庫整改后的照片，并詢問電是否能安排人幫忙通上。在15:59分-16:52分之間，村長再次安排人員來檢查，這次還檢查了打工文化藝術博物館院內的新工人劇場，說新工人劇場里堆放的捐贈衣服也必須清理干凈。
11月24日21：35分，沈金花將新工人劇場清空的照片發到村長微信，并留言，這幾天連夜清干凈的，盼著供電。未收到回復。
11月25日早8點，沈金花和王德志前往村委會找村長。村長外出開會。11點多與村長電話聯系，匯報了已按照要求整改好，盼能安排復電，盡早讓老人、小孩和所有工作人員不再挨凍。村長答應安排人。但是，直到天黑，也未通電。
11月28日下午，沈金花與村長通電話，詢問恢復供電，村長回復在外檢查工作，會安排此時。
11月30日早8點49分 沈金花與村長通電話，村長說，現在忙，有時間再安排。
12月2日早8點，沈金花到村委會找村長，詢問復電事宜，村長回復已經約了房東，當天會有結果。結果是，皮村村委跟我們房東明確提出，盡快跟北京工友之家解除租房合同，將打工文化藝術博物館從皮村趕走。
12月6日前后，北京市、朝陽區及金盞鄉的公安、消防、工商、安監等部門在金盞鄉綜治辦的配合下聯合檢查和復查，區工作人員提出博物館走廊的彩鋼板要換成單板或防火彩鋼材料。雖然金盞鄉到處都在使用我們使用的這類彩鋼瓦，但是，我們立刻開始了整改，過兩天就可以完工。
12月8日，村子里的聯防隊去我們新租的大庫房進行檢查。新租的大庫房用電正常，我們剛搬進來，有些地方需要修修補補，當時工作人員正在干活。聯防隊問我們工作人員有沒有焊工證，我們說沒有，就把我們的電焊機、切割機、手電鉆等沒收了。
12月18日，鄉里聯合檢查組來復查，領導問了消防整理情況如何，得到答復已經弄好后，沒有與我們說什么，就走了。
今天(12月19日)房東田桂祥過來說他去找村里，村長劉輝說讓他告訴我們，月底搬離皮村。房東說，這個大冬天的，院子里老人小孩還有這么多東西，人家在這呆了十年，哪能一下搬走，等天暖和了再說。因為我們的費用是交到2017年8月。村長劉輝說：“不行，必須這個月搬走，否則在他們的門口挖溝。”
大概情況如上。
工友之家王德志電話：13691011372
房東田桂祥電話：13621070902
附錄：皮村的一些管理現象：
前段時間，村里檢查了坐落于村中的一些廠子，停了部分廠子的電，需要交罰款才能復電。
前段時間，是暫住證換居住證的過渡期，去村里辦理暫住證證明每人收取120元的費用。(在北京辦理暫住證早就免費了)
村里以規范停車為由，見到所謂的違規停車就鎖車罰錢，很粗暴。
一個收廢品的工友告訴我們，想在皮村做收廢品的買賣，每年要給四、五撥人打理費。
村里有一些有各種安全隱患的廠子，上級來村里檢查的時候，村里的人帶路的時候都會繞過這些廠子。
村里還有很多罰款的明目，包括，倒垃圾違規進行罰款;扣三輪車等。村里到處都是罰款五千到一萬的牌子，這些成了村里一些人牟利的依據。
圍繞幼兒園發生了一些事情。以前村里有六、七個民辦幼兒園，現在，除了兩所打工子女學校的幼兒園還繼續存在之外，其他的都被村里的聯防以無照為由強行關停。但是，村里自己開了一個無照的幼兒園，而且收費很高。村里還限制打工子女學校的幼兒園招生。
（以上內容發自刻真公眾號）
延伸閱讀：媒體對“工友之家”的報道
北京皮村：這里有新生代農民工的“工友之家”
來源：平安中原
皮村，北京東五環外一個典型的農民工集聚地。全村兩萬多人口，農民工占了十之八九。一位農民工告訴我：“剛進城，我們住在三環，后來三環繁華了，房租太貴，就搬到四環；再后來，四環繁華了，又搬到五環、六環。城市變得越來越繁華了，我們卻不斷被邊緣化……”
上世紀九十年代，中國掀起了城市化大潮，無數農村青壯年涌入城市，尋找安身立命之所。城市化的過程，也是文化沖擊的過程。舊的身份角色失去了，新的身份角色卻未確立，彷徨、奮斗、追尋……構成了一個精神變遷的過程。
六年前，為了解新生代農民工的生存狀態，我曾經在皮村采訪了兩天，它給我的印象是擁擠、嘈雜，卻又帶著幾分生氣。如今六年過去，皮村有哪些變化？當年結識的那些質樸且有追求的農民工，生活得還好嗎？我決定再訪皮村。
一進村口，在依然嘈雜和擁擠的氛圍中，一股熟悉的氣息撲鼻而來。
我在皮村的“老朋友”孫恒在“工友之家”等我，除了略顯老成了些，幾乎沒什么變化。久未相見，我們言談甚歡。
我問：“你們的打工青年藝術團，現在還演出嗎？”
“演，每年都有幾十場演出。”孫恒頓了頓又鄭重告訴我：“黃老師，我們打工青年藝術團，現在已改名新工人藝術團了。”
“哦？”我一聽來了興趣，“為什么要改為‘新工人’？”
孫恒說： “別看是一個稱呼，其實關乎我們的身份呢。”
我追問：“怎么講？”
孫恒滔滔不絕起來：“過去，社會上都習慣叫我們‘打工者’，這是指我們是一群被雇傭的勞動者，而‘新工人’則有了主體性的含義，代表了一種主人翁的社會地位；其次，‘新工人’是我們一種自覺的訴求，也包含一種渴求創造新型工人階級和新型社會文化的沖動。”
從孫恒的話中，我咀嚼出了個中意味：他們已不僅僅是“新一代農民”，他們正在向“新一代工人”嬗變；他們已不滿足于做“城市邊緣人”，他們渴望進入城市主流社會，甚至成為“新北京人”。
“2016打工春晚”在北京朝陽區文化館拉開了帷幕。
這是一頓由打工者自己主勺烹飪、表達打工群體在一年辛勤勞作中的酸甜苦辣的勞動文化大餐；舞臺上的主人是廣大平凡的勞動者，勞動不僅創造財富，也創造充滿真情實感的藝術。
孫恒的保留節目是演唱《打工、打工，最光榮》：
打工、打工，最光榮！嘿！
打工、打工，最光榮！
高樓大廈是我建，光明大道是我建；
臟苦累活兒是我們干，堂堂正正做人
——憑力氣來吃飯！
在這個屬于打工者的夜晚，孫恒激情澎湃。
1998年，孫恒告別家鄉，成了一名流浪歌手。盡管他全身心地投入，卻越唱越迷茫。六年前，他同我聊天時，曾傾訴過當初的苦悶：“我的生活經常被負面主宰，思想經常處于無力、焦慮和痛苦的狀態。覺得活著很壓抑，覺得對未來、對人生沒什么把握……”
一次偶然機會，孫恒到一個建筑工地待了三天。晚上，他在逼仄的工棚里為工友們唱歌，唱一些老歌，也唱自己編的歌謠。工友們連工裝都來不及脫，手里端著飯盆，兩眼盯著他，那種目光與在地鐵站演唱時路人的目光天壤之別，孫恒突然明白了，這里才是他唱歌的地方。
同吃同住，聽工友們講打工史，講鄉愁，講婚戀，講艱辛與憧憬。孫恒覺得自己成了他們中的一員。他還專門為一位叫阿彪的工友寫了一首歌《彪哥》，臺下的阿彪聽得淚流滿面：
認識你的時候，已是你干完每天十三個小時的活兒以后。
大伙兒都管你叫彪哥，你說這是兄弟們對你習慣親切的叫法。
每天起早貪黑，你說你感到特別的累，
可是只能拼命地干，才能維持老少一家安穩的生活……
其時，孫恒結識了王德志、許多、姜國良。來自內蒙古科爾沁的王德志，是懷著學相聲、當明星、上春晚的夢想來到北京的；許多高中畢業后，在舅舅的模具廠干過，還當過協警，他覺得“自己是家鄉當中的一只鳥，就是要掙脫這片林子、這張網；飛出來了，來到北京”；而姜國良“從電視、電影里看到外面的世界，跟家里的世界不一樣，就想出去看看，去掙錢”。四個都喜歡文藝、都懷著青春夢的年輕人走到了一起，惺惺相惜，志存高遠。他們成立了“打工青年藝術團”。為使組織和演出合法化，2005年7月，他們又向民政部門注冊了“工友之家”機構，孫恒出任總干事。
歌曲《想起那一年》《這矮矮的村莊是我們在這城市的家》《團結一心討工錢》《天下打工是一家》《電梯姑娘》等，相聲《漂》，還有小品《我們的世界，我們的夢》，藝術團唱的說的演的都是熟悉的生活，只要工友們喜歡就行。
這些年來，“工友之家”在皮村建立了社區活動中心，設有法律咨詢、維權熱線、女工小組、文學小組、舞蹈班等。它要給工友一個聚會的地方，給他們一種家的溫暖。
來自河北吳橋的工友郭福來，每到周日晚上，都會步行一個多小時來參加文學小組的活動，聽高校的志愿者老師講課。同時，他又會按照老師的要求，將自己的生活寫成作品。
郭福來的那篇《思念妻子的一封信》感動了身旁許多工友：
小英，你聽說過兩情若是長久時，又豈在朝朝暮暮嗎？咱們可以把思念打成包裝，放進背囊。到老了，不能再打工時，咱們運回老家。坐在自家的土炕頭上，一點點打開，重溫今天分居時的思念，不也是一種幸福嗎？
而今，創作已成為郭福來的一種生活習慣，周一、周二構思，周三、周四寫作，周五、周六修改，周日晚與大家交流。因為有了這個文學小組，因為有了文學，郭福來覺得自己找到了一種個體的尊嚴。
藝術團在演出過程中，越來越意識到打工文化的重要性。
再次相逢時，孫恒說：“以前我不知道自己是誰，孤零零的。做了這些事后，找到了自己的身份認同，自己也是工人群體中的一分子，負面的情緒慢慢消失，逐漸從搖滾歌手的個人宣泄轉變到為勞動者歌唱，也更自信了、更有方向了。”
自2009年以來，“工友之家”發起并舉辦了四屆“新工人文化藝術節”。來自深圳、廣州、重慶、香港、北京等地的勞工代表和打工詩人、民謠歌手、民眾戲劇愛好者、媒體、學術界以及皮村社區居民，匯集在皮村。在藝術節期間舉辦的“勞動文化論壇”上，打工“藝術家”們更是旗幟鮮明地宣告：我們正在進行一場新文化運動！
請聽聽他們的聲音：
打工文學可以作為一種利器，反映我們的生活和我們對生活的看法。一些知識分子躲在高樓大廈寫作，他們不關心底層社會，由此不能代表我們的聲音。我們的文學可能是粗糙的，但卻是我們自己的。
勞動文化一定是靠我們自己來創造的，要通過自己的講述、自己的拍攝、自己的歌唱來發展自己的文化，來建立自己的文化。
孫恒對我說：“現在我們藝術團的活動和創作在文化與價值觀上已經有自覺性了。它不再是個體的自娛自樂，目標也非常清楚，就是要承載工人群體的文化，倡導勞動文化，要幫助工人和勞動群體尋得文化上的寄托。”
我與孫恒經過皮村同心實驗學校，幾位學生歡快地從校園里跑出。
孫恒問我：“還記得沈金花嗎？”
我說：“那個‘女娃校長’？記得。”
走進校園，沈金花迎了過來。六年不見，“女娃校長”顯得更加干練了。
我有點驚訝：“沒想到你還堅守在這里？”
沈金花說：“只要學校存在一天，我們就堅守一天。”
“工友之家”進駐皮村后，孫恒發現到處都是七八歲、十來歲的孩子在游蕩。原來，皮村成為農民工集聚地后，他們的子女也伴隨而來。當時打工子女入學“門檻”多多，許多孩子無法上學。孫恒的眉心蹙在了一起，他自己也是從農村走出來的，知道教育對于人生的重要性，打工子女也應該享受平等的義務教育。當時，沈金花在中華女子學院讀大四，正在“工友之家”做志愿者。有一天，孫恒告訴她，“工友之家”準備辦一所打工子女學校，鼓動她留下來。沈金花疑惑地說：“我自己還是個學生呢，如何辦得了學校？”孫恒說：“你不是學社會學的嗎？現在社會需要這樣一所學校，在這里你會大有作為的。”或許是被這段話觸動，沈金花真的留下來了。因為有了這所學校，皮村和周邊的七八百個打工子女重返校園。
這些孩子有的從小隨父母進城，有的就在北京出生，從少不更事起，他們便被自己的身份所困擾。同心實驗學校把“愛”放在教育的第一位，努力讓每個孩子都能健康自信地成長。一位學生在日記里寫道：“每天清晨一走進校園，我的心情就特別舒暢。這里沒有歧視的目光，只有溫暖的眼神。在這里，我時時感到被重視、被關愛，我不會因為自己的爸爸媽媽是農民工而自卑……”沈金花覺得這是孩子們給學校的最高獎賞。
近些年，教育環境發生了很大變化，農民工子女上學問題已經有所改善，我沒想到同心實驗學校還保留了下來。
沈金花看出我的疑惑，說：“打工子女上公辦學校是有條件的，要辦齊了好幾個證才行。那些剛隨父母進城打工的孩子還是無法上學，我們把自己的行為看成是一種‘教育救急’。”
“聽說有機會可以當公務員，也可以到香港繼續讀研究生，你為什么選擇了堅守？”我問。
沈金花沉吟了片刻，說：“第一，如果我覺得做一件事是有價值的，就會很有動力；第二，如果身旁有了共同追求的人，而且越來越多，就會感覺很好；第三，如果我們有一個內心想過的生活，如果我們有一種向往，很多人在為之努力，那么我自己也需要付出努力。”
一旁的孫恒插話道：“同心實驗學校三年前被關閉風潮困擾過，雖然僥幸生存下來，但估計來日不長，因為周圍村莊快被拆遷完了，只剩下一個皮村了。雖然如此，‘工友之家’活動中心天天開門，各種活動照常進行。我以為經驗可以積累，學校也許會關門，但我們的辦學經驗還在；物質的皮村也許會消失，但皮村精神還在。”
離學校不遠便是打工文化藝術博物館。這是全國第一家打工文化藝術博物館。
我又一次走進這個簡陋、寒酸卻又發人深思的博物館。
墻上的一條橫幅，挽住了我的腳步：“沒有我們的文化就沒有我們的歷史；沒有我們的歷史就沒有我們的將來！”
每一件展品，都是打工者真實生活的記錄；
每一件展品，都是打工者內心世界的反映；
每一件展品，都是打工者為中國經濟發展所作出貢獻的證明……
廣東一位打工妹的工卡，正面是她的照片，寫著名字和年齡，背后印著工廠嚴酷而又冷冰冰的規定：上班時間不得上廁所。
一個烤羊肉串的鐵架子，記錄著一位工友的打工史：1992年他來北京，在頤和園門口以烤羊肉串為生。1994年，鐵架子被城管沒收，他托人用兩百元贖了回來。后來，他賣過水果、賣過煎餅，當過送報員……
一張照片里，幾位建筑工在聳入半空的腳手架上，自豪地打出大標語：我們是城市的建設者！
那是個大雪紛飛的夜晚，打工青年藝術團結束了在一個工地的演出，孫恒、王德志他們擠在一輛借來的破面包車上，你一言我一語地議論著：
“改革開放都快三十年了，中國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我們聽到的大多是精英和資本的話語，很少有我們打工者的聲音。”
“應該建一個打工博物館，把打工者的歷史記錄下來，陳列出來。”
“我們不單單是為了記錄和陳列，更是為了促進我們的思考和進步！”
2008年5月1日，打工文化藝術博物館落成。記得第一次參觀博物館時，我的心為之一震，我在這里體會到了他們的辛勤和甘苦、期頤和盼望，他們用打工者自己的語言和思維方式，保存了其困惑、不安和認知。
在展柜里，我從各式各樣的證件中，發現了王德志當年的暫住證和務工證，照片已經微微發黃，充滿著一種滄桑感。
我笑說：“十五年前，你看上去像是一名童工。”王德志苦笑了一下：“可不是嗎？那時候我才十七歲，屬于未成年人。”
重訪舊地，我注意到，博物館增加了新內容：新工人的文化和實踐。
與六年前相比，我發現眼前的這幾位已經不算年輕的年輕人，變得成熟了。
酷愛搖滾樂的許多，對搖滾樂本身有了自己的思考：“搖滾可以很感性地表達一種憤怒，但是時間長了，憤怒也就被稀釋掉了，甚至不知道為什么憤怒了。”
姜國良說：“我最初理解的文化就是上學，學文化。現在理解的文化是人的行為。”
王德志則對我說：“剛開始一位志愿者組織我們學習馬列，我覺得很驚訝，都什么年代了，還學習馬列？我們學習了艾思奇的《大眾哲學》，不讀不知道，一讀嚇一跳，馬列竟然是如此通俗，離我們如此之近。這是一本讓我‘發家’的書，讓我徹底改變自己。從那以后我和大家一起做事，義無反顧。”
這次來，我聽說三年前“工友之家”在平谷創建了一個“同心創業培訓中心”（又稱工人大學）。便問孫恒：“怎么想起要辦這所‘工人大學’？”
孫恒說：“我們在為工友們提供公益服務時發現，一些年輕人上完高中或初中就匆匆走入社會，進入社會后發覺自己最缺的是就業技能。‘工人大學’的培訓和食宿全免費，志愿者為學員講授電腦維修、平面設計、合作溝通等實用技能。到現在已開班十二期，兩百余名學員憑著學到的新技能，找到了新的工作。”
我感慨地問道：“你覺得靠你們的力量還能做多大？走多遠？”
孫恒充滿信心地說：“心有多大就能做多大，眼望多遠就能走多遠！”
夜幕降臨了。許多穿著工裝的工友匆匆趕到“工友之家”，創業培訓、法律咨詢、女工小組、文學小組、舞蹈班，“工友之家”又開始一如往日地熱鬧、忙碌起來……
如果說，我們只用了一代人的時間，走過了西方國家近三百年的城市化演變歷程，那么，從農民工到新工人，還有多長的路要走？
讓廣大農民不斷從現代化發展中得到實際利益，而不是成為現代化的被遺棄者，應是我們城市化成敗的關鍵所在。
探訪皮村——北京五環外的“工友之家”
發稿時間：2013-08-06 來源：中國青年報
皮村的工友之家
工作人員在整理捐贈來的圖書
工友李向陽在彈唱
同心互惠商店待賣的衣服
工友之家的圖書館
1995年，18歲的王德志揣著從家里偷出來的700元錢坐上一列駛往北京的火車，他夢想著能在中央電視臺的春節聯歡晚會上說相聲。
1998年，因為覺得自己的授課方式不能適應當時的教育體制，孫恒放棄了在河南做音樂教師的工作，北上進京。他想要流浪，并尋找一群志同道合的朋友。
而今，他們落腳在北京的邊緣地帶——皮村。這個位于東北五環與六環之間的城中村有兩萬多人口，其中擁有北京戶口的只有1000多人，其他都是外地打工者。皮村附近沒有一座高樓，生活環境甚至比不上這些外來打工者的老家。但這里房租便宜，生活成本低，只是要忍受不時有飛機從低空掠過的噪音。他們在工作的途中一般要花費更多的時間——最近的地鐵站離這兒有10多公里遠。
皮村有個特殊的院子，博物館、小劇場、電影院一應俱全，晚上常有兩三百工人聚集在這兒跳廣場舞、打乒乓球、看電影、唱歌、看書，這幾乎是他們一天中唯一的休閑。這里是由孫恒和王德志等人創辦的工友之家。
皮村的人們在自己的歌里這樣唱：北京好大好大，北京好冷好冷，北京也好熱好熱，北京沒有我的家。
無法確定的身份
剛到北京時，王德志滿以為自己能登上春晚舞臺，結果卻連央視大門都沒進去。不甘心回老家的他留在了北京。
但王德志對說相聲念念不忘。下了班后，他怕別人聽到笑話他，只好攥著一把硬幣到街邊的投幣電話“找機會”，他打遍了北京各綜藝節目和文藝院團的電話。直到一次，他打到中央電視臺《曲苑雜壇》欄目組，接電話的一個中年人好心規勸他說：“說相聲不容易，得系統學習才行。”王德志這才意識到，他來北京要說相聲、當大明星的愿望有些不切實際。此后，他只好以打工維持生計，做雜工、在水站送水、發小廣告……
與王德志相同，當孫恒抵達北京時，一切完全在自己的意料之外。“我一下車就傻了,只能想到，今天晚上住哪兒，吃啥？”
就在北京西站的邊上，孫恒找到一個貨運站的辦公室，房間的墻上掛著一把破吉他，他想，這里應該有一個喜歡音樂的人，于是，孫恒決定在這間貨運站扛包。這份工作只維持了一個月，直到離開時，孫恒也沒有碰過那把吉他，更沒有遇到自己期待的朋友。
此時的孫恒意識到自己應該繼續學習，于是他在清華大學附近租了間屋子，有時間就去聽講座，其他時間用來打短工和去地鐵賣唱。“一天中，我騎自行車就要8個小時，騎到地鐵站就唱歌，還要擔心會不會有人抓我。”孫恒記得當時許多地鐵站附近的派出所他都“進去過”。
就這樣，北京成為王德志和孫恒的第二故鄉，但他們卻不知道如何回答這個問題：你是干嗎的？在他們眼中，自己不種地，不是農民，沒有正式工作，不是工人，沒有北京戶口，也不是市民。無法確定的身份一直困擾著他們，直到2002年發生了轉折。
那一年，孫恒、王德志與幾個朋友組成打工青年文藝演出隊（記者注：后改為新工人藝術團），從此他們有了共同認定的身份：新工人。
對于“新工人”一詞，中央黨校文史部副教授劉忱這樣解釋：“他們認為‘農民工’這個字眼是邊緣化他們、強調等級的產物，鑒于2006年國務院下發過一份文件，稱外來務工人員‘是我國改革開放和工業化、城鎮化進程中涌現的一支新型勞動大軍’，所以他們自稱‘新工人’。”
劉忱指出，與傳統工人不同的是，他們的流動性強，并缺少與傳統意義工人同樣的待遇。所以，他們大多數人希望在城市發展，不希望回到農村，這就需要重建自己的身份。
盡管他們確定了自己的身份，并開始了共同的生活軌跡，但十幾年來，眼瞧著城市的邊界在不斷外擴，他們卻總也走不進這座城市的中心，“這幾年來不斷搬家，趨勢是越來越遠，越來越邊緣”。
我不想在北京“暫住”
組建之初，打工青年文藝演出隊只能自己聯系演出，成功率僅為1%。“因為很多工地存在勞資權益問題，當聽到他們要把工人們組織起來看演出，還不要錢，老板們難免生疑。”孫恒說。
一旦有演出機會，大家都會特別賣力。沒有舞臺，他們就找片空地，工人坐在他們的腳邊；沒有燈光，工人就把工地的探照燈打開；沒有麥克風架子，工人就把鋼筋棍往地上一插，麥克風綁在上面。
第一次演出時，大家在中段就唱了歌曲《團結一心討工錢》，其中有一句是：團結一心跟他干，條件一個結工錢！唱到這兒，現場的工人特別激動，舉著拳頭一起唱。包工頭不知道發生什么事情，立刻把這個“找上門”的演出隊趕跑了。
為避免惹禍，此后，這首歌只好被當做收尾，可仍有工人在演出結束后，針對自己遇到的實際問題和孫恒他們討論，比如被拖欠工資怎么辦？孫恒他們認為，應該幫助工友們提高維權意識。此后演出隊在演出后會給工友派發《勞動合同法》的宣傳頁，還將工人維權的案例編成相聲、小品、歌曲等演出。
除了權益得不到保障外，孫恒意識到，這些打工者缺少公共空間，缺乏與人交往的機會，更沒有歸屬感。
年僅20歲的河南姑娘付秋云正是如此。起初，她在流水線上當工人，但重復的勞動、人情的淡漠，讓她看不到生氣和希望。一家四口更是在不同的城市打工，僅在過年時能相聚，她期待能有個像家一樣的地方。
事實上，在北京生活了15年的孫恒也沒有歸屬感。“每年都要辦暫住證，拿到它時，就覺得自己被排斥在這個城市之外。其實這里也是我的家，可我還要在家里‘暫住’，這種感覺并不舒服。”
“我國目前的城市化率已經超過51%，但這是按照城市常住人口計算的，也包括了在城市居住6個月以上的2.61億外來務工人員，他們并沒有真正成為城市居民。”在劉忱看來，外來務工人員在享受公共服務方面與一般市民有很大差距，特別表現在勞動條件、勞動報酬、社會保障、居住條件以及子女受教育權等政府應該提供的公共服務方面。
為了解決以上問題，孫恒等幾個工友湊錢在租金便宜的皮村租下兩個院子，就這樣，工友之家誕生了。這里不僅能讓工友們找到歸屬感，也幫助他們解決實際困難：同心互惠公益商店以義賣的方式，降低打工者的生活開支；同心實驗學校試圖探索改變流動兒童的教育現狀；同心創業培訓中心為打工青年提供各類文化教育及城市生活技能培訓……
目前，工友之家已成規模。其資金保障除了一些NGO組織的援助外，工友之家也通過公益商店的收入維持其運轉，它的影響力在逐漸擴大。可在接受采訪時，王德志卻仍說：“我希望能在這個城市里有尊嚴地生活。”
學者呂途對新工人問題研究多年，她常聽工友這樣說：“很多時候，累一些我都不在乎，都可以堅持，但是，人與人之間的關系如果特別糟糕，我就很難忍受。”
在工廠短期體驗后，呂途感覺到：“工廠對打工者的態度就是要抹殺做人的尊嚴。當人不能保持自己做人的尊嚴時，人與人的關系、人與社會的關系就會向非常糟糕的方向發展。”
讓更多工友不再失語
“這里竟沒有一間屋子上鎖。”這是東北女孩楊詩婷到工友之家時的第一感受。盡管從工作單位到皮村有兩個多小時的車程，但她堅持每周到這兒來給工人們唱歌。不久后，楊詩婷將在這里舉辦一個自己的演唱會，唱工人自己的歌。
在皮村，像這樣喜愛文藝的人并不少，但他們從前卻無力發聲。孫恒說：“工人自身需要有表達，講我們自己的故事。”
為了讓更多的工友不再“失語”，近日，由工友之家主辦的2013“新工人杯”文藝大獎賽啟動。孫恒認為，要想讓新工人的生存現狀得到有力改變，工人自身應該積極行動起來，創造新工人自己的文化就是途徑之一。
“打工者之所以要寫自己、說自己、唱自己、演自己，是因為大家對漂泊的打工生活有話要說。這個群體被忽視、被歧視，其權利被損害的現象太多了，但他們卻缺少自主發聲的機會和空間，并很少被主流的文化關注到。在主流舞臺上，打工者的形象要么是哭天搶地展示苦難，要么是被丑化、被歪曲或者被消費。”在劉忱看來，打工文化是他們為融入城市所做的文化準備，也是以文化方式塑造和認識自我、維護自身權益的文化自覺。
這種文化的效用恐怕無法在短期內奏效，而這群新工人要面臨的現實依舊嚴峻。
“皮村要拆了。”孫恒告訴中國青年報記者，它已經成為政府儲備用地。“希望政府在城市規劃中考慮到‘人’，人不應該分為本地人、外地人。有沒有可能把皮村保留下來，或者拆了之后，能不能考慮工人的居住、工人的學校、工人的醫院？”這些問題，眼下依舊只能打上問號。
呂途認為，在經濟上、社會地位上，新工人都處于弱勢，但“城市發展不能不考慮普通人和打工者的需要，只有‘以人為本’，社會的瘋狂發展才會停止下來”。
面對拆遷，孫恒很樂觀，因為“村子雖然拆了，但人還在”。孫恒強調：“起初，政府對打工者沒有明晰的政策，只是把他們當作自來水，在需要的時候才把閘門打開。但現在我們得到更多關注，包括從法律層面協調勞資關系就是進步。”
目前，工友之家的員工的共同愿望是，將它建成一個公社，“不用擔心孩子沒學上，我們沒地兒住，沒飯吃”。此外，王德志還期待自己能過一種浪漫的生活：租輛大篷車和朋友們到各地去唱歌。
采訪結束后，新工人藝術團忙著趕往工地演出，他們沒有大篷車，只有朋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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