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G R O U N D B R E A K I N G —
烏托邦在詞源上是指不存在但完美、理想的地方，而朝向烏托邦的沖動，是人在無意識層面的一種結構性欲望。在政治的層面上，烏托邦更多是指一種不依托于社會實際的力量，即沉迷在幻想中的，不切實際也無法達成的愿景。由此具體到社會參與性藝術中的鄉建，我們該如何去理解和評價?鄉建的出現既交替了一種烏托邦式的沖動與對現存發展模式的批判性思考，也蘊涵了一種鄉愁式的回歸和著力重新發明鄉村主體性的實踐。但一個不觸及根本性的生產與分配關系，及在此基礎上生發新的社會構造，這樣的實踐是否還有現實的意義?在當前的語境中，激進的行動與立足現存條件的改良，誰才是烏托邦呢?或許這樣的實踐更多體現的是倫理和美學的意義——是基于身體感性的啟蒙，或是一種關于未來的動員與預演。
2016年8月27日下午三點，破土工作室和OCAT深圳館在華僑城創意園區舉辦了“烏托邦與當代藝術的參與性——從農村談起”的主題沙龍。本次沙龍邀請了作家曹征路老師和藝術家渠巖老師進行對談，并由藝術家滿宇老師擔任沙龍主持，就當下中國社會的鄉建問題進行了討論。
渠巖：“情感共同體”視角下的許村經驗
本場沙龍首先由渠巖教授介紹他在太行山許村的藝術介入鄉村實踐。2005年，渠教授進入這個村子做鄉村攝影，發現鄉村信缺失，中國傳統主流的信仰價值被摧毀。許村當時面臨被改造和拆遷的命運，因為當地普遍用遺產論的方式來判斷鄉村的價值，而這個村子不具備當地按遺產論來認定的價值。許村在海拔1500米的太行山上，無霜期很少，所以當地的農業根本無法養活村民。許村70%的村民都在外面打工，村里都是老人和孩子，是一個典型的“空村”。
渠教授及其團隊在這個村子里采用了他們稱之為“情感共同體”視角開展了一系列鄉村社會與藝術實踐。這是許村項目和政府主導的社會改造，以及地產商主導的鄉村項目的不同之處。渠教授介紹，項目首先重新鄉村價值，以對現代化危機和發展代價的反思為前提，發現鄉村價值中的“人神”、“人人”與“人物”的關系。團隊先梳理了鄉村的歷史，做了詳細的信仰調查，保留原有建筑形態等有形的線索，幫助村民生產自救;其次是重估鄉村價值，尊重鄉村在地的特殊價值和歷史傳統;再次是修復鄉村秩序，恢復人和人相處的行為規范。團隊在在多主體的實踐過程中，以尊重當地人的傳統習俗、文化習慣以及訴求為前提。從收集梳理和歸納開始，慢慢建構地方主體和建構人的關系。
渠巖教授在現場分享許村項目經驗。
渠教授團隊在許村的實踐包括如下幾個方面。第一，發布《許村宣言》，保護當地的物質形態。第二，舉辦許村論壇。這個論壇把許村作為一個文化平臺，吸收了整個社會的思想資源，討論鄉村問題，探索改造方式。而渠教授強調，許村的在地實踐是一個要始終不斷嘗試、反思和對話的過程。
曹征路：鄉建不能脫離歷史背景和現實狀況
曹征路對渠巖教授及其團隊在許村項目的深耕表示敬佩。他表示，這種藝術不是我們通常理解的某種藝術作品，而是通過一種介于政府權力和資本滲入之間的“另一種藝術家的方式”，來傳達特定理念。但是，曹教授認為，今天我們在談論鄉建的時候，必須有幾個“參照系”。我們要看到中國城鎮化的背景和它形塑的鄉村面貌：今天的鄉村已經空洞化，青年人大批逃離的鄉村，只剩下老人和小孩。今天的中國鄉村還面臨著一個為資本下鄉造勢的大背景。比如今天的大資本紛紛下鄉收購土地，中國的土地正在逐漸重新私有化。
曹教授認為，另一方面，我們的農產品價格始終不能養活農村人，或者說不能很好地讓農民發展起來。價格本身就是政治。農產品價格形成的過程，本身就是一種政府的政治行為。中國的農產品和工業品的價格剪刀差是被人為的擴大的，而且今天還會越來越大。曹教授舉了中國加入WTO的例子：“中國參加WTO最難啃的一塊骨頭就是我們的農產品，對農業的保護政策，美國人不答應。只有做出了巨大讓步以后，痛哭流涕以后，我們才成功的簽署了WTO協議。到今天，我們中國的老百姓仍然不清楚這個WTO究竟簽署了一些什么東西，什么內容。我們只是知道我們只是看到了中國的大豆有著悠久的種植歷史，中國大豆的品質在世界上是一流的。中國也有廣大的大豆的市場。可是，今天中國的大豆已經基本上被消滅了，完全被外來的大豆品種占領了。接下來我們將會看到大豆的價格，一定會是被資本操作，不斷的上漲。所以說價格本身就是政治。”因此，曹教授將這一現象與農村空心化相聯系：“為什么農村會出現老人孩子留守，年輕人出走的狀況?因為我們農業的效率不高。年輕人在農村感覺不到有發展的前途，掙不到錢。因為農村在這樣一個價格體制下，年輕人總要結婚生子，要發展。他掙不到錢，他只有到城里來。而他們到了城里來以后，農村后繼無人以后，資本就可以下鄉了，為他們騰出了地方。”
曹征路教授在回應渠巖教授的分享。
面對中國鄉村如斯困境，曹教授也一一回應了當下幾種紓困的鄉建方案。“第一個路線就是資本的邏輯。按照資本的設想，土地重新歸于個人之手以后，他們可以按照自己的個人愿望，來打造他們理想中的鄉村。換句話說，農民重新成為雇工。這就是中國重新土地私有化的一個基本思路或者叫做資本邏輯。”
第二個鄉村建設的邏輯，就是當地政府的邏輯。當地政府底線就是，只要農民不造反，就可以繼續維持。曹教授認為，所謂的三農問題，解決起來并不困難。但之所以走到今天這一步，“那是因為我們的政府心目中的農民，那個曾經支持這個政府上臺的農民，已經不再重要了。”當年的中國共產黨之所以會勝利，靠的是農村包圍城市。為什么農村能夠包圍城市?因為中國共產黨的農村革命打碎了中國統治幾千年的鄉紳制度：過去封建時代，皇權不下鄉，就是因為在廣大的農村，鄉紳們、地主們有統治一個村、一個鄉的基本權利。共產黨在兩次土地革命中打土豪、分田地，中國的農村后來才出現了變化，新中國才得以成立。因此，曹教授質疑今天某些懷念“鄉紳”制度的聲音：“今天要把這一切重新推倒重來，要回到鄉紳制度，就必然要出現土地私有化，才能把鄉紳培養起來。這些鄉紳培養起來了以后，當然要回到過去。這個邏輯是客觀存在的，不是哪一個人的主觀愿望就能夠改變的。”
曹教授還認為，今天的鄉建不可能回到小國寡民、老死不相往來的時代。曹教授分享了自己年輕時插隊下鄉的經歷：“給我印象很深刻的是我們這個生產隊里面有一個老大姐，對我們當時這些知識青年很照顧。她為什么喜歡知識青年?因為她認為這是有文化的人，城里來的人，她向往文明。后來我們才知道，這個婦女是解放初期的時候，是鄉里的團支書，自己還演過白毛女，所以她對下鄉的知識青年特別熱情，給了我們很多關懷。下鄉的時間長了以后，我們才逐步的了解中國的農民是怎么樣的貧困。貧不是一個主要的問題，我認為困才是一個大問題。窮一點沒關系，人只要有志氣，還能夠挺起胸膛，活得堂堂正正。但是一旦困了，就沒有了主體性，只能當任人擺布的羔羊，就失去了自己的主體意識，別人怎么說他就怎么說。”
互動環節：鄉村建設的理論和實踐探索
在觀眾提問環節，講者和聽眾就地方信仰與普世價值的關系、許村內部的生產和分配關系、許村和中共歷史上的農民組織和動員形式、藝術和社會的關系等問題進行了交流。最后，主持人滿宇總結，在中國目前社會結構和歷史背景下，我們不能夠期待通過某一件事情全部將社會問題進行反轉，但藝術家們都可以去嘗試。對于許村這樣一個鄉鎮項目，它可能更多的是具有一種在審美上或者在倫理上的一種價值。這樣一個價值，更多的具有啟蒙的色彩，提醒我們是有可能有另外一種生活方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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