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月15日一則新聞報道稱“陜西縣委工作組赴河北為180名農民工討薪被拒”。具體內容大致如下：陜西嵐皋縣籍農民工陳守延等180余人在河北省秦皇島市青龍縣從事礦產勞務開采，發包方江成公司拖欠工程款，務工人員遲遲拿不到勞動報酬，拖欠款總計約1500萬元。自2015年4月起，陳守延等人多方反映訴求。2015年11月，陳守延等人在向青龍縣人民政府表達訴求時被刑事拘留。此后，陳守延、覃佐銀被青龍縣法院以聚眾擾亂公共場所秩序罪分別判處有期徒刑四年、三年六個月，另外兩名被告人高旭、張中寶被判處有期徒刑兩年、緩刑三年。農民工戶籍所在地陜西嵐皋縣委得知這一消息后，抽調維穩辦、總工會、人社局、公安局、司法局、信訪局等部門的人員組成工作組，從2015年12月起，先后四次赴秦皇島市青龍縣，但都被擋在門外。嵐皋縣委工作組替農民工討薪半年未果。
首先，在目前的新聞報道中還缺乏河北青龍縣方面的聲音，因此，新聞的事實細節是否準確，還有待認定，例如被拖欠的資金總額，陳守延等人是否存在違法行為等。但從嵐皋縣委親自為農民工出頭來說，新聞事實的大框架應該是可靠的。其次，嵐皋縣委派出工作組為農民工討薪，顯示了該縣領導積極作為的工作作風，為農民工權益，為社會和諧穩定主動承擔責任，理應受到稱贊。第三，這一事件最終會如何解決，我們可以拭目以待。但是，此事不能僅僅局限于地方保護等關注點。在我看來，陜西嵐皋縣委替農民工討薪，體現了新的社會條件下社會治理的一種探索。
在這一事件中，陜西嵐皋縣委之所以能夠積極作為，一個重要前提是，被拖欠勞動報酬的180余名農民工都是嵐皋縣籍人士，因而嵐皋縣委可以以“娘家人”的身份替農民工維護權益。假設這180余名農民工來自多個省份、多個縣籍，那么，誰能替他們說話呢?也許，只有社會上的公益機構或人士了。多年前，重慶有一位名叫周立太的律師主動替在深圳務工的各地農民工維權，遭遇了很多麻煩。一是政府部門不配合;二是周立太不能無償、倒貼費用，只能從農民工應得報酬中提成，結果引發周立太與農民工當事人的矛盾，即便維權成功，農民工也不愿將自己血汗錢的一部分交給周立太，引發周立太狀告農民工的官司。我想，陜西嵐皋縣委應該不會出現此類結果。然而，全國各地離開家鄉、進城打工的農民工數量眾多，在打工城市的組合方式也很復雜，陜西嵐皋縣委在這一事件中積極作為的方式未必能適應各種情況。由此，這一事件向我們提示了社會治理面臨的新問題。
一般來說，傳統社會中的農民都安土重遷，離開家鄉謀生在古代中國不是沒有，但與改革開放以后大規模進城打工相比，數量要少得多。例如以徽商聞名的皖南籍人士，以晉商著稱的山西籍人士，大運河上的船工，還有粵閩沿海地區出洋謀生的人群等。在古代中國，上述遠離家鄉的人群大多只能靠自己來維護權益，因此出現了商會、會館、幫會(如漕幫)等傳統自治、互助組織，在當時條件下確實起到了一定的作用。如今，中國社會的流動性大大超過了歷史上任何時期，繁忙而緊張的春運反映了這一社會大流動的一個側面。但是，對于龐大的流動人員的管理的確顯得滯后。要么因缺乏管理，使得流動人口成為違法犯罪高發人群;要么因各種NGO的介入，加劇社會不安定因素。因此，陜西嵐皋縣委主動替本地農民工維權，應促使我們對于流動人口的管理、權益保護有新的思考和探索。
各地農民外出務工、經商，成群結隊、成幫結伙的現象很普遍，這是傳統親情、鄉情關系使然，它未必是壞事。例如，某人在外開茶葉店發了財，會無償地把操作方式教給老鄉，于是，很多人便按此套路模仿，形成同鄉共同經營某個領域的局面。人們常說的“莆田系”其實也是這個道理。前幾年，在非洲發生的一個事情，讓人們偶然發現，在非洲從事金礦業務的中國人幾乎都來自廣西的某一個縣。但它也未必都是好事。例如，安徽某地的“乞丐村”、“和尚村”就是因為某人靠乞討發財后，同鄉眾人模仿，以至于假和尚的行頭在當地都成為一個小產業。再如，警方積累多年破案線索發現，從事撬保險箱犯罪的人，基本上都來自南方某縣。最近被廣泛關注的電信詐騙，其犯罪嫌疑人也呈現出清晰的同鄉、同籍、同伙的趨勢。估計陜西嵐皋縣農民工這一被欠薪事件的背后，應該也是這類情況，為首的陳守延等人相當于本地的“小能人”，有了謀生發財的方式，便帶著鄉親們共同闖世界。對外面世界缺乏了解、缺乏落腳支撐的鄉親、后生，也因為這層鄉里鄉親的關系而產生信任和依靠。
然而，民眾這一自發的互助組織方式，如果脫開政府部門的管理，的確容易走向歧途。古代的漕幫是一個典型。漕幫最初因為大運河的船工離土離鄉、居無定所而產生。長期以來，在古代政府的有限介入下，它類似自治工會，承擔船工之間的協調、互助、撫恤等功能。在其幾百年的歷史上，大多數時間都沒有成為危害社會的組織。只是從清朝中后期開始，運河漕運廢止，西方列強的掠奪導致社會經濟的困境，清朝政府無力安置、管束龐大的漕工隊伍，才導致漕幫后來自謀營生，向黑社會發展。這一歷史教訓對于今天具有啟示意義。如果當今中國大量流動人口、農民工沒有組織，他們的權益沒人保護，難免會導致出格的事情。爬電線桿、威脅跳樓等自殘行為還是輕的，還是良民無可奈何的選擇。對于此案中陜西嵐皋縣的陳守延等人來說，長期拿不到應有的勞動所得，鄉親們也要養家糊口，出現“兔子急了也咬人”的現象也不是不可能。如果再有別有用心的NGO等勢力介入，很可能將農民工正常的維權引向與政府對立的方向。事實上，這類現象在沿海地區已經發生了。
因此，陜西嵐皋縣委主動替農民工維權，其積極作為的方式顯示了政府部門應有的社會責任。但從現實來說，這一方式未必具有廣泛的普遍適用性。從這一事例出發，我建議，內地勞務輸出大省應在外出務工人員間建立組織或經常性的聯系，政府部門應經常關心和介入管理，與沿海務工人員流入地區的政府、企業建立制度化的溝通機制。沿海地區政府部門也應介入流入務工人員、農民工的自治組織的管理，及時了解他們的處境和困難，及時化解各種矛盾，避免激化。從中央政府層面來說，對這一問題的認識是清晰的，也是相當重視的，但在具體做法上，的確應該逐步形成制度化的方式。關鍵應該認識到，流動人口的自治互助組織如果缺乏管理，就可能成為違法犯罪的溫床，只要政府部門適當地介入管理，就能發揮其積極的、正面作用。如果政府部門不作為，任憑流動人口自行發展，則很有可能不利于社會穩定。
前幾年我去江西，發現一個有意思的現象。江西傳統宗族勢力較大，一直延續至今。當地很多宗祠、戲臺等歷史文物保存的很好。我問，文革期間“破四舊”鬧得很厲害，這些歷史遺跡為何得以幸免?一位老人說，當年那些本地領導、造反派都與宗族有密切的關系，宗族長老說句話還管用，他們不敢亂拆、亂毀。我又問當地一現任干部，對于宗族現象怎么看?這位干部說：不支持，不鼓勵，不禁止，因為他們曾經多次導致打群架。然而，今天的政府部門對傳統宗族自治的漠視態度能夠阻止它繼續發揮影響嗎?我在江西看到，很多宗族改稱為“老年協會”，繼續發揮著他們的傳統影響，例如村民的道德教育、文化娛樂、糾紛協調等。同時，他們也顯示出與時俱進的靈活。原先女性不能入宗祠，隨著獨生子女的普遍，現在，這一傳統觀念也變了。因此，傳統社會的基層自治管理方式，如果加以正確的引導，在當今現實中也是可以發揮積極作用的。否則，它很可能會產生負面作用。
我還曾經在山東拜訪過一位村支書。他從三十多歲起擔任村支書，連續干了十多年，受到村民的好評，村里的社會風氣、經濟發展都狀況良好。問他如何做到?他說：就一條，尊老。村里很多年輕人外出務工，留下老人缺乏照顧。這位村支書最初把集體經濟所有不多的盈利都用于照顧老人，由此得到村民的擁護。人心齊了，村里的經濟發展也順利多了，外出人員也經常為家鄉做貢獻。十多年來，全村人心和諧，經濟發展。以尊老為核心的村務管理取得了積極的效果。事實上，這個案例可以看成是身為中共黨員的村支書如何利用傳統文化的積極因素，實現社會基層良性管理的一種嘗試。雖然本文主要講的是流動人口，與這位村支書的本土管理不太一樣，但是，對于龐大的流動人口的管理、維權，也完全可以結合新的社會現實，從傳統文化中找到積極的、正面的理念和方式。事實上，幾十年來，流動人口已蔚為壯觀，政府部門管與不管的后果，已經從正反兩個方面向我們顯示出結果，我們應該在眾多經驗教訓的基礎上加以總結和提煉，形成社會基層治理的新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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