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蒙：新中國成立以后，各種革命歌曲、其中大量由民間曲調填上了新的政治鼓動內容的歌詞，像浪濤、像春花、像傾盆大雨一樣地到處洶涌澎湃。其中有一首郭蘭英首唱的《婦女自由歌》，給我以深刻的印象，歌者因為演唱此歌，在蘇聯主導的一次世界青年聯歡節上，得了銅獎。
舊社會，好比是，黑格洞洞的苦，萬丈深，井底下，壓著咱們老百姓，婦女在最底層……"
是山西民歌的調子，伴奏讓我想起晉劇，悲傷、郁積，像控訴，像哭，聞之愴然。----沒有這樣的徹骨的悲愴，就沒有革命的搏擊。
多少年來多少代，盼的那個鐵樹就把花開，共產黨，毛澤東，他領導咱全中國走向光明……
是突然釋放的熱情，是好不容易搬開了壓在頭頂上的石頭，是成千上萬的姐妹們由衷的笑臉，中國的女子有救了，歷史從1949重新書寫。就像另一首歌里所唱的：
鐵樹開了花呀，開呀嘛開了花呀，
啞巴說了話呀，說呀嘛說了話呀……
誰也沒有辦法否認這樣的事實，這樣的歷史，這樣的民心。情是這樣的情，理是這樣的理，激憤、期待，也充滿信任。無怪乎據說一些老解放區的歌唱家聚會的時候，在酒過三巡以后，他們宣告：革命的勝利是從他們的唱歌兒的勝利上開始的。
王蒙：我想起1949年至1950年蘇聯協助拍攝的文獻紀錄影片《中國人民的勝利》與《解放了的中國》，后一部影片解說詞執筆人中方是劉白羽，蘇方是西蒙諾夫。
也許你可以追溯到蔣的1927年的“四一二”血洗，也許你可以追溯到秋瑾與黃花崗烈士的就義，也許你可以追溯到1840年的鴉片戰爭，也許你可以追溯到竇娥冤、秦香蓮、杜十娘直到黛玉、晴雯、鴛鴦、金釧……也許還應該提到《蘭花花》與《森吉德瑪》，應該提到遍布神州的節烈牌坊與牌坊下的冤魂厲鬼。風暴與渴望孕育了幾十年，幾百年，上千年，點點滴滴、零零星星、血血淚淚，終于匯聚成了改變中國也改變世界的狂風暴雨。
王蒙：舊中國城市里的流行歌曲，盡管也頗有可取，如《馬路天使》、《漁光曲》里的插曲，但同時也確實與舊社會一起透露出了土崩瓦解、鬼哭狼嚎、陰陽怪氣的征候。例如1948年流行的《夫妻相罵》，女罵男：“沒有好的吃，沒有好的穿，也沒有金條，也沒有金剛鉆”，男罵女：“這樣的女人簡直是原子彈”，鄰居罵：“這樣的家庭簡直是瘋人院。”而解放區唱的是:
“解放區的天是明朗的天”，“太陽出來了，滿呀嘛滿山紅”，“東北風啊，刮呀，刮呀，刮晴了天啊，晴了天，莊稼人翻身啦……”
“莊稼人翻身啦”一句，離開了旋律調性，它是呼喊，是叫嚷，是霹靂電閃，它喚醒了階級，帶著拼卻一身熱血的決絕。我始終認為這最后一首東北民歌，是土改歌曲，飽含著感情，也飽含著斗爭的嚴酷。它使我一唱就想起周立波的獲得斯大林獎金的作品《暴風驟雨》。當然，有的人讀了周立波的小說會渾身寒戰。正是暴風驟雨式的土地改革使千千萬赤貧的農民走上了革命到底的不歸之路。正是農民、工人、知識分子的全面革命化，成為中國革命的特點，也成為中國革命必勝的保證。
王蒙：與舊的流行歌曲相比較，民歌風更剛健也更明快，更上口也更潑辣。五十年代的我們，認定是共產黨帶來了云南民歌《小河淌水》與蒙古長調，還有四川的《太陽出來喜洋洋》。早在新中國成立前，是地下黨接收了推廣了并非共產黨人的教授老志誠所整理的新疆民歌《阿拉木汗》《喀什噶爾姑娘》，使之成為平津學生大聯歡的主唱歌曲。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一大貢獻是開掘了、輯錄了也充分使用了如此豐贍的民歌民謠，開掘弘揚了我們的民族民間精神資源。
不知道這是不是意味著我的新疆緣分。在解放頭兩年的眾多的歡慶解放的歌曲里，一首新疆歌兒令我如醉如癡：
哎，我們盡情跳躍在五星紅旗下面，
我們快樂地迎接著美麗的春天，
太陽一出來趕走那寒冷和黑暗，
毛澤東給我們帶來快樂和溫暖……
你覺得這歌聲不是從喉嚨，而是從心底的深處、含著淚、又破涕為笑了才唱出來的。人民，只有人民，讓我們永遠記住人民的支持和信賴，期望和貢獻。這樣的歌詞與真情千金難換。
1951年，我從一張紙上學會了我此生的第一首維吾爾語歌曲，這張紙抄寫了用漢語記錄的維吾爾語發音的歌詞：
巴哈米茲能巴哈班尼達赫依毛澤東(我們花園的園丁是偉大的毛澤東)
阿雅脫米茲能甲尼甲尼達赫依毛澤東(我們生活的意志是偉大的毛澤東)
無論如何，這樣的歌詞是太可愛了，別具一格。次年，蘇聯藝術家訪華演出，烏茲別克加盟共和國人民演員塔瑪拉·哈儂演唱了它，最后一句歌詞是一串笑聲：啊哈哈哈……她笑得十分出彩。與她笑得一樣好的是哈薩克斯坦的哈麗瑪·納賽羅娃唱《哈薩克圓舞曲》。
事實如此，在民歌與流行歌曲較量的過程中，民歌大獲全勝。在革命戰爭中，歌曲屬于革命者，屬于人民。對立面的窘態之一是無歌可唱。自古中國政治斗爭中的失敗者的遭遇就叫做“四面楚歌”。
王蒙：我們要和時間賽跑：五十年代初期，一首名為《我們要和時間賽跑》的歌曲打動了國人。一看這個題目，就充滿了蘇聯味兒。古老的中國雖然有“與時俱化”、 “與時俱進”的說法，卻沒有“與時間賽跑”的豪言。它的詞曲作者是瞿希賢，老革命、老作曲家，我早就學會了唱她的“紅旗飄嘩啦啦地響，全中國人民喜洋洋 ”。
雍容、大氣、堅強、樂觀，你想著的是五十路縱隊闊步前進。解放初期的中國，“五一”、“十一”也有這樣的群眾游行。瞿的歌曲同樣反映了這樣的氣勢。目前仍然被許多歌者喜愛的《莫斯科郊外的晚上》，卻給我不同的感覺。這首歌的出現，已經是中蘇關系逐漸惡化的時代了。這首歌曲也不像其他歌曲那樣富有意識形態的悲壯與銳利。至少對于我個人來說，《晚上》意味著的是某種衰退與淡化。
其實我最最喜愛的《紡織姑娘》的“在那矮小屋里，燈火在閃著光”，也沒有什么斗爭意蘊，但那畢竟是民歌，又是五十年代初期傳進來的，它給我的感覺是質樸與純潔。而二戰時的蘇聯歌曲，例如《燈光》例如《遙遠啊遙遠》，更能穿透我的心，令我熱淚盈眶。
特別是至今有人演唱的：我們走在大路上，意氣風發，斗志昂揚……他的旋律有與《莫斯科你好》相銜接的地方。這是一個作曲家最先告訴我的。1965年我到達伊犁的巴彥岱公社，更學會了用維吾爾語唱這首歌：達格達姆喲魯芒哎米茲……
他的同樣一度膾炙人口的歌兒是《社會主義好》，社會主義好，這當然好。他的歌詞“右派分子想反也反不了”“帝國主義夾著尾巴逃跑了 ”，相對天真了一些。世界和中國，歷史與現實，都比歌曲復雜。至于當今的搞笑段子“帝國主義夾著皮包回來了”，則是標志著的歷史的太不簡單，是救國建國的道路的艱難與復雜。多么不容易呀!
王蒙：歌曲總算還有一個好處，它僅僅有了標語口號式的歌詞是不算完的，它還得有曲子，它的曲調仍然來自生活、來自音樂傳統、來自人民、來自世界也來自作曲家的靈感。即使政治口號中包含了虛夸與過度，感情仍然有可能引發共鳴，某種情結仍然有它的紀念意義與審美意義，而音樂，一首首歌兒的曲調，是相對最純的藝術。
“公社是棵常青藤，……社員都是向陽花”，這個歌兒民歌風味，非常陽光，非常誠摯，令人不忍忘卻。我的妻子曾經抱著孩子面向陽光照過一張照片，一見這張照片，我就會唱起這首歌來。“革命人永遠是年輕，它好比大松樹冬夏常青”，也很地道，理想簡潔明麗。“毛主席來到咱們農莊”，把人民的愛戴唱得多彩多姿。“共產黨領導把山治，人民的力量大無邊”，這首歌唱大躍進歌唱“盤龍山”的電影插曲，令人想起那火熱的年代。我們拼了命，我們發了熱，我們是多么急于打造出一個強大富裕的新中國啊......
《大海航行靠舵手》是一首成功的歌曲，泱泱大度，恢宏壯闊，乘風破浪，勇往直前，至今它的旋律仍然令人神往。我希望.....我們的六十年歌吟行進的過程連貫起來整合起來，而完全不必要搞幾次避諱與中斷。
正像歷史不會是直線發展、金光大道一樣，斷裂與自我作古，也多半是孩子氣的幻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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