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一段時間,國內開始談論構建和諧社會的問題。究竟何謂和諧社會,在今天已然市場化了的中國又如何建立這樣一個社會,對此類問題,可能仁者見仁,智者見智。
根據中國政府的說法,社會主義和諧社會“應該是民主法治、公平正義、誠信友愛、充滿活力、安定有序、人與自然和諧相處的社會。”[1]而根據某些政府政策詮釋者的說法,“和諧社會是一個理想的社會,一個多元的社會,一個合作和寬容的社會,一個民主和善治的社會,一個秩序和法治的社會,一個公平的社會,一個誠信的社會,一個可持續發展的社會。”[2]按照這些描述,和諧社會只能是一個理想社會,令人想起中國的“桃花源”,或西方的烏托邦,或者也許是某些人心目中的共產主義藍圖?
不過,和諧社會既然只是一個理想社會,它就像大同世界一樣,只是一個值得最求的目標,并非現實世界。承認它是個理想社會,也就等于承認現實世界距離它非常遙遠,因此,對現實世界的人來說,問題不在于花多大力氣描述這個理想社會,而在于找出現實世界的差距,采取何等措施,如何一步步朝這個方向邁進。
以上對和諧社會的描述使用的都是形容詞,形容詞通常不僅有比較級最高級,還有反義詞,在描述現實社會的時候更是如此。脫離了程度的比較,脫離了與之對立的另一面,這些形容詞本身沒有多大意義。例如,公平的對立面是不公平,沒有后者,怎知前者?怎樣才算公平,什么樣的社會是公平社會?公平的程度如何,是百分之百公平,還是完全不公平,如何判斷和看待兩極之間的那些差別?和諧社會與什么社會相比,與本國歷史上存在過的社會,還是與世界其他國家相比,如果是后者,又是哪些國家?由于和諧社會描述的是一種社會存在狀態或現象,沒有涉及質的規定性,因此,在現實中不容易辨認。也許,作者心目中有和諧社會的樣本?
相反,如果談論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那就比較容易辨認,因為它們以社會制度劃分,而制度本身使不同的社會具有一系列不同的本質特征。以建立在不同生產力和生產關系基礎上的制度作為標準,人們不但不難對目前世界上存在的國家進行分類,而且不難認識不同制度下產生的不同的社會特征或現象。沒有這種劃分,似乎很難言說社會的好壞。不出事情或少出事情的社會就是好社會嗎?社會進步能否以社會和諧作為標準,它與生產力發展之間有沒有關系,如果沒有,那中國改革后一心追求GDP所為何來?如果有,那為什么不提建立“生產力發達的社會”?從歷史上看,封建社會甚至原始社會也出現過貌似和諧社會的時代,但是,那是我們今天應該追求的嗎?由于缺乏制度特征,作為理想社會的所謂和諧社會,似乎更像是空中樓閣。
和諧社會不像GDP之類那樣容易衡量,很難建立起科學的評價指標體系。就拿上面提到的那些特征描述來說,要說清楚它們之間的關系就十分困難。例如,一個多元的社會并不必然是合作和寬容的社會,一個秩序和法治的社會也不必然意味著公平,而安定有序的社會也許缺乏活力,一個誠信的社會與可持續發展之間很可能沒有必然聯系。缺乏制度特征,似乎很難對不同國家或社會進行分類,例如,誰能說清,歷史上,世界上是否曾經出現過和諧社會;尤其是,在當前,又有哪些或哪個國家可以被稱為和諧社會,是幾個依然號稱社會主義的國家,還是處于不同發展階段的資本主義國家;是發達國家,還是其他甚至最不發達國家;是所謂現代化國家,還是某些幸存的原始部落等。
如果說,和諧社會的對立面是不和諧社會,而后者必然表現為不穩定,其特點是動亂、沖突甚至戰爭或革命,那么,一個看似穩定的社會就是一個好社會嗎?引申開來,一個全力維持社會穩定的政府就是一個好政府嗎?這似乎與共產黨人的道理不一致。共產黨人相信,一個社會是否穩定和諧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取決于其社會制度是否合理;在不合理的制度下,那就是造反有理,這就意味著打破表面和諧的局面;社會在矛盾中前進,矛盾就是斗爭,而斗爭很難被稱作和諧;通過斗爭解決矛盾,看似打破眼前的“和諧”局面,但大亂到大治,由此實現長期穩定,似乎更符合辯證法等??傊?,表面的社會和諧未必總是一種更好的狀態,而不惜代價維護這種和諧也不一定是更值得追求的目標,相反,直面社會矛盾,采取可行措施,從根本上解決這些矛盾似乎是正確的選擇。
不管如何看待這些問題,也不管對上述問題給出何種答案,和諧社會表現為社會的“安定有序”應該不存在疑義,其中自然還有一個和諧程度的問題。前不久,筆者有機會再次訪問印度,結合前兩次訪問的經歷,對“和諧社會”生出一些感想,借此機會,比照印度的所見所聞,談一些印象和觀感。
1、所見所聞
印度與中國有很多相似之處,例如同處亞洲,地域遼闊,文化多樣,歷史悠久,同為人口眾多的發展中大國。這幾年有機會訪問了首都新德里及其周邊一些地方,走訪了南部喀拉拉邦的一些城鎮和鄉村(這個地區以超前的社會發展成就聞名),最近又去了西南部著名的海濱旅游勝地果阿,這是印度最小的邦,英國殖民時期印度境內唯一的葡萄牙殖民地。說實話,中國和印度雖然比鄰而居,但兩國人民之間的交往似乎并不太多,正因為如此,一旦身臨其境,觀察到當地一些現象,很容易產生強烈的新鮮感,并且,也許由于同是發展中大國,往往不由自主地拿來與中國比較。
從中國到印度來的人,首先注意到的除了經濟發展水平較低之外,恐怕就是隨處可遇的乞丐了,這可能由于他們在外國人出入較多的大飯店周圍比較集中。那年在新德里開會,晚飯后出去散步,走出飯店不遠,很快被幾個討要者攔住了去路,給了他們一些零錢之后,不知從什么地方一下子涌出更多的人,把人團團圍住,根本行走不得。因為言語不通(印度人遠非都懂英語),這些人紛紛把手伸到你面前,隨后又不斷放到嘴邊做吃飯狀,意思很清楚。這么多一群人,如何給的過來?處于包圍之中又前行不得,不得不轉身落荒而逃,干脆放棄外出散步的打算。后來與幾個外國同行說起,他們也有相同的經歷,說三兩人結伴也無法在飯店外的街道走出幾十米遠,因為應付不了如影隨形的乞丐。一次乘車外出,在路邊停車,想看看不遠處一處古跡,下車后還沒等站穩,馬上沖過來兩個抱小孩的婦女伸手討要,大人孩子都顯得瘦弱不堪,可能確實存在吃飯問題,似乎不像有些地方一樣,把乞討當成滿足其他需求的手段。
當然,也并非到處都是這樣。筆者去過農村有些村子,那里倒幾乎沒遇見討要的人。也許,只要能在村子里生存下來,農村的生活方式和生存狀態尚能讓人維持一點做人的尊嚴。
乞丐的行為方式可能有所不同,例如,在去過的南部小城市,大白天,可以看到不少青壯年東倒西歪地躺在街道旁陰涼的地方,據說這些人也是以乞討為生。他們看上去都瘦骨嶙峋,一幅病懨懨營養不良的樣子。不過,就體質而言,街上的很多行人似乎也好不到那里去,由于天氣熱,不少男人把傳統的白色長袍挽到腰間,像是穿著白色的大燈籠短褲,下面露出的是麻桿一樣的細腿,穿著拖鞋或光腳走路,這是常見的打扮。
寺廟前,或比較熱鬧、高檔的餐館門口更少不了乞討者的身影。有人曾經描述說,到這樣的餐館吃飯,最先遇到考驗的不是自己的胃,而是自己的心腸,因為首先需要勇氣,能夠面不改色地穿過兩邊林立的乞丐陣,才能進入餐館。我雖然沒經過這種陣勢,但也見識過餐館外數量不等的乞討者,當時也不得不與眾人一道,硬起心腸,對他們伸出來的手視而不見,像“上等人”似的趕緊走進餐館。能在“清凈的”地方用餐,把這群弱者隔在門外,真不知該慶幸自己屬于另一個世界,還是該厭惡自己的鐵石心腸,或者憎恨自己的無動于衷。
無家可歸者也是常入眼簾的人群,他們屬于到處流浪一族。在新德里市區的街邊路旁,在城外公路兩側,在印度最富裕的果阿邦的小樹叢中,都能看到一群群無家可歸者的棲身之地。臨時搭建的住處各式各樣,規模不一,有擁擠在一起的低矮篷帳,有紙板或其他材料搭成的窩棚。一次乘車經過一個較大的無家可歸者棚戶群,不顧印度司機的勸告,我和同伴決意到那里親眼看上一看,甚至希望也許能和那里的住戶談上一談,那知下車后朝那里沒走幾步,就見幾個人從破爛的帳篷外,急急朝我們迎面走來,他們身后旋即涌現出更多的人隨之跟上來,就像看到了能夠施舍的救主一樣。為了避免脫不了身的尷尬,我和同伴只好立即掉頭逃回車上,趕緊開跑了。這位印度司機說,這些人期待得到幫助,如果不能提供幫助,跟你們這些不一樣的人有什么好談的,后果只能是雙方都不愉快。他說的對。
無家可歸者的生活自然非常不易??吹接腥擞寐愤呄掠攴e下的骯臟水坑的水洗臉,用樹枝之類的生火,用黑糊糊的什么容器做飯。不過,由于印度大部分地區屬于熱帶氣候,他們搭建的棲身之所可以簡陋到完全不具備避寒功能,實在不行,還可以露天過夜,似乎也能生存下來。從這個意義上說,印度的熱帶氣候,也許算是對窮人的一點眷顧吧。不過,一旦哪個地方氣溫降到零度以下,人們必會聽到有關凍死人的報道,例如2004年,北方邦有420人被凍死。無家可歸者在印度究竟有多少人,可能沒有確切數字,據說新德里超過15萬人,這個數字很可能過于保守。一種類型的人群,如果不用費力尋找而幾乎隨處可見,總人數恐怕相當可觀。據聯合國的數據,印度貧困人口占總人口的比例高達42%,絕對數量更是驚人。
另一方面,印度自然也存在一個與國際“接了軌”的上層,他們的生活方式,一般人可以借助各種傳媒充分想象,卻大多無緣親見,因為兩者生活在不同的世界里。對此,人們似乎司空見慣,見怪不怪。
從機場到會議所在地的國際中心及其他類似地方,馬路兩邊隨處可見電影銀幕大小的廣告牌,上面或是西裝革履油頭粉面的現代紳士(在出售領帶?手機?),或是風景秀美的豪宅。筆者在一次行車途中順手記下了一些廣告牌,包括:售房廣告:Dream Home, Easy Loans;滿臉笑容的白人女子:Panasonic, “Hello, Goa”;正在打高爾夫的青年才?。篢rouser babiric for every mood;現代廚房,幸福的家庭主婦:Samsong Microwave;大概與手機有關,兩個背靠背游戲并幸福著的青年男女:“Two years incoming free without charge”;著泳裝的一對青年男女在海灘上仰天大笑:宣傳旅游?廣告牌上的這些景象和形象十分“全球化”,在發達國家也無非如此。但在發達國家,這些東西至少有一些已成為大眾可及的消費品,而在印度這樣的國家,它們離普通人的現實生活極其遙遠,幾乎毫不搭界。
對那些在路邊光著腳撿拾樹枝的人,那些在貧困線上掙扎食不果腹的人,那些處于最原始生存狀態的底層民眾來說,廣告牌上展示的生活是“他們的”世界,與自己毫不相干,因為那是一個只能在他們想象中存在的世界,一個可望不可及的世界。令人不無感嘆的是,在印度,你過你的廣告牌式的生活,我過我的貧民窟生活,天差地別的兩個世界居然可以比鄰而居,相安無事,就此而言,也許稱得上“和諧”了。
這讓人不由想起,幾年前,筆者在做所謂田野調查的時候,去過云南窮鄉僻壤中的一個村落。那里因為村村通工程,不少農家已經配上了電視機,每天有電視節目可看,這本身也許是好事。但進入這個農家,發現屋內空空蕩蕩,幾近家徒四壁,最矚目的就是泥土地面的中央有一口架起的鐵鍋,主婦正在那里燒柴火煮飯,室內煙熏火燎,此時,一旁的電視頻幕上正在播放廣告,一會兒是如何減肥,一會兒是如何讓秀發飄逸,著裝精美的所謂現代女性搔首弄姿,驕傲地展示她們的苗條身材和現代生活氣息。電視中的影像與現實生活的巨大反差,同樣令人震撼。
在印度,上層人士不必多說,赤貧者本身似乎也比較平和,與外人接觸,他們更多表現出來的是可憐狀,而不是一副忿忿不平甚至充滿仇恨的樣子。于是,有人說,這與印度的民主法治不無關系。與中國相比,印度人享有充分的流動自由,他們愿上那就上那,“可以在總統府的對面要飯,也可以在像中國長安街一樣繁華的地段搭棚生活,根本沒有人以影響市容而象趕鴨子一樣到處趕。印度也沒有像中國一樣到處打砸攤主的城管,為三輪車影響政府形象而被取締。在印度,只要你能在某個地方找到謀生的門路,沒有人管你。”這個說法,似乎也沒有錯。
印度的自由民主得到不少贊賞,還有人說,“印度沒有戶籍制度,農村的貧困導致農民大量進城,典型如孟買,1500萬人的城市里有500萬人住在貧民窟塑料布、錫板、簡易鐵皮搭成的貧民窟里,但那卻是‘風能進,雨能進,國王不能進’的城堡!”按這種說法,印度的窮人盡管很窮,以至一個城市高達三分之一的幾百萬人口蝸居貧民窟,盡管那里到處是衣衫襤褸、無所事事的流浪者,周邊環境臟亂差,但印度的社會制度卻使他們活的有自由,有尊嚴,甚至有人格,人們在各自的世界各得其所,在有些人眼中,印度想必也算得上和諧社會吧。[3]
其實,就表面來看,印度的社會秩序似乎談不上井然有序,尤其是交通秩序,大街上,常??梢娦腥?、各種車輛和牛馬羊象等混在一起,亂成一團,汽車喇叭自由鳴響,各種各樣的雜貨小攤擠做一堆,交通速度緩慢。不過,在這種人、畜、車的自主互動中,似乎倒也看不到發生多少交通事故。這種表面上的無序也許可以算作混沌中的秩序,而現存制度中森嚴的社會等級秩序及其思維定式,例如上智下愚、上尊下卑,可能正是支撐這種類型的和諧與穩定的基石。
2、所想所議
在印度,無論按什么標準衡量,大量赤貧者的存在都是一個不爭的事實。那么,原因是不是像有些人所說的,印度的經濟發展水平太低?其實,在新中國建立后,中國經濟發展水平也很低,可是,中國的經濟社會制度不同,實行生產資料公有制和計劃經濟,盡管人們并不富裕,也有很多生活比較困難的家庭,但是,在“平均主義”分配體制下,有限的資源能讓更多的人分享(于是被有些人譏為“共同貧困”),中國并沒有出現像印度這種衣食無著一無所有的大規模赤貧人口,沒有成堆結隊常年乞討的流浪人口。
說起來,印度獨立后,在生產力發展水平較低的情況下,在錯綜復雜的利益格局下,在大量赤貧人口長期存在的情況下,這個人口眾多、文化多元的大國雖然小規模沖突不斷,但社會各階層大多時間內似乎基本上井水不犯河水,相安無事,保持了社會的基本穩定,沒有發生全國性大動蕩,實在應該是一個了不起的“成就”,也可以算做一種社會“和諧”的成功案例。
印度毫無疑問是一個等級制的不平等的階級社會。在通常的階級分野之外,或者說,在通常的階級分野之中,印度還有一個頗具特色的種姓制度,在這種制度下,據說占總人口四分之一的賤民被認為是“不可接觸者”,他們低賤到甚至不能算人。印度獨立后,種姓制度被正式廢除,但其影響若隱若現,有助于維護上尊下卑的社會秩序。
印度社會從來不乏沖突和騷亂甚至武裝斗爭,但它能夠在如此貧富鴻溝、等級森嚴的社會條件下大致安之若素,還是很有些值得思考的地方。為什么會這樣?在一個不平等的社會中,可以出現兩種后果,一種是社會各階層認可這種制度,尤其是底層群體認可自己的低下地位,對上層人充滿向往和羨慕,對不如自己的更下層充滿不屑與自我慶幸,從而把精力用于往上爬,以改變個人的命運,而一旦上升無望,那就退而求其次,認命順從,安貧樂道,整個社會由此也可實現和諧。如此看來,貓和老鼠、狐貍和雞、狼和羊之間和諧相處盡管違反自然規律和生物法則,在人類社會卻并不是不可能。
如果底層民眾不認可這樣的等級秩序,則社會和諧無望,因為他們會起而造反,改變這個不平等的世界。而這正是共產黨所相信和所從事的。共產黨號召民眾覺醒,覺醒就是不安于現狀,就是要擺脫奴隸地位,奪回自己應有的權利,消除不平等,消滅人壓迫人、人剝削人,在社會平等基礎上重建秩序。但這樣一來,造反、革命必然發生,社會動蕩在所難免,也就沒有了“和諧”。
和諧社會可以有多種方法維持,其中一個重要的工具就是創造逆來順受的文化,不反抗,不抱怨,要抱怨的話,就抱怨自己命不好,或者自己沒本事,唯一的希望常常就是期盼出現奇跡,例如遇到一個富家子女看上自己,一下子時來運轉,改變了命運。這也是許多印度電影經久不衰的主題,為那里的人們所津津樂道。[4]被剝削的人們如果都能如此,剝削者則可安心剝削,被剝削者也能安心被剝削,彼此和諧相處大概就不是難事,但是,工農大眾逆來順受是值得稱道的美德嗎?
新中國成立后,大力破除舊觀念,倡導人人平等,盡管現實不盡如人意,但這種觀念日益深入人心。1990年代初期,筆者到菲律賓馬尼拉,一落地就受到很大觸動。當地接待單位派車到機場接機,開車的是一位白發蒼蒼的老者,對當時我這個中年婦女畢敬畢恭,一口一個“夫人”,開車門,取行李,彎腰俯首,極其謙恭,這令我手足無措,不知如何應對。筆者生長在社會主義中國,從小受的是人人平等的教育,一下子難以適應這種奴仆一般的服務。在印度,“下等人”對“上等人”大致也是這種態度。在那里,人們之間似乎沒有平等相待的概念,要么地位高于你,要么地位不如你;要么比人優越,要么比人低劣;要么是人上人,要么是人下人;總之,沒有平等可言,也就不可能平等相待。對習慣于這一文化的人來說,可能這是唯一的社會秩序,他們看不到世界還可以有所不同。
在一個不平等的社會中,要避免社會動蕩,避免低層造反,從而保持社會穩定,需要一系列手段,其中十分重要的一個就是洗腦,即“說服”或者說“麻醉”底層民眾。富人豪宅旁不遠處就是一群群乞討者,富人不用擔心有什么危險,因為窮人們“不敢”造次,他們甚至連想都想不到這樣做,他們在精神上已經被徹底打垮了。打垮他們的,是長期的殖民統治,是民主的迷魂藥,是傳統的種姓制度和現代社會結構,是剝削階級的意識形態霸權。
要維持等級社會的和諧,就要把認命不爭的信念牢牢灌輸到民眾頭腦中。馬克思曾經說,宗教是人民的鴉片。這一點在印度很突出,那里幾乎全民信教,包括印度教、天主教、伊斯蘭教等,其麻醉作用不容小覷。除宗教外,發揮這種作用的還有兩個新工具,即大眾傳媒/大眾文化和教育。
其實,民主對維持這樣的和諧社會更是功不可沒。大選民主一方面給民眾一種虛幻的權利感,另一方面給統治者一個強大的借口,讓他們完全有理由這樣應對民眾求變的要求:你已經行使了權力,還要怎樣?這難道不是你投下的神圣一票所做的選擇嗎?在這個意義上,民主也是人民的鴉片,因為這類所謂投票權無非讓窮人認命,即使心不甘情不愿也要接受權貴階級建立的秩序,接受不平等、不公正的社會現實。這不禁令人聯想,西方到處兜售民主,也許就是要讓全世界尤其是發展中國家都成為印度這樣的“和諧”社會?
那么,印度是否算得上一個和諧社會?在篤信西方大選民主的人看來,答案是肯定的,因為它是世界上最大的民主國家,這是連西方也承認的。既然民主了,人人都能用選票表達自己的政治意愿,而政府據說因此具備了民選、民享、民治的特征,應該能夠代表社會各階層的利益,而民主法治能夠化解社會矛盾,使社會各階層和平共處,相安無事,從而保持社會的和諧穩定。
的確,無論從道理上還是在現實中,都有人得出這個結論。近幾年,印度經濟有后來居上的趨勢,在某些高科技領域甚至顯示出相對中國的某些優勢,進行中印對比的人也多了起來。對比之中,印度在“和諧社會”這個指標上往往占了上風。一些人指出,從經濟發展程度看,中國的GDP和人均GDP相當于印度的兩倍,經濟增長速度也高于印度,但是,印度即使目前經濟增長速度不如中國,作為一個民主大國,它的社會卻是更加多元寬容,更加安定有序,因而,印度的發展潛力更大。事實真會如此?筆者深表懷疑。這一方面要看印度未來的發展,例如,這種和諧能否長久維持下去,而這要看種種鴉片的麻醉功效,即使能夠維持一定時期,讓民眾處于麻醉狀態也并不是一個好的社會狀態。另一方面更要看中國未來的發展道路,繼續拋棄自身原有制度的優越性,對印度那樣的社會制度亦步亦趨,中國的優勢只會越來越小。
問題的癥結在于:我們應該追求階級平等基礎上的和諧,還是階級不平等基礎上的和諧?世界各國的剝削階級都歡迎并竭力維持后一種模式。
3、我們要怎樣的和諧社會?
和諧是對某種社會現象的描述,根據漢語解釋(“和諧是對立事物之間在一定的條件下、具體、動態、相對、辯證的統一,它是不同事物之間相同相成、相輔相成、相反相成、互助合作、互利互惠、互促互補、共同發展的關系。這是辯證唯物主義和諧觀的基本觀點。”),也可理解為不同或甚至對立事物之間相安無事甚至一團和氣的共存狀態。同時,和諧還有程度之分,在很大程度上取決于不同事物之間的差別程度,也許可以說,社會差別越大,就越難實現社會的和諧,或者說和諧程度就越低。
由此可見,階級社會與和諧社會之間存在著和天然對立。階級分化越嚴重,階級對立越尖銳,和諧社會也就越遙遠。
但現實是復雜的。在印度這樣一個社會差異和階級分化極大的國度,其社會和諧程度之高不但令人印象深刻,而且不無詫異。如果說,階級分化是社會不和諧的病根,那么,在病根未除的情況下,也就是在存在階級分化甚至階級分化嚴重的情況下,達成某種程度的社會和諧,似乎并非全無可能。
歷史上,統治階級和絕大多數執政當局無不把維持社會安定作為頭等目標,慣用的手段是:首先以高壓震懾社會,即利用國家機器,平時主要依靠警察力量,必要時出動軍隊,對各類有礙安定的行為嚴懲不貸,并隨時保持高壓態勢;第二以妥協換取民心,必要時在利益上略作讓步,通過國家再分配,讓社會下層維持最低程度的生存條件,使之稍安勿躁,避免起而造反;第三以洗腦遏止覺醒,建立上尊下卑的文化霸權,使社會下層認命守法,安貧樂道,同時不斷制造虛幻的夢想,例如渲染個別人咸魚翻身的所謂“成功”,從而把社會下層求平等的斗爭轉變為個人向上爬的動力。這些手段相鋪相成,缺一不可,但在不同社會和不同情況下,手段的優先選擇或不同組合,往往影響甚至決定實際效果。同為資本主義國家,同樣以兩極分化為特征,世界各國的社會安定或“和諧”程度卻存在巨大差異,秘密很可能就在這里。作為發展中資本主義國家,印度社會的相對和諧自有各種原因,除了上面提到的外,可能還與“不抵抗”、“不合作”、“非暴力”的甘地主義傳統有關。
但是,難道這是我們想要的社會嗎?
答案應該是否定的。建立和諧社會是美好的愿望,但更重要、更根本性的問題是建立一個怎樣的社會,或者說,在怎樣的社會基礎上實現社會和諧。
從總體上說,這里有治本和治標兩條道路。治本之路在于從根本上消滅階級,消滅剝削,從而消除貧富差距和兩極分化,在這個基礎上建立自由、民主的社會,使社會成員享有基本平等的經濟、政治和社會地位。只有這樣,才可能進一步理順人與人之間的關系,真正實現社會和諧。歷史上,建立和發展社會主義制度就是這樣一種嘗試。不可否認,在這種制度下依然存在社會差別,存在社會矛盾,也存在種種不和諧因素,但它與階級對立的社會有著本質不同。
治標之路就是在兩極分化的基礎上,通過各種手段讓人們認可和接受這樣的社會秩序,即富人理應得到仰視和尊敬,窮人理應遭受鄙視和屈辱,如此,社會各階層各得其所,各認其命,各司其職,相安無事,以此來維持社會穩定。“朱門酒肉臭,路有凍死骨”,香車寶馬視無睹,流浪乞討尋常事,其最高境界可能就是窮人安貧樂道,富人樂善好施。以這個標準衡量,印度可以算做得不錯,但是,在目前已有的生產力條件下,如果大量勞動者依靠誠實勞動尚不能過上有尊嚴的體面生活,這樣的社會一定是出了大問題。在這個意義上,一個沒有慈善事業的社會才是一個好社會。
如果中國繼續與這樣的世界全面接軌,社會結構必然會在階級分化的基礎上加速固化,而完全改變原有社會制度所換來的,也不過是像印度或其他發展中國家那樣的生存狀態。不過,由于缺乏類似印度的歷史傳統、宗教信仰和意識形態條件,中國要想維持印度那樣的社會和諧,恐怕并非易事。
說到底,只有消滅階級,人人平等,才能實現真正而持久的和諧,而惟有走社會主義道路,才能建立真正的平等自由,從而實現社會的長治久安。這正是中國共產黨和仁人志士長期尋找并曾經一度踏上的道路。
【完】
[1] 胡錦濤強調:深刻認識構建和諧社會的重大意義,央視國際 2005年02月20日,http://www.china.org.cn/chinese/news/789914.htm
[2]俞可平:現代民主治理視野中的和諧社會,《文匯報》,人民網2005年02月28日http://theory.people.com.cn/GB/40536/3207472.html
[3] 網上可找到不少有關“印度窮人不仇富”的描述和觀感,例如,“印度窮人窮得‘滴血’ 但卻并無‘仇富’心態”,2006年10月21日《中國青年報》,作者據說為原中國駐印度孟買總領事黃軍軍。還可參閱 袁南生 著:《感受印度》,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7年。
[4]印度的電影世界聞名,與美國好萊塢有得一拼,號稱“寶萊塢”,每年出產幾百部電影。新中國成立后,看過的印度電影印象深刻的是“拉茲之歌”,故事是關于英俊的窮小子最終得到富家女的愛情,從此過上了幸福生活。這個故事的基本套路延續至今。筆者在印度時,回酒店打開電視,四十個臺中有二十七、八個是那種青年男女載歌載舞的節目,聽起來調門差不多,打情罵俏,恩恩愛愛。看多了難免令人疑惑,這種無聊的老套路怎么會如此長演不衰,觀眾如何能持久地樂此不疲。也許,希望遇上一個富家女或公子哥,從此改變自己的命運,對大量絕望者而言,就是能想一想看一看也是一種安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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