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破土編者按】最近，《人民日報》刊登了一片關于重提鄉賢的文章，認為要從在地培養鄉賢，實現鄉村自治，才能實現農村的新發展。然而，在農村空心化、階層分明的當下，農村的鄉賢，還真的能“賢”?鄉賢是否能“賢”、是否存在?這應該本著唯物主義原則思考的問題。要建好新農村，最后還要回到社會建設，回到群眾中來。對此，破土特推出鄉賢專題，討論這一問題。
農村是個什么樣子？
我曾以“無主體熟人社會”這一概念揭示農民工輸出地的廣大中西部地區空心化農村的社會狀況。“無主體”是指作為農村社會主體或者主要活動角色的中青年常年不在村，鄉村雖然還是聚居社區，鄰里之間雖然還是抬頭不見低頭見的老熟人，但其社會運作機制及個人的行為邏輯已經不同于熟人社會了。社會學家帕森斯(Talcott Parsons)的“社會系統”理論認為，具備足夠數量的行動者作為系統的組成部分，乃是社會系統內部整合及社會系統和文化模式之間整合的必要條件之一。否則，便有可能無法維持系統的均衡而呈現“病態”。今天空心化的農村社會其實就是一個病態的熟人社會即“無主體熟人社會”。
農村空心化的實質是工業化、城市化及資本主義經濟對農村人、財、物的持續不斷的吸納與吞噬，從而導致農村社會的解體、人際關系的離散、社會資本的流失，農村社會失去了自我組織、協調、行動的能力。所以，才有當下政府及社會輿論呼吁“鄉賢”治村。
鄉賢是什么？
在傳統中國農村，“鄉賢”大體上是一些在地的文化人，他們精于地方性社會知識，善于協調“情”、“理”、“法”，是鄉村社會各種矛盾沖突的調解人以及鄉村各類公共性活動的發起者。在傳統的禮俗鄉村，他們不一定是富甲一方或者位高權重的人士。不過在“先富光榮”的后革命時代里，是財富而不是社會、文化名望(或者說財富就等同于名望)成為了衡量成功人士的唯一標桿，傳統的在地“鄉賢”被視為落伍人士，新進“鄉賢”幾乎都是那些“衣錦”而并不“還鄉”的非富即貴的中年，他們常年在外打拼，年底難得回家“顯擺”一趟，基本上都是一些不在村“鄉賢”。他們對家鄉社會矛盾的調解不再是遵循鄉親的情理原則而往往借助其在家鄉之外的社會動員能力或者純粹的以“財—勢”壓人，把矛盾擺平。這樣的不在村“鄉賢”及其處理矛盾的方式，顯然并不能發揮鄉村自治的功效。今天所謂的“鄉賢治村”，其實差不多就是“富人治村”的另外一種表述。
在粵北云浮市云安縣某偏僻山村，不期然出了幾位成功的在外經商人士。在“鄉賢治村”的號召下，他們自然構成了“鄉賢理事會”的主體。客觀地說，這些人對家鄉還是相當認同的，他們采取輪值制，每人在村輪流值班一個月。2015年夏季，我前往該村了解“鄉賢治村”情況，訪問到了村委會主任和當月在村值班的一位“鄉賢”。我問平時值班的內容有哪些，“鄉賢”說，主要是抓項目制工程，督促進度。原來，在“鄉賢”們的努力之下，該村申請到了上級政府批準的舊村改造項目。“鄉賢”們依照城市生活模式，在這個山清水秀之地修建鋪了草坪的小型公園，還計劃舊村改造建高層公寓讓農民上樓、攔溪筑壩蓄水養魚釣魚做鄉村旅游。在挖土機的隆隆聲中，我順便問了一位大概屬于村中弱勢群體的老人，老人說他并不知道這一攬子的發展規劃。
空心化的農村，能有真的鄉賢？
當我們說到今天中國農村社會變遷的時候，大多只注意到農村的空心化，其實，另外一種變化同樣重要并且不容忽視，那就是農村的貧富懸殊、階層分化。在一個階層分化的農村社會里，在一個贏者通吃的競爭性社會機制里，農村里的富裕階層不但擁有經濟資本，還擁有社會資本、文化資本和政治資本，從而成為政府眼中的農村精英。當我們說發動社會力量依靠社會力量的時候，這個“社會”其實并非農村社會中的全體村民，而只是極少數的今天被稱為“鄉賢”的農村富人。“依靠社會”與“發動群眾”在字面上貌似相差無幾，其實體現了兩種不同的立場、不同的工作作風和工作方法，即究竟是依靠少數富人，還是依靠絕大多數并非富人的群眾。今天，農村富人成了政府在推進項目進村過程中重要的項目投標者和承接者，這也被稱為“精英俘獲”。在政府項目依靠富人，同時富人也善于與政府項目合作的局面下，形成了農村社會里日益固化的權力結構、利益鏈條以及對非精英即一般群眾的排斥機制。所以，不在村“鄉賢”治村可能與“群眾路線”背道而馳。
因為農村空心化、社會瓦解、群眾發動難而不得不采取項目制的方式向農村供給公共產品，無奈農村已經是一個階層分化的農村，進村的項目為精英俘獲之后反而進一步擴大了農村社會的階層分化，使農村社會結構更加固化。那么，農村公共產品有效供給的問題果真只能是一個不斷陷入惡性循環的無解的問題嗎?
不搞社會建設，啥賢都不行！
打破這個惡性循環的關鍵，就在于開展農村社會建設。如果說政府加大力度向農村供給公共產品是建設農村的治標之舉，那么，重建農村社會應該列為農村建設的治本之策。農村社會恢復生機了，回到常態了，也就可以真正動員群眾依靠群眾，有效開展一系列的農村公共產品供給。
對政府來說，找到農村社會建設的抓手至為重要。面對空心化和階層分化的農村，政府應該并且可以將其從外部向農村輸入資源作為開展農村社會建設的重要抓手，只不過應該適當淡化資金撥付部門的意志，降低由中央政府各部委指定專門用途、戴上各種“帽子”的項目比例，改變目前項目制中清一色的由上而下指定項目任務的做法，而相應增設由下而上提出在地的差異化需求項目。同時，政府在項目落地的過程中，改變工作方法，變依靠“社會”、青睞不在村“鄉賢”為依靠群眾、發動群眾。從深入群眾，了解群眾需求，引導群眾形成需求共識，到發動群眾獻計獻策，參與項目施工、驗收以及項目完工后的日常管理，自始至終奉行群眾路線。這樣，一個農村公共產品供給項目的落地，就是農村社會的一樁公共事務，它會有效增加空心化農村村民的互動，拓展空心化農村社會生活的公共性，扭轉空心化農村“社會資本”的負增長，松動農村社會的階層固化。而這，需要我們拋棄對不在村“鄉賢”治村的迷信。
白凱(kathnyn Bennhandt)教授在其名著《長江下游地區的地租、賦稅與農民的反抗斗爭1840-1950》中討論到了近代江南的“不在村地主”：“大土地所有者遷離鄉下，這對地主、國家和佃戶之間的關系產生了若干重要影響。地主和佃戶、精英和農民之間人際關系的變化，在農村社會中產生了一個領導權的真空，從而需要國家更多地介入農村事務”，“過去，精英成員以鄉居大地主的身份承擔著極其重要的社區工作;現在，紳董和地方政府則取而代之。因此，精英對農村社會的控制，逐漸更少地以對土地的私人控制、與農民的密切聯系為基礎，而是更多地以半官方的公共活動、與地方官員的私人聯系為基礎”。歷史與現實之情景何其相似，不在村地主與農民關系疏離而與官員的聯系日益緊密，這種情況與今天不在村“鄉賢”與本村村民、地方政府的關系如出一轍。而不同的是，近代不在村地主留下鄉村權力的真空最終由地方政府填補，今天我們的地方政府在面對鄉村空心化的治理困局時，卻寄希望于不在村“鄉賢”。歷史的事實是，近代不在村地主的出現，導致其與農民關系的惡化以及農民更加密集而激烈的抗租抗稅斗爭，以致地租關系頻臨崩潰。這，也許可以給“不在村鄉賢”治村的鼓動者敲響一記警鐘。
2016年新年試筆于西貢
(本文為破土首發。僅代表作者觀點，不代表本網站立場。如有轉發請注明出處。責任編輯：柳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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