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澤東主席的一生，先后為我國從傳統的農耕社會向現代社會轉變開拓了兩條道路，即中國革命的道路和中國社會主義工業化、現代化的道路。
中國新民主主義革命的道路是：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通過土地革命和工農聯盟，在農村形成武裝割據的根據地，走農村包圍城市，最后奪取全國政權的新民主主義的革命道路。圍繞這條道路，我們黨形成了一整套新民主主義革命的理論、路線、方針、政策和策略，保證了這條道路的成功和新中國的建立，中華民族從此站起來了。
第二條道路是新中國的社會主義工業化、現代化的道路。這條道路可以概括為：通過生產資料所有制的社會主義改造，建立全民所有制和農村人民公社集體所有制兩種公有制形式，以國家工業化為先導，以公社工業化為補充，實行兩條腿走路和分步走的方針，依托計劃經濟體制和市場機制，用50年的時間，建成強大的社會主義工業化強國，完成由傳統農業社會向現代工業化社會的轉型。這后一條道路的意義絲毫不亞于前一條。為了保證這條社會主義的工業化、現代化道路的成功，毛澤東提出了無產階級專政條件下繼續革命的理論，并在實踐上從上層建筑和思想文化領域進行了艱苦的探索，采取了多種形式，積累了豐富的歷史經驗。新中國六十多年的歷史，已經從正反兩個方面證明，只有毛澤東的社會主義工業化道路才能復興中國。
對毛澤東的第一條道路，除極少數堅持反共立場的人還在不斷進行歷史虛無主義的解構以外，整體上已經被歷史所證實和人們的認可。但是，對毛澤東的第二條道路和與其相適應的繼續革命理論，則至今還存在很大的爭議。幾乎所有的第一代領導人逝世以后的評價都是完美的，唯獨毛澤東的歷史評價卻保留著一個“晚年錯誤”的評價。在我看來，這個偉大的“晚年錯誤”主要就是兩件事和一個理論：人民公社、文革和繼續革命理論。
今天，我們紀念人民的領袖毛澤東，就專門說一說毛澤東晚年的這個偉大的錯誤，特別是農村人民公社制度和我國工業化、現代化的關系問題，看看這些錯誤的偉大之處。
今天的人們對人民公社的誤解太多了，右派就不用說了，基本上從感情上就對這一制度是排斥的，甚至是仇視的，所以是徹底否定，聽到這個名字就反感。就是在左翼，也有相當多的同志認為搞早了、搞糟了，是官辦經濟，說的好聽一點，是一種不成功的探索，列出問題一大堆。那么，人民公社制度的本質到底是什么?我這里概括一個定義：人民公社制度，無非是在大于高級社(現在的村級)的鄉鎮一級的規模上，建立一種集體所有制的經濟體制，使其更加適應農村生產力的進一步發展，便于向生產的深度和廣度進軍，以利于這會主義的農業現代化和農村工業化。這就是問題的本質。請大家注意，在這個意義上，甚至什么“以糧為綱”、“政社合一”、“三級所有、隊為基礎”等等，都只是人民公社制度的階段性特征，而不是她最本質的特征。
至于公社制度與工業化的關系，我們就從現存的集體經濟典型談起。
一、如何認識南街、劉莊、華西這樣的典型
任何典型都是特定時期極具時代特征的有代表性的個案，這些個案代表著一定時期經濟社會的發展方向、路線和道路。合作化時期，毛主席總結了一大批典型，并匯編入《中國農村的社會主義高潮》一書，還親自寫了一百多條按語。那些典型代表新中國農民從個體農業走向合作化的歷史趨勢。人民公社化以后，我國農村又涌現了一大批典型，最具代表性的是大寨，成為全國農村學習的榜樣。那些典型代表著農村集體化以后展開大規模農業基本建設的歷史趨勢。再后來，又有很多新的典型，大家知道的鄉鎮企業的典型有天津的大邱莊，當時可是全國有名，后來夭折了。但同時還有一大批同類的典型，像河南的劉莊、江蘇華西、河北的周家莊、黑龍江的興十四村等等，一直到現在，被稱為農村集體經濟的典型村，全國有幾千個，有的說有上萬個。這些典型代表著農村工業化、城鎮化進程的歷史新階段。
在所有堅持集體經濟的典型之間，我們還可以細分。一種是靠原來的社一級的組織和體制發展起來的，如周家莊的公社體制，代表了在一般農業地區的公社制度是完全可以發展起來的。北京郊區也有一批類似的典型，有改革前就過渡到公社核算的，改革后仍堅持發展社一級集體經濟，我稱為后公社體制，如海淀的東升鄉等，現在的鄉級集體有上千億資產。說明公社制度在城市化地區也可以順利實現傳統農村的城市化轉型。一種是在公社體制撤銷后，以村為單位發展起來，然后擴展帶動周邊村莊統籌發展，形成很大的規模，如華西的大華西體制，山東龍口的南山集團。雖然表面上看仍是村級經濟，但他們實際上起到了原來公社的功能和作用。此外，更多的則是以村為單位各自為戰，如劉莊、南街、東北的興十四村等，都是堅持村級體制。
如果把這些典型上升到我國農村現代化發展道路的高度來總結，那么，華西、南街、劉莊這一批典型的共同特征是：
1、至今都在堅持集體經濟;
2、在農業經濟為主階段都進行了農業基本建設;
3、在后來的發展中都實現了農村工業化;
4、在工業化的基礎上都完成了城鎮化改造。
這幾條是這些典型的主要特征，正是這些特征集中反映了我國農村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普遍規律。這個普遍規律，就是毛主席為新中國制定的社會主義工業化、現代化發展道路的三部曲。具體說，就是依托人民公社的集體經濟體制和組織形式，通過大規模的農業基本建設先解決糧食即吃飯溫飽問題，然后在通過發展多種經營和社隊企業，調整產業結構，推進公社工業化，最終實現農業的現代化和傳統農村社會的現代化轉變。用華西人的說法，就是六七十年代造田、八十年代辦廠、九十年代建城。這個通俗的概括，反應了我國農村現代化進程不同歷史階段的時代主題。
在這里，人們一般沒有注意到公社和傳統村莊的區別，即規模上的不同。傳統農村社區，即自然村、行政村，是千百年來農業社會發展的結果，與農業生產活動相適應。但是，在進入現代工業社會以后，由于工業化進程產生的經濟和人口的相對集中的趨勢，必然造成這種空間布局結構的分化，加快農村的城鎮化進程。這就需要在城市之下、村莊之上找到一種能夠適應農村工業化發展趨勢的生長極，集聚點和組織載體。所以，按照毛主席的工業化戰略，農村工業化的主要組織載體是“公社”而不是自然“村落”。就一般的村一級而言，絕大多數不會成為工業社會的區域經濟中心，只有在鄉鎮一級，即原來的社一級才能成為農村地區的區域經濟中心。所以，就一般趨勢而言，農村工業化的載體只能是人民公社的社一級，而不能是生產隊和大隊一級，所以不能搞“村村點火、戶戶冒煙”。正是因為這種客觀趨勢的存在，毛主席才說人民公社制度建立的更深遠的意義，是找到了農村逐步實現工業化的道路。解散公社以后，雖然鄉鎮企業異軍突起，但是，由于失去公社這樣的集體經濟體制和組織形式，最終難免陷入被私有化和在競爭中被淘汰的后果。
這就是這些村級典型卻不能在全國大規模推廣發展的根本原因。很多人認為集體經濟的典型是不錯，但是不能復制，沒有推廣價值。原因到底是什么?全國幾十萬個行政村，集體經濟的典型才幾千個，才百分之一二。難道其他村都不具備條件嗎?根本原因在于取消了人民公社集體經濟體制，國家放任村自為戰、戶自為戰，必然造成農村生產要素凈流出，而不能在鄉鎮一級實現本土性集中集聚。這里有一個重大問題，即農村集體經濟發展與國家、政府的關系問題。現在的問題，恰恰是缺乏國家和各級政府對集體經濟組織在法律地位、經濟產業政策、財政和金融政策、土地利用等方面的支持和保障，使其處于放任自流的尷尬處境而自生自滅。而我們的一些同志卻還在研究發展所謂的“民營集體經濟”問題。難道分田以后的三十多年還不是民營嗎?為什么集體經濟不能大面積發展起來?離開了國家宏觀政策的保障，集體經濟再怎么民營化，也改變不了目前的尷尬狀態。
過去有人民公社六十條，公社解散后有什么?除了憲法中的土地集體所有制的原則規定外，有什么保護集體經濟的法規嗎?有專門管理、指導、服務于集體經濟的政府機構嗎?集體經濟組織的法律主體是誰?有什么權力和責任義務?誰能說的清除?私人工商業、資本主義工商業還有全國性工商業者聯合會，有專門的銀行金融機構，那么集體經濟可以有全國性的聯合會嗎?有服務于集體經濟的金融機構嗎?過去的農村信用社成了銀行，與集體經濟還有1毛錢的關系嗎?集體企業要上市，你都登記不了，必須改成自然人持股的有限責任公司，最多不能超過50人。法律上哪有集體經濟的地位?
二、正確理解人民公社制度的一個不能和四個視角
正確認識人民公社制度，必須要堅持“一個不能”和把握“四個視角”。一個不能，是不能將58年“左”的錯誤作為批評公社制度的根據。
1958年在從合作社到人民公社化的過程中，出現了大量非理性的做法，“左”的東西很多，形左實右的東西也很多，共產風、一平二調、浮夸風、吃食堂、急于取消商品交換、取消按勞分配、窮過渡等等，上上下下頭腦不冷靜，這些都是深刻的歷史教訓。但是，對人民公社這段歷史和我國農村的一項基本制度安排的研究，不能僅僅停留在對58年人民公社初起時期混亂狀況的批評上，當時的很多“左”的嘗試和盲目的做法，(這些極左的做法也并不是毛澤東所提倡的，而且也是毛澤東最早提出加以糾正的)后來逐步被糾正了，最后形成“三級所有、隊為基礎”的體制和組織形式，有了人民公社60條，才成為基本定型的制度安排。研究一種制度或經濟模式的優劣，不能以她不成熟階段的特征為標準，而是應該以基本定型的特征為對象。所以，對58年“左”的錯誤的批評，并不能代替對人民公社制度的評判。
出現“共產風”等左的錯誤，分析其中認識上的原因，有以下幾個重大原則問題沒有搞清楚，而這些問題恰恰是毛澤東在公社化運動中不斷提出和解決的。
1、混淆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的界限。從一般黨員到黨的高級干部，甚至中央層面的領導人，在當時都嚴重忽視這一重大的帶根本性的理論問題，提出“跑步進入共產主義”，幾年“超英趕美”等不切實際的口號。在公社中，也盡可能地擴大供給制的共產主義因素，如食堂吃飯不要錢等。
2、混淆全民所有制與集體所有制的界限。沒有認真區別社會主義與共產主義，所以出現大量“一平二調”的“共產風”，包括土地在內什么都是公家的、公社的，合作社之間的界限被無條件打破，財產和勞動力無償調撥，嚴重侵犯農民家庭和合作社的財產權。一直到毛澤東再三強調后，多次反復后，才在六十條中最后確定下來。
3、急于取消商品生產和貨幣交換。人民公社是搞商品性生產還是自給性生產，這在當時也是個糊涂認識。人們一般把商品生產和資本主義相聯系，認為既然向共產主義過渡，就應該加快消滅商品生產和貨幣交換。毛澤東對此提出反對意見，強調人民公社還是要大力發展商品生產，才能拿出更多的產品與國家和社會交換，才能增加農民收入和集體積累。
4、認為“窮過渡”比富裕了再過渡容易。當時黨內高層很多同志存在著“窮過渡”比富裕以后再過渡到共產主義容易的思想認識。這些意見不但在實踐中反復被毛澤東所批評和糾正，而且，毛澤東還提出了過渡的條件必須是公社的資產大于大隊、大隊的資產大于生產隊的標準，否則就是平調。
5、忽視了工農業發展的比例關系問題，破壞了綜合平衡。在國家工業化正在起步和農業特別是糧食問題還沒有基本解決之前，過早地推進農村公社工業化，大量抽調農村勞動力進入非農產業是違背客觀經濟規律的，這已經被58年的實踐所證明。
除了這個問題以外，如何正確總結和評價人民公社制度，需要注意一下幾個不同的角度，并且要把他們綜合起來考慮。
第一、農業現代化的視角。
這是從農業生產力發展的角度看人民公社，即如何看待公社體制對農業現代化的適應性。如果僅從農業生產勞動的組織形式上看，那么不但公社的組織規模太大，而且，連生產大隊的組織規模都是大的。但是，如果從生個農業產業體系的角度看，就完全是另一回事。首先是大規模農田水利基本建設，需要在比村更大的范圍上進行組織;其次是農業產業鏈條的延伸不能在每一個村級組織上獨立完成。如生產資料供應、農產品收購，農產品加工貿易、農業技術推廣、農村合作金融(信用社)等等都需要在社一級來組織;第三，至于農業生產過程的組織，有生產隊這一級就可以了。所以，三級體制中，各級職能不同，又不可缺少。解散公社的理由是農業生產適合家庭經營。那么，對照上面三個方面，只有最后一點能對上號，而生產以外的環節就避而不談了，這能講的通嗎?
如果說最初的互助合作是貧苦農民直接為了維持簡單再生產的需要，那么，后來的合作化、公社化以及大規模的農業基本建設，則完全是為了農業擴大再生產的需要。農業要發展，要擴大再生產，就必須要對我國傳統農業的自然物質條件進行全面改造，包括水利基礎設施建設，修建水庫、打井、灌溉渠道、農田排灌系統等;大規模的農田改造，平整土地、改良土壤、修建田間道路、山區建設梯田等;還包括為推進農業機械化創造耕作條件。很顯然，這些大規模的農業基本建設在規模較小的合作社的基礎上會受到了局限，于是產生了并社的需求。這是人民公社在并社的基礎上產生的直接原因。后來的實踐也證明，我國農業生產條件的徹底改造，也恰恰是在人民公社體制時期完成的;中國人的吃飯溫飽問題，也恰恰是在70年代后期就已經基本解決的。實際上，后來的人民公社不但完成了農田水利等基本建設，而且在構建現代農業產業體系上也已經配置完備，每個公社都有了供銷社、信用社、收購站、糧站、科技推廣站、獸醫站、以及水利、電力、農機、良種、植物保護等服務機構或專業人員，在農業上已經完成了由落后的、分散的小農農經濟向現代大農業的轉變，形成了完整的農業產業體系。
第二，農村工業化的視角。
如果從整體上講人民公社與我國工業化的關系，那么，首先，在國家工業化的第一階段，是為國家工業化起步提供原始積累，同時解決農業特別是糧食問題;其次是在第二階段開始農村的工業化進程;第三，完成城鄉一體化進程。如果說合作社是為了農業擴大再生產的需要，那么，人民公社則已經不僅僅是農業發展的需要，而是向生產的深度和廣度進軍的需要，也就是后來提出的農村工業化的需要。
傳統農業社會向現代工業社會轉變，包括生產方式上的工業化改造和社會產業結構的根本變革，即由農業經濟為主轉變為以現代工業經濟為主，這也是一個國家或地區是否完成工業化轉型的主要標志之一。在人民公社問題上，人們往往只注意到她是對農業現代化的一種制度安排，而忽視了人民公社恰恰同時又是對農村工業化的制度安排。毛澤東之所以產生這一思想，是在總結蘇聯社會主義建設的經驗教訓中得來的。實際上，在1956年他編輯《中國農村社會主義高潮》一書的按語中，在談到你并社問題時，就已經考慮到小社隊生產力進一步發展的局限性。他在58年談到56年講十大關系的問題時說：“我為什么講十大關系?十大關系的基本觀點就是同蘇聯比較，除了蘇聯的辦法以外，是否還可以找到別的辦法，能比蘇聯、東歐各國搞得更快更好。”我們知道，蘇聯的工業化是國家一條腿走路的方針，在農村搞的是集體農莊，不能搞工業。毛澤東認為我國的人口多，底子薄，工業化不能只靠國家一條腿走路，在農村還要有人民公社的工業化。這也是58年毛澤東不同意有些地方并社以后叫集體農莊的原因，認為叫人民公社好，人民公社可以是農、工、商、學、兵的綜合體。在這個意義上，毛澤東的人民公社的制度安排，是他整個工業化戰略的重要組成部分，而絕不僅僅是為了解決農業問題。他實際上確定了我國城市的、以國有經濟形式為載體的國家工業化和農村的、以人民公社集體所有制經濟為載體的公社工業化兩條腿走路的發展戰略。這才是毛澤東的中國式社會主義工業化道路的主要內容，也是他堅持人民公社制度的根本原因之一。否定人民公社的人根本不敢正視這個問題，他們只是拿農業的問題來說事，攻擊一點、不及其余，以農業不適合集體勞動為由，就把人民公社否定了。但是，歷史的進程并不支持他們的短視。人民公社后期社隊企業的發展和后來鄉鎮企業的異軍突起，強有力地證明了毛澤東的“光明燦爛”的戰略遠見。只是他們還自以為是地認為是私有化改革的勝利成果，卻不知后面巨大的陷阱會接踵而至。斷送了人民公社體制，也就斷送了我國社會主義工業化的一條腿，國家的社會主義工業化也必然變質，蛻變為國際資本主導的半殖民地性質的附庸經濟。
第三，社會主義公有制不斷提升和完善的視角。
人民公社“三級所有、隊為基礎”的制度安排，具有很大的制度調整和完善的過渡空間。一方面，隊為基礎，更適合于農業的生產過程，甚至可以容納統一經營條件下的家庭承包。但是，農業產業中生產過程以外的各環節，就不再適于家庭承包了，需要大隊和社一級統一組織。另一方面，從農民增收的來源、農村多種經營的發展、農村工業化的發展要求看，又需要更多的在社一級進行組織和統籌。這就是三級體制的好處，它兼顧農業和工業的發展，能容納不同階段的生產力水平，自身調整和過渡空間很大，對農村生產力的發展和產業結構的變革有很強的適應性。所以，毛澤東的人民公社發展戰略是隨著生產力水平的不斷提高而逐步過渡，由基本隊有到基本社有，最終發展到全民所有制。他說：“農村人民公社制度的發展，還有更為深遠的意義。這就是，它為我國人民指出了農村逐步工業化的道路，農業中的集體所有制逐步過渡到全民所有制的道路。”他在強烈反擊“一平二調”的“共產風”的同時，曾經反復叮囑黨的高級干部，在體制過渡問題上不能急，不能靠“一平二調”。他說：“我們將來實現這個轉變的一個決定性的條件，是社有經濟的收入占全社收入的一半以上。在轉變的時候，是隊共社的產，而不是社共隊的產。社員在這種‘共產’以后，比在這種‘共產’以前有利。”在人民公社以農業經濟為主的發展階段，公社體制內的生產和分配主要在生產隊一級，大隊和社一級經濟實力還沒有發展起來。當農業問題基本解決以后，公社工業化進程逐步展開，隨著多種經營和社會企業的發展，這種格局必然會逐漸發生變化，形成社和大隊經濟實力逐漸反超生產隊的格局。這時，人民公社三級體制逐步過渡的功能就會發揮作用，以適應生產力的新發展和產業結構的新變革。從這里我們可以看到，公社工業化進程是其內部體制提升的決定性前提條件，而公社制度本身又是公社工業化進程的體制支撐和組織載體。這一趨勢的進一步演變，特別是公社工業化的充分發展，在國家宏觀計劃的指導下，必然使國家和公社的兩個工業化進程互相滲透、互相支撐，形成規模有大中小、產業有高中低不同層次的合理分工和布局，使城鄉經濟逐漸走向融合和一體化。從這個角度來看，毛主席的兩條腿走路的工業化，人民公社的工業化，加上人民公社的三級體制逐漸過渡升級，是一個宏大的社會主義工業化、現代化發展戰略，不是僅僅早看了五十年，而是更遠，甚至可以說是百年戰略。因為他認為，就是過渡到公社核算，也不能馬上過渡到全民所有制，公社之間還要有差別，還要發展一段時間才行。如果聯系到他的社會主義不發達階段和社會主義發達階段的劃分，可以說在公社過渡到全民所有制以前都是不發達階段，那么，這不是需要近百年的奮斗嗎!
第四、傳統農村社會轉型的視角。
毛澤東的人民公社體制，不但是解決我國社會主義現代農業、農村工業化、農村經濟組織形式等問題的體制安排，同時還是解決傳統農村向現代化轉型的社會結構和組織形式問題的體制安排。現在炒的混亂不堪的城市化、城鎮化問題，實際上就是傳統農村的社會結構變革問題。從一般理論上講，工業化進程的結果必然是傳統農村社會的城市化或城鎮化。但是，以資本為主導的工業化、城市化是剝奪農村的，是迫使農民離開自己的家園進入城市，成為城市的產業后備軍、雇傭勞動者。城鄉二元結構的形成，廣大農村的凋敝和農民的貧困，正是早期資本主義工業化的最初結果。毛澤東對此非常清楚。他十分關注城鄉關系、工農關系，把鞏固工農聯盟作為黨的重要的政治基礎和施政內容。中國的現代化問題，最困難是如何解決農民問題，是如何把幾億農民帶進現代工業文明的問題。所以，在制度設計上，不但要解決產業經濟上的工業化問題，而且要解決社會結構的轉型問題，解決好城鄉關系和工農關系問題。通過什么途徑、什么組織形式和體制安排來解決?毛澤東的答案是人民公社制度，而不是現在炒的火熱的、混亂不堪的城市化。1958年，在毛澤東主持制定的《關于人民公社若干問題的決議》中也曾指出： “人民公社是我國社會主義社會結構的工農商學兵相結合的基層單位，同時又是社會主義政權的基層單位。----現在也可以預料，在將來的共產主義社會，人民公社將仍然是社會結構的基層單位。”注意，毛澤東并不把自然分布的村落作為未來社會結構的基本單位，而是已經考慮到公社工業化將導致的農村經濟和人口的相對集體的趨勢，這難道不是一種以公社為載體的小城鎮嗎?所以，毛澤東一般不講城市化，毛澤東要的是人民公社化。我曾經撰文論述城鎮化問題，指出真正中國特色的城鎮化，是毛澤東的公社化。但是，在鄉鎮企業大面積私有化以后，小城鎮建設又到哪里去了?農村失去了人民公社集體經濟體制以后，農民不是大規模進城了嗎?出現了“留守兒童”、“留守老人”的社會問題?房地產開發拿走了農民的土地，養肥了一批資本家，又有幾個農民工買得起房?城市化也好，城鎮化也罷，一旦失去了國有經濟和人民公社集體經濟體制的支撐，就必然走上資本主義的老路，陷入深刻的社會矛盾。這才是毛澤東比大師們看的更遠、更明白的根本所在。
包括其他社會問題，如社會保障、文化教育、醫療衛生等，也都是在公社集體經濟體制的框架下逐步解決。不論是公社化的初期，還是后來的五七指示，都已經包含了這些思想。1960年1月5日，在閱讀蘇聯《政治經濟學教科書》“國營人身保險是勞動者在遇有不幸事故、喪失勞動能力或家庭撫養人死亡時得到物質保證的形式之一”這句話時，毛澤東批注：“公社辦起來了，就保險了。”
三、毛澤東的公社工業化的發展戰略
接下來我們看一下毛澤東的公社工業化發展戰略。這是正確分析我國三農問題的一個重要前提，可以避免陷入就農業論三農的理論陷阱。
毛澤東為中華民族開拓的社會主義工業化、現代化的道路，可以簡單概括為國家和公社兩條腿走路的社會主義工業化道路。這條道路首先是社會主義的工業化，不是資本主義的工業化。西方發達國家是資本主義的工業化道路，私有制基礎上的資本主義的工業化道路。國民黨、蔣介石已經試驗過了，形成了四大家族的官僚資本主義，中國半殖民地化了。為什么走不通，毛澤東早已做了總結，這里也不再討論。其次、她不同于前蘇聯的一條腿走路，而是兩條腿走路。蘇聯走的是社會主義國家工業化道路，是國家這一條腿走路的工業化。農村不搞，是集體農莊，不搞工業。所謂一條腿，就是只有國家搞工業，沒有農村和農民的事。
蘇聯工業化起步時，農村還沒有實行集體化。雖然早在列寧在世前就提出合作化，但發展始終處于緩慢停滯狀態，到1928年參加集體農莊的農戶也只占農戶總數的1.7%。從1926年以后，由于工業化和城市的發展，糧食需求增加，以致糧食不能保障供應。國家開始意識到工業化不能建立在農業私有制和富農經濟的基礎上。1927年到1928年爆發大規模糧食危機，斯大林親自前往西伯利亞幫助完成糧食收購計劃。他對當地干部說：“我們的城市和我們的工業正在發展，并且將一年比一年發展。這對于國家的工業化是必要的。因此，糧食的需求將一年比一年增加，也就是說，糧食收購計劃將擴大。我們不能讓我們的工業任憑富農擺布。”所以，1929年，蘇共通過了《關于集體農莊建設的總結和今后的任務》的決議，開始對農村進行大規模的社會主義改造。到1930年1月蘇共作出了《關于在全盤集體化地區消滅富農戶的措施》的決定以后，很快在全國實現了農業集體化，保障了國家工業化的快速發展。
我國的工業化是否要照搬蘇聯的路子呢?這是對中國共產黨人新的考驗。既要學習蘇聯社會主義國家工業化的經驗，又要從中國的實際出發，走出自己的道路。1958年5月18日，毛澤東在一次會議上說：“從民主革命到社會主義革命，有人以為要幾十年時間發展資本主義，等待工人多了，農民覺悟了，才能搞社會主義革命。但實踐證明，從民主革命到社會主義革命不需要幾十年的間隔。蘇聯二月革命以后，幾個月就進行十月革命，證明列寧是正確的。中國則不同，我們有了幾十年民主革命，有根據地的經驗，解放區的農民精神煥發，農村半無產階級有三億五千萬人。我為什么講十大關系?十大關系的基本觀點就是同蘇聯比較，除了蘇聯的辦法以外，是否還可以找到別的辦法，能比蘇聯、東歐各國搞得更快更好”。(見《毛澤東年譜年譜1949-1976》第3卷第353頁)這是毛澤東反復思考的問題。這里有兩個關鍵問題：一個是農業和工業的關系怎么處理好?這在前蘇聯實際上是有教訓的。表現在工業化與農業集體化的關系處理上，開始時不重視合作化，導致糧食出現問題，后來又通過激烈的階級斗爭的方式強令集體化。另一個是一條腿走路還是兩條腿走路的問題。表現為我國人民公社與蘇聯集體農莊的的不同。毛澤東在人民公社初期時講過，我們叫人民公社，不叫集體農莊，因為蘇聯的集體農莊只有農業，而我們的人民公社是農工商學兵的綜合體。毛澤東為什么要這樣考慮問題?因為從中國的實際出發，光靠國家一條腿的工業化難度很大。原因在于中國是農業大國、農業人口基數太大，不論是靠資本主義的工業化還是靠蘇聯的社會主義國家工業化的方式，都不能帶動大批農業人口轉移和農業社會結構的現代化轉型。所以，毛澤東選擇的是兩條腿走路的發展戰略。
關于國家的工業化，這里不再討論。關于人民公社工業化，毛澤東都有哪些論述呢?這里舉幾個例子。農村工業化、公社工業化都是毛澤東的講話和中央正式文件中的提法。1958年，毛澤東就指出了人民公社制度的深遠意義，在于農村工業化。他說：“每個公社將來都要有經濟中心，要按照統一計劃，大辦工業，使農民就地成為工人。公社要有高等學校，培養自己所需要的高級知識分子。做到了這一些，農村的人口就不會再向城市盲目流動。”
他還在1959年2月鄭州召開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說：“由不完全的公社所有制走向完全的、單一的公社所有制，是一個把較窮的生產隊提高到較富裕的生產隊的生產水平的過程，又是一個擴大公社的積累，發展公社的工業實現農業機械化、電氣化，實現公社工業化和國家工業化的過程。目前公社直接所有的東西還不多，如社辦企業、社辦事業，由社支配的公積金、公益金等。雖然如此，我們偉大的、光明燦爛的希望也就在這里。”
毛澤東甚至還預測了我國工業化所需要的時間。他說：“我們可能經過三個五年計劃建成社會主義社會(筆者注：這是從生產資料社會主義改造的角度講的)，但要建成一個強大的高度社會主義工業化的國家，就需要幾十年的艱苦努力，比如說，要有五十年的時間，即本世紀的整個下半世紀。”按照毛澤東的設想，在完成社會主義改造以后，還需要幾十年的實踐搞工業化建設，要到本世紀末，也就是2000年以前。
1965年，毛主席在閱讀了中共中央調查研究室上報的華西村大隊書記吳仁寶創辦集體企業的報告上批示：“這是農村偉大光明燦爛的希望。”而同樣是這個報告，其他的領導人只是劃了圈，沒有任何批示意見。1966年5月7日，毛主席在著名的“五·七指示”中再明確次提出：“農民以農為主”，“在有條件的時候，也要由集體辦些小工廠”。
關于公社工業化的論述有很多。中共中央《關于人民公社若干問題的決議》中就指出：“人民公社必須大辦工業”。毛澤東的許多講話、毛澤東讀蘇聯政治經濟學教科書的談話和筆記等文獻，都有很多關于公社工業化問題的記載，大家可以自己查。可以說，毛澤東從公社化運動最初形成的公社工業化思想，直到他老人家生命的最后一年，即1975年10月，還在批示河南鞏縣回郭鎮公社辦工業材料。
早在1974年12月15日，《河南日報》在頭版發表題為《光明燦爛的希望——鞏縣回郭鎮公社圍繞農業辦工業、辦好工業促農業的調查》一文。十個月以后，即1975年10月11日，為了配合全國第二次農業學大寨會議，《人民日報》又轉載了這篇文章，題目是：《偉大的光明燦爛的希望——河南鞏縣回郭鎮公社圍繞農業辦工業、辦好工業促農業的調查》。文中用“公社要辦工業”、“公社能夠辦工業”、“ 公社辦工業的道路”、“社隊工業作用巨大”小為標題，報道了鞏縣回郭鎮公社辦工業的事跡。據河南參加寫作的同志介紹，這篇文章之所以十個月以后又被《人民日報》轉載，是因為毛主席做了批示。而毛主席之所以批示，是因為當時浙江金華地區的部分銀行干部在看了《河南日報》報道后，認為農村發展工業企業是農村經濟建設的主旨，說到了他們的心窩里。于是，他們結合當地的實際情況，推舉該地區永康縣人民銀行干部周長庚執筆，在1975年9月5日，給毛主席、黨中央寫了一封信，建議黨和政府切實加強對社隊企業的領導，幫助和支持農民興辦各類企業，增加經濟收入。中共中央辦公廳信訪處接到來信后，于1975年9月25日以“來信摘要”的形式，摘錄了周長庚來信的主要內容，并附上原件(注：指浙江給毛主席的信、華國鋒給湖南省委的一封信和《河南日報》的報道)送呈毛澤東主席批閱。毛主席于27日審閱，并寫下：“小平同志：請考慮，此三件(兩封信及一篇報道)可否印發在京各中央同志。”這就是《人民日報》發表這篇文章的背景，說明毛澤東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年中，他還關懷著人民公社工業化的問題，還在支持公社工業化的發展。
四、毛澤東社會主義工業化戰略發展的階段性
關于工業化發展的階段性，這是一個重要的問題。我們在理論認識的的一個重要的誤區，就是忽視了工業化、現代化進程發展的階段性。毛澤東在《矛盾論》中論述矛盾的特殊性時說：“事物發展的長過程的各個發展的階段，情形又往往互相區別。----因此，過程就顯出階段性來。如果人們不去注意事物發展過程中的階段性，人們就不能適當地處理事物的矛盾。”在對人民公社集體經濟的認識上，人們恰恰忽視了這一事物發展的階段性。這這里首先要弄明白的一個問題是：既然建立人民公社制度是為了實現農村的工業化，那么，在農村實現公社化之后，能不能馬上大規模發展農村社隊企業呢?歷史告訴我們，不行。為什么?
大家知道，58年確實出現了“左”的傾向，急躁冒進，打破平衡。還出現了“共產風”、“浮夸風”，原因大家都知道。結果，造成后來的三年困難時期。根本問題是什么?是農業的生產力水平還不過關，還遠遠不能滿足國家工業化和城市發展產生的新的需求，特別是糧食。可謂“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繩”，國家再不敢放松糧食生產。這和斯大林在上世紀二十年代工業化時期遇到的問題類似。這個曲折的過程，恰恰說明國家的工業化和公社工業化不可能同時起步，因為當時的農業生產水平太低，我們整體上還處于短缺經濟時期，需要靠組織起來的力量徹底改造農業的物質生產條件，保證國家的工業化進程順利實現。所以，人民公社在一定時期內必須首先解決農業問題，必然是堅持以糧為綱，必然是高度集中的計劃經濟體制，必然是政社合一，必然是城鄉二元體制，必然是高積累、低消費等等。這是當時的歷史條件所決定的。農業是基礎，沒有農業的健康發展，國家的工業化也難以實現，這是客觀規律，不能違背。
最近在整理歷史資料室，發現在1960年6月30日，北京市委副書記劉仁的一個講話。他提出郊區要以糧為主，近郊要把菜搞好，強調勞動力要首先用到農業上去。他批評把勞動力都調去搞別的，弄得大田草比苗高的現象，說這不是個小錯誤，是方針上的錯誤。在談到社辦工業時，他說：公社工業要高，但首先要吃飯吃菜，這就要考慮什么能搞，什么不能搞。工業占用的勞動力是5%還是10%，要根據自己的情況來決定。真正發展社辦工業，只能在機械化以后節省出勞動力才能搞。不能不管農業搞得好不好而去搞其他的。這說明，在公社化初期，在公社內部的工業和農業確實還是一個矛盾，處理不好要出問題。
這說明，毛澤東所規劃的我國社會主義工業化、現代化發展戰略，是必須分階段、分步走的。這個工業化戰略可以分為三個大的歷史發展階段，我將其稱為三部曲：
第一階段：國家建設獨立完整的現代工業體系，農村則在組織起來的基礎上，大搞農業基本建設，提高農業的生產力水平;
第二階段：糧食問題基本解決后，農村開始由以糧為綱向多種經營和社隊企業拓展，起步公社工業化，進入國家和公社工業化兩條腿走路的發展階段;
第三階段：公社工業化的進一步發展，使公社逐漸成為經濟中心，具備集聚經濟和人口的能力，帶動農村城鎮化，加快城鄉經濟社會一體化進程。如圖：
(備注：農村現代化發展階段圖)
由第一階段向第二階段轉變，要有兩個基本條件：一是國家的相對獨立完整的現代工業體系基本建成，一是農業特別是糧食問題基本解決。而這兩個條件在毛澤東逝世前后的70年代中后期已經基本具備。我國農村社隊企業發展的實際情況也證明了這一點。
現實中按照這個三部曲進行實踐的最完美的代表是江蘇的華西，是河南劉莊和南街村，是黑龍江的興十四村，是河北的周家莊公社等一大批堅持集體經濟的典型。他們的成功，驗證了毛澤東工業化戰略的遠見卓識。華西老書記吳仁寶說，“七十年代造田，八十年代造廠，九十年代造城”。這句話是對毛澤東工業化戰略三部曲最精辟的概括，比我國任何學者、官員都看的明白，看的深刻。
回過頭來總結一下，在第一階段，我們面臨著帝國主義的經濟封鎖，新中國要真正站的住，必須解決兩大最基本、最迫切的問題，一是通過工業化解決國防和國家安全問題，一是解決吃飯溫飽問題。這就決定了國家工業化必須首先起步，同時把農民組織起來，一方面為工業化提供原始積累，另一方面進行農業自身的基本建設。所以，在國家工業化起步階段，公社的工業化還不能馬上起步，公社的主要任務還是解決農業問題。農業，特別是糧食，是農村這一階段的主題。國家以計劃調節為手段，以國家重大項目為主，靠農業提供原始積累，優先發展重工業，建立起相對獨立、完整的現代工業體系。從50年代“一五時期”開始，一直到70年代中后期，二十多年的時間，我國相對獨立、完整的工業體系建成了。50年代初期，我國工業規模還不如比臺灣還小人口只有幾百萬的比利時，到毛澤東去世時，已經進入世界第六大工業國的行列，工業的比重已經占國民經濟總量的72%。經過毛澤東時代短短的不足三十年，我國實現了從農業國到偉大工業強國的歷史性跨越。這是一種后發國家的趕超戰略，即瞄準西方先進的工業水平，別人有的我們要有，別人沒有的我們也要有。到毛澤東去世時，我們有了自己的重工業，有了自己的汽車、有了自己的飛機、坦克，有了自己的拖拉機，也有了自己的原子彈、氫彈，有了自己的核潛艇，有了自己的衛星------。
在這一歷史發展階段，農村人民公社利用組織起來的力量展開大規模的農業基本建設，靠農民的勞動積累，改造農業的物質技術條件，既保障國家工業化發展中的糧食和其他農產品供應，使農業特別是糧食問題基本過關。這既是農業支持國家工業的階段，又是農業自身發展的階段。到70年代中后期，農業，特別是糧食問題，從全國整體上講已經基本解決，絕對不是什么“崩潰的邊緣”。這是一個偉大的時代，是在毛主席的號召下，我國農民吃苦耐勞、艱苦奮斗、為國家奉獻一切的正能量充分發揚廣大的時代。這一代組織起來的農民，是共和國的脊梁。他們為共和國的長子----大型國有企業作出了自己的犧牲和貢獻。所以，有些抱怨也是可以理解的。但是，用吃了二十多年返銷糧的小崗村的十幾個手印，來顛覆這個偉大的時代，卻是極不光彩的，甚至是別有用心的。1978年我國的糧食總產達到3.048億噸，即6096億斤，人均達到317.5公斤,635斤。說明農村推進工業化進程的條件已經基本成熟。
第一個發展階段有幾個主要特征，常常被當作否定人民公社和毛澤東正確道路的主要根據。主要是：(1)政社合一高度集中的計劃經濟和城鄉二元管理體制;(2)“以糧為綱”的產業導向和對社隊企業發展的一定程度的限制;(3)農業為國家提供積累和農業內部靠農民的活勞動積累;(4)高積累、低消費等等。這些都是具有階段性的特征，而不是工業化中后期階段的特征，不能將這些特征固化，當成人民公社的本質特征。因為，在進入工業化中后期階段以后，通過改革和調整，這些特征都會發生很大的變化。比如，政社合一可以向職能分開轉變，以糧為綱也必然向多種經營和社隊企業大發展轉變，工業化的發展也要進到以工補農的階段，積累和消費的關系也要要調整，靠分配和消費帶動經濟發展等。在理論認識上，絕不能混淆這種發展階段的特殊性。既不能用后一個階段的標準否定前一階段的合理性，如把改革前的集體經濟說成是官辦集體經濟，也不能把前一階段的特征當作普遍性，拒接改革調整。
毛澤東工業化戰略的第二個階段，是由一條腿走路向兩條腿走路轉變，即公社工業化的起步和發展階段。在時間上是70年代后期或80年代初期。對農村來說，就是從以糧為綱逐漸調整產業結構，加快發展多種經營和社隊企業。發達一點的地區快一點，條件差的地區會晚一點。但從整體上講，我國70年代末80年代初期，農村已經進入產業革命階段，即農村公社工業化大規模起步和發展階段，這已被80年代鄉鎮企業的異軍突起所證明。
這里還有一個問題需要討論清楚，即70年代后期的人民公社集體經濟面臨的主要矛盾到底是什么?在當時所謂解放思想的背景下，主流輿論逐漸形成人民公社的體制有問題，集體勞動，大撥轟，平均主義，農民沒有積極性，出工不出力。所以要改革，要搞承包制，總之是在體制上做文章。另一種看法是把重點放在加快農村調整產業結構上，也就是大力發展多種經營和社隊企業，才能增加農民收入，調動農民的積極性，提高集體經濟的凝聚力，這是在產業結構調整上做文章。可惜后一種看法在當時沒有能夠成為主流，但是我贊同后一種看法。因為70年代后期，正是我國農村現代化進程由第一階段向第二階段的轉型時期，國家的相對獨立、完整的現代工業體系已經初步建成，而農業的糧食即吃飯溫飽問題也已經初步解決。從整體上講，公社工業化的起步條件已經初步具備，如何順利實現這一發展階段的轉變，即從“以糧為綱”向發展多種經營和社隊企業轉變，增加農民收入，才是當時的主要矛盾，而不是什么人民公社的制度本身有什么問題。從當時的全國情況看，大體上好、中、差三個三分之一。集體經濟發展好的，一般已經開始這種階段轉變，多種經營和社隊企業已經發展起來，集體分配水平逐步提高;中等水平的，農業問題也基本解決，正處于這種階段轉變的前期;至于部分貧困地區，溫飽問題還沒有解決的地區，由于多種原因，在當時還不具備這種條件。這些地區在體制上做些改革和調整，例如實行家庭承包制，只要有利于解決農民的溫飽問題，并從正面加以引導，也是可以理解的和必要的。問題在于對整個農村形勢整體判斷上的錯誤，在于把貧困地區帶有權宜之計的政策上升為全局性的并加以一刀切的強制推行，還要把最落后的典型當做旗幟，非要用小農經濟取而代之，這就沒有什么道理可講了。明明是農村產業結構問題，非要夸大成體制問題;明明是集體經濟經營方式和分配方式的改革，偏偏要引導到所有制形式的蛻變，這是當時的一個嚴重的教訓，也成為解散人民公社的理由。
五、公社工業化的發展必然對公社體制提出改革要求
現在需要進一步討論一個問題，即人民公社應不應該改革，怎樣改革?人民公社即使不被解散，是否就不需要改革呢?顯然，這個結論是錯誤的。如果說人民公社的三級體制在以農業經濟為主的階段是基本適應的，那么，在進入以公社工業化為主的發展階段以后，隨著社隊企業的發展，必然對公社制度提出新的改革要求。因為農村產業結構的變化，農村分工分業的發展，即公社工業化的發展，必然使原來以農業生產為主的組織形式和管理體制發生變化，造成組織形式、分配方式和管理體制的改變。這種改變的基本趨勢是：在每一個公社的范圍內，按產業分工的要求形成各類專業化、企業組織，在公社、生產大隊和生產隊這種社區集體經濟組織形式之外出現公司企業形式。公社有社辦的直屬企業;生產大隊也有自己的村辦企業;甚至有的生產隊也有自己的副業企業。這些企業雖然是獨立經營的，但卻是社區集體經濟這個母體產生的“孩子”，產權是屬于社、隊這些社區集體母體的，分別受社區集體經濟組織的調控和管理，納入集體的統一分配。這就出現了社區集體經濟組織和公司企業組織的區別和分離，使人民公社集體經濟的組織結構發生變革。這種趨勢發展的結果，是隨著社、隊企業和社、隊兩級集體經濟勢力的壯大，生產隊的經濟實力被反超，其管理職能也逐漸被農業專業公司所取代，或成為農業公司下屬的一個生產單位。公社的老三級體制會變成兩級所有、雙層經營的復合型疊加體制和結構。所謂兩級所有，即公社和村級合作社兩級社區集體經濟主體;所謂雙層經營，是這兩級都是集體經濟與公司企業之間的雙層經營。當然，保留生產隊一級并實行家庭承包經營的，也可以稱為三級所有、雙層經營的疊加結構體制。鄧小平講過農村在分工分業的基礎上集體經濟要有兩個飛躍，如果真的要發展兩個飛躍，那么，這才是第二個飛躍的體制支撐。如圖：
(備注：改革后的鄉鎮體制)
這種新的集體經濟體制和組織結構，既能夠滿足國家的計劃指導的需要，也能適應市場機制的調節功能，是人民公社進入工業化階段的必然選擇。所以，那種認為人民公社體制不需要改革的觀點是錯誤的，是“左”的僵化的看法。而那種認為凡是現在還肯定人民公社制度的人就是想簡單回到過去的舊體制的看法，同樣是一種形而上學的偏見。看看現在幾千個仍然在堅持集體經濟體制村，哪個沒有搞公司制，又有幾個還停留在過去生產隊的組織形式!所以，如果做一個最簡單的概括，那么，真正堅持集體經濟制度的改革，真正作為社會主義自我完善的改革，絕不是簡單地解散人民公社，而是在政社分設的基礎上，將公社的經濟職能公司化。八十年代的農村改革，不是按照公社工業化的要求對公社體制進行改革，反而把公社體制解散了，這是農村改革的第一個顛覆性的錯誤。北京郊區的實際情況是，政社分開以后，原來的社一級的經濟組織職能并沒有簡單撤銷，因為還有一大批企業，所以鄉鎮一級普遍設立農工商總公司，總公司管理下屬一大批直屬企業，實際上已經形成了鄉鎮聯合社與公司企業的雙層經營;村級普遍改為經濟合作社，農業承包以后，各村也辦了很多企業，形成了村級社區集體與企業和家庭承包的雙層經營體制，一直延續到九十年代后期，才由于集體企業私有化以后最終取消。
這里還有一個重要的理論和實踐問題是，農村公社的社區集體經濟組織或我們現在講的合作經濟組織，與其所屬的公司企業組織，是兩類不同的組織形式，不能混為一談。這是一個合作經濟組織與股份制企業組織的區別問題。有興趣的同學可以進一步去學習思考，這里不再展開。
進入公社工業化發展階段以后，除了公社本身的體制和組織形式必然會發展變化外，在國家的宏觀計劃管理上也會發展階段性變化。這種變化的基本趨勢是：國家由原來的高度集中統一的計劃控制逐漸轉向放松管制，給市場調機制留出更大的發揮作用空間。這是由短缺經濟發展到供大于求以后的必然趨勢。首先，在糧食問題基本解決后，隨著農村集體多種經營和社會企業的發展，即公社商品生產的發展，必然增加肉、蛋、菜、奶等一般農產品的市場供給;當這種供給基本達到市場需求的時候，國家原來通過各種票證進行計劃調控的措施就失去了存在的意義，也就沒有必要再進行計劃管理。所以，市場機制的調節作用開始在這些領域發揮作用。其次，國家的計劃管理的范圍和手段也需要不斷調整，把更多的一般商品的生產交給市場調節，而指令性計劃管理主要集中在關系國計民生的重要領域，如國家骨干產業、高新科技領域、國防領域、基礎設施等。國家對農村公社的管理，也由過去的直接計劃調控(如糧、油、菜等播種面積、產量等指標)轉為只調控一些基本指標(如耕地總量控制等)，更多的則轉向靠市場機制。第三，計劃和市場機制的有機結合，使國民經濟不斷處于產業升級的動態發展進程中。這種產業升級使更多的原來有國有企業生產的產品不斷地擴散到農村公社的社隊企業，使國家的工業化和農村工業化逐漸走向一體化。如北京的白蘭道路的模式、汽車產業發展的模式，都曾經是成功的實踐。
最后，人民公社社隊企業的進一步發展，也是兩個趨勢，一是產業和技術上的不斷升級換代，提高工業化的質量水平，一個是在空間上相對集中布局，形成較大規模的產業園區或基地，使公社成為毛澤東所希望的農村本土的經濟中心，同時避免“村村點火、戶戶冒煙”的低水平重復建設，為農村的城鎮化集聚提供產業支撐。
六、兩條腿走路的工業化帶動兩種形式的城鎮化
工業化的發展，必然帶動傳統農村社會結構的現代化轉型。所以，在一般意義上，工業化的社會結果是農業人口和農村地區的城鎮化。這種農業人口向非農產業轉移和向城鎮集聚，必然導致很多傳統自然村落的萎縮和減少。在資本主義工業化的背景下，這一過程就是資本剝奪小農和農村衰落的過程，是農民由小私有者淪為雇傭勞動者的過程。中國的問題在于，因為農業人口的基數太大，靠資本主義的工業化解決不了農民的城市化轉移問題，在農村土地大量被資本兼并的情況下，必然出現即失去土地，又難以在城鎮立足的失業大軍，從而破壞社會結構的穩定性，使工業化、現代化進程中斷，這已被民國時期的歷史所證明。而毛澤東開拓的社會主義工業化道路，不但要從根本上避免資本主義工業化發展的陷阱，而且，也是避免走資本主義的城市化道路的正確選擇，并最終解決農民和農村問題，完成傳統農業社會結構的現代化轉型。
簡單說，毛澤東開拓的兩條腿走路的工業化，帶動的是兩種形式的城鎮化，即國家工業化帶動城市化發展，公社工業化帶動農村城鎮化轉型。
國家的工業化帶動城市的發展和擴張，發展大、中城市，靠國有經濟帶動一大批農村勞動力和人口進入城市并轉為城市居民。這是一種本來意義上的農民城市化，這一進程實際上在改革前已經開始。70年代國家就已經開始從農村招工，很多最初是合同工，幾年以后大量轉為正式職工。這種城市化的基礎是國家工業化和國有經濟的發展，本質上是農民從農村集體經濟進入城市國有經濟的進程。
人民公社的工業化帶動的農村城鎮化，具體表現為農村小城鎮建設和新農村建設。這一進程的基礎是公社一級企業和事業的發展，社一級經濟總量的增長，使公社的中心地區形成工業相對集中的產業園區，并通過對傳統村莊的改造建設城鎮化社區，成為農村地區的經濟、政治和科技文化中心。所以公社工業化的結果，使社辦的企事業成為農民本土非農產業轉移和城鎮化集聚的載體。隨著公社工業化水平的不斷提高，在大量農村勞動力和人口轉移以后，原有的傳統村莊必然面臨整合集并的問題，那時，根據農業生產的區域規模和資源的合理配置，對傳統村落進行整合，建設規模適宜的新型農村社區，與中心區小城鎮形成一體化格局，這就是傳統農村在人民公社體制下的城鎮化過程。
1959年12月，毛澤東在讀蘇聯《政治經濟學》教科書時，教科書中說，發展重工業，“是消滅這些國家失業和農業人口過剩的必要前提”。毛澤東對此評論說：“在社會主義工業化過程中，隨著農業機械化的發展，農業人口會減少。如果讓減少下來的農業人口，都擁到城市里來，使城市人口過分膨脹，那就不好。從現在起，我們就要注意這個問題。要防止這一點，就要使農村的生活水平和城市的生活水平大致一樣，或者還好一些。有了公社，這個問題就可能得到解決。每個公社將來都要有經濟中心，要按照統一計劃，大辦工業，使農民就地成為工人。公社要有高等學校，培養自己所需要的高級知識分子。做到了這一些，農村的人口就不會再向城市盲目流動。”(《毛澤東年譜：1949-1976》260頁)可見，在毛澤東的工業化戰略里，一開始就沒有把農業人口的轉移僅僅依托在國家的、城市的重化工業的發展上，而是更多地考慮依賴公社工業化的帶動。華西、南街、劉莊等一大批堅持集體經濟的村，走的就是這樣一條農村城鎮化的道路。
人民公社集體經濟體制下的農村城鎮化圖解：
三農學者溫鐵軍先生曾經指出：“我們盲目、極端化地推進市場經濟，其結果是三大要素大幅流出農村，土地被征占，資金被抽走，勞動力大規模外出打工。任何領域，在這三大要素凈流失的情況下能不衰敗嗎?這是把市場經濟當作市場主義的惡果。”他主張“搞新農村建設，就是要讓三要素回流，讓農民穩定在農村。”溫鐵軍先生是一個不隨潑逐流的有良心的三農學者，我很同意他的反思和判斷，特別是他警告的“庸俗的發展主義”。但是，他的反思不觸及農村集體經濟體制這一敏感問題，所以，給出的出路也很值得商榷。農業剩余勞動力必然要轉移，人口和經濟必然要相對集中、集聚。這種轉移都集中于大中城市，已經證明是發展的陷阱，正像我指出的農民工夾角現象一樣。但是，靠在傳統村落基礎上搞新村建設，能解決這個問題嗎?毛澤東的遠見在于這兩者之間，既不是都進入城市，也不是停留在傳統村莊層面，而是通過人民公社的工業化，實現農村相對集中的小城鎮化。只有人民公社這樣的集體經濟體制，才能避免農村三要素(勞動力、土地和資金)的凈流出，又能實現本土的城鎮化集聚。大家可以研究一下我國發展經濟學家張培剛先生的農業工業化的觀點，也要研究一下費孝通老先生關于農村工業、鄉鎮企業、小城鎮的觀點，然后在對比一下毛澤東的公社工業化的思想，他們在很多地方是相通的。但是，他們之間最主要的差別在什么地方?就在于有沒有、要不要農村人民公社這樣的集體經濟體制支撐和組織載體，這實際上代表了兩條不同的發展道路。
前幾天看到《鄭州日報 》一篇報道鞏義市竹林鎮黨委書記趙明恩同志的文章，有幾點很有意思。從時間點上看，一個是1974年初，村黨支部看他是塊好料，讓他帶領副業隊尋找掙錢門路。竹林村是個遠近出了名的窮山村，趙明恩擔任小耐火廠廠長，并帶領副業隊辦起機械廠和礬土礦。到1978年年底，竹林村的社會總產值達到110萬，人均收入89元。
再一個是1983年6月，圍繞“今后走什么路才能脫貧致富?”的主題，竹林黨員干部擴大會開了七天七夜，大隊全體黨員、生產隊以上干部和群眾代表共60余人參加了會議，硬是沒有分。
第三個是1994年11月，竹林村與周邊三個村整合，設立竹林鎮。12年后，竹林鎮再次“擴張”，周邊又有三個鄰村并入，人口和區域面積均擴大一倍。1996年4月，竹林在全省率先實現村改居，全鎮近兩萬人口全部成為城鎮居民。
最后是1997年，竹林鎮集體企業全部進行股份制改造。1999年，竹林眾生制藥股份有限公司(現太龍藥業)實現成功上市，敲響了河南醫藥企業擊水股海的第一錘，“竹林品牌”在全國越叫越響。現在的竹林鎮是國家AAA級旅游區，全鎮年產值達50億元。
如果研究一下全國還在堅持集體經濟的典型，幾乎每一個都具有這樣幾個發展階段的典型特征。
七、聯產承包為什么成為打開潘多拉魔盒的鑰匙
首先，真正的聯產承包與人民公社體制并不矛盾。聯產承包制的本來含義是什么?最初的聯產承包是一個人民公社生產隊集體經濟勞動管理和分配方式改革的概念，是由集中勞動和統一分配改為承包制，可以將農業生產活動承包到作業組，也可以承包到每個勞動力，后來發展到承包到家庭，然后按照每個作業組或勞動力或家庭的產量多少，由生產隊統一計算勞動報酬進行分配。所以，當時的聯產承包是“聯系產量計算報酬”，是一個集體經濟的概念，是生產隊勞動管理和分配方式上的一種改革。主體是誰?是農村集體。沒有主體，也就無所謂承包。如果真是堅持當時這個初衷，也許我國的三農問題就根本不是現在這個樣子。
但是，這并不是發明這個概念的人的本來目的，只是一個障眼法的過渡而已。因為毛澤東曾幾次反對包產到戶，人們印象很深刻。發明個新名詞，可以繞開很多麻煩。后來的發展演變也很快證明了這一點。因為“聯系產量計算報酬”的集體統一分配的特征很快就消失了，聯產承包變成了按人均分土地的分田到戶的“大包干”，既不聯產，也不承包了。所以，聯產承包的概念很快就被偷換了，變成了分田單干的小農家庭經濟。于是，農戶的承包期被延長了、長久不變了，土地承包被固化了，增人不增地，減人不減地。農村集體經濟組織對承包關系的調整權就這樣被被剝奪了，雙層經營變成了家庭一層經營。接下來的是土地的自由化流轉、兼并和集中。這是中國兩千多年來封建社會重復過無數次的由均田制到土地兼并集中的歷史再循環，只是現實需要面對的卻是資本對小農的剝奪和改造了。
具有諷刺意義的是，我國農村80年代鄉鎮企業的異軍突起，本來是毛澤東兩條腿走路的工業化戰略的自然延續，因為社隊企業已經在公社解散前發展起來了。但是，我們的決策者沒有這個戰略眼光，他們沒有想到這個異軍突起，說是“意外地抱了一個金娃娃”。但是，這種意外的收獲不但沒有使他們重新認識毛澤東的戰略遠見，相反，卻助長了他們加快私有化、市場化改革的自信。因為他們認為鄉鎮企業異軍突起是農村體制改革的結果，而不是毛澤東兩條腿走路的工業化戰略的必然趨勢。于是，90年代的顛覆開始了，農村集體企業改制了、私有化了，結果是農村工業化進程中斷，農村城鎮化進程中斷。本來80年代由于鄉鎮企業的發展，城鄉差別已成縮小之勢，但是，在90年代以后卻迅速地拉大了。“三農”逐漸問題成為老大難，現在又要靠資本下鄉來救命了。所以，大家想一想，聯產承包在歷史上的地位和作用，只是一塊敲門磚，是為了敲掉集體經濟，這個使命完成了，它也就被丟掉了。正是在這個意義上，也可以說，聯產承包是打開潘多拉魔盒的那把鑰匙。
云南省玉溪市有個大營街村，黨總支前任書記代保周和現任書記任新明都曾感嘆過，“如果在‘大包干’的時候把集體的東西都分了的話，大營街就不會有今天。”
大營街實行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的時間是很短的。1983年6月，大營街大隊9個生產隊基本完成了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的改革工作。土地分了，但集體企業沒有分。回首往事，大營街人十分慶幸，當全國很多地方都開始瓜分集體企業的時候，他們沒有分。因為正是這些集體企業為大營街后來的迅速發展奠定了堅實的基礎。單干之后不到三年，大營街開始逐步把土地重新收歸集體來辦工廠。這說明，農村集體經濟存在和發展的經濟基礎是集體企業，只要集體企業發展起來，農業的家庭承包就完全可以調整過來。大營街人將土地收歸集體使用經歷了一個從收回山地、收回旱地再到收回水田的過程。隨著轉變土地使用方式所獲得的利益逐步加大，更多的土地被收回就是順理成章的。2000年，大營街收回了所有的土地。通過改變土地的使用方式，使相對廉價的土地大為增值，是大營街等許多地方在鄉鎮企業發展中迅速崛起的重要因素。
80年代后期，大營街基建隊是為玉溪卷煙廠建蓋住房、廠房的眾多建筑隊之一，他們的誠實守信體現在了承包的工程質量上。當卷煙廠要合作建一些配套工廠的時候，大營街人因誠信而得到了機會。貸款400萬元建起的云南玉溪水松紙廠和云南玉溪卷煙廠濾嘴棒分廠兩個卷煙配套企業成為這一時期的兩個龍頭企業。很快，鋁型材廠、鋁箔紙廠、油墨廠、銅材廠、太陽能廠等三十余家企業相繼建成。
八、農民組織起來的兩種基本組織形態和組織體系
社區型集體經濟組織(鄉、村兩級)和農業產業化組織體系，是農民組織化的兩個基本組織體系;合作經濟組織和公司企業組織是兩種基本組織形式。
按照毛澤東的工業化發展戰略，在人民公社進入工業化發展階段以后，農業的發展趨勢是什么呢?是集體經濟體制下的農業產業化。90年代初期，我曾將農村現代化進程概括為四大基本趨勢，即農村工業化、農業產業化、鄉村城鎮化和城鄉一體化。農村工業化就是毛澤東的公社工業化，而農業產業化又是什么概念?在人民公社體制的初期階段，農村基本上是“以糧為綱”，產業結構單一。隨著農村工業化即社隊企業的發展，農業的發展趨勢是由“以糧為綱、多種經營”向多種產業轉變。多種經營發展成為多種產業，是大農業概念下農業內部的產業分化，這就是毛澤東講的向生產的深度和廣度進軍。這種趨勢使農業內部的各產業逐漸成為獨立的、完整的產業體系，使糧食以外的肉、蛋、菜、奶、果、茶、油等等過去作為副業的多種經營變成獨立的產業。所以，農業產業化包含兩個方面的含義：一是農業在產業分化的基礎上形成區域性主導產業，形成一定的區域規模。如糧食主產區、大豆主產區、蔬菜主產區、各類果品主產區等等，這是區域化趨勢，每個鄉村不再是小而全的發展模式，而是逐漸形成自己的主導產品和產業。另一個含義是在區域主導產業形成的基礎上，建設產前、產中、產后和科技、加工、貿易、信用金融等服務環節在內的完整的產業鏈條，使農業成為不同區域各具特色的產業體系。這一過程，就是農業的產業化形成過程。
當然，這一農業的產業化過程，本來應該在人民公社集體經濟體制下有組織地實現。因為人民公社時期農業生產以外的各個環節，在社一級已經基本建立起來，如供銷社、信用社、收購站、糧站、農機站、技術推廣站、獸醫站以及水利、電力、植保、種子等一系列服務部門都已齊備，只要隨產業結構的調整加以適當的改革，按產業化要求整合這些環節，很快就能成為農業產業體系的有機組成部分，成為人民公中現代農業的組織體系。但是，解散了人民公社，不但使農業在生產環節上退到小農經濟，更重要的是使農業產業化的這些環節退化了、私有化了、市場化了，使些環節基本上都已經被資本所主導。分散的小農面對資本掌控的各個產業環節，農業產業化就必然是“公司加農戶”甚至連農戶也不要的公司直接雇工經營，走上資本改造小農的產業化道路。所以，在反思集體經濟失敗的教訓中，不但要看到解散人民公社是對社區集體經濟的瓦解，同時也是對農業產業化組織體系的瓦解。重建農村集體經濟，既有重新組織社區合作經濟組織的問題，也有按產業化發展的要求重建農業的產業化組織體系的問題。
所以，重新把農民組織起來，必須以鄉、村為單位健全社區型集體經濟組織;同時，要按照農業產業化發展的趨勢，構建跨區域的農業產業化組織體系，包括合作社、公司企業和半官方的社團事業單位等，形成完整的產業化組織體系。
九、現階段發展農村集體經濟的幾點思考
面對現實的局面，集體經濟發展的形勢并不樂觀，原因在于大的政治和經濟環境。我個人的看法是要在以下幾個方面爭取好的局面：
1、在基本制度層面，國家要堅持雙層經營的承包制，這是最后的底線。本來意義上聯產承包制是集體經濟的概念，土地承包關系的調整，是集體經濟組織的應有權利。土地自由化流轉的目的是突破這一底線，要堅決反對和阻止。要告訴農民抵制資本圈地。
2、在政策法律層面，國家必須為集體經濟組織立法，明確社區集體經濟組織的法律主體地位、權利和責任，尊重集體經濟組織市場主體的自主權。在土地、金融、財政、產業布局等政策領域支持集體經濟的發展。
3、在宣傳輿論層面，要利用各種宣傳輿論工具大力宣傳集體經濟典型，總結他們成功的經驗，弘揚集體主義精神。把握政策界限，弄清理論上的大是大非，揭露、批判資產階級自由化、私有化的陰謀，教育廣大干部群眾。
4、在具體措施層面，希望嘗試組建集體經濟聯合會或促進會之類的社團組織，搞類似工商業者聯合會那樣的組織，并發展服務于集體經濟的金融機構。全國一下子搞不成，先搞地方的;聯合會搞不成，先搞學會、協會之類的組織，總之要形成聯合艦隊。
5、熱心集體經濟的同志個人，可以從不同角度、不同領域做工作。基層可以組織合作經濟組織，把群眾團結在自己周圍，可以促進合作組織的聯合，為集體經濟的大發展創造條件。
6、爭取更多的各級領導崗位上同情集體經濟同志，利用自己的條件幫助、支持地方發展集體經濟。集體經濟成功的典型村，有條件的應該擴大自己的發展空間，整合資源，搞聯合或合并，發揮帶動作用。
2015-12-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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