混合所有制被視為本輪國企改革的焦點之一。廣東、重慶、浙江等省市在國企改革方案中都劃定了混合所有制改革的時間和任務。
去年底以來，地方多項國企改革項目啟動。8月份，綠地集團借上市平臺進行的混改創下了上海國資領域最大的混合所有制改革案例。
一位央企高管對《每日經濟新聞》記者說，現在中央頂層方案尚未出臺，其他地方大多還在等待觀望，綠地集團的混改算是比較大膽的。
記者梳理發現，今年初部分地方國企改革項目被當地政府叫停，也有部分國企暫停了混改項目。“現在中央還沒有出臺混合所有制改革的操作性細則文件，地方也在等待中央的具體措施出臺。”中國企業聯合會研究部主任郝玉峰對《每日經濟新聞》記者說。
改革目標要重質不重量
記者梳理發現，地方國企混合所有制改革的比例目標普遍在70%到80%。例如，重慶市提出，通過3至5年的努力使“2/3左右國有企業發展成為混合所有制企業”;江西省提出，到2020年使70%左右的國企發展成為混合所有制經濟;浙江省提出，通過3年至5年使“省屬企業混合所有制企業戶數比重達到75%”;河南省提出，到2020年全省混合所有制企業比重達到80%以上。
對于地方設定的目標，中國政法大學破產法與企業重組研究中心主任李曙光告訴《每日經濟新聞》記者，“混合所有制本身不是目的而是手段，目的是混改后完善企業治理結構、提高效率和市場競爭力。因而不應該只看量上的目標，應更注重混合后的質。”
李曙光認為，如果民企的治理結構更好，更市場化，更有效率，更重視股東權益，這種情況下如果國企還想在混改后掌握主動權，民企肯定不愿意。“如果混改后，還是保持原來的文化、機制、工作方式，沒有效率的提高和治理結構的完善，那也就失去了改革的意義。”李曙光說。
早在去年，部分省市就啟動了混改項目。廣東省廣新控股集團所屬企業中山廣新柏高裝飾材料有限公司去年3月引入民營資本，敲響廣東混改第一鑼。
去年重慶市啟動混合所有制改革后召開的首次項目集體簽約儀式上，就有28個國資混改項目集中簽約，總金額達835億元。同時，重慶還提出今年將開展集團層面混合所有制改革試點，探索混合所有制經濟的經營機制和管理方式。
今年8月，綠地集團借綠地控股登陸A股。該集團通過與其他企業發展戰略合作關系，注入社會資本等方式實現了混改，成為上海國資領域最大的混合所有制改革案例。
有企業改革現放緩跡象
一位央企負責人對《每日經濟新聞》記者說，像綠地集團這樣成功的混改算是少數，在中央頂層方案沒有出臺的情況下，他們的項目很大膽。
記者發現，一方面某些省市先行先試，走在混改前列;另一方面，今年初也有部分混合所有制改革被叫停，地方國企混改有放緩的跡象。
例如，今年3月，山東景芝集團轉讓國有股權的項目就被當地政府叫停。6月份，中國國旅也宣布暫時擱置改革計劃，該集團還稱待條件成熟后，預計將繼續推進混合所有制改革。
一位國資委人士曾對媒體表示，“一些地方的改革被叫停，主管國企改革的部門要求沒有推出混改方案的暫緩推出，推出來的要嚴格審查，防止國有資產流失，并要求等待國企改革頂層設計的出臺。”
與此類似的是，盡管重慶去年的改革提出混改的任務，但重慶市國資委主任廖慶軒2月份表示，2015年混合所有制改革仍將是一個重點，“混改不設時間表、不設硬性考核目標和指標，堅持一企一策，成熟一個改革一個。”
除等待中央文件出臺外，郝玉峰對《每日經濟新聞》記者說：“在推進混合所有制過程中，有的地方單純為了實現混合，有對國有資產估值過低的情況。目前國資的定價機制、國企持股比例、交易過程等還沒有共識。”
“在混合所有制改革中，尤其要注意定好規矩，把好關口，防止國有資產流失。文件出來后，有很多具體的規定，可能會列出一些紅線和底線。”中國企業研究院研究員李錦這樣認為。
附 國企改革三大方向：“混改”須防國資流失
來源：華爾街見聞 時間：8月31日
國企新一輪改革的基調已經浮出水面，其中有關國企分類改革、國資委的未來定位、混合所有制改革等三大方向已經明確。
據《人民日報》主管的《國際金融報》報道，一位國資委相關工作人員表示，雖然國企改革的總體方案尚未出臺，但今年高層的表態以及密集發布的政策為國企改革明確了方向。
國企改革的大戰略將是堅持黨對國有企業的領導;防止國有資產流失，要堅持問題導向。另外，根據中共中央總書記、國家主席習近平此前提出的要求，未來把國有企業做強做優做大，不斷增強國有經濟活力、控制力、影響力、抗風險能力也是此輪國企改革的重要目標之一。
中國政法大學教授、國資改革專家李曙光認為，“堅持黨的領導”針對的是黨想要實現黨的意志的大國企;“防止國有資產流失”則很可能是針對將被真正混合所有的地方國企或央企的副業子公司等，“為了防止出現前兩輪產權改革的問題重演，先劃定一條高壓線。”
《國際金融報》稱，未來國企改革主要有三大方向：
方向一：國企變成商業類和公益類兩類。商業類央企是指以經濟效益為導向；公益類央企以社會效益為導向。
中國企業改革與發展研究會副會長李錦認為，劃分國企類型是一件十分復雜的事，同樣一個企業，要牽涉到主業與多業，同一個鏈條會牽涉到放開程度深淺，需要深入研究，不可一蹴而就，最后必然是“一企一策”。例如，中儲棉、中儲糧歸為保障型國企，對其考核首先要看是否完成了國家糧食與棉花的儲備任務。而中糧可以歸為競爭型國企，對其考核要按照市場標準進行。那么處于交界處的一些企業如何拆分與移交，這肯定是一個復雜的過程。
方向二：國資委或“管資本”為主。原來的“國資委-國有企業”的兩層結構將轉為“國資委-國有資本投資運營公司-混合所有制企業”的三層結構。
中國社科院工業經濟研究所所長黃群慧認為，未來的國有資產體制改革要分兩個步驟來完成：第一步，到2017年為止，現有的國家國有資產監督管理委員會保持不變，但下面要組建國有資本運營公司和國有資本投資公司這兩類公司，國資委逐步放權給這兩類公司;第二步，到2020年，將國有資產監督管理委員會改為國家國有經濟管理委員會，只出臺國企國資政策、檢查政策執行的政府管理機構，而非國有資本的股權持有者。
方向三：“混改”須防國資流失。對于混合所有制改革，“中央最擔心的，是利益重新切割的過程中再現大規模國資流失，危及社會穩定”。
李曙光在接受其他媒體采訪時認為，之所以未出現民資參與混改的案例，是因為國企和民企之間都缺乏意向，“國企怕被扣上國資流失的帽子。民企一是沒那么多錢，二是進去也得不到話語權，感覺沒著落、沒預期”，“中央最擔心的，是利益重新切割的過程中再現大規模國資流失，危及社會穩定”。
國資改革歷史背景：
●1984年，十二屆三中全會提出了有計劃的商品經濟的理論，明確了增強國有企業，特別是國有大中型企業的活力是經濟體制改革的中心環節，開始推行政企分開，放權讓利，以及利改稅等改革;
●1993年，十四屆三中全會提出建立市場經濟體制，自此圍繞國企產權改革，國有經濟進行戰略性調整，抓大放小，進行股份制改造，國企數量從1998年的23萬多家減少到2002年的15萬多家;
●2003年，國資委掛牌成立，刷新國有資產監管體制，國有企業間兼并重組，做大做強，數量進一步減少到11萬多家，央企減至113家，卻控制了重要行業和關鍵領域逾80%市場份額;
●2013年11月，十八屆三中全會提出新的改革方向——混合所有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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