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談《七十年代》
——在中央美術學院一次會議上的發言
文 | 李零
今天是第三次談“七十年代”這個話題了。其實我很懷疑，有多少人樂意聽咱們講。我們這個年齡的人，嘮嘮叨叨，反復回憶，別人可能沒興趣，小孩沒興趣。我們那點事，出了北京，可能沒人感興趣。而且我擔心，有些人可能還很不高興。徐冰大談“肥料”，“莊稼一枝花，全靠糞當家”。李陀說，“七十年代”這批人現在都是腕兒。大家會說，他們混得那么慘，還在那兒感謝“七十年代”，那不是感謝糞土嗎?他們也太擺貴族譜了吧!所以我說，“七十年代”那批人，全是普普通通的人物。我不覺得那個時代是所有人共享的一段經歷。
但是，作為當事人和過來人，我們有我們感情上珍重的東西。我們經歷的那個時代，后來成功的人畢竟是少數，絕大多數人還是過著普普通通的生活，就像戰爭一樣，最后掛上勛章的極少極少，絕大多數人都是糊里糊涂就死了。但我們自己的那點兒凡人小事，后面卻有大背景。舞臺雖小，背景宏大。只有經過很長一段時間，才能看得比較清楚一點。
我覺得，“文革”爆發，對我個人來說，感覺很痛快。說實話，“文革”爆發時，我們不會想到它的真實原因和歷史后果。坦白地說，我原來特別討厭我的學校生活，特別盼望有一天，學校的秩序被徹底砸爛。后來，果然被砸爛了。砸爛了，也很失落。我想“文革”那陣兒，各種各樣的人，都心懷鬼胎，各自有各自的苦惱。因為每個人的苦惱不一樣，因此感受解放的快感也不一樣，非常荒誕。
中學生“鬧革命”，一年都不到，就是1966年下半年的事。我革了一會兒命，就厭倦了。1966年的冬天，我在想，舊秩序被破壞了，能不能建立一個比較好的教育制度呢?所以我就跑到大別山去了，想在那兒辦一所學校。但上海“一月風暴”，工人奪權，學生靠邊站，我們成了廢物點心，很快又被叫回學校，軍訓。我厭惡的學校生活又開始了。我們都是小孩，對自由的想法很簡單。孫悟空是中國的自由神。我對自由的理解跟孫悟空差不多，“超出三界外，不在五行中”。即使插隊，我也沒有像很多人那樣痛哭流涕，而是歡天喜地。你們掐，全是白掐，現在倒好，大學，誰也別上。我覺得，到農村多好，反正比到工廠好。我覺得，去了工廠，就會拴死在機器上，農村有農閑，比工廠好。
今天，我最后一個發言，因為沒有準備，沒有目標，不知從何講起。剛才聽大家講，有很多啟發。歐陽江河說“萬古閑愁”。那個時代沒有電視，沒有交通工具，和后來的時間觀念完全不一樣。想起來，就是一個字，閑，窮極無聊，不知怎么打發時間。
現在，正好相反，也是一個字，忙。時間都被偷走了，被老板偷走，被教育部偷走。當老板的都很會算賬，機器不能讓他閑著，人也不能讓他閑著。你拿著一張信用卡，透支這，透支那，其實被透支的是你自己。好吃好喝，還是個奴。很多年輕人，一個房子，拴你一輩子，再想孩子，不止一輩子。他甚至連你的下一輩子都想透支掉。陜西人說，“有鍋盔的時候沒牙，有牙的時候又沒鍋盔”。
過去窮，因為窮，才成了時間富翁。作為一個人文學者或藝術家、作家，我覺得時間最重要。我們當年讀書，都是“無聊才讀書”，讀書為什么，就是為了消愁解悶，“呼兒將出換美酒，與爾同銷萬古愁”。人文學術，只需要兩樣，一是衣食無虞，二是有時間。我們那個時候，不但有太多時間，而且讀書做事沒目標，當時功利的想法特別少。
所以，情況并不像有些人所說，你看，這些人居然還懷念那個“黑暗時代”。好像回憶“七十年代”，只有一個模式，大家都是白毛女。我們走過的時代，不能光從政治評價，就是政治評價，也要尊重歷史。我可以不客氣地說，現在，很多人對“文革”的印象都是錯誤的。比如阮先生(阮義忠)在臺灣，他覺得，“文革”是一次文化斷裂，國民黨去臺灣，給他們帶去了傳統文化，比我們幸運。很多人都以為，“文革”后的大陸，傳統文化已蕩然無存，古物全在臺北故宮，大師全在臺大、史語所，或者不在臺灣，也在香港。
其實，1949年后，中國文化移栽臺灣，只是一點點兒，古書也好，文物也好，還有萬里河山，全都搬不走。中國最優秀的學者，沒幾個人愿意跟蔣介石走。中國的文化事業，“文革”前、“文革”中、“文革”后，無論古籍整理，還是外文翻譯，還是考古發掘，中國大陸都不是“蕩然無存”。即使運動不斷，中國大陸的學者還是做了大量工作，雖然是在各種政治名義的籠罩下進行，比如說，是為了批判而翻譯，而整理。就連“批林批孔”，大家也想不到，那是一個恐怕到現在為止都不會再有的全民閱讀古書的高潮。
前不久，我在臺北文哲所見到林慶彰先生。他是文哲所的所長。他說，他第一次來大陸，非常驚訝，大陸竟然有那么多精心整理的古籍和工具書。當年，翻譯的書也數量驚人，很多內部書，幾乎與國外同步，水平非常高。沈昌文先生說，很多書都是在監獄和勞改隊翻譯的。你要知道，很多知識分子是在那樣的環境下做了那么多重要的工作，那簡直是艱苦卓絕、可歌可泣。
其實，生活，就是活人經歷的事。只要活著，就有活著的意義，并不在于你生于何時何地。特別是小人物。我自己覺得，幸運的是，“七十年代”，我交了不少朋友，讀了不少書。現在我們的學生，“著書都為稻粱謀”。他們沒心思讀書，沒時間讀書。由此，我想，人類也許從來就沒有什么“盛世”，即使有，也不過是曇花一現。如果說有那么一個“黑暗時代”，我們都還活著，那么生命的意義可能就在于，你一定不要被歷史的大石板完全壓死，一定要活下來，而且還能從石頭縫里鉆出來。
當然，我不能簡單以我個人的生活來解讀那個宏大的歷史時代。我不代表誰，誰也不代表我。但是，滴水見太陽。我們的歷史記憶，可能是探討那段大歷史的一點線索。
今天，回首往事，我們應該說，中國的“文化革命”并不是孤立事件。1968年的時候，捷克在鬧事，法國也在鬧事，你反共產主義，我反資本主義，各造各的反。越戰，左中右，誰都反，美國也不消停。那是一場普遍的騷動。騷動之后，就像鬼打墻，人們都有一種“失落的回歸”，就像《愛情的故事》，一個反叛父親的男孩，最后又投入了父親的懷抱。這就是從嬉皮士到雅皮士的轉變。
其實人們，尤其是青年，對他們所生存的世界，總是充滿不滿和反叛的情緒。“憤青”一詞，現在是個貶義詞。但《憤怒的青年》，這個冷戰時代剛剛開始的劇本，給我留下深刻印象。“五十年代”的青年，對世界很絕望。他們覺得，這個世界完全被二次世界大戰英雄所支配，一點希望都沒有。所以毛澤東去世那天，我說“一個英雄死去了，一個死去了的英雄”。今天怎么樣，魯迅有詩，“英雄多故謀夫病”(《無題》)。
人不能選擇歷史。
其實，我們經歷的“七十年代”，是個非常重要的歷史轉折點。我在想，雖然這個時代和現在有那么巨大的反差，但其中還是有一些亙古不變的東西。所以，有時候，我還是情不自禁地會懷念起那個萬古閑愁的時代。我不想美化那個時代，任何時代都不值得過分美化。那個時代確實有非常痛苦的經歷，但我們也不必過分貶低，說我們全都白活了。
以上選自《鳥兒歌唱 ：二十世紀猛回頭》，北京大學出版社 ，2014年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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