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旭之：對中日關系的思考

　　李旭之：對中日關系的思考

　　中國人民抗日戰爭勝利七十周年，八月，日本首相安倍晉三對那場戰爭結束七十年發表了講話。中國國內上下，向來都很重視日本首相對日本侵華戰爭的態度，有歉意則喜，無則惱怒，夾于其中的情感，每個中國人都有自己的體味。

　　日本帝國主義對中國的傷害是世界各國中最大的，說最大，一是侵犯的國土面積最大，是對中國全局性的侵略，二是在侵略中，對中國人民犯下的罪行是血債最多的，而日本戰后對侵華的態度卻比較模糊，反省不深刻，這就注定了今天中國人很在意日本政要對侵華的態度。

　　近代中國，英國為了開辟封建社會中國的最后一塊資本市場，用摧殘人的毒藥鴉片用作貿易商品，撬開了中國社會的一絲縫隙，但是林則徐的虎門硝煙觸動了帝國主義利益的痛處，隨后英國為了保住對中國的鴉片貿易，向中國開戰。從這次的鴉片戰爭開始，中國的厄運就開始了，之后爆發第二次鴉片戰爭，加入了一個法國殖民者。西方列強先后在中國大地上殺人放火、燒殺搶掠，無惡不作，這些列強有英、法、俄、德、意、奧(奧匈帝國)、美、荷、葡、西等國。各列國爭相在中國軀體上瘋咬撕扯，瘋狂攫取利益，中國人民陷入了空前的災難之中，“大清國遇到了災星”，“中華民族遇到了五千年未有之大變局”，在中國日益滑向深淵的路上，東邊的日本一下子崛起了，加入到了侵華列國隊伍之中，來的更加兇狠猛烈，一場甲午戰爭徹底埋葬了大清國的北洋水師。輸得慘敗的中國人，僅存的最后一點民族尊嚴，被取勝的日本無情地扯下，蕩然無存。正是從輸給日本開始，中國人才開始了想著改變自己，發奮圖強。

　　在甲午戰爭之前，中國人在骨子里并不以輸給西方列強為恥辱，認為西方列強船堅炮利，從政治到軍事再到人種，中國人認為都不及西方，輸了不覺得是丟人的事，是“技不如人”“人不如人”。而輸給曾經是“小日本兒”的“學生”倭國，卻是著實沒了面子，也輸了“里子”。

　　日本從甲午戰爭中從大清國搶到了豐厚的戰利品，又從后來爆發的日俄戰爭中膨脹了東方人打敗西方人的野心，攜著這兩大戰利品，日本的欲望越來越大，欲圖從西方列強手中搶奪殖民地，重新分配世界，爭霸亞洲。日本為實現野心的第一步目標，中國就成了作為首當其沖的第一個受難者。大規模、全局性的侵華戰爭打響了。中國在經歷了改朝換代的動蕩之后，并沒有實現民國美夢，反而連年軍閥混戰，民更不聊生，趁此亂局，日本狠狠地在中國身體下起了刀子。災難中往往孕育著新生，如果沒有中國共產黨的出現，沒有一個叫做毛澤東的共產黨領袖的出現，也許日本侵華就會有另一個完全不同的結局，當時很多中國人在最絕望的時候，就已經做好了做第二個大清國臣民夢，汪偽政權就是典型。但是天不亡中國，一個偉大的領袖人物從中國古老的大地上如太陽一樣升了起來，在他的領導(思想領導)下，經過八年極度艱苦的抗日戰爭，中國人趕跑了日本帝國主義，中國共產黨也從抗日戰爭中壯大，到一九四九年新中國建立，這個如太陽一般的領袖人物已經光耀神州了。他就是毛澤東。

　　日本戰犯是魔鬼，雙手沾滿了中國人的鮮血，除了由同盟國審判處決的幾個戰爭頭子外，其他的一些被俘的日本戰犯，由新中國關押。按照一般的戰爭法則，即使被俘的戰犯，罪大惡極的，是可以判處死刑，但新中國并沒有處決，而是改造。日本戰犯在新中國從殺人魔鬼被改造成了人，釋放回到日本。今天看來，這種成功改造是人類戰爭史從來沒有出現的奇跡。這種奇跡的發生，也只有將對殺人魔鬼的改造放在人民群眾的立場上，才能出現的奇跡，其成功的根源是這些魔鬼也是從人民群眾中間走出來的，而不是天生就是殺人魔鬼。今天，在曾經對魔鬼改造過的撫順戰犯管理所，有著這樣一句話：“寬恕了一群認罪戰犯，縱容了一個好戰民族”，我想，這句話的所謂總結，正是源于這些年日本政府在對待侵華戰爭態度上的逐漸右傾所得出的。

　　反思今天的中日關系，應該說歷史上中日之間的恩恩仇仇還在繼續影響著兩國之間的關系，這應是毋庸置疑的，而作為中國一方，能主導日本走向的可能性不大，日本能怎么走，一則決定于日本自己，二則受制于國際政治環境和其周邊國家的形勢，而中國一方能做到做好的就是如何去發揮制約日本的作用。而反思與日本建交以來的歷程看，反而恰恰是我們中國在處理中日關系上需要認真思考的地方可能要多一些。

　　看對岸日本，除了戰后日本被美國打成“半殘”成為美國附庸之外，其國內解除了軍國主義政權外，應該說其政治制度以及其他方面與投降前的相比，變化不大，比如天皇制，首相制，而且其首相的上上下下歷來都是如此頻繁。日本投降之后，其軍國主義思潮沒有得到徹底清算，至今其軍國主義思潮在日本還有很大的復辟勢力，正因為有美國的強力壓制，日本才不能再有跳起來的力量。

　　而對日本在思想上造成深刻的能反制日本右翼思潮的卻是中國的毛澤東思想。比如戰敗的日本人極為欽佩《論持久戰》的哲學思想，這種哲學思想卻是在日本產生不出來的，日本的戰敗是必然的。改造好的一批日本戰犯回國后，直接影響了相當多的日本人去反思日本二戰中的罪惡，這些改造好的戰犯也為中日友好做出了很大的貢獻。之后在文革期間，日本的文革運動也是風起云涌。歸根結底，毛澤東思想是為只為廣大的人民群眾利益著想的思想，而一切侵犯、掠奪、欺騙人民的思想，在它面前都是小溪之于汪洋，小丘之于大地，人民群眾是歷史的基座和主體，決定了為人民的思想是最具有終極的，不可戰勝的力量。舉例來說，之所以能將日本戰犯從魔鬼改造成人，有的日本戰犯改造前無限忠于天皇，但經過思想改造，終于認清了所謂的日本天皇并不是神圣的，知道了天皇通過戰爭，其個人資產又膨脹了多少倍，而戰犯自己卻為天皇增加的私產去流血賣命，包括自己為之死去的親人們，終于認清了侵華戰爭是多么罪惡，不僅在中國制造了人間地獄，自己的家庭親人都做了犧牲，而獲利的卻是無限忠誠的天皇和上層統治階級。這種改造只有把戰犯回歸到人民群眾中去，才能將他們徹底改造好。

　　對于中國來說，能做出改造奇跡的，并不是中國多么偉大，其偉大在于有一個偉大的人物，偉大的人物有偉大的思想。毛澤東用毛澤東思想改造罪犯，沒有將他們做肉體的消滅。這來源于他的思想的人民性。毛澤東作為一個偉大的馬克思主義者，共產主義者，他的理想是解放全人類，解放中國，解放中國人民，僅是在實現理想路途中，做了他作為一個民族主義者該做的一部分，但不是全部。在一個偉大的共產主義者眼中，工人階級沒有國界，全世界無產者要聯合起來，因此自己祖國的中國人民與日本人民沒有區別，從日本人民中間走出來變壞的戰犯，只要經過思想改造，就還能回到人民中間去，所以戰犯是可以改造好的。事實表明，日本戰犯的改造證明了人民性的偉大。這一點類似于佛教，善惡本無分，在普渡眾生的佛祖眼中，沒有魔鬼，暫時有魔鬼，佛祖也能控制，最后都能將魔鬼教化成善。

　　如果中國能繼續堅持用人民觀來處理中日關系，對日本國內用人民思想去滲透，就能融化、消解、逐步挖掉日本右翼勢力的泛起，那么日本對二戰中犯下的罪行就能有更加深刻的反思和認罪，也許在這個過程中就能實現中日之間的世代友好。但是，這個美好的結果沒有出現，中途卻出現了重大改變，而這一改變，卻主要是來自于中國方面。

　　中國在與日本建交之后，開始階段，走過了一個幾年十幾年的蜜月期，如，日本以提供無息貸款的方式對中國的建設貢獻了一定的誠意。隨著中國國內政治上的巨大變化，路線轉向以經濟建設為中心，在整體經濟依靠出口和引入外資的大背景下，與日本的關系上，主要側重于了經濟交往，因日本經濟發達于中國，則中國大量出口資源和農產品，而引入日本企業技術，日本商品在蜜月期之后大量充斥中國市場，因為經濟上的不對等，無可避免地對兩國政治關系也產生了影響，一是中國人要引進但又羨慕嫉妒日本的發達，而日本人對中國人則有了一種優越感，少了一種歷史罪責感，這些在一定程度上縱容了日本右翼勢力的重新復活，這有大概在上世紀九十年代初左右這一歷史時期的記錄可以作證，也正是在這一時期，日本修改了教科書，中國抗議，日本否認南京大屠殺，中國抗議，日本搶奪釣魚島，中國抗議，等等，中國的抗議，又從來沒有產生過真正有效的阻止作用，反而刺激了日本的更加右傾，在抗議中走到今天。

　　應當說，在毛去世后，中國對日關系，已經主動放棄了道義高度，自己把自己放到了一個底層次的位置上去，跟日本只是一種經濟而遠不及日本的關系上去。假如毛澤東繼續活著的話，應該能肯定的是，中日關系決不會是今天的樣子，有很大的可能，中日關系早就更加友好了，可謂說，毛澤東能夠游刃有余地駕馭好日本的走向，但是之后的中國，卻再沒有了這種能力，換句話說，日本戰犯毛澤東能改造，但之后的中國應該是創造不了奇跡的。

　　中國總是在意日本政要對二戰的態度，這其中如本篇開頭所談的除外，也是中國能力降低的一種表現，中國對西方列強的侵略，早已經不在意了，因為在跟西方做著熱火朝天的生意，而對日本，雖然也做著生意，但是卻在文化深處對日本有一種歷史優越感，對日本有一種瞧不上，但經濟上又不及日本，這種五味雜陳的情感，我想作為近鄰的日本不會沒有感知，而日本卻從中國賺取了大把大把的金錢的同時，反而也瞧不上中國，其中對于二戰失敗，日本人認為是敗于美蘇，敗于原子彈，而非敗于中國。這種來自經濟領域里的不對等造成的矛盾和情感，如果不能解決唯經濟論，可想而知，這些矛盾和情感還會加劇下去。

　　對于二戰的態度，我想這次安倍晉三在講話中，終于道出了日本人的真實想法——我們不能讓與戰爭毫無關系的子孫后代擔負起繼續道歉的宿命。我認為這話沒有錯，誰也不想罪責讓一代代永遠背負下去，不過這話其中的“與戰爭毫無關系的”卻是錯誤的，今天的日本人是戰爭時代人的子孫，他們的父輩祖輩是戰爭的侵略者，前輩沒有贖完的罪責，他們也負有直接認罪的義務，而不是毫無關系，但恰恰今天的日本人卻不想承認這一點。從中國來說，不論愿不愿意承認，用歷史罪責來制約日本像是在使用一個法寶，而使用這個法寶還總是失靈。因為錯了，錯在了我們的思想高度不夠，不能通過影響日本人民來影響日本政治。中國多數時候是被動應付日本的動作，總有一種被日本牽著走的味道。

　　最后，關于日本賠償。放棄日本的戰爭賠償，主要責任在美國，而非中國，如果中國有責任的話，責任在國民政府和蔣介石，而非共產黨毛澤東。二戰中最后向日本宣戰的國家很多，有美國、蘇聯、中國、菲律賓、英國、緬甸、印度、韓國等等許多國家，日本戰敗后，都要向這些國家做戰爭賠償，但由美國主導的賠償方案，最后分配給中國的賠償數額已經非常少了，因此蔣介石政權不得不“大度”地放棄了。歷史不能再改，最后新中國為了兩國人民的世代友好，也就終于“放棄”了日本賠償。(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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