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產黨領導的抗戰是東亞現代文明的重要轉折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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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是中央紅軍長征勝利80周年和中國人民抗日戰爭勝利70周年，非常榮幸受到烏有之鄉的邀請，來到偉大的革命圣地延安來參加紀念活動。我發言的題目是：“共產黨領導的抗戰是東亞現代文明的重要轉折點”。
眾所周知，今天的中國國內盛行形形色色“歪曲黨史，抹黑英雄”的歷史虛無主義論調，目標指向非常明確，就是通過解構英雄來在思想上肢解共產黨執政的合法性，將共產黨在抗戰時期的作用貶低為無足輕重，甚至說什么“共產黨只有一分抗戰”。這些論調和抗戰時期國民黨攻擊共產黨的論點是何其相似。在我看來，中國共產黨領導的抗戰，不僅不是什么“游而不擊”，而是東亞現代文明的重要轉折點。
第一，文明的標志是脫離野蠻。那么什么是野蠻，野蠻就是侵略、剝削、掠奪。從這個意義上說，日本侵略軍的屠殺、掠奪，代表著資本主義的黑暗面。盡管從民族主義的意義上而言，國民黨在正面戰場抗戰具有積極意義。但是從根本上而言，國統區內部一小搓大學的民主樂園、上海灘黑紅金的樂土、洋人在民國洋場的快樂日子，都不能代表民國的多數人的生活體驗。國民黨在內部實行對民眾的掠奪、鎮壓政策，本質也是一種剝削和壓迫的制度。這種生產方式和生活方式是一種野蠻的、非進步的。為什么今天的知識分子對民國時期抱有幻想，是因為國民黨盡管反感知識分子，但是在它們眼睛里，知識分子也屬于精英階層。無論精英階層怎樣地不合乎國民黨的理念，畢竟它們也是國民黨爭取的人。這個和日本侵略者進入中國大陸，對各種士紳客氣禮讓，甚至士紳鬧事都網開一面的本質是一樣的。那么只有在共產黨的延安地區，才實現了真正的勞動者自食其力、同工同酬、領導人和民眾同甘共苦的文明局面。這種文明不僅是屬于中國的，還擴展到朝鮮、越南、老撾、柬埔寨，甚至影響到日本。因此，共產黨領導的抗戰是東亞文明的重要轉折點。國民黨盡管在正面戰場抗戰，卻是一只沒有靈魂的軍隊，而共產黨盡管在敵后抗戰，卻是中華民族精神的脊梁，是支撐中華民族最終徹底戰勝日本法西斯的根本精神和人力保證。可以想象，即使沒有美國的那顆原子彈，中國共產黨的小米加步槍和人民的小推車，也能夠將日本侵略者趕出中國。這一點已經在解放戰爭和抗美援朝戰爭中得到了充分的檢驗和證實。
第二，文明的標志是脫離殺戮。無論是外部殺戮，還是內部殺戮。本質都是非文明的。毛澤東領導的共產黨反對殺戮，但是認為只有通過戰爭才能制止戰爭，戰爭才能武裝人民，制止殺戮。毛澤東領導的紅軍剛剛到達延安，就制止了共產黨內部的自相殘殺。抗日戰爭期間，共產黨軍隊保持著優良的政治作風，還做到三大紀律八項注意，成為當時東亞少有的文明之師。在當時八路軍代表著文明與希望，而日本軍隊、國民黨軍隊則代表著腐朽和墮落。八路軍不僅在抗戰期間不虐待俘虜，早在聯合國成立之前就達到了人類文明的高度，而且在抗戰結束后，還苦口婆心地感化溥儀等封建賣國勢力、感化日本戰俘，這恐怕在世界歷史上都是絕無僅有的。毛澤東領導共產黨和人民軍隊大度、寬容，對敵人像秋風掃落葉，對待朋友和同志像春天一般溫暖。毛澤東主席寬容、大度，他為了中華民族的解放事業，居然在西安事變中顧全大局，釋放了有殺妻殺弟殺妹殺同志之恨的蔣介石，目的是為了團結他一致抗日，一致對外。這種拋開其私人恩怨的元帥之氣度使毛澤東當之無愧是現代中國的國父。
第三，文明的標志是掌握科學。毛澤東思想從知識的角度而言，建立于調查研究的科學之上;從階級性而言，建立于對人民大眾疾苦的切實切身了解之上。相對國民黨的消極情緒，只有共產黨勇敢地運用《論持久戰》的武器，堅持到底。相對國民黨軍隊大批地投遞叛變，成為偽軍，共產黨軍隊幾乎無人投降，無人叛變，這在中國歷史上極其罕見。毛澤東在抗戰時期，寫出了大量科學總結第一次、第二次國內革命戰爭時期的著作，還預測了抗戰的過程，并在抗戰后期預言了解放戰爭的勝利。共產黨的《新華日報》的首要政治任務是用科學的抗戰理論教育武裝人民，堅定國統區人民團結抗戰的信心。《抗戰時期的陜甘寧邊區》(北京出版社,1995年7月),對抗日戰爭時期陜甘寧邊區的政治、經濟、軍事、文化教育、科學技術、民族及邊區在抗戰中的地位作了全面研究。但是在我看來，真正抗戰時期文明的標志，是毛澤東思想成為中國社會的主導，成為人民大眾改造世界的強大武器，成為世界人民反抗剝削和壓迫的武器。解放戰爭、建國后的各種實踐，都證明了毛澤東思想的科學性和偉大人民性，是一種文明的重大檢驗。
第四，文明的標志是民主。延安時期共產黨人對民主的理解,民主必須是各方面的,是政治上的、軍事上的、經濟上的……一切都需要民主。在1940年6月16日《邊區教育｝)二卷九、十、十一合刊上發表的《晉察冀邊區文化憐教育會議文化教育議決案》中，提出了邊區教育的總方針：“以民族的民主的大眾的科學的精神，教育邊區人民，以粉碎敵偽的奴化教育政策，及一切落后的迷信的復古的與買辦性的反動教育，樹立全國新教育的模范，使教育為抗戰服務。” 蔣介石曾對黃炎培等人說:“各方民主潮流之高漲,是抗戰七八年來一種收獲,惟不宜借此攻擊政府,除此一點外,民主潮流越高越好”。相比國民黨統治區的狹小精英民主，共產黨領導的延安地區實現了內部的高度民主和根據地三三制共產黨領導下的高度民主，是世界近代歷史以來，第一次開創了如此充分的民主。這一時期，無論是美國式的民主，還是英國式的民主，都無法和延安時期相提并論。民主革命時期中國共產黨對中國公民政治參與和民主政治建設所做的探索只是初步，但中國共產黨人對在中國實行民主的決心是真誠的，也因此贏得了社會各界的敬重，許多民主進步人士來到延安感受這里不同于國統區的自由民主精神。
第五，文明的標志是新的教育。抗日戰爭時期，在共產黨內主觀主義學風、宗派主義黨風和黨八股的文風嚴重，這一時期抗日民主根據地的中國人民抗日軍事政治大學(“抗大”)、陜北公學、延安大學，再到解放戰爭時期解放區的華北軍政大學、西北軍政大學等等，無一不注重革命理論教育。延安時期的抗日革命根據地教育已基本形成了新民主主義教育理論,具有明顯的中國民族特色,到了解放區教育更是創造出一個符合黨的教育方針,適應革命斗爭需要的新型教育體制。從這個意義上說，延安道路是中國意識形態教育的總綱領，是中國共產黨今天治國理政真正應該追根溯源的地方。
同志們，今天我們弘揚偉大的長征精神和抗戰精神，就是要發揚紅色傳統，傳承延安以來的紅色基因，積極向社會各界群眾表達“尊重歷史，崇敬英雄”的愛國正能量，批駁錯誤的歷史虛無主義思潮。通過歷史的回顧我們可以看出，“毛澤東思想是人民勝利之魂”，是東亞社會從野蠻走向文明的根本動因。今天我們只要堅持毛澤東思想的正確指引，堅定不移地走共同富裕道路，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一定能夠勝利實現。
偉大的毛澤東思想萬歲
偉大的延安道路萬歲。
徐亮
2015-08-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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