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國時期，劉備屯兵新野，曹操派兵清剿，諸葛亮在這里放了一把著名的火，史稱“火燒新野”。
這個偏處一隅的農業縣再度出名，是因為最近一個北大博士的學術論文披露的——161個政治家族把持了該縣幾乎所有的政府部門。
發現這一現象的，是一個叫馮軍旗的社會學博士。他在新野掛職縣長助理，深度訪談了數百名官員，最終寫下一部長達20萬字的學術論文，名為《中縣干部》，對中國縣鄉干部任用升遷體制進行細致研究，被認為觸及了政治領域最核心的地帶，但最終引起關注的，卻是政治家族。
作為中國縣域政治的縮影，新野政壇的161個政治家族，有著怎樣鮮為人知的故事，他們形成了怎樣的生態和控制模式?作為中國社科院當代中國研究所的助理研究員，馮軍旗面臨著一個兩難選擇。
今年9月，馮軍旗的《中縣“政治家族”現象調查》在《南方周末》上發表，這篇只有5000余字見報文章，只是其20余萬字博士論文《中縣干部》的一個章節。
盡管該文隱匿了具體的人名和地名。但好奇的網友很快就搜索到，文章作者馮軍旗在北大攻讀社會學博士期間，曾在河南新野掛職鍛煉，擔任過上港鄉副鄉長和新野縣縣長助理。
新野隸屬南陽，與湖北襄樊接壤，擁有98萬畝土地和78萬人口，是傳統的農業縣，棉紡織業是其經濟支柱。
新野共有副科級以上干部1013人，其中副科680人，正科280人，副處40人，正處5人。從籍貫上看，正科級以下基本來自本縣，副處級以上多為南陽其他縣人。
在這個副科以上干部剛過一千的農業縣，具有血緣和婚姻關系的政治家族就有161家，其中，產生5個以上副科級以上的大家族21家，5個以下2人以上的小家族140家，這就意味著每十個干部中至少有一個背后有家族勢力，有20%的干部屬于官二代。
公眾開始聚焦的情況下，新野縣委宣傳部長潘自欽緊急赴京面見馮軍旗，希望馮暫時不要接受媒體采訪，已有部分政治家族成員給馮打電話，稱壓力很大，希望馮能體諒苦衷。
35歲的馮軍旗為河南汝南縣人，2005年考入北大攻讀社會學博士。2008年3月開始在新野掛職擔任縣長助理時，新野為其配備了一個單獨的辦公室，一輛汽車和一個秘書。
馮軍旗得以進入新野權力核心，平均每天要讓秘書通知三個以上的官員到自己辦公室座談，對于比自己職位高的縣領導，馮是到對方的辦公室談。
返回北大時，馮軍旗的兩個大箱子裝滿了訪談材料，在數百個訪談對象中，有包括縣委書記在內的161個黨政一把手。
2010年8月，馮軍旗進入當代中國研究所工作，將近30萬字的論文初稿給了《南方周末》，該報最感興趣的是其關于政治家族的章節。但馮并不想讓這篇論文盡快見報。
直到今年，地方政府進行換屆，新野縣委書記方顯中上調南陽市任職，另有干部交流到其他市縣，馮才同意發表該文。馮軍旗說，網友對號入座后，學術論文變成了變相曝光，這是他不愿意看到的。
“我很糾結，新野養了我兩年，有感情在。”馮回絕了大多數媒體的采訪。
姻親葡萄藤
馮軍旗能搞清楚161個政治家族圖譜，除了參閱《新野縣志》，《新野年鑒》和《南陽干部名錄1949—2000》等資料外，還受到了兩個思想開明的干部世家子弟的幫助。
新野21個政治大家族中，最具代表性的是張家。馮論文中的張家核心人物張泰康，實際是新野原組織部長，政協主席張以彬的化名，張以彬后來在唐河縣當過縣委書記，從南陽地區勞動局長的位置上退休。其妹張秀彬也做過新野的副縣長和政協主席，妹夫則為衛生局長。
張以彬有8個子女，兒子張新生現任南陽海關關長，大女婿張德寶為南陽市旅游局長，二女婿賀利民是南陽市第一人民醫院院長，四女婿王慶為宛城區區長。其妹張秀彬的兒子是南陽市急救中心主任，兒媳為宛城區工商局副局長，兒媳的父親也在新野當過縣委副書記和政協主席。張以彬大女婿張德寶的父親當過新野縣城關鎮教育組長，妹妹張平嵐現在是新野縣紀委副書記。
新野張家出來的副科級以上干部有22人，其中一半在南陽市，一半在新野。另一大家族王家的第二代中，有現任的南陽市政府副秘書長，新野縣政法委副書記，人大農工委主任，航運局局長等。
除了21家大家族，還有15家4人型，35家3人型和90家二人型小政治家族，這161家政治家族幾乎把持了新野大大小小的政府部門。今年，政治家族子弟有向紀委，組織，公檢法，縣委辦等核心部門聚集的趨勢，同時向外部延伸。由血緣和姻緣編織的關系網絡能延伸到南陽，河南省會鄭州，甚至北京。
利用姻親關系編織關系網是新野官場的通常模式，一個流傳甚廣的經典例子是：王城(化名)最初是縣政府的通訊員，當時縣政府一女話務員和縣長關系密切，王城千方百計接近她，最終娶了女話務員的女兒，由此和縣長接上關系。王隨后被提拔上政府辦副主任，然后出任某局局長。在局長任上，王城給常務副縣長的侄女安排了工作，并鼓勵侄兒和該女談戀愛，成功聯姻。常務副縣長對王城關照有加，最終讓王出任了具有更大晉升潛力的某鎮黨委書記。
新野在解放后的第一代干部中，以部隊轉業和工農出身為主，由于子女和姻親形成了政治家族。對于“政治元老”來說，幫助下一代取得干部身份是第一步，接下來是通過關系網不斷介紹子女情況，以提拔重用，馮軍旗同組織部長座談時，就幾次遇到“老干部為自己的子女仕途說情”。
南陽組織部一官員如此理解政治家族的形成：“就像葡萄藤一樣，順著架會越長越大，越長越多，同時陽光和水分也更多。”
新野政治家族存在如下特點：
一，不少都是行業內或者系統內繁殖，具有一定的世襲性，比如岳父當過某鄉書記，他的女婿后來也在該鄉當書記，姐夫和內弟都在組織部副部長的位置上干過;
二，副處級以上的縣領導子女一般至少有一個副科，不少還是正科;
三，政治家族的大小和家族核心人物的權利和位置成正比，核心人物權利和位置越重要，家族內出的干部也就越多，同時和后代數量也成正比，后代越多，家族內出的干部也越多。
政治家族最大的問題是形成了地方利益集團和勢力集團。該縣一位主要領導經常感嘆很多措施執行不下去，原因就是地方利益集團的阻撓和反彈，很多時候投鼠忌器，極端的時候自己都可能翻船。
家族子弟和“局外人”
政治家族的壟斷，令平民出身的干部的不公平感與日俱增。
馮軍旗考察新野官場得出的規律是，普通干部有股級到副科需要8年，從副科晉升到正科需要3年，從正科晉升到副處需要7年，從副處晉升到正處需要7年，也就是說，1名22歲畢業的大學生，三十歲成為副科，33歲成為正科，40歲成為副處，47歲成為正處，然后在正處崗位上再干幾年退休，只有極個別的能成為副廳級干部，這就是大部分縣鄉領導干部的政治生命歷程。
但這只是理想的狀態，現實中能實現這一歷程的官員屈指可數，熬了幾十年才混到一個虛職副科職位的大有人在。一位1983年參加工作干部用了20多年時間，只是把鄉里的各種委員干了個遍，而一同上班的政治家族子弟早成為副處級，進入領導核心。
該干部抱怨，每次干部調整，他都被列入提拔名單，但“總是被有背景的人頂掉”，一開始，領導會安慰自己還年輕，以后有的是機會，后來又拿出如“群眾基礎不夠”等借口，意指需要花錢跑要才能調整職務。
據傳新野官場的行情是，根據升遷級別的大小從1萬元到5萬元不等，即使跑送無背景的干部也不會調到理想職位，基本在虛職圈內打轉，比如從宣傳委員調為組織委員。鄉鎮副科升到正科有8個隱形階段，從小到大依次為：綜治辦主任，工會主席，人大副主席，鄉鎮長助理，武裝部長，黨委委員，副鄉鎮長，鄉鎮黨委副書記，很多平民子弟會耗盡半生都走不出這八個階梯，而干部子弟基本能夠通過“小步快跑”跳躍到正科位置上。正科向上升遷的通道是副處，這里又依次排出縣政府黨組成員，縣長助理，副縣長，統戰部長，宣傳部長，政法委書記，組織部長，紀委書記，常務副縣長，縣委副書記等十幾個隱形階梯。有背景的政治家族成員可在短短幾年內完成跳躍，最后異地調動在另一縣擔任正處實職(書記，縣長，人大主任，政協主席)。而平民子弟抱怨，這道大門幾乎已對他們完全封閉了。
政治家族子弟仕途上的暢通，使得平民子弟干部感覺不公平。一位鄉干部第N次失意后，將自己關在書房內，整整一天都在苦練書法，未曾進食。
以下是政治家族子弟的晉升實例：
李姓官員有二子，長子初中未讀完輟學，被安排到檢察院當司機，干了幾年后又借調到財政局作一般工作人員，在這一期間，李又運作關系更改了兒子的檔案，花錢買了個大專文憑，用聘干的指標將其轉化為干部身份。因為新野人都知道其只上過初中，就將其調到南陽市，從某區辦公室副主任一路干到現任區長。李的次子中專畢業，通過研修大專的方式取得了干部身份，先安排到一個鄉當一般工作人員，經三年歷練，作為第一梯隊推薦副科人選，進入干部圈子，后借調南楊某市直機關。幾年之后，回新野擔任一正科實職不在話下。
上述運作模式，可用一句經典的新野土語進行概括——“磨活”，意指多方運作，窮盡關系網而求得上升。
日薄西山
近期的河南肅貪風暴中，新野一批科級干部落馬，官場地震一觸即發。
馮軍旗的論文見報之前，新野副縣長高志科，市政公用事業管理局局長程文和曾當過六年財政局長的紡織集團副董事長高照陽先后因違紀被“雙規”。
坊間相傳，程文的落馬和人民路改造工程有關，該工程預算3000余萬元，完工時實際花費達到8700萬元，在這一過程中程文通過弟弟程雷和具有涉黑背景的商人樊小超進行合作，并從中牟利，程文被“雙規”后，其弟程雷和樊小超均被控制。
一個官員的倒臺，往往伴隨的是其家族勢力的瓦解。幾乎同一時間，原新野縣組織部長，已經調任內鄉常務副縣長的李玉芬被“雙規”，她涉入開封組織部長李森林案。馮軍旗曾經訪談過新野的10個女性正科級實職干部中，幾乎每一個都出身政治家族。
耐人尋味的是，作為女性政治家族成員的佼佼者，李玉芬在接受馮軍旗訪談時曾說出驚人之語：“我跟你說，在家庭和事業方面，沒有一個女人能處理好的，女人干事業都患得患失。我最后的觀點就是女同志要過女性式生活，青春愉快，養尊處優，不宜從政。”
一個趨勢是，政治家族在新野縣呈現逐漸衰落現象，計劃生育政策是根本因素。新野第一大政治家族張家，家族龐大的原因就是子女眾多，但現在干部群體嚴格執行的“一孩化”計劃生育政策，對政治家族起到了釜底抽薪的作用。另一個原因來自干部交流制度，異地任職對于打破政治家族網絡，起到了很大作用。再者就是就業觀念轉變和高等教育的普及。1980年代，很多新野干部千方百計回家就業，不愿意留在大城市。現在他們的子女就業時，則是千方百計留在大城市。隨著干部子弟逐漸選擇中等以上城市就業，新野的政治家族可持性的繼承傳遞逐漸消耗，將融入更大范圍內的體制系統。
在《中縣干部》的扉頁上，馮軍旗為中縣(新野)的干部寫了一首小詩，題為《蒲公英》：
中縣的天空
飄滿了蒲公英
飄著的，是命運
落下的，是人生
新野的政治家族也像一朵蒲公英，在眼下大陸的整個政治和社會體制變遷的天空中飄動。落在地上的，則是那些沒有關系的平民公務員。近期，北京大學攻讀社會學博士馮軍旗的論文《中縣干部》引起廣泛關注。
據媒體報道，馮軍旗為完成博士論文，于2008年深入中原腹地的一個農業縣掛職兩年，他借“職務之便”收集官員在年齡、學歷方面的造假證據，披露該縣改革開放以來的虛假政績工程，甚至搜羅了這個縣1013名副科級及以上干部的簡歷，尋找他們升遷路上的“奧秘”，他還試圖還原官場晉升道路上秘而不宣的“上貢體制”與“買官賣官”，并屢次接近“最為隱秘”的紀委官員，考察“摘帽的尺度”，以力圖在某種程度上還原這個縣乃至更廣意義上的基層官場生態。
隨著部分章節被媒體摘引披露，這篇已經完成一年有余的論文進入公眾視野。依照學術慣例，論文中的人名與地名均應進行技術處理。馮軍旗將這個地方命名為“中縣”，意為“縣里的中國”。“三農”問題專家于建嶸說：論文“道出了中國縣鄉政治的實情。”有評論稱：這份基層政治研究論文，為中國未來的改革路徑選擇，提供了一個真實而殘酷的考察樣本。基層官場到底有多真實、多殘酷?
1. 吃喝，官員非常重要的工作之一
馮軍旗首先到一個鄉掛職副鄉長。他下到鄉里后，接連兩周時間，鄉里領導班子的十幾個成員輪番為新到任的副鄉長接風，酒量只有一兩的馮軍旗吐了半個月。有人偷塞給他兩盒“速效救心丸”和“丹參滴丸”，并解釋說，這是“官場必備良藥”。曾兵以為，接風宴肯定不用個人買單，而如此的熱情寬待背后，說明了吃喝已經成為官場的常態，否則，速效救心丸和丹參滴丸怎么能成為官員保護自己身體的“必備良藥”呢?茅臺等高檔酒輪番漲價，中國成為奢侈品消費大國，其中的原由大概就不說自明了。
2. 形象，官員絕不能混同于老百姓
在好心人的提醒下，馮軍旗特意買了兩件有牌子的衣服，同事笑著說：“哎呀，馮博士你這個穿著才像副鄉長嘛!”次年改任縣長助理，他迎來了一個秘書、一輛黑色的桑塔納3000轎車以及一套100多平方米的三居室。官員應該是什么樣?在澡堂子里，都脫得光光，分不出哪個是官，而穿上衣服就不一樣了。過去的軍官是四個口袋，現在官兵就更加分明。馮軍旗短暫的為官經歷告訴我們，官員絕不會混同于老百姓，官的樣子是衣服裝扮起來的，是車子、房子等待遇抬舉起來的，是前呼后擁捧起來的，像楊善洲沒有樣子的“傻”官真是太另類了。整天想著樣子、待遇，還有精力為老百姓做點實事嗎?
3. 成熟，上下有人才是政治上成熟的表現
某鄉黨委副書記通過曾任政府辦主任的公公做了縣委書記的工作，但競爭對手卻將招呼打到了同省的政協主席那里。落敗后的她說道“我真是政治上不成熟，不知道潛規則的重要性，認為光從下面推就行了，沒想到還需要上面有人拉你。”官員職務晉升歷來都是個變數，在沒有最后敲定之前，就可能發生令人無法想像的N種變化。曾兵以為，“上拉、下推”不乏抱怨的成分，但其形象比喻說明，官員的選拔任用與百姓無關，百姓喜歡沒有用，基層推舉也起不了多大用，起決定性作用的還是看上面有沒有人。有些人就是因為被領導“看上”后，才進步很大、很快，上面的集中打壓了下面的民主。
4. 年齡，官員越活越年輕
有一次，馮軍旗與一個科級干部聊天，當問及年齡時，這個干部脫口而出：“你問我檔案年齡還是真實年齡?”按照簡歷上的年齡倒推，這位干部9歲就當上了民辦教師。在年齡與崗位掛鉤的硬性標準之下，官員讓自己越來越年輕，已經成為一種潮流和趨勢，從與坦蕩的一問一答中可以發現，更改年齡已經成為官場公開的游戲規則。在為官即有特權的現實情況下，只要官員在其位，無論是否謀其政，但有車坐、有煙抽、有酒喝“一個也不能少”。難怪了，很多官員都挖空心思讓自己年輕，再活上五百年，原來是想為黨和人民多工作幾年。
5. 入黨，上升通道中必備的敲門磚
相 比于年齡“杠杠”，黨員身份更是為官必不可少的基礎。在中縣的官場中，70%以上的縣領導在25歲以前就已入黨，而非黨員干部普遍被視為“政策官”，不但沒有車子待遇，還受排擠。曾兵在想，當面對黨旗，信誓旦旦的宣誓時，有沒有捫心自問過，你究竟是為了誰!曾兵不禁懷疑有些官員，入黨到底是終生的信仰，還是以求上位特權的敲門磚?如果把入黨當成晉升的臺階、上升的通道，這樣的官員還能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嗎?
6. 學歷，黨校是官員“文憑批發基地”
年齡要合格，政治要過關，學歷當然也要過硬。在中縣，各級黨校被很多干部戲稱為“文憑批發基地”。被稱為“中專一代”的正科級一把手們，大多從這里取得在職教育的本科文憑，為升遷“掃除障礙”。當學歷成為官員晉升必須跨過的一道坎后，黨校作為官員培訓基地，有的公然制造批發“假的真文憑”，無論是什么學歷、什么成績，只要能交上學費，就可以毫不費力地混到一張本科、研究生甚至更高的文憑，為此，政府部門里突然變得“人才濟濟”。奇怪的是，擁有一大批高水平官員政府部門，在有些地區卻連群眾的吃飯問題都解決不了。
7. 實力，有財權的官員提升快
馮軍旗對中縣近10年來的副處級升遷軌跡觀察發現，不少縣委縣政府領導都是從鄉鎮黨委書記中產生，卻沒有一名是從縣直機關一把手中產生;在一次干部調整中，一位到民政局做副局長的財政局黨委委員就大倒苦水，說某領導把他踢出財政局，是“往死里整他”。曾兵以為，縣直一把手根本拼不過鄉鎮黨委書記，說明鄉鎮經濟迅速崛起為建立維護上下層關系提供了財力支撐，使當政官員有了更大的話語權;而官員寧可不進步也要死守在“富衙門”，說明崗位的不同直接決定了“權力的多寡”，在制度不健全、不落實、不規范的條件下，管錢管物的位子，總是擁有著比別人更為優越的地位。
8. 追逐，對皇權的頂禮崇拜
在現行體制下，縣委書記的權力高于縣長。中縣有人戲稱，只有縣委書記算官，別的都不算官。2008年馮軍旗初到鄉里的時候，每逢時任縣委書記視察，鄉政府的領導班子都要列隊歡迎。有旁觀者感慨：“咱們中縣的皇帝來了。”在中縣，如果縣長接任不了縣委書記，那他的仕途就算到頂了。當地管這叫做“沒干成”。從古至今，對皇權的追逐與崇拜就從來沒有停止過。過去迎接皇帝是凈水潑街、黃土墊道，如今是列隊歡迎，夾道相慶。時代雖不同，方法雖有異，但追逐與崇拜皇權的心態沒有變。在如此的百般獻媚縣委書記之下，說明權力的誘惑力有多大，主政官員在組織內真是九五之尊、一言九鼎啊。
9. 霸道，悖逆“一把手”是死路一條
中縣有一個叫張南國的中縣公療醫院前院長。一次在路上看到為農業開發計劃而栽的蘋果樹，張院長隨口說：“陳書記真是胡球整，咱們縣氣候能長蘋果嗎?”幾天后，這句話傳到了時任縣委書記陳遵義的耳朵里，陳當即叫來衛生局長，限他在3天內免掉張南國。老人家曾說，言者無罪、聞者足誡。如今卻是不同，小民膽敢說個不字，官員大有“斬立決”的霸道。閑時莫談國事，背后莫論人非。上學老師告誡說：“人言似箭，豈可亂發，一入人耳，有力難拔”，曾兵一直牢記于心。陳書記這“順我者昌，逆我者亡”的做法，在當地一定為權力的霸道拿分不少。
10. 送禮，官場的一道獨特風景
一次，計生委的一位副主任升任其他部門的一把手，馮軍旗前去祝賀，發現他的辦公桌上擺滿了羅盤、地球儀、銅牛等禮品。后來，馮軍旗才知道禮物各有寓意：羅盤象征掌好舵，地球儀象征前途遠大，銅牛則象征穩健及對麻煩制造者的威懾。每逢中秋或春節，縣領導們便搖身一變成了送禮者，去市里，去省會，甚至去北京。在這些“常規動作”之后，真正的關系運作往往發生在晉升之際。曾兵身邊圈外人，這一次算是窺見了官場送禮的幾點門道。一是要有寓意，祝賀前程遠大，步步高升。二是逐級向上送，一直送到北京城。三是要把握好關鍵時期。曾兵想像著這一送來送去的景象，真是好不熱鬧。
11. 政治，一張血緣與姻緣構筑的族網
馮軍旗在深入調研后發現，在這個副科級及以上干部僅有1000多人的農業縣里，竟然存在著21個政治“大家族”和140個政治“小家族”。在這個龐大的“政治家族”網絡中，一些秘而不宣的潛規則變得清晰可見。有的官位“世襲”，或是幾代人，或是親屬連續穩坐同一官位;有的裙帶提拔，凡是副處級及以上領導干部的子女，至少擁有一個副科級以上職務;普遍的規則是“不落空”現象，干部子弟們的工作會隨著單位盛衰而流動。更為可怕的是，政治家族之間并不割裂，往往以聯姻或者拜干親的方式不斷擴大，“幾乎找不到一個孤立的家族”。如此的門當戶對，如此的龍生龍、鳳生鳳，除了阻斷草根百姓的上升通道之外，政治家族化恐怕會使官場生態更惡劣。
12. 反腐，“隔墻甩磚頭、砸著誰是誰”
馮軍旗在對1993年以來中縣被查處的正科級及以上干部名單進行統計后，他發現經濟問題占了干部問題的一半以上，但蹊蹺之處在于，其中卻沒有一起涉及跑官賣官問題。曾兵從已經曝光的馮軍旗論文點滴內容看，紀委辦案別有門道，也要遵守官僚共同體內默認的潛規則，進行有選擇、有區別的規避。一是，封鎖“上貢”通道，在本級查辦中只認定收，不認定送，對于超出職權范圍的“上貢”不予認定。二是，對于已曝光且影響大的問題是一定要查處，但官員都在“非法化”的生存狀態，紀委如何切割取舍成了一門技術。三是，領導保或不保成為辦案的大前提。一位紀委領導還透露，真正被“摘帽”官員大概可分為3種，一是貪腐問題嚴重，二是重大責任事故，三是處處結怨，得罪人“太多太苦”。對關系“生死存亡”的反腐敗這一重大問題，怎么成了講究拿捏精準的技術活呢?反腐敗或許真驗證了那句戲言：“隔墻甩磚頭，砸著誰是誰”。
13. 女人，官員玩女人算個屁事
馮軍旗在調查中發現，中縣1950~1978年查處的干部中，有相當大的比例是作風問題，而近年來一個有趣的演變趨勢是，實際發生越來越多，但被查處的越來越少。自2005年以來，中縣沒有一名干部因為作風問題被查處。2000年，大門鎮人大副主任狀告鎮長將其強奸，司法機關最終的判定是“事實不清、證據不足”。這種現象在諸多腐敗案中也可以看到，貪官被紀委請去“喝茶”之后，供出情人是他們最為爽快的事。重慶黑惡勢力的“保護傘”文強被“雙規”后，就主動講述一些強奸少女、玩女明星的過程。杭州市副市長許邁永也是首先自己供認，與其有染的女干部、女公務員多達兩位數。曾兵奇怪，到底是什么原因，使官員把玩女人看成是屁事呢?
14. “圣人蛋”，抨擊腐敗者為官場所不屑
兩年的調研讓馮軍旗深感困惑，“越是與干部晉升有關的制度，越是失靈和異化。明規則與潛規則并存，大家心照不宣。”他對一個郁郁不得志的縣委黨校副校長 印象深刻。這個“明顯被邊緣化”的干部痛恨腐敗，還常在公開場合抨擊官場弊端。在私下，干部們不屑地稱他為“圣人蛋”。中國傳統文化中，圣人指知行完備、 至善之人，是“才德全盡”之人。在圣人后面加個蛋是什么意思呢?曾兵百度了一下，原來“圣人蛋”是河南的特產詞匯，用于形容那些腦子里缺根筋、行為上欠火 候、裝模作樣拿腔拿調、不按規矩出牌、無法以常理度之的人物及行為。反腐敗者成了“少根筋”的異類，這就是帶領百姓奔小康的官員嗎?
馮軍旗在論文的引言中寫道，“縣鄉干部，作為中國干部隊伍中數量最大的一個群體，其狀況直接關乎國家的穩定與改革的推進。”“改革開放30年中，基層中國的政治精英是個怎樣的群體，這個群體的內部經歷了怎樣的變遷，他們內部又有著怎樣的政治生態和游戲規則?”曾兵知道最底層的草根百姓怎么想，曾兵想不明白的是，我們尊稱的父母官咋變成了這副德行?
回到學校的馮軍旗，已不再是中縣的干部，也沒有了專車與秘書。敞亮的三居室變成了 10平方米 的集體宿舍，菜單變成了學生飯卡，“馮縣長”也變回了“馮同學”。馮軍旗稱，他“確實失落過好一陣。”然后不好意思說：“不然為什么那么多人想當官?”曾兵在想，假如官員沒有特權，還會有人為此打得頭破血流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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