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理論界有一種說法，認為所謂的全球化，是從古羅馬開始的歷史進程，2000多年至今，我認為這是一種偽說，實際上真正意義的全球化，是從大英帝國的蒸汽機開始的。蒸汽機帶來過剩產能，過剩產能帶來剩余價值，剩余價值帶來資本家和資本主義，而資本主義過剩的產能無法在英倫三島這樣一個小小的國家內消化，只能通過推動全球貿易尋找出路。于是，英國人用炮艦敲開別國的大門，這就帶來了貿易的全球化。上世紀中葉美國從大英帝國手中接過霸權后，暫時延續了一段貿易全球化，直到70年代初期，它為自己找到了一種更便捷的獲利方式，這就是美元的全球化。今天，習主席為明天的中國提出了“一帶一路”的宏偉構想，有人把它解釋為“與全球經濟一體化接軌”，這實在是對這一大戰略設計的狹隘理解。
“一帶一路”的提出，標志著中國即將進入一個新的全球化初始階段，這不可避免的要與舊的全球化發生這樣那樣的齟齬和沖突，怎樣認識這一對新與舊的矛盾?美國著名地緣戰略學家布熱津斯基重提“修昔底德陷阱”說，認為中國和美國即將陷入修昔底德陷阱。這一現象從古希臘，古羅馬時期人們就開始談論，即所有新興國家最后都會不可避免跳進挑戰老帝國的陷阱。美國人再次提醒中國人這一點，無非就是讓中國人認清自己的實力和地位，不要陷入挑戰美國，導致雙方相互殘殺的困境。但這在今天幾乎是一個偽命題。起碼美國當年從大英帝國手中接過霸權，就避免了使自己陷入修昔底德陷阱。特別是美國人在二戰后提出馬歇爾計劃。借錢給歐洲人，讓歐洲人買美國人的產品，既解決了美國人過剩的產能和勞動力，又拉動了歐洲的戰后重建，避免了零和博弈，實現了美國和歐洲的互利共贏。這意味著并非所有的大國崛起都會出現一次修昔底德陷阱，零和博弈也不是大國博弈的唯一選擇。布熱津斯基老先生之所以重提這個概念，是因為他忘了一點，現在已經習慣于當老大的美國，太喜歡按贏家通吃的原則行事了，所以才會認為中美之間只能是零和博弈。這是美國人自己思想認識的誤區。
中美兩國今天真正要警惕的是什么呢?不是中國挑戰美國的修昔底德陷阱，而是美國對中國展開的“莽漢式博弈”。因為這極可能導致中國以同樣的方式“硬對”。盡管有些中國的學者認為既然中國當下的重點是拓展“一帶一路”，就不應在南海問題上與美國直接對抗，否則將因小失大。但在我看來，“因小失大”的情況有兩種，一種是撿了芝麻丟了西瓜;另一種是因為丟了一只馬蹄鐵而失去了一個騎兵，失去了一個騎兵而失去了一場戰斗，失去了一場戰斗而失去了一場戰役，失去了一場戰役而失去了一場戰爭，失去一場戰爭則最后失去了整個國家。在當下南海，中國究竟是面臨的前一種還是后一種情況，我認為是后者。中國如果在壓力下，從南海退卻，決不能以為只不過是丟了一只馬蹄鐵。
現在中國的“一帶一路”即將展開，南海是其起始點之一。而更最重要的是，美國一度迫切地希望在南海制造爭端，是有其深刻的戰略意圖的，而決非僅止為了維護海上通行的自由。在歐洲，美國已經成功的通過烏克蘭事件制造了歐俄之間的矛盾，現在又加上希臘危機，美國正在加緊與歐洲展開一場國際資本爭奪戰。與此同時，美國也希望把資本從中國以及中國的周邊逼走，為此，美國人在中國周邊安放了很多“炸點”，釣魚島、黃巖島、981鉆井平臺、香港占中，這些炸點居然一個也沒炸響，美國最后只好親自上手，到南海來逼壓中國。但讓美國人始料不及的是，恰恰在這時候趕上中國倡導的亞投行宣告成立，不只是亞洲，很多國家紛紛站到了中國的身后排隊，連英國這個美國的鐵桿盟國都排了進來，美國人怎能不惱羞成怒。除了指責英國人是叛徒而外，更在中國南海制造緊張空氣，所欲如何，也就不難理解了。在這種情況下，中國能退嗎?實際上已退無可退，一退，全球投資人對你的信心馬上退潮;一退，排在亞投行后面的50多個國家就會做鳥獸散，如此一來，前功盡棄。“一帶一路”的第一步也就根本邁不出去，所以，中國絕不能退，因為此刻，南海對于我們來說， “面子”就是“里子”。
可以預見，中國和美國的大戰略博弈，將圍繞著“一帶一路”展開，對此，我們必須要有清醒認識，在今天這個全球經濟陷入困境，不是誰比誰“好”，而是誰比誰“爛”的時期，中國的經濟基本面與其他國家比較，相對來說更好。如果中國能夠挺住，美國就可能無可救藥地先爛掉。中國股市這一次“遇險”，可以說是一次提前的壓力測試，提前釋放危機，從長遠看，不是壞事。特別是我們通過救市又一次穩住了陣腳之后，預后可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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