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開放”到了最危險的時候
李民騏
(美國猶他大學經濟系副教授)
近來，“改革派”的政商兩界領袖人物紛紛登臺亮相，南呼北應，大有“深化改革”年年講、月月講、天天講之勢。
先有現任財政部長樓繼偉先生在清華大學大談“中等收入陷阱”。據樓部長講，要跳躍“中等收入陷阱”，就要有“好的政策”。什么是“好的政策”?“包括人力資本提升的政策;靈活的勞動力市場;產權保護;要素流動和交易，特別是土地;開放的經濟環境。”特別是，“有一條鐵律，就是在正常情況下，工資的增長一定要低于勞動生產率的增長。”
中國的廣大勞動群眾為了“改革開放”的偉業已經犧牲了一代又一代。本來，承蒙現總理的關懷，都在眼巴巴地等著分享“改革紅利”?，F在，按照樓部長的意思，還是要堅持“靈活的勞動力市場”，還是要限制工會、限制集體談判，還要放開農產品進口，放開金融，特別是“工資的增長一定要低于勞動生產率的增長”。這還有什么盼頭?
樓部長此言一出，便在社會上引起了廣泛的熱議，據說是遭到了“民粹主義式的攻擊”。于是乎，半官半商的中國國際金融公司董事長李劍閣先生拔劍相助了，除了明確表態支持樓部長以外，更加提出了警世名言：“中國現在面臨的最大危險是不改革，更大的危險是改革往回走”，“導致不改革或者改革往回走的最大威脅主要有兩個，一個是民族主義抬頭，另一個是民粹主義抬頭。”
李總倒是坦率，承認說，現在“改革開放”那一套說辭，在普通民眾那里，特別是在青年那里，已經不大吃得開了。“民族主義盛行以后，對改革開放是絕對的阻礙。有大學教授反映，學生學了四年經濟知識，但一旦遇上民族主義陰謀論，就會顛覆全部認知，失去基本的經濟常識和判斷力。”
盡管如此，李總仍然是堅信“改革開放”不動搖，堅信“改革中產生的問題，只能用深化改革來解決”。甚至連“醫患關系緊張”(連李總也承認，是建國以來最嚴重的，可見在“改革開放”以前乃至在改革初期沒有這么嚴重)，據說也是由于“用民粹主義思維鼓吹老百姓看病不該付錢天經地義”造成的，因此也只能用深化“改革開放”來解決。具體來說，就是醫療私有化，美其名曰“社會資本辦醫”。
李總的高論尚在振聾發聵，房地產大鱷任志強先生又在中國宏觀經濟論壇上發表了“精彩演講”。除了照例數落一番社會主義制度：“計劃經濟(之前)，我們幾乎快崩潰了，沒有什么經濟可言，改革的成功可能就來自于公有制的崩潰”(筆者注：“之前”兩字，似為任先生口誤)，任志強先生又發明了“近十年我們看到的經濟衰退主要是因為國進民退，當國進民退的時候，我們經濟不可避免地會出現衰退”的高論。
請任志強先生讀馬克思，那是太為難任先生了。任先生記性大約不大好，否則不會只知“計劃經濟的崩潰”，而未聞“大蕭條”將世界資本主義(也就是私有制和市場經濟)推到了滅亡的邊緣。但是近在眼前的、2008年以來的世界資本主義大危機，任先生也不記得了嗎?稍早一些的亞洲資本主義金融危機、巴西金融危機、俄羅斯金融危機、阿根廷金融危機、土耳其金融危機，任先生也已經忘卻了嗎?這些危機，都是“國進民退”帶來的嗎?當下正在愈演愈烈的歐洲金融危機，也是“國進民退”帶來的嗎?
當初，世界資本主義經濟大有崩盤之勢，要不是上屆總理果斷決策，實施四萬億的投資計劃，適當增加了公共投資的規模(說是“國進民退”，其實充其量也就是暫時停止了私有化，一度穩定了國有企業在國民經濟中的份額而已)，不僅中國經濟危險，怕是連代表“最先進市場經濟”的美國都有重溫大蕭條之虞。真是那樣，任先生不僅不會有今天的財運，說不定已經躲在太平洋的哪座小島上避難，也未可知。
樓繼偉、李劍閣、任志強三炮齊發，為“改革開放”搖旗吶喊。只是不知道，三位先生的高論，又開 足了宣傳機器，是否抵擋得住“民族主義”、“民粹主義”的一番蠱惑?樓、李、任三先生的演講這樣急切、這樣放肆、這樣聲嘶力竭，用句古話說，叫做“強弩之末，勢不能穿魯縞”。莫非是，“改革開放”已經到了“最危險的時候”?
世界上沒有永恒不變的事物。毛主席那樣偉大的人物，尚且還犯有“嚴重錯誤”，死后要下十八層地獄，何況爾等凡夫俗子。“改革開放”已經快四十年了，歷史條件已經發生了根本變化，該完成歷史使命、退出歷史舞臺了。再改下去，無非對外全面開放、對內全面私有化，再加上“政治改革”。先不說對勞動群眾是否有利，上層的精英們、“民營企業家們”、大鱷們、土皇帝們，你們真以為中國是你們的天下，可以為所欲為、無所顧忌?李世民就懂得“水可載舟，亦可覆舟”。這個道理，樓繼偉、李劍閣、任志強或許不懂，習主席、李總理萬萬不可以不懂。
中國經濟高速增長三十多年，說是“改革開放”帶來的，其實無非是靠以下三個因素：毛主席社會主義時代留下的堅實的工農業基礎;對廣大廉價勞動力的剝削;對資源和環境的濫用和掠奪。這是用馬克思主義的語言。換成主流經濟學語言，那就是高積累、勞動力增長和農業勞動力向非農業轉移，和所謂“全要素生產率”的增長。高積累、勞動力增長、農業勞動力向非農業轉移，這都是靠了對廣大廉價勞動力的殘酷剝削來實現的。剩下一項，“全要素生產率”的增長，實際上也是對勞動力和資源的剝削在統計上的反映。
現在，中國的高積累已經維持不下去了，勞動年齡人口要減少了，農業勞動力向非農業轉移也快要達到極限了，“全要素生產率”的增長近年來已經成為負值。所以，眼下的現實是，經濟增長率只能每況愈下，“新常態”之后怕是還會有“新新常態”。面對如此前途，為政者仍然是以不變應萬變，以“深化改革”來解決改革中產生的問題，一會兒要推廣“混合所有制”，一會兒要加速“土地流轉”，又要全面推開“自由貿易區”，還要大力鼓勵“社會資本辦醫”、“延遲退休年齡”，同時還要明令禁止新辦國有企業，甚至還要限制公辦公益事業。
靠私有化、市場化就能提高“全要素生產率”、彌補其它增長因素的不足、跳躍“中等收入陷阱”嗎?那么美國呢?不是市場經濟最先進的國家嗎?據說像美國以及其它許多“市場經濟發達國家”自2008年以來都已經陷入了“全要素生產率”下降或者低速增長的困境，不知現任總理是否與聞、有何感想?
據說現任總理是厲教授的弟子。筆者不長進，未能得到厲老師的深入指導，不過當年做本科生的時候，也有幸上過厲老師的課、聽過厲老師的演講。厲老師領改革開放風氣之先，對于計劃經濟、公有制的批判是很犀利的;對于市場經濟、私有制優點的認識是很深刻的。但是筆者在美國留學、工作多年以后，逐步認識到，即使在嚴肅的主流經濟學家中，最近幾十年來真正的理論創新都在于對于“市場失敗”的深入、全面認識。筆者不知道將來是否有機會，在適當的時候，就“市場失敗”問題就教于現任總理：作為政府總理，對于政府如何發揮自己的優勢(習總書記所講的“制度優勢”)來克服、引導發生在各個經濟領域的“市場失敗”，不知有何高見?
撇開理論問題不談，經濟政策是不能不顧及社會、政治現實的。中國今天最大的社會現實，不是所謂“中產階級”的崛起，而是一個數量龐大、日益有覺悟的工人階級已經形成了。習主席、李總理，當年都是讀過《共產黨宣言》的，一定了解，這樣一個數量龐大的工人階級形成了，就必然有它在經濟方面、政治方面的要求，就必然要求提高工資、組織工會、集體談判、縮短勞動時間、改善勞動條件，等等。這些要求，過去長期被壓制，但是不可能永遠被壓制。不僅如此，其他勞動群眾、城市中間階層(白領、小資)在土地、住房、養老、醫療、教育、環境等方面的要求，也是不可能長期被壓制的。“改革開放”幾十年了，只有代價、只有犧牲，沒有“紅利”，是說不過去的。這就是所謂“民粹主義”的強大社會基礎，并且這個基礎只會越來越強。誰無視這種社會基礎，將“民粹主義”當兒戲，藐視、漠視“民粹主義”，誰就有被“民粹主義”淹沒的危險，政權就會喪失合法性。“扶犁黑手翻持笏，食肉朱唇卻吃齏”一類的事，在歷史上并不經常發生，但是在現代條件下，每隔幾十年發生一次的概率，還是有的。作為“代表最廣大人民群眾根本利益”的中國共產黨，不能無視廣大人民群眾的正當要求。作為承擔“中華民族復興”偉業的執政者，在此歷史轉折關頭，更要慎之又慎。
當然，要維護“最廣大人民群眾”的根本利益，滿足人民群眾在工資、勞動權利、住房、醫療、教育、養老、環境等方面的正當要求，也不是沒有風險的。要滿足勞動群眾的要求，政府就要增加對資本家的稅收、就要加強對資本家的監管，資產階級是會不滿意的，外國資本也會抗議的。資本家會減少投資，一部分資本會外逃，經濟會萎縮、失業會增加，甚至于資產階級在政治上的代理人也會有所動作。
怎么辦?習總書記不是講過要有“道路自信”嗎，我們不是有“制度優勢”嗎?小平同志是“改革開放的總設計師”，但是也從來沒有否認社會主義優越性啊，從來沒有否認“社會主義可以集中力量辦大事”啊!如果私有經濟滿足不了社會的正常、正當要求，難道還不允許大力發展公有經濟?資本家不投資、減少就業，國家就可以增加投資、增加就業。國家手里不是有四萬億美元嗎?國有企業的生產性投資，未來是有回報的;只要回報率超過銀行利率，短期的赤字開支都不可怕。高技術、新能源、生態環境，都可以是國有投資的廣闊領域。
在總結了自由市場資本主義制度的嚴重失敗以后，凱恩斯在《就業、利息和貨幣通論》的結論部分曾經寫下這樣的論斷：“我期待看到國家……在直接組織投資方面發揮更大責任”，“我的結論是，決定當前投資規模的職責不能安全無虞地留在私人手中。因此，我設想，某種程度的投資全面社會化將證明是確保近乎全部就業的唯一途徑。”
公有制的主導作用在今日的中國經濟事實上已經不存在。但是，在私有制占主體的條件下，由國有經濟大膽地、全面地發揮某種重要的補充作用，乃至實行“某種程度的投資全面社會化”，監督、促進私有經濟滿足勞動群眾的正當要求、兌現各項社會責任，也還算是對“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一種合理探索吧?
據說，王岐山書記曾經向許多專家學者推薦《舊制度與大革命》一書。王書記一定了解，波旁王朝被推翻，直接的原因就是由于上層精英不納稅，而法國當時的國家利益又決定了法國不可能顯著地減少財政支出。
今天，中國的工人階級和廣大勞動群眾正在提出越來越廣泛的經濟、社會、政治要求，并且正在受到各種“民粹主義”、“民族主義”思潮的蠱惑。這種社會現實，不承認是不行的;一味依靠“維穩”的手段壓制，也是長久不了的。發展下去，國家在社會保障、環境保護等方面的開支勢必增加，國際環境客觀上也要求國家逐步增加國防支出。國家要開支，不動資本家的奶酪，那是不行的。樓繼偉、李劍閣、任志強之流，頑固地抗拒動奶酪，如此氣急敗壞地反對“民粹主義”，像不像三級會議召開之前的“第一等級”、“第二等級”?
我相信，二十一世紀的中國共產黨，一定有決心、有辦法，不做十八世紀的波旁王朝。
附文：
“民族主義、民粹主義”威脅改革
李劍閣：孫冶方經濟科學基金會理事長、清華大學國家金融研究院聯席院長、中央匯金投資有限責任公司副董事長
來源：財新網http://opinion.caixin.com/2015-06-19/100821072.html
【財新網】(專欄作家 李劍閣)“改革牛”和改革
最近人人都在談股市。有言論說，這次牛市是“改革牛”，因為有改革推動所以才出現牛市。但是這個說法引發了很多困惑，人們議論說，這輪改革并不是改革開放30年來改革最集中、推進速度最快的一輪，為什么這次改革就出現牛市，那以前的改革開放呢?又有言論說，牛市能夠持續是因為不差錢。人們又問，過去的錢去哪了?現在的錢從哪來?還有言論說，牛市還會繼續下去是因為今年中國GDP保住7%的增長是有把握的。但是，人們又問，以前GDP年增長率是百分之十幾的時候，股市并沒有一直牛起來，為什么現在增長速度掉到7%反而能夠確保牛市持續呢?
前段時間我參加一個論壇，在接受媒體采訪時說過，“國家牛市”這個概念很危險，并說“國家牛市的概念是個陷阱”，被廣泛報道。我認為，“改革牛”和“國家牛”都是以改革和國家的名義為牛市背書，同樣是很危險的。股市有漲有落是正常的，就應該讓它自然地走，政府部門最好不要對行情發表意見。政府的責任就是維護市場秩序，履行監管職責。最近市場交易量一天就能達到2萬多億，這個體量要是塌下來，誰都接不住。所以，我個人認為，市場的事情就讓市場自己解決好一點。
如果為了呵護牛市，把監管也放松了，那就更加危險。有些企業的收購兼并過程，產生了內幕交易，卻沒得到查處，令人失望。內幕交易是公開的搶劫，對廣大股民十分不公。但我覺得更可怕的是，在社交場合談論股票時，常常有人公然說自己有內幕消息，而且獲利甚豐，不以為恥，反以為榮，不認為是罪過，反炫耀為神通。前幾年，香港一家國際大投行在沒有任何外部舉報的情況下，將一個在內部會議上聲稱有內幕信息的員工送上了法庭?？梢姵墒斓馁Y本市場必須對內幕交易和一切違規行為零容忍，否則會出現全局性、社會性的潰敗。
中國現在最危險的是什么?不是股市。過去中國股市大起大落過很多次，中國老百姓已有一定的承受能力。當然這次股市有很高的杠桿，跟過去不完全一樣。有人說，中國最危險的是經濟，因為經濟可能會斷崖式下跌。我不這么認為，我對今年達到7%的增長是有信心的。中國在市場經濟的路上已經走了很長一段時間，民營經濟占據了相當的比重。不管出現什么狀況，民營經濟會以其動物精神和植物神經自動地不停運轉，不會一下子就發生崩塌。
我認為，中國現在面臨的最大危險是不改革，更大的危險是改革往回走。當然我對中國的改革還是充滿信心的。最近習近平總書記在深改小組會議和政治局會議上，強調改革的“四個不變”，堅持國有企業改革方向沒有變，依法保護民營企業產權方針沒有變，堅持對外開放和利用外資政策也沒有變;還提出要大膽啟用改革促進派。這都是讓全國人民感到無比振奮的重要信息。
這“四個不變”的方向是正確的，傳遞出的改革信息也很明確。十八屆三中全會確定的國企改革方向，是國家對國有企業的管理，從管人財物轉為管資本。但現在國有企業到底怎么改?已經改了什么?還要改什么?方案似乎十分模糊。舉目看全國，誰在改?改什么了?也很茫然。
“兩民主義”威脅改革
我認為，導致不改革或者改革往回走的最大威脅主要有兩個，一個是民族主義抬頭，另一個是民粹主義抬頭。
民族主義盛行以后，對改革開放是絕對的阻礙。有大學教授反映，學生學了四年經濟知識，但一旦遇上民族主義陰謀論，就會顛覆全部認知，失去基本的經濟常識和判斷力。民族主義很可怕，中國歷史上好幾次重大的歷史變動，甚至朝代更替，都跟民族主義有關。義和團運動攻打外國大使館，連基本的國際法概念都沒有。外交是很專業的事情，對于可能煽動老百姓上街的苗頭應當及時制止。
不要以為只有年輕人容易被民族主義煽動起來，其實在年歲大的那幾代人中也很有市場。我有幾個不同時期同學的微信群，經常看到一些完全匪夷所思的仇外的段子和議論。對此我往往很難保持沉默，因為有些同學退休后還在中學里加入“導師團”發揮余熱，我們這一代人難道可以把自己受到的傳統教育毫無選擇地傳遞給下一代嗎?
最近一位官員在其母校清華大學校慶時做的演講，引起了民粹主義式的攻擊。其實他只是對當前一些比較重大的政策，比如如何保持就業市場的彈性、如何處理糧食安全、農民利益、土地保護、農產品收儲體制等做了些反思，并且提出了解決問題的新思路。我支持他的許多看法，在這里不再重復。我僅就當前的醫療改革，談談民粹主義的危害。
中國醫療改革行進20多年來，新農合可以說是社會公認的、少有沒有爭議的、在國內外得到一致認可、農民普遍叫好的改革。按照個人、地方、中央共同掏錢的模式，新農合后來又拓展到城市，建立了城市居民基本醫療保障。迄今為止，中國的三種醫療保障制度——最早建立的城市職工基本醫療保障和新型農村合作醫療、城市居民基本醫療保險——覆蓋了13億中國人的99%，這是意義深遠、舉世矚目的大事情。
但從2003年開始，中央財政投入這么多資金到醫療衛生領域，我們卻很失望地看到，目前中國的醫患關系是改革開放以來，甚至是建國以來或有史以來最最惡劣的。為什么?原因當然很復雜，但用民粹主義思維鼓吹老百姓看病不該付錢天經地義，是其中一個重要的原因。
我們現在的醫保制度，是一種共擔機制，政府和個人共同承擔醫療成本。之所以要求個人支付一部分，是為了防止個人濫用醫療資源。在英聯邦等醫保水平很高的國家，濫用醫療資源是很普遍和嚴重的問題，多數已經難以為繼。現在在醫療改革上，有一批人試圖用民粹主義思維影響中央醫療改革的決策，甚至認為倒退到前蘇聯大包大攬的公費醫療是最好的制度?？床〔皇斟X被認為是最大的德政。但是，政府的錢是哪來的呢?政府財政來自稅收，政府包攬的越多，必然稅收越高，老百姓要交更多錢。所以，每個人都面臨一個現實選擇，你是愿意把全部錢交給政府去吃大鍋飯呢?還是留一些放在自己口袋里，自己決策更合理呢?
當然，醫保的特點是共濟。不是每個人都會生病，所以要通過社會保障，給最困難、生大病的人覆蓋一部分醫療成本，讓多數人幫少數人。但是，并不是個人就什么錢都不應該花，醫保中有個人支付的部分，可以抑制濫用醫療資源的行為，節省公共的財富。同時，目前的醫療保障制度，只能是覆蓋基本醫療支出，否則中國的國力根本承受不了。美國現在醫療費用占GDP的17%到18%，試想如果中國人向美國的醫療水平看齊，是什么概念呢?
這幾年醫療改革徘徊不前，醫患關系十分緊張。醫院需要派武警去維護秩序，醫生要穿著防彈背心、戴著鋼盔去看門診，這是全體中國人的悲劇。2003年發生的SARS讓政府更加注重公共衛生，這是對的。但此后中國醫療改革的方向也發生了一些偏離。
我認為，中國要解決老百姓看病問題，第一，發展公立醫院之外，必須要大力鼓勵社會資本辦醫，同時讓各類醫院都能夠平等地納入醫療保障體系;第二，在改革中，必須改善醫生的收入待遇，提高醫生的職業尊嚴，大大調動起醫生的積極性。沒有醫生的普遍支持配合和真心擁護，醫療改革是不會成功的?，F在的醫改指導思想很成問題，又要讓老百姓不花錢看病，又想不讓吃草還要馬快跑要求醫生作出犧牲，醫生診療技術的服務價格被嚴重低估。
民粹主義的醫療改革主張容易蠱惑社會，是因為相比患者來說，醫生永遠是少數。現在醫生群體普遍情緒低落，很多醫學院學生畢業后都轉行不做醫生，有的流出率竟然達到50%以上。中國醫學界的老前輩，都是最優秀的人才，或者書香門第的后代去讀醫科。我最近看到一則某省高考的新聞，說協和醫科大在該省擬招10人，報考了4人，過線的只有1人，還跟清華大學在當地的錄取分數相差100多分。其他醫學院的報考人數只有招生名額的二分之一至三分之一。醫學院招生慘到如此程度。我們想一想，如果問題不解決，一流的人都不愿意去學醫了，未來只有二流三流的人才當醫生。當下的年輕人應該想想，老了之后誰來給你們看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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