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月25日晚，微博紅人“燒傷超人阿寶”發了條引引起熱議的微博：“我這樣的醫生反對醫院公退民進純屬腦子有病，民營醫院擴張和多點執業，對我們這種正在黃金年齡而且已經在最優秀的公立醫院練好了技術的人來說其實是最大的利好。我只是不忍心隱瞞大家：以后最優秀的醫生將屬于最高檔的民營醫院，次優秀的醫生屬于次高檔的民營醫院，而普通人將和最優秀的醫生徹底絕緣。”
憑啥我不能去看最好的燒傷科了？反了啊！和尚燒得我燒不得？阿寶醫生的話到底啥意思呢？阿寶的意思是：更多的民營醫院的誕生將產生虹吸效應，在從公立醫院吸走好醫生的同時斷絕了大多數人享受優質醫療的念想。但是，腫么會這樣呢？民營醫院不是個好東西？
孟子曾經曰過：養生喪死無憾，王道之始也。讓人民健康的活著、體面的老去，是古今中外人們對“有道”政府的希望和要求。09年以來，我國醫改加速推進，醫療均等化成就已經有目共睹。在當年的新醫改《意見》中就提到了要加快形成多元化辦醫格局，鼓勵民營資本舉辦非營利性醫院。今年6月，國務院再次發文強調：促進社會辦醫成規模、上水平發展，加快形成公立醫院與社會辦醫相互促進、共同發展格局。
民營醫院從此站起來了！加快社會辦醫療，簡單地說，就是要加快簡化審批、放寬準入，方便各種形式的民營資本進入醫療領域，目的在于“不斷滿足人民群眾多樣化、多層次醫療衛生服務需求”，“形成公立醫院與社會辦醫相互促進、共同發展格局”，而本質就是推動醫療領域更加的市場化。
然而并沒有什么X用。社會辦醫，符合國務院簡政放權的精神，構成了醫改的重要嘗試，對于滿足不同群體差異化的醫療需求大有幫助，但對于能否解決中國醫改中最核心的看病難、看病貴的問題，阿寶醫生作為業界良心說的很清楚了：屌絲們，你們更加生不起病了，你們更加不可能看得起好醫生了，你們現在還能排隊12小時看名醫，明天有錢人一萬塊人民幣就是一個屌絲患者最難以逾越的紅墻！
十字架有時很仁愛，有時很殘忍。問題不在紅十字本身，而在我們應該怎樣辦醫，為誰辦醫。
先來說說“社會辦醫”。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副研究員江宇認為，“社會辦醫”過程中要注意五點：（1）既然是社會辦醫就要要遵循市場原則，切莫給社會辦醫下行政性指標；（2）既然要辦醫療這項公共事業就應該堅持非營利性，不然將導致過度醫療；（3）要嚴格區域衛生規劃，不能為了支持社會辦醫而突破區域衛生規劃。如果一方面用規劃限制公立醫院，另一方面又突破規劃扶持私立醫院，實際上是對公立醫院的歧視。（4）民營醫院并沒有提供基本醫療衛生服務的義務，且政府對其監管力度弱于公立醫院，故不宜納入醫保；（5）不能借社會辦醫之名侵占了公立醫院的國有資產。言下之意，要避免對社會辦醫太樂觀，必須重視對社會辦醫的監管，對假借“社會辦醫”產生的亂象要足夠警惕，尤其是要防止公立醫療資源被社會資本掏空。也就是說，在前置程序上給社會辦醫“松綁”了，政府要在民營資本舉辦醫療過程中加念“緊箍咒”。
而對于加快社會辦醫是否有助于“與公立醫院形成相互促進、共同發展的格局”，我們就更犯嘀咕。因為這份加快社會辦醫的政策意見中明確強調了對公立醫院規模的控制：“按照總量控制、結構調整、規模適度的原則，合理控制公立醫療機構數量和規模，拓展社會辦醫發展空間。”民營資本進來，公立醫院出局，消此而長彼的意味明顯。問題在于，如果某地公立醫院體系運行良好，是否要為社會辦醫拓展空間？如何避免江宇所說的為“社會辦醫”而社會辦醫呢？
因此，問題似乎變成了私立醫院與公立醫院孰優孰劣的考量。經驗告訴我們，堅定不移地走政府主導的公立醫療之路是可行的也是必要的，是歷史經驗也是發展方向，中國如此，國外亦如此。一提市場就激動的心情先緩緩。我們認為，醫改不能簡政，醫療責任不能過多地轉向市場，醫改不能改成“小政府、大社會（市場）”。
為什么這么說？北京大學李玲教授曾撰文指出，新中國醫療衛生事業的前三十年是一個奇跡，而后三十年則發展遲緩、問題嚴重。從1949年到1978年，中國的人均預期壽命從35歲增長到68歲；而1978年到2003年，人均預期壽命只增加了3歲，增速低于國際平均水平，遠低于基數更高的發達國家。一個最重要的變量就是：前三十年政府投入占醫療比重高（1978年超過30%），而后三十年政府比重逐漸降低（2002年只有17%）。而看病貴、看病難問題的凸顯期與政府減少對醫療逐漸減少投入的歷史是吻合的。對醫院投入少了，讓醫院以藥養醫，傳統意義上政府與醫院的權責體系就會走向瓦解，政府也就很難有能力去約束醫院行為。
光說中國你肯定說我too naïve，那我們來看看國外的“先進經驗”。江宇對比了法國與英國醫療狀況。法國重視公立醫院的內外部治理，通過加強立法，加強對院長管理（重點醫院的院長由總理任命），加強對院長的培訓，加強醫院信息公開透明度，加強建立公立醫院評級制度，法國的公立醫院收獲了世界頂尖的績效評價。而英國則是反例。撒切爾當政時期推行的醫院市場化改革導致了醫院間的惡性競爭、協作關系破裂、醫療費用上升，布萊爾時期只能推倒重來，重新增加政府支出、加強監管。智利和哥倫比亞也為廣大發展中國家提供了教訓。在新自由主義的指導下，兩國的醫療體系改革也是以引入私人資本、放松政府管制的方式實現了比較徹底的私有化。但此后這兩國醫療體系的公平性和質量明顯下降，保健和防疫等公共衛生體系瓦解，傳染病重新惡化，商業保險和私人資本攫取了超額利潤，醫療服務于少數人，大部分患者境遇變差，醫療腐敗嚴重。此外，民營資本運營的醫院和公立醫院在社會責任承擔上差異顯著。李玲教授曾提到過一個埃博拉的故事：幾年前，中國給塞拉利昂援建了一座非常好的醫院，但是醫院建成后中國官員認為公立醫院沒效率，就讓國內一家民營醫院去運行。然而，埃博拉一來醫院馬上就關門了，人都走了……最終是中國先后派出的公立醫院和解放軍的醫生去利比里亞、塞拉利昂援助抗擊埃博拉。而最近韓國MERS疫情的嚴重擴散，也是活生生的佐證。以三星首爾醫院為代表的民營醫院在本次疫情擴散中表現出的不力，使得央媒《朝鮮日報》不得不質問以韓國民營為主的醫療體系是姓“救死扶傷”還是姓“追名逐利”。
究其原因，是市場在醫療領域的失靈。經濟學中所講的市場有效、完全競爭悉數建立在一系列假設之上，包括理性人假設、信息對稱假設。撇開醫患信息的嚴重不對稱，一個生命垂危的人最不符合理性人的假設。不僅市場失靈，監管也會失靈。醫療涉及十分專業的醫學知識，比如對于醫院是否過度醫療的認定，外部監管者常常無力負擔舉證責任。政府的外部監管最終會流于形式，或減效或失效。因此一種可行的策略是：與其只強調政府外部監管，不如政府直接參與公立醫療的內部治理，這樣更節約社會成本。此外，理論和實踐也在推進。隨著人們對現代政府的治理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當今世界各國政府都不可能是19世紀的“守夜人”。越來越多的領域，民眾期待的不是“看不見的手”而是看得見的手，是政府的手、國家的手。一味強調“看不見的手”，是不知有漢，無論魏晉，也是理論上的懶惰。何況醫療還不是一般的私人品呢！
更重要的是，當今中國的突出問題是看病難、看病貴以及由此引發的醫患關系惡化的頑疾，在很大程度上是市場邏輯侵蝕醫療的惡果。很難想象，用市場的邏輯能治愈它。鐘南山院士曾講到：“醫改沒有包括一個非常重要的內容，就是這30年來我們應該承認醫療人文精神在市場經濟的導向下出現了醫療人文精神的沉淪。”所以，一劑市場化的藥去治療在市場中得的病，病情是加重還是減輕，明眼人不難判斷。
醫療市場化不能解決當今中國醫療的根本問題，歸根到底在于醫療不是一般的私人品，不能完全依著市場邏輯來。何況，當一國人民將享受均等化的醫療視作最基本的人權，將解決好養生喪死作為政府最基本的責任，將醫療福利視為再分配的重要手段，發展怎樣的醫療就超越了商業運作和醫療技術，成為有關執政能力的政治命題。想當初，每個縣里最好的醫院都要叫人民醫院。等等，啥是人民醫院啊？
阿寶醫生都不忍心了，我們怎么能忍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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