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破土編者按】今年六月，似乎是留守兒童的多事之秋，繼“貴州留守兒童四兄妹集體喝農藥自殺”事件后，又發生了“湖南衡陽12歲女童毒死同學”事件。我們為生命消逝而惋惜的同時，不禁想問：為什么有關留守兒童的悲劇事件一再發生?到底誰該為留守兒童問題擔責?為了解開留守兒童問題背后的癥結，破土特推出本期“留守兒童專題”，邀請留守兒童研究、農民工問題研究的相關專家、學者就這一問題發表見解，希望他們的闡釋能解開我們心中的疑惑。本文原標題為《中國社會轉型期的“階級創傷”——由“留守兒童事件”引發的思考》，為上海行政學院劉建洲教授作品，他從階級創傷的視角為我們理解留守兒童問題提供了新視界。
破土：近年來，留守兒童及其引發的相關社會問題，引起了社會各界乃至中央高層領導的高度關注。特別是今年六月份發生的一系列事件，如“貴州四名留守兒童喝農藥自殺身亡”事件，“湖南衡陽12歲女童毒死同學姐妹”事件，更是引起媒體和網民的熱議。并非巧合的是：畢節四兄妹的母親因為不堪家暴逃離了家庭，投毒女童小雯(化名)的母親，也在五年前離家出走。有人將這些兒童稱為“失母兒童”。盡管他(她)有自己的母親，但這些母親們由于各種原因拋夫棄子、遠走他鄉。請問L教授， 您怎么看待這種巧合?
L教授：托爾斯泰有句名言，說“幸福的家庭都是相似的，不幸的家庭各有各的不幸”。對留守兒童而言，我們看到的悲劇和不幸，雖然表現形式各有不同，但原因卻高度雷同。當然，“失母兒童”只是一個很表面化的歸因。更深刻的歸因在于，這個群體正在失去基本的共同體——家庭。這一點我們從每年消失的村莊數量上，可以看得一清二楚。很多農村家庭的現狀是這樣的：爺爺、奶奶與孫兒孫女在老家，父母在外打工，還很可能分居兩地。留守兒童并不是一個鐵板一塊的整體，但就總體而言，他們面臨的制度安排卻高度雷同。如果我們拋開各種蒼白的道義評判，就不難發現這樣一個嚴酷的現實，流動農民工、留守老人、留守兒童，他們構成了“農民工生產體制”制度安排中的一顆顆小棋子，正是這些小棋子、小人物的奮斗和遭遇，構成了中國社會的巨變和轉型基礎。他們的人生際遇之所以引起大家的關注，正在于它折射的是大歷史背后小人物的命運。但歷史的吊詭在于，在中國這樣一個工人階級國家，傳統的共同體(村落和家庭)處于不可逆轉的消亡中，新的共同體(比如工人階級社區)卻難以形成。
破土：最近，北京師范大學心理學教授李亦菲主持完成的《中國留守兒童心靈狀況白皮書(2015)》調查報告，從心理學指數的角度對留守兒童的心理狀態特別是危險程度進行了評估。我們也關注到，不同的學科對農民工問題和留守兒童問題做出了不同視角的解讀，有些解讀甚至大相徑庭乃至相互對立。您如何評價這些不同的解讀?
L教授：我對李亦菲教授的工作表示敬意。每當一起關于留守兒童的事件發生和被有關方面成功應對之后，總會出現各種解讀、解釋和闡釋。按照馬克思的說法，學者立足于不同的學科視野解讀悲劇性事件，最終的目的當然在于避免類似事件的發生，更高的抱負，是通過社會干預、政策倡議等方式，來改變產生這些事件的結構性因素。這當然很艱難。我特別尊重那些通過解讀來揭露現實、介入現實、改變現實的學者和網友。很遺憾的是，我們常常看到，一些解讀拘泥于自身的學科，缺乏“美人之美”的氣度，更沒有“美美與共”的勇氣;還有些解讀和點評，簡直就是“精神鴉片”或“精神砒霜”，它們有意無意遮蔽社會現實、回避社會現實，甚至將個人苦難的社會因素和歷史源流抽離出來。我傾向于進行一種綜合的解讀和診斷。
很多社會學者對心理學的解讀和工作表示質疑。原因在于，心理存在著嚴重的個體主義方法論預設;另外，心理學的解釋及其提出的應對策略，往往缺乏結構的視角和歷史的視野。應當說，社會學家的這些質疑，有其合理之處。但是，我們要看到，心理學自身有著極為龐雜的學科體系與不同的研究取向。社會學同樣如此。誰能說社會學就一定是批判性和建設性兼備呢?我有時開玩笑地調侃，很多發表了多篇農民工或留守兒童研究文章的社會學名家，很可能連一個農民工朋友或者留守兒童朋友都沒有。這可能是苛責他們，因為按照“價值中立”的原則，和研究對象交朋友反倒是不正常的事情。其實，從應用和操作的角度而言，心理學的視角和具體做法，優勢頗多。畢竟，解決個人的心理問題，診斷、篩選出可能存在“問題”的農民工與留守兒童，要比社會學者注重改變宏大的“結構”，要相對現實和容易得多。我傾向于進行心理學和社會學的綜合。畢竟，結構性問題往往通過個體的心理創傷表現出來;而在勞工社會學中，階級的結構可以說是最為重要的一個結構。這樣的綜合，要求我們轉換一種思路，不妨將留守兒童問題看成是中國社會轉型期“階級創傷”的一種表現形式。從這種屢屢出現的“階級創傷”中，我們不僅能夠看到現實和歷史，還能夠感同身受、反觀自我，從而對大歷史背后小人物的命運，有一種深刻的“同情的理解”。這樣，我們提出的對策，也不至于掉到“精神維穩”的陷阱中去。
破土：您說的“階級創傷”是一種什么樣的創傷?
L教授：“階級創傷”(Class trauma)并不神秘，凡是身處階級社會中的人都會有親身的體會和切膚之痛。“階級創傷”是一種階級沖突的形式，不過，這種沖突發生在階級社會每個成員的內心世界和精神世界當中。過多的時候，人們會把這種內心世界的痛苦、無力、絕望乃至被閹割、被撕裂的感覺，看成是自身的問題、暫時的問題，是每個人必須為成長或成功付出的必然“代價”。有趣的是，在特定的時代，特定群體和個體，甚至會自覺地為了某個更高的范疇，比如家族、國家等，自覺地承受這種生命中不能承受之重。比如，根據葉辛的小說《孽債》改編的電視劇主題歌這樣唱道：“美麗的西雙版納留不住我的爸爸，爸爸一個家，媽媽一個家，剩下我自己好像是多余的。”這里就有著對“階級創傷”的曲折表達。魯迅在小說《故鄉》中，這樣生動地描寫自己聽到閏土恭敬地稱自己為“老爺”后的感受：“我似乎打了一個寒噤;我就知道，我們之間已經隔了一層可悲的厚障壁了。”從某種意義上講，“階級創傷”是人們對階級界限、階級歧視和排斥、階級傷害、階級壓迫的復雜情感體驗與心理感受。從這個角度去審視貴州畢節自殺兒童留下的遺書，我們能夠體味到一種濃郁的“階級創傷”，盡管它不過出自一個小學六年級學生的手中：“謝謝你們的好意，我知道你們對我的好，但是我該走了。我曾經發誓活不過15歲，死亡是我多年的夢想，今天清零了!”
破土：“階級創傷”對于理解工人階級家庭問題是一個很重要的視角。您是如何發現這一視角的?為什么留守兒童的“階級創傷”會轉變為對自身和同學的傷害?
L教授：最近幾年，我承擔的課程包括領導干部壓力管理與心理調適。在教學的過程中，經常會和心理學圈的學者和老師交流。有時候，你會反思，為什么中國社會特別流行心靈雞湯?現在誰沒有被心理雞湯刷屏的時候?有些善于制作心靈雞湯的專家教授，不光登上央視的百家講壇，同時也實現了讓自己先富裕起來的夢想。講一個故事吧。有一次，一位參加培訓的領導干部講述了他的心理壓力。他的工作可能是與處決各類死刑犯有關，這讓他有一種莫名的負罪感和心理壓力。他的調適方法，是私下咨詢某位寺院的主持。在傾訴了自己的苦惱后，那位主持安慰他的一句話，讓他最終釋懷：“你不要有什么壓力，因為你這是在替天行道!”這個看似笑話的故事，讓我思考心理問題背后的社會背景。
發現并審視“階級創傷”,還有一個機緣，那就自己翻譯《星星之火：全泰壹評傳》的過程。我們常常看到，工人階級及其家庭的心理和精神創傷，常常指向自身、家庭成員乃至本階級的成員。這種場景在《全泰壹評傳》里面有很多體現。全泰壹曾經十分憎恨自己的父親，因為他常常酗酒，暴打母親和自己，然后變賣家里僅有的一些東西，離家出走。區別在于，全泰壹在經歷了“階級創傷”后，實現了最終的覺醒，他深刻理解到，父親其實也是一個受害者。在貴州四名留守兒童的遭遇中，我們也看到類似的場景。在《全泰壹評傳》中，還有這樣一段描寫：全泰壹曾經在擁擠的公交車上，看見了一位背著柳條筐的女性小販在和售票員爭吵。這位小販當時的樣子，就象是泰壹母親的一位鄰居，他和這樣的鄰居已經相處二十二年了。這樣的人，他(她)們的生活沒有希望、沒有理想或人類的成就感，他(她)們的生活價值，就象一只螞蟻的價值。為了在絕望中維持著自己的生活，他(她)和們自己的鄰居爭吵，對鄰居不恭，有時候甚至粗暴地對待自己的鄰居。同時，他(她)們被所在的社會漠視和鄙視。真正的問題在于：很少有底層的成員，能夠將社會強加于他(她)的自卑轉化為自尊，將羞辱轉化為自豪，將恐懼和卑賤轉化為憤怒和勇氣，將依附和詆毀轉化為自主和解放，將沉默和順從轉化為批判和斗爭。
農民工或者留守兒童的“階級創傷”之所以往往轉變為對自身和同學的傷害，原因正在于社會底層在社會流動的過程中，常常會面臨一種鐵絲網般的柵欄，這種柵欄不是別的什么東西，而是一種階級邊界，一種社會秩序，一種規則，一種道德律令，一種警示性的標志。約翰.列儂有一很經典的歌曲，叫《工人階級英雄》(Working Class Hero)。我覺得網絡上傳播的一段MV視頻畫面配得特別好。里面是一群孩子被柵欄阻隔在花園外面，一個小男孩首先勇敢地闖進了柵欄，孩子們蜂擁而入，他們突破了柵欄這一咒語般的隱喻——這就是階級的藩籬。“階級創傷”之所以產生，是因為一些階級必須通過法律、制度和市場來保護自己所在階級的利益。“某些人被各種鐵絲網組成的柵欄包圍，因為他們想要保護某種東西。他們會向那些試圖攀越柵欄的人吐唾沫，踐踏他們。那些從柵欄上跌落的人們，他們的臉部因痛苦而扭曲，并充滿罪惡感。”經歷了近三十多年的發展，中國社會的階級邊界基本確定，階級的柵欄扎得越來越細密和精致。這是底層的“階級創傷”往往轉為指向自身和同輩群體的重要原因。
破土：“階級創傷”是工人階級家庭特有的嗎?具體來說，有哪些表現形態呢?
L教授：顧名思義，“階級創傷”與每個人身處的階級結構位置有關，也與特定社會的階級生態環境有關。在中國社會轉型期，領導階級有自己的階級創傷，中產階級有中產階級的階級創傷，工人階級(包括新工人階級群體農民工及其家庭)更是階級創傷的重災區。關于中產階級的“階級創傷”，建議大家去聽聽承認違法犯罪、被取保候審的王功權的《私奔之歌》。關于領導階級的階級創傷，建議大家再次溫習下作家閻真的官場小說《滄浪之水》：池大為最終燒掉了父親留下來的《中國歷代名人素描》。在一片火焰和煙霧繚繞中，我們不難想象他內心深處難以言說的“階級創傷”感。再如自殺問題，不僅有農民工的自殺、留守兒童的自殺、留守老人的自殺，也在官員群體身上有集中體現。中組部甚至專門發文，要求下級單位統計領導干部非正常死亡的情況。正所謂，“不同的階級，各有各的階級創傷”。
正如美國學者理查德·森奈特等在《階級的潛在傷害》(The Hidden Injuries of Class)一書中所論述的那樣，就新工人階級特別是新工人家庭來說，“階級創傷”更多的是一種隱藏的傷害。比如，通過精致的能力區分，將工人階級及其家庭的不幸，巧妙地歸結于工人的能力問題。再如，通過宣揚社會達爾文主義和消費主義，使得工人階級及其家庭做出的巨大犧牲變得正當化。在轉型期的中國，各種形式的潛在的階級傷害，對新工人及其家庭帶來巨大的心理和精神創傷。看過潘毅教授的《中國女工》一書的讀者，或許不會忘卻女工的夢魘和尖叫。我在廣東的田野調查中，曾經接觸到一位工傷女工。有一天，很長時間沒有聯系的她突然打電話給我，反復地訴說自己身邊有人在監視她，準備害她。她一再告訴我，如果有一天她失蹤了，肯定是被害了。你知道，這位已經離婚的柔弱女工，長期在循環式國家機器的各個部門奔走呼告，面對強大的資本和黑社會，她多次維權未果，她當然會經受局外人難以想象的心理創傷。當這種創傷與階級結合時，我們很難簡單地用“被害妄想狂”來描述和解決她的問題。原因在于，這種痛苦是一種位置性痛苦。
破土：能不能這樣理解，“階級創傷”是一種基于階級沖突和階級傷害的心理創傷和精神創傷，它綜合了心理學和社會學視角?
L教授：可以這樣理解。之所以強調“階級創傷”在農民工問題和留守兒童問題中的重要性，其實是想彌合社會學視角和心理學視角之間的巨大張力。農民工在城市化和工業化的進程中，確實存在著心理問題;留守兒童的“焦慮指數”、“煩亂指數”和“迷茫指數”，也的確有助于我們把握和甄別那些“問題”兒童。但是，任何社會問題都需要通過特定的問題框架加以建構。高蕊在《記憶中的傷痛:階級建構邏輯下的集體認同與抗戰敘事》一文中指出：啟蒙運動及精神分析有關創傷的研究，使得發生在個人身上的巨大創傷和痛苦經歷，未必能夠轉化到集體層面。“發生的事件是一回事，對于這些事件的表述則是另外一回事”，只有當個人的痛苦的體驗“進入集體關于自我身份意識的核心”時，創傷才能出現在集體層面。在社會轉型期的中國社會，我們見到了太多的個體苦難和心理創傷。無論是1993年深圳致麗玩具廠大火，抑或昆山中榮工廠爆炸事故，無論是張海超的開胸驗肺，還是富士康工人的連環跳樓事件，都難以稱為“階級創傷”。有時我會思考這樣的問題：為什么美國的1911年三角內衣廠大火，能夠成為“改變美國的一場火災”?為什么韓國1970年全泰壹的點火自焚，能夠成為韓國勞工運動的一個轉折點?而反觀社會轉型期的中國，每當發生一起重大事件，似乎總是成為當局展現成功應對突發事件嫻熟技術的大好舞臺，而不是民眾參與改變制造這些事件的體制和結構的重要時刻?
從這個角度出發，我認為轉型中國的一個值得關注的重大問題是：如何能夠使得個人或者少數人的心理創傷，變成大多數民眾的文化創傷?按照亞歷山大的說法，只有“當集體成員認為他們遭遇了一個駭人聽聞的、在他們的集體意識中留下不可磨滅印記的事件，并且這一事件從根本上無可挽回地改變他們未來的身份性質”時，文化創傷才能產生。就這一點來說，心理學所建構的心理健康措施或者心理創傷治療，難以承擔這樣的任務。或許，融合勞工社會學和心理學視角的“階級創傷”，能夠成為將個人苦難升華為階級苦難，將心理創傷升華為文化創傷的一個觸媒和中介。
破土：您認為該怎樣減少中國社會轉型期的“階級創傷”呢?
L教授：這是一個很沉重的問題。因為在轉型期的中國，階級是否能夠公開言說，都成為了一個問題。有人說“階級消失了”，但是我們看到的事實是資本無處不在，甚至國有資本都遭遇到非洲的工人。普通民眾對階級存在著實體論的誤解，好像階級就是某個具體的人。其實階級不過是特定歷史時期的一種壓制性和剝奪性的社會經濟關系。中國的民眾一提到階級，便聯想到階級斗爭。這是一種歷史創傷引發的神經官能癥。對于一個真正的歷史唯物主義者來說，階級就像水和空氣那樣自然。如果我們真正反思自身社會流動的過程，無論它是向上流動、水平流動還是向下流動，總是能夠發現“階級創傷”潛藏在某個角落等待發聲。
令人欣慰的是，我們依稀看到勞工階級、中產階級和國家治理者，他們正在從不同角度展開一場自救運動。在這場自救運動的進程中，他們能否體會到彼此正在經歷的“階級創傷”，同時積極采取行動來減輕或緩解各自的“階級創傷”，還有待于觀察。我能夠說的是，現實中已經有了一大批頗具勇氣的先行者，在負重前行。他們或者從事公益維權，或者進行政策倡導，或者在惡劣的學術環境下隱忍著述，或者在勞工權益的一線大聲疾呼。
我想說的是，減少或者減緩中國社會轉型期的“階級創傷”，并非僅是有利于勞工階級的事情。按照黑格爾“主奴辯證法”的觀點，資本家、勞動者和國家治理者都會從中受益。
破土：為什么這樣說?可否舉例說明一下?
L教授：歷史的發展往往超出特定階級對既有利益的執著。“韓國工人運動之父”全泰壹的母親李小仙，曾在1975年舉行的全泰壹自殺五周年追悼會上這樣大聲疾呼：“……報紙上發表的反映工人實況的文章，掀起議論也不過一時，過不了幾天，世人也就忘得一干二凈。沒有一個人把工人的痛苦當作自己的痛苦，積極幫助工人。我想那些有學問的人，那些宣揚要協助軟弱無力者的人，那些所謂搞工人運動的人，可能都讀過報紙上的文章，但沒有一個人把工人們的痛苦當作問題，奮起展開斗爭。到頭來，我們刻骨銘心地認識到：只有我們工人團結起來展開斗爭，才能找到活路。”事實上，全泰壹的母親和妹妹等，后來繼承了全泰壹的遺志，廣大勞工、中產階級以及國家治理者，成為韓國轉型與發展的共同推動者和見證人。
值得深思的是：三十多年后，準備競選韓國總統的樸槿惠手持鮮花，希望到全泰壹塑像前祭拜，但遭到了工會會員的阻撓，工人希望她能夠對全泰壹自殺的樸正熙時代予以正確的評價。應當說，“三無女人”樸槿惠及其家族經歷的“階級創傷”，可謂深重且發人警醒。同時，在韓國民主化轉型和現代化的進程中，勞動者也付出了巨大的階級代價，經歷了難以想象的“階級創傷”。直到今天，韓國的勞工在新自由主義、全球化和金融危機背景下，還在繼續遭遇各種“階級創傷”。他們的幸運在于，這時他們經歷的苦難，已經不再是個體的苦難;他們遭受的創傷，也不再是心理創傷。因為，他們的身份已然改變。
換句話說，如果“階級創傷”是我們必須面對的歷史宿命，那么，如何讓這種創傷具有歷史價值，成為一種歷史記憶，變成一份歷史遺產，同時讓后來者不再經歷類似的創傷，是值得大家深入思考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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