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環球時報赴香港特派記者 范凌志)5月17日，香港“保民主撐政改反拉布做選民”簽名大行動正式結束，9天共收集1210771個簽名，愛國香港市民以簽名表達他們對依法于2017年落實普選的支持。民眾希望安定繁榮的愿望固然可貴，然而，從反國民教育到“占領中環”，一些激進的泛民派總是用聳人聽聞的標題占據港媒版面，而“唯恐香港不亂”的“港獨”分子更是誤導一些年輕人，并讓很多港人蒙上不愛國的負面形象，愛國的聲音似乎總被淹沒在嘈雜聲中。其實，多數香港人都很愛國，在部分人攪亂香港社會時，更有不少人站出來針鋒相對地同他們作斗爭。《環球時報》記者日前赴香港采訪，與當地愛國團體、民眾進行近距離接觸，傾聽其心聲的同時，了解了他們的生存狀況。
“不談政治”的軍迷與闖蕩街頭的女子
“我們的番號是85281，852是香港的區號，81是建軍節”，一個名為“獅子山紅一連”的團隊召集人鄒宗富這樣向《環球時報》記者介紹。在和平的當下，不用服兵役的香港年輕人恐怕沒多少人了解人民解放軍。但就在這座繁華的都市里，有一群軍迷，他們收集從服飾到模型的一切有關解放軍的物品。
香港“獅子山紅一連”(資料圖)
老鄒是這個團隊里為數不多的中年人，平時，他的職業是導游。他曾帶內地一家名叫“觀海”的網站人員到家里，房門上貼的毛主席像在香港這個地方很引人注目。老鄒對解放軍的癡迷已經滲透到他生活的方方面面：手機鈴聲是“三大紀律八項注意”，甚至吃飯都會用部隊的金屬飯碗和餐盤。
老鄒的團隊只有十數人，成員都是普通港人，團隊經常組織活動，有負重爬山，有模擬戰斗。中學生阿翔和伙伴們放學經常到軍品店逛，但“有個不明文規定，即不買日本產的”。他們如此解釋團隊的名字來歷：“‘獅子山’代表香港人的精神，‘紅一連’指希望繼承紅軍長征的精神。我們不談政治，但我們一定要愛自己的國家。”
與“不談政治”的軍迷不同，基層愛國組織“愛港行動”召集人陳凈心以潑辣的作風和犀利的言辭在香港街頭政治中闖出一片天地。“我真的不怕他們，我又不是政客，沒吃政治飯。我說話就是代表我自己。”陳凈心說。這里的“他們”是指一些泛民政客，以及被政客煽動鬧事的年輕人。外表柔弱的陳凈心，不止一次站在人高馬大的“他們”面前，指著對方鼻子斥責：“你們一個個啊!不知所謂!”
陳凈心(左二)及其“愛港行動”組織到政府請愿。(資料圖)
陳凈心的“愛港行動”只有幾十人，一間辦公室。其實，與其說是辦公室，不如說是小“倉庫”：十平方米左右的空間放滿國旗、橫幅、辦公用品等。“不要以為我們有什么嚴密組織，平時大家都有自己的工作和生活，但如果需要發聲，我們就會在網上聯絡，一起出來。”
相比幾年前，現在的陳凈心很低調。她信佛，常會去師父的佛堂靜修，而不再以“女俠”姿態立于街頭。陳凈心解釋說：“泛民政客是很討厭，但愛國愛港的市民畢竟占大多數，他們的愿望很簡單，就是好好過日子。剛開始我們在街頭跟他們沖突，可能會引發市民的共鳴和反思，但如果我們一直跟他們鬧，也會擾亂市民的日常生活，也許會有人覺得‘你們不是和他們一樣嗎?’這就是我為什么現在更傾向于低調。”
“其實生活中我是個很溫柔的人，我很愛爸爸、老公，對我身邊的朋友大聲講話都不會。但我最痛恨搞亂社會、搞亂國家的人。菩薩很慈悲，但面對妖魔鬼怪，就一定要變成金剛。”陳凈心說。
“內地經歷改變了我的‘國家’認知”
無論是“獅子山紅一連”還是“愛港行動”，都規模不大，而一個名叫“中港青年文化聯合會”的自發組織規模較大，目前會員達2000人左右。《環球時報》記者特意來到聯合會位于九龍彌敦道旁的辦公地點，發現那里和普通寫字樓并無兩樣。80后主席李炏烜向記者介紹說，2012年聯合會剛創立時只有4個人，現在已發展到擁有澳門分會，年底還會創立臺灣分會。“當時創立聯合會主要是因為香港的‘國民教育’問題，簡單說，就是看不慣。”
中港青年文化聯合會主席李炏烜(資料圖)
李炏烜承認，他在中學時代對國家的情感遠不如現在。轉變發生在大學，在華中科技大學就讀的他真切感受到祖國的進步。“剛開始，學校附近還是一些農地，能看到水牛，等我到大三時，已到處是科技園區。跟我在香港以前所認知的國家完全不同。”
作為華中科技大學第一個香港學生，李炏烜的融入很順暢。“香港學生一般免修《毛澤東思想概論》《鄧小平理論》，免軍訓，而我統統都上。我覺得年輕人應該了解中國歷史和國情，(我)還經常跟老師討論‘一國兩制’在香港的實踐，感覺很有意思。”
這次“保民主撐政改”簽名活動，“中港青年文化聯合會”在旺角也有兩個街站。李炏烜說，“平時，我們的主要工作是協助年輕人到內地參觀，經常是一些旅行團很少去的地方，我們會組織到內地一些學校去上課，讓香港年輕人真正認識到國家到底什么樣。”
組織活動，經費是首要問題。李炏烜透露，社團經費主要來自會員交的會費，“我們有個明文規定，今年還不接受任何捐款。聯合會有一個機構叫中常委，中常委成員經常會墊付一些經費。”李炏烜說：“我個人認為，香港的愛國團體在資金上一定要足夠謹慎，我們不愿讓外界誤認為我們收了任何機構和個人的錢，所以盡可能內部解決。”
老一輩愛國者：“榮辱與共”
李炏烜的經歷顯現了一個年輕香港人的心路歷程，就在他重新理解“國家”的2007年，一部描寫香港老一輩愛國者的電影《老港正傳》上映了。
這部影片講述電影放映員左向港從1967年到2007年間的愛國夢想，以及他一家子的酸甜苦辣。片中，黃秋生飾演的左向港最大的心愿就是“到天安門去看一看”，其淳樸而執著的理想令觀眾動容。
現實中的香港老一輩愛國者是否如影片中一樣?《文匯報》前副總經理周奕是最有發言權的人之一。今年82歲的周奕是為數不多見證過香港愛國力量萌芽、發展和波折的人，他著有《香港左派斗爭史》。
周奕說，抗戰爆發后，當時香港只有少數一批人支持延安。皖南事變發生后，一批左翼文化人士和一些“反蔣”的自由民主人士來港，香港本土的進步青年也樹立起追求“自由民主”的信念，“這可算是香港愛國力量的萌芽時代。”
周奕給《環球時報》記者做了一個粗略統計：在抗戰結束后的十年里，香港的左翼愛國力量大致包括工人兩萬人左右，青年幾千人，工商界1000人以及新界無法明確估算的農民——以當時香港120萬人口來講，這是個很小的數目。周奕說，解放后內地的發展讓很多親近內地的人更加信服。而且，在那個年代，內地生產的輕工業產品如電風扇、牙膏等，物美價廉。“跟現在帶港貨回內地正好相反，內地的優質產品很受香港市民青睞。”
1967年，香港發生“反英抗暴”運動，盡管日后外界對這次運動有很多爭議，但周奕表示，正是“六七反英抗暴”為香港市民爭取到了現在的諸多福利。“港英政府發現用過去那種殖民手法不行了，才轉用‘懷柔改良’的統治方略。現在我們所熟知的香港很多福利都是在斗爭之后爭取來的，比如醫療方面，在香港住公立醫院，一天100塊就全包了。有的病人拿3個月的藥，只用付幾十塊錢。再比如12年的免費教育，這在過去根本沒有。”
周奕回憶說，1972年尼克松訪華時，香港的愛國同胞很興奮：“哇，美國總統都到北京啦!”那時候很多愛國力量就如同《老港正傳》里的左向港一樣，都想到天安門看一看。改革開放之后，內地局面更是大有改觀。“總的來說，香港愛國力量的強大與祖國的興盛基本同步，榮辱與共。”
青年愛國團體大多生存艱難
如果說“軍迷”和一些愛國團體是草根力量、游擊部隊，觀塘區議員洪錦鉉稱得上是“正規軍”的一員。但談到目前香港政壇的形勢，他并不樂觀。“雖然我接觸的民眾大都希望盡早依法普選，但一些泛民派總以激進方式來煽動。另外，一些極端分子已經被‘洗腦’，甚至連基本的道德都沒有，看到一位老人家拉著箱子，你怎么可能一腳踹過去呢?出現這種不會思考的極端分子，這是我最擔心的。”
洪錦鉉向內地訪問團介紹香港社區工作。(資料圖)
在洪錦鉉看來，青年愛國團體確實不少，雖然也是一支比較穩定的力量，但大多生存狀況艱難，憑借一點微薄的營運資金在工余、課余時間推動。在這種情況下，很容易“主動性不足”。洪錦鉉對《環球時報》記者說，“其實市民的民心工作是最需要主觀能動性的，需要去開拓。”此外，香港愛國力量比較習慣于用康樂文娛活動來做青年工作，泛民派反而注重從思維和意識層面影響年輕人，“如果青年人沒有在思維上有正確認識，那么很多工作都是事倍功半。”
“在香港的幾場‘硬仗’，比如‘二十三條立法’‘國民教育’都遇到很大阻礙。”對于愛國力量面臨的困境，香港資深時事評論員劉和平對《環球時報》記者說，當下資訊高度發達，年輕人接觸西方比以前更容易，加上香港特殊的歷史因素造成的意識形態隔膜，出現這種局面并不奇怪。
回顧這幾年愛國團體走過的路，李炏烜也感慨良多：“(我們)頂著非常大的壓力，畢竟香港不是內地，我們這樣的組織并不是每一個人都能理解。通過去年的‘占中’就會發現，英國殖民在教育界遺留下很多問題，而且泛民派控制了相當數量的傳媒，很多正面聲音發不出去。”劉和平認為，要突破這種局面，最有效的方法還是從硬實力及軟實力上強大自身，在處理香港問題的手法上可以更理性變通，“就像用力抓一把沙子，沙子會從指間漏掉，而如果改成用手呵護地捧，則能捧起更多。”
雖然面臨諸多困難，接受《環球時報》記者采訪的愛國團體負責人并不氣餒，正如陳凈心向《環球時報》記者所表示的：“我不會再跟那些泛民憤青沖突，但如果有需要，仍會堅持走上街頭，向香港市民傳遞愛國愛港、維持社會繁榮穩定的正能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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