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一前夕，轟動全球的富士康連跳事件五年之后，“新生代”ilabour課題組(兩岸三地高校富士康調研組)再度發布其第五份針對富士康的調研報告，直指富士康存在的四大問題：工資明升暗降、增長陷入停滯;超時加班嚴重、企業有意掩蓋;管理嚴苛依舊、人性化只是口號;工會形同虛設，選舉如同兒戲。
一如以往，爭議總是不可避免的，善意的支持者不少，無端的謾罵也并不鮮見。在一個至少宣稱言論自由的社會里，這樣的局面是意料之中的。只是無論善意的支持者們，還是各有其因的批評乃至謾罵者們，多數人應該都會認同并期待一個更加公平、生活都更加幸福的社會的出現(如若不是，便沒有了任何對話的可能性)。當我們共同懷揣這樣期待的時候，我們應該會堅守一些共同的理念：勞動者的福祉應不斷提高;法律應該成為共同遵守的社會底線;社會要向前走就應該比好而非比爛;是中國的廉價勞動者頂起了大國崛起和資本的高投資回報率，而不是相反;等等。
只是在眾多的批評乃至謾罵聲中，我們發現這樣的常識并未成為共識，在第126個國家勞動節之際，在關于富士康這一號稱“中國模范工廠”第五份調研報告發布的時候，我們發現，勞動者的尊嚴仍然無處安放。
發展目的：資本利潤VS勞動者福祉
改革開放三十多年來，我們經歷了短暫的“黃金時期”：大部分的百姓都從改革中獲益，迅速地解決了溫飽問題，“先富者”們完成了財富的原始積累，“后富者”們也分到了一些殘羹冷炙足以果腹了。只是當“改革開放好”的標語未干之際，這一短暫的“共贏期”便悄然結束了，取而代之的是零和博弈的游戲時代。從日益沉重的農業稅、到數以千萬計的城市下崗工人、到不斷遭遇工資拖欠/工傷職業病/無合同無社保無保障的數以億計的農民工、及至被釜底抽薪的失地農民，處于底層的工農群眾幾乎在每一次的“發展浪潮”中都成為代價的承受者和無辜的犧牲者。而他們所付出的代價以及所作出的犧牲，在客氣者的口中被稱為了“發展的必然代價”，在不客氣者的口中成了“沒素質的人就該如此”。
于是我們終于明白，所謂那個短暫“共贏”的“黃金時期”其實不過是歷史短視的盲目樂觀而已，就如同一個餓久了的人吃到一塊窩頭都會倍感幸福一樣，這樣的幸福感來得快去的也快，因為“先富者”的邏輯注定了絕大部分所謂的“后富者”所能享用的永遠都只會是殘羹冷炙：改革開放意味著資本的復興，而資本崛起所需要的正是大量廉價且馴服的勞動力以及同樣大量而廉價的土地等資源供給——這是中國經濟奇跡的兩大核心要素。于是，國家富強夢在不經意間變成了資本逐利夢，勞動者的福祉也被資本的投資回報率所取代。
于是我們看到了，當富士康四年間利潤增長七成的時候，其工人的基本工資累計增長卻僅一成，甚至無法趕上物價的增長。如此畸形的分配格局意味著，當“先富者”們一路狂奔的時候，“后富者”們連“滲透”下來的殘羹冷炙都可能會少的可憐，這是一個硬幣的兩面，前者的狂奔以后者的止步不前為前提!
只是這樣的現實，仍然遮蔽在國家主義的宏大話語之下：資本的利益就是國家的利益，國家的利益就是工農群眾的利益;資本的投資回報率才是唯一值得關心的指標，至于勞動者的收入和福祉，那是后話：資本家先富了，國家富強了，勞動者自然也就幸福了。雖然發展的目的被宣稱是為了百姓的幸福和社會的福祉，但很顯然，這樣的底線在一味為資本逐利性的辯駁面前就會變得蒼白無力了。
法律：底線VS上線
很多人會歡呼一個法治社會的到來。當然，這樣的歡呼是有條件的。雖然有法可依、有法必依、違法必究是法治的基本要求，但依然要受到利益立場的考量。
于是我們看到，“對富士康違法超時加班的批評”本身遭到了最激烈的批評：加班是工人希望的啊、加班是工人自愿的啊、加班增加了工人收入啊，等等。盡管幾乎所有人都明白，這樣的辯解毫無意義：如果不是工資太低，沒有幾個人會熱愛上加班拼命地繼續“擰螺絲”，把這種被迫說成自愿就如同劫匪為自己辯解“你是自愿掏錢給我的”一樣霸道而無恥。更為重要的是，《勞動法》中關于最高加班時數的規定，被只字未提。
當然，所謂“工人自愿”再次成為借口。可借口背后被避而不談的到底是什么呢?工人加班獲得了加班費，企業從中獲得了什么呢?當然是利益。很顯然，是否加班的主動權掌握在企業手中，而企業既然為了滿足生產的需要安排工人加班，那么加班行為對企業來說自然是有利可圖的。“加班自愿論”者將加班視為對工人的福利而對企業從中獲利只字不提，違法在先卻將法律視為“惡法”，無非是拒絕提高工人正常時間工資尋找借口。
不僅如此，在批評者眼中，法律顯然已經不是底線了，而是“最高要求”，守法即是典范。于是我們看到，只要是按時發放了工資、簽訂了勞動合同、購買了社會保險、支付了加班費，這樣的企業便可視之為“模范”了。將義務變為權利，將基本要求變成最高要求，這不是富士康值得驕傲和表揚之處，而是整個制造業乃至中國社會的恥辱!
很顯然，富士康是所謂的守法“模范”，尤其是明顯違法成風的中國制造業代工廠里;而越是如此，越應該反思的是為何守法變得稀缺，違法卻蔚然成風。而在一個違法蔚然成風的社會里，法治社會顯然只是笑談。在這樣的時候，批評者們所慮的不是如何推動法律的普遍落實，而是為違法者開脫，將底線歡呼為上線，這是“崛起”話語中最大的諷刺!
到底是誰養活了誰？
在發展主義的國家話語中，資本尤其是外資被視為中國崛起的關鍵和救星。資本意味著遍地的工廠、高聳的樓房、飛奔的GDP、就業率、城市夢以及大國的輝煌，而作為數以億計的勞動者，很顯然也應該感謝資本的力量，是他們養活了中國工人。
正是在這樣的話語中，資本獲得了神話般的神圣地位。從稅收優惠到土地供給、從勞動立法到縱容污染，中國幾乎為資本擴張和利潤積累提供了所有可能的便利，并在富士康身上得到了集中體現：盡管處于2010年跳樓事件的風口浪尖，但顯然富士康并不是這一事件的輸家——大規模內遷得到了包括河南、重慶、四川等內地政府關懷備至的歡迎，并促成了富士康最迅猛的擴張，用工規模短短兩三年內便翻了一番達到130萬人的規模，期間甚至有了招工不足公務員頂崗的情況出現。權力對資本的支持，無復如此!
從最早位于松崗只有800人生產連接器的小工廠，到如今位居世界500強第三十位的電子代工巨頭，很顯然是中國的改革開放成就了富士康的發展神話。而神話背后，最重要的因素顯然就是大量、廉價且馴服的勞動力供給——這是勞動密集型代工廠唯一重要的生產要素。
很顯然，資本尋找到了最適合其增殖的土壤，是中國的廉價勞動力和宏觀環境成就了富士康的輝煌和資本的盛宴。資本家從來都不是慈善家，資本唯一的本性就是追逐利潤，舍此無他。因此，無論是內資集中的長三角還是外資云集的珠三角，資本的到來和發展既無意實現所謂的國家富強、更無意解決中國人的就業和提高人民的福祉。一如當年帝國主義的入侵，即便是推動了中國的現代化進程——顯然我們也不應因此就感謝這些入侵者——因為這并非他們的本意。當資本的收益率下降，其撤離和轉移便成為必然，其逐利性也就暴露無遺!
很顯然，資本今日來到中國一如其曾經以更加血腥的方式來到中國一樣，都不過是為了更高的利潤而已!是中國數以億計的農民工養活了資本家，而不是相反。即便是想要為赤裸裸的階級利益關系蒙上一層虛偽的溫情面紗，應該感恩的也是資本家而不是工人——雖然工人并不需要這種“貓哭耗子”的慈悲。
馬云、王健林和李嘉誠在財富榜上的排名并不能代表中國文明的進步，正如墨西哥電信大亨斯利姆世界首位的地位不能代表其同胞的幸福指數一樣。一個社會的發展程度，取決于其最大多數的勞動者的生活水平和尊嚴程度，而非取決于位于金字塔尖的極少數精英的財富數量和資本的投資回報。
而一個追求文明的社會，亦應該追求更好而非瘋狂比爛。否則所擊穿的，不僅是勞動者的尊嚴，還是一個社會的未來。一如對富士康的揭露和的批評的意義所在：勞動者的福祉、法律的底線和勞動者的主體性地位，這本是社會的底線所在，如今卻無比艱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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