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前稅收為何比GDP下滑得更快?中國大約66%的稅收是流轉稅，具有累退性質，導致稅制的內在穩定器功能缺失。然而，從過去稅收收入與經濟增長間的關系來看，我國稅收實際上呈現出明顯的順周期特征，稅收增速大起大落。目前稅收增速的滑坡比經濟增速的下滑來得更為猛烈。究其原因，第二產業在中國經濟中占比降低，以及2012年以來PPI持續負增長，是兩個最主要的原因。
財政收入是比就業更早到來的增長“短板”。今年一季度財政收入增長僅2.4%，創分稅制以來最低;東三省和部分資源型省份財政收支尤為捉襟見肘。因此，在中國經濟增長趨勢放緩過程中，財政收入是比就業更早到來的增長約束。如果任由財政收入趨勢下滑，那么將會引發一系列的潛在風險：
潛在風險一：地方債務流動性風險加大。如果2015年全年財政收入延續今年一季度增速，那么全國20個省市的償債率將顯著提升，也將有近20個省市的償債率高于20%的國際警戒線。
潛在風險二：財政支出可持續性受到制約。今年一季度，黑龍江、青海、寧夏、湖南、河北和貴州等地財政收入增速均為個位數，而財政支出都保持在15%以上的增。如果財政增收乏力現象進一步演繹，或將波及教育、社會保障和衛生等民生支出。
潛在風險三：積極財政政策空間更為逼仄。財政收入吃緊會直接降低預算內資金對基建項目的支持力度，也會使得財政資金對PPP項目的前期引導和財政補貼不足，降低財政資金對民間資本的帶動效應。
如何避免觸碰一般預算收入增速的警戒線?我們測算，今年財政收入增速有兩個警戒線：一是要保證當前的財政支出可持續，與之匹配的一般預算收入增速底線在4.3%;二是要保證地方債務清償有現金流，與之相應的一般預算收入增速底線將提升到14.5%。如何規避，出路不外有二：收入端做文章，和(或)支出端做文章。
前者要求中國經濟的企穩甚至略為回升，這需要積極財政政策和穩健貨幣政策的更好搭配;后者短期來看，對應2015年地方債務償還的現金流壓力，我們估算將債務置換規模調整至2.6-3萬億是較為合理的選擇。同時，積極財政的“缺位”仍需通過政策性金融機構來“補位”。中長期來看，中國財政收入增速已進入中低速增長的新常態，需要財政支出端做出相應調整，優化支出結構，完善預算制度是題中應有之義。
中國稅制內在穩定器功能的缺失一直廣受詬病。然而，回望過去財政收入與經濟增長間的關系，稅收實際上呈現出明顯的順周期特征，稅收增速大起大落。過去三年，伴隨著經濟增速逐級下臺階，財政收入增速從2011年的25%下滑至2014年的8.6%，2015年一季度又進一步回落至2.4%，比經濟增速收縮來得更為迅猛。我們認為，財政收入增速的迅速下滑，對應著債務風險的防范和社會安全網的構建，是比就業更早到來的增長底線約束。短期來看，需要提升地方債務置換的規模;中長期來看，則需科學規劃財政支出的增長。
一、目前稅收為何比GDP下滑得更快?
中國稅制的累退特征導致其內在穩定器功能缺失。中國的稅制結構以流轉稅為主：增值稅是我國第一大稅種，占比全部稅收超過30%，其次是營業稅，占比為16%左右，再加上消費稅、關稅等其他稅種，流轉稅占比全部稅收66%左右(圖表1)。流轉稅具有累退屬性，再加上我國稅制設計沒有采用綜合所得制，自然難以起到經濟穩定器的作用，反而會放大經濟的波動。
我國稅收呈現出顯著的順周期性。在經濟景氣向上時，我國稅收增長要遠遠快于經濟增長。2000-2008年期間，我國名義GDP年均增速10.9%，稅收年均增速高達19.8%;而在經濟景氣下行時，稅收下降也來得更為猛烈。例如2012名義GDP增速較2011年下降2.4個百分點，但稅收收入增速由2011年的22.6%下降為2012年的12.1%，降幅超過10個百分點(圖表2)。
緣何稅收增速的滑坡比經濟增速的下滑來得更為猛烈?稅收增速與經濟增速在理論和現實上的巨大反差，很大程度上是中國產業結構調整使然。分稅制以來，我國第一大稅種一直都是增值稅，增值稅主要以工業企業生產經營活動的增值額為稅基，企業所得稅也有很大一部分以工業企業的經營所得為稅基。因此，在快速工業化進程中，與工業相關的稅收增速必然高于整體經濟的增長速度(圖表3)。上世紀90年代以來，中國第二產業的GDP增速遠遠高出第一和第三產業，這種趨勢一直持續到2012年。2010年中國二產占比GDP達到峰值，隨后服務業發展開始加速。2012年后第三產業的GDP增速開始領先于一產和二產的GDP增速。這直接導致與工業直接相關的增值稅和工業企業所得稅等稅種占比有所下降。與此同時，我國70%以上的稅收都屬于間接稅，也即稅收收入通過價格渠道得以實現，稅收增速和PPI因此直接掛鉤。2012年以來，國內過剩產能的去化疊加大宗商品價格的下跌，使得我國PPI同比持續為負。2015年一季度PPI同比更是跌至-4.6%，較2014年末的-1.9%進一步回落。價格的負增長必然拖累稅收的增長(圖表4)。
二、財政收入是比就業更早到來的增長“短板”
2015年一季度財政收入增速創分稅制以來最低。一季度扣除部分政府性基金納入一般公共預算影響后，實際一般公共預算收入同比增長2.4%，是分稅制以來最低(圖表5)。作為一般預算收入的主體，稅收增速下滑更為顯著。今年1-3月稅收同比增速僅為1.2%，而2000-2012年稅收年均增長高達19%。今年一季度稅收增速下滑延續了2011年以來增速逐年回落的趨勢，但回落幅度仍然超出預期。例如，第一大稅種增值稅同比下降至0.8%，而其他主體稅種如營業稅和所得稅增速亦明顯放緩(圖表6)。
東北地區和資源型省份財政收支更為困難。從分省市的財政收入看，東北地區和部分嚴重依賴能源省份的財政收入出現較大幅度回落。今年一季度，遼寧和黑龍江的一般預算收入增速同比分別為-30.4%和-21.5%，云南、四川、青海等省份財政收入均是負增長。與2014年年末相比，遼寧、黑龍江、四川、云南、青海、河南、貴州等地的財政收入增速下降均超過10個百分點(圖表7)。
土地出讓收入直線下滑。土地出讓收入納入政府性基金預算，是地方政府重要的綜合財政收入來源之一。2015年一季度國有土地出讓收入同比增長-36.4%，連續第二個季度出現負增長，且降幅進一步擴大。2014年全年土地出讓金增速為3.2%，仍然錄得正增長，但2014一季度至今的單季同比增速分別為40.3%、14.5%、0.5%、-21.5%和-36.2%，呈不斷下降態勢(圖表8)。房地產市場中期拐點的到來，不僅令土地市場冷卻，還使得和房地產市場相關的稅收收入增速出現快速下滑，而這些稅收主要歸屬于地方政府。2015年3月契稅、土地增值稅和耕地占用稅同比增速分別下降28.7%、17.4%和6.9%(圖表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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