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文木：亞投行的時代意義——世界權力體系轉移及中國面臨的機遇和風險

　　“亞投行”的時代意義

　　——世界權力體系轉移及中國面臨的機遇和風險

　　張文木

　　一、世界權力體系正在發生轉移

　　二、教訓沉痛：喪失國家金融監管權導致美國陷入不可逆的結構性衰落

　　三、當代中國共產黨人要學會駕馭國際資本

　　“亞投行”[1]及其對世界瞬間產生的巨大影響，讓我們覺得有些突如其來。命運之神如此眷顧中國，以至國內有文驚喜：“亞投行：花兒為什么這樣紅。”[2]欣喜之余，我們還要冷靜，應該對它的利弊風險做一個評估。

　　一、世界權力體系正在發生轉移

　　總體來說，亞投行的設立對中國是一次機遇，同樣，這也是歷史發生轉折的標志：標志著世界經濟政治重心及與此相應的權力體系正在發生著轉移。至于轉移的方向，有可能是以中國為重心的亞洲，也有可能是以英國為牽引的歐洲。

　　美國利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歐洲的衰落步入世界霸權行列，就在戰爭即將結束的1944年12月，45個國家或政府代表在美國新罕布什爾州的布雷頓森林召開會議，決定成立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和國際復興開發銀行(后稱世界銀行)。1945年12月，參加會議的29個國家代表簽署了《布雷頓森林協議》，這標志著當時擁有世界70%黃金儲備的美國貨幣美元在國際貨幣中的核心地位：美元作為唯一法定貨幣與黃金掛鉤，其他成員貨幣與美元保持可調整的固定匯率關系。與此同時，“美國作為重要的順差國，為基金組織提供最大份額的資金，相應也獲得了一票獨大的決策權”[3]，世界建立了以美元為中心的布雷頓森林體系。

　　“漲潮之時，靜漂自可登陸;退潮之際，越游離岸越遠”。半個世紀后，歷史大潮的漲點移至中國。

　　2014年10月24日，包括中國、印度、新加坡等在內21個首批意向創始成員國的財長和授權代表在北京簽約，共同決定成立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截至2015年4月15日，亞投行意向創始成員國確定為57個，其中域內國家37個，域外國家20個。涵蓋了除美國、加拿大、日本的主要經濟發達國家以及亞歐區域的大部分國家，成員遍及五大洲。根據現有章程，亞投行投票權實際上分為兩個部分：一部分是亞洲區域內國家和地區所占有的75%，另一部分是區域外非亞洲國家和地區占有的25%。亞洲區域內國家和地區的投票權將通過GDP、人口等一系列指標來決定。這與世界銀行、亞洲開發銀行根據出資占股比例決定投票權截然不同。這些原則將中國置于亞投行中的關鍵地位。

　　當年國際權力向美國轉移的標志性事件就是“布雷頓森林體系”的建立。從林肯統一美國至布雷頓森林體系建立，美國經歷了兩次世界大戰。中國今天面臨的形勢是歐洲起來了，美國倒下去了;美國倒下去不是受到別國的打壓，而是被自己發動的一系列戰爭拖垮的。與美國相比，中國崛起的歷史條件要順利得多。從20世紀80年代初改革開放到今天亞投行建立，中國幾乎沒有遭遇戰爭遑論世界大戰。從未來形勢看，今天的中國更處“漲潮之時”。

　　第二次世界大戰后、特別是蘇聯解體后的世界權力體系基本是由國際資本尤其是美國華爾街金融資本集團壟斷和主導的。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前至隨后的一段時期，國際壟斷資本是工業托拉斯和金融銀行家的資本結合，關于此可以讀讀列寧1916年寫的《帝國主義是資本主義的最高階段》中的分析。但金融資本與工業資本是不同的。馬克思說：

　　生息資本或高利貸資本(我們可以把古老形式的生息資本叫作高利貸資本)，和它的孿生兄弟商人資本一樣，是洪水期前的資本形式，它在資本主義生產方式以前很早已經產生，并且出現在極不相同的社會形態中。[4]

　　荷蘭衰落的歷史，就是一部商業資本從屬于工業資本的歷史。[5]

　　自尼克松之后，美國的華爾街商業金融資本與黃金脫鉤由此導致美國的托拉斯工業資本與金融資本分離并使金融資本反客為主，工業資本開始屈從于商業金融資本。美國底特律的衰落發生在奧巴馬啟動的“再工業化”時期，這說明：今天的工業資本已成為金融資本的附庸。這是資本向“洪水期前的資本形式”的返祖，是對人類文明的反動，也是資本主義進入最腐朽階段的標志。我們說“腐朽階段”并不是說當代資本主義沒有創造能力，而是說它的破壞性已大大超過它的創造性，負能量大于正能量。

　　隨著美國的衰落，我們看到的趨勢是，在華爾街的參與下，華爾街正在將依附在美元上的資產價值向其他幣種轉移：狡兔三窟，有可能是由幾種貨幣最終過渡——經過亞投行的“暗度陳倉”——到一種貨幣，政治上考慮，這個最終貨幣可能就是英鎊。亞投行瞬間火爆，近60個國家參與，沒有華爾街的參與這顯然是不可能的。世上沒有無緣無故的愛，也沒有無緣無故的恨。對于目前世界資本開始的“我愛北京天安門”的節奏，我們要多問一下為什么。如果這個過程完成，屆時國際力量重心也就完成了脫離美國的轉移。至于這個重心是歐洲還是亞洲，那要看他們駕馭資本的能力。目前歐洲正在為此準備，而中國對這突如其來的好運似乎有些措手不及，而美國則為此真著急!

　　為什么是英鎊?因為英國的政治條件有利于商業資本的生長。目前英國是全球重要的經濟體，英鎊仍是全球重要的儲備貨幣。美國崛起之前英國一直是近代國際金融中心，擁有豐富的金融管理經驗。1891年，全球最大鉆石巨頭戴·比爾斯集團創始人塞西爾·羅茲(Cecil Rhodes) 在羅斯柴爾德家族支持下，在英國創立“羅茲會社”，其最高目標是將大英帝國統治擴展至全世界，剩下就是完善大英帝國向外擴張體系，由英國國民對所有可生存的地方進行殖民，將美利堅重新納入大英帝國，統一整個帝國。

　　然而，自第一、二次世界大戰后以英國為首的歐洲衰落，其世界霸權為美國取代。為此英國一直很痛心。從丘吉爾開始，英國開始為恢復大英帝國昔日地位而默默準備。英國前首相托尼·布萊爾在回憶錄《旅程：我的政治生涯》的序言中這樣寫道：“我想改革英國，使它保留20世紀初、身披世界最強大帝國斗篷的驕傲，同時，面對21世紀的到來，不會由于那件斗篷不再合身而自覺衰落和衰退。”[6]這就非常明確地昭示了英國的目的。與英國“羅茲會社”有著密切聯系的湯因比有著相同的思想。湯因比的學術與其生涯顯然是貫穿政治，他在英國外交情報系統長期任職。湯因比在其主編的《第二次世界大戰史大全》中號召歐洲人痛定思痛，用“50—100年”的時間，推動歐洲“內部的一次大革命”，最終使歐洲得以“恢復原狀”。[7]當時他寫這本書的時候，大概是上世紀50～70年代，他要用100年時間恢復英國的地位，到現在才過去50年。

　　英國的政治家和學者們并沒有忘記二戰中被羅斯福出賣的恥辱，他們一直在用捧殺的方式削弱美國，并借美國之手為歐洲收復在雅爾塔體制中失去的戰略利益。這個策略很有效，進入21世紀后，美英開始角色置換，今天的英國人正在扮演當年美國人的角色：在消耗美國的同時還要利用美國與世界的沖突大發橫財。

　　不要忘了英國人是西方世界中第一個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的。為什么這么說?1950年1月26日印度建國，4月1日即承認中國的外交地位。印度過去是英國殖民地，盡管印度1947年就實現獨立，但當時它政治上仍然受制于英國，英國不首肯，它不可能有承認新中國的魄力和膽識。1954年英國跟中國建立代辦關系。這一年朝鮮戰爭剛剛結束，這真是“螳螂捕蟬，黃雀在后”，美國當然不高興。此后，英國又將美國忽悠到越南、阿富汗和伊拉克戰場，最終導致美國在本世紀初的衰落。現在，英國根本不顧美國的感受，第一個申請加入亞投行，這是20世紀50年代英國在西方國家中第一個向新中國伸出橄欖枝并兩面獲利的老調重彈。美國如果沒有應對能力的話，實際上意味著美國真的衰落了。

　　尼古拉斯·伯恩斯(Nicholas Burns)曾任美國駐北約大使、美國副國務卿。對于英國有可能不再繼續“在全球事務中扮演中心角色”，他表示十分擔憂。他認為，“長期以來，‘英國都是美國最信任、最可靠和最有能力的盟友’;可事到如今，一切都變了”。[8]

　　對美國打擊最深的還不是歐洲人對美國的拋棄，而是與美利堅民族曾并肩戰斗反對歐洲壓迫的華爾街財團對美元從而對美國的拋棄。美國對中東的失控意味世界石油天然氣交易將脫離美元體系，在國內沒有實體經濟的有力支撐、軍事上又無力挽回中亞敗局的情況下，石油交易脫離美元體系是難以避免的，美元面臨大幅縮水危局。“山雨欲來風滿樓”，華爾街為了自身利益必須要考慮資產轉移問題。目前歐元自身難保，不敢說華爾街會把它所有的資產全部轉移到英鎊上來，但英鎊卻是它的最重要的選擇。

　　其次，英國在歷史上是自意大利威尼斯之后的最具國際商業金融經驗的國家，通過共濟會等組織控制金融并控制世界是聚集于華爾街的國際金融集團的傳統手法。“現代共濟會始于1717年英格蘭現代總會所的成立，自那時起就已形成了以會所和總會所為組織單位的基本架構。”共濟會目前在“歐洲大約有18000家以上的藍色會所，英格蘭有8600家、蘇格蘭有1 800家左右，兩者合計已經超過歐洲的一半還多，可見歐洲共濟會的重心在英國無疑” [9]。有了有力的組織保障，資本財富落地就有了安全保證。而經濟條件比較好的法國、德國則不具備這一條件，二戰期間在德國發生的一些事更讓今天的華爾街大佬們后怕。

　　那么，依附于美元的華爾街資產有沒有可能向人民幣轉移呢?暫時性的共融是可能的，這是因為它需要保值——這是他們選擇亞投行的動因，但長期“結盟”是不可能的，因為政治上不許可。資本沒有祖國，遑論社會主義國家。華爾街資產需要它所依附的國家有力，只是為了它的資產保值，同時它又不需要這個國家有力，因為它還要吸吮這個國家的“血液”。

　　近些年，堅持不加入歐元區的英鎊卻加大了與人民幣融接的力度。2013年6月22日英國央行宣布，已經與中國方面達成了一項英鎊與人民幣之間的貨幣互換額度協議，協議有效期為3年，額度上限為人民幣2000億元。這樣，一旦離岸人民幣流動性發生全面性短缺狀況，英國央行將能夠向英國國內有資質的金融機構及時補充其所必需的流動性。而在此前，英國央行已經與美聯儲、歐洲央行和日本央行達成了類似的貨幣互換額度協議[10]。2014年3月12日，英國向中方提交了作為意向創始成員國加入亞投行的確認函，正式申請加入亞投行。中方表示歡迎英方的決定。

　　英國倫敦曾是世界金融中心，落地英國的金融界擁有豐富的金融管理經驗，因此，一向以冷酷著稱的英國政客在西方世界中率先申請加入亞投行的舉動決不會是一時心血來潮，它很可能是配合依附于美元之上的華爾街資產轉移所作的“暗度陳倉”式的準備。

　　如果這些判斷成立的話，目前國際資本的重心正由美國向英國為首的歐洲體系轉移，美元體系向英鎊體系的由大西洋西岸向東岸轉移的趨勢正在悄然發生。

　　春江寒暖鴨先知。2015年4月17日，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和世界銀行春季年會在華盛頓召開。20國集團的財長和央行行長也將舉行會晤。《紐約時報》發文感嘆“美國的盟友都被亞投行誘惑”，稱“在全球經濟盛會上，美國領導地位日顯衰落”，文章認為，由于美國兩黨長時間的內耗、奧巴馬的有心無力、分裂政府的機能失效、國家缺乏充足的資源在全球部署經濟力量……“美國正在從國際舞臺的中心撤退”，讓位給新興崛起的經濟體。[11]

　　今天的美國真的衰落了，在它面前，已經站起兩大新興力量：一個是以中國為重心的亞洲，另一是初步整合起來的歐洲。這兩大力量對世界金融資本有著巨大的吸引力。

　　二、教訓沉痛：喪失國家金融監管權導致美國陷入不可逆的結構性衰落

　　如果說喪失對教權的管控是中世紀歐洲在破碎化中衰落的重要因素[12]，那么喪失國家對金融的監管權，則是導致當前美國衰落的重要原因。明察其中的經驗教訓，對當代中國是有意義的。

　　事實上，美國當時在建立布雷頓森林體系時也感覺很突然，怎么突然就要管理世界了?1945年喬治·卡特利特·馬歇爾在五角大樓的告別演說，繼而1947年在普林斯頓大學的演說中表露出對美國削弱歐洲戰略成功的喜悅及戰后美國的全球抱負，他告訴美國人應該了解他們的歷史，了解他們同其他國家的關系，了解美國在世界上的新地位。美國應該擔當起一個世界強國的責任，美國對外政策的視野，再也不能局限于美洲了，而應以全球作為美國利益的著眼點。[13]馬歇爾告訴美國人今后要學會作世界霸主，要有管理世界的能力。

　　但是，美國走到今天也經歷了一個“否定之否定”的歷史過程。美國在崛起之前和之初還是一個健康的國家，工業、農業等各方面發展比較平衡。這是由于依附于美元的華爾街財團和美利堅民族的利益還是一致的，都是要打倒歐洲霸權，掌控世界財富。

　　1939年初，美國總統羅斯福在美國參議院軍事委員會協商的會議上告訴資本大佬們他要參加第二次世界大戰的理由——實際就講美國參戰會給資本家帶來什么好處[14]。他說：

　　在大西洋上，我們的第一道防線是一大批國家持續地獨立地存在——它們持續、獨立地存在。目前，這些是什么呢，請記住這些字眼，具有持續的獨立這一內涵的“持續地獨立地存在”。國家的獨立意味著“獨立”，并不意味著在軍事上或經濟上遭受某個其他國家的“統治”。

　　這實際上是在暗示德國正在統一歐洲，統一的歐洲不利于美國，而“一大批國家持續地獨立地存在”則符合美國的外交利益。他告訴美國資本家歐洲的分裂也符合美國軍工資本家的利益：

　　如果這種情況果然發生了，英國、法國和其他仍然保持獨立的國家決定起而戰斗，那時你們就會碰到武器問題。

　　慕尼黑會議后，9月28日[15]那天，英國人大為煩惱，他們受了驚嚇，驚惶失措，派人來這里，確實定購了飛機。我不知道他們在此購買了多少飛機，然而我想是300-400架。法國人的政府制度是每天早餐前更換內閣。法國人開始討論，這時的想法是，只有上帝才知道他們將要購買多少飛機。這是一個極好的想法。我們說：“越多越好!來，快來!使我們的工廠能進行批量生產，好!”

　　羅斯福講話時在座的美國金融資本家的祖輩有許多曾在歐洲是以打倒反天主教權為目的的文藝復興及隨后民族獨立運動的資助者，在這些目的實現后，他們便在與歐洲民族國家產生的權力之爭中遭到慘敗，有的還被驅逐和流放。1805年，拿破侖政變成功，次年他便邀請法國知名猶太人召開會議，以確保這些曾在推翻舊政權的大革命中發揮積極作用的猶太人對法國新政權的忠誠[16]。如果聯想到第二次世界大戰中歐洲和蘇聯都執行嚴厲的限制和防范——在德國更是斬盡殺絕——猶太人的政策[17]，可以說，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之前，歐洲對這些金融資本家一直保持著高壓態勢。正因此，當時華爾街或者被艾森豪威爾稱謂的“軍事﹣工業復合體”[18]的利益和美利堅民族利益還是一致的，目的都是要打倒歐洲，使美國取代歐洲的世界霸權。在這樣歷史背景下，美國資本家很容易接受羅斯福參戰的提議。

　　二戰結束后，美國取得了全面勝利，這時又出現了誰掌握國家權力的問題。“殷鑒不遠，在夏后之世。”[19]有著深痛教訓的美國金融財團鉚足了勁，一定要把國家權力掌握在手中。他們從金融即他們的長項入手，制造并利用危機，造成國家資金短缺形勢，迫使美國政府向他們借錢。借錢可以，但條件是國家要改革金融壟斷體制，理由是政府“監管不力”才造成“危機”。金融管理經驗遠不及老牌歐洲的美國政治家遠不是被歐洲人趕到美洲的金融家的對手，更并沒有將金融提高到國家生死存亡的高度來看待。開始有些美國政治家比如林肯、麥金萊、肯尼迪等[20]也試圖通過提高國家對金融監管能力將金融監管權力收到國家手中，但最后他們及其努力多為美國金融集團干掉了。一次次“金融危機”迫使政府一次次借款(或曰“融資”)和隨后的放權，最終華爾街將原來由國家掌握的銀行完全掌控在自己手中。華爾街反客為主，政府成了它的最大“銀行客戶”。結果，巴黎公社放棄銀行的監管權所造成的亡國惡果，一百年后不幸又在美國上演。美國民族資本已成為金融資本的犧牲品，殖民地現象已從南方國家向北方發達國家逆推。

　　殖民地現象從第三世界向特別是美國這樣的帝國主義內部倒逼，是21世紀初的帝國主義腐朽性的最突出的特點。1942年1月22日，毛澤東在審改關于太平洋戰爭后淪陷區情況的通報材料時，加寫這樣一段話：“總之，極端狠毒的殖民地政策，現已推行于租界，不分階級，有財即掠，表示了日本法西斯最后掙扎時期的緊張性。”[21]如果將這段話中的“日本”換作美國華爾街壟斷資本集團，讓人也會覺得很貼切。1965年美國記者愛德加·斯諾在與毛澤東談話結束時說：“希望主席向美國人民說幾句話，美國人民對中國是有好感的。”毛澤東一針見血地回答說：

　　祝他們進步。如果我祝他們獲得解放，他們有些人可能不大贊成。我就祝那些認識到自己還沒有解放的、生活上有困難的人獲得解放。美國人民需要再解放，這是他們自己的事。不是從英國的統治下解放，而是從壟斷資本的統治下解放出來。[22]

　　2011年美國出現的“占領華爾街”運動就是美國人民認識到自己的利益并開始了“美國人民需要再解放”的偉大實踐。

　　我們知道，國家的實體經濟和銀行是一對國家必須依賴的互為補充的兩個支柱：銀行好比是一個人的血液，實體經濟是腎，有血可以強腎，有腎也可以生血。華爾街利用危機搞垮了美國國家銀行后，立即向實體經濟發難，利用手中的金融權力慢慢將美國的實體經濟擊垮。20世紀50年代，美國制造業產值占全球的比重高達40%左右，從60年代開始，美歐開始了“去工業化”浪潮，進入80年代，生產“外包”成為趨勢，2009年美國在全球制造業產值中的份額跌破20%，2010年繼續跌至19.4%(當年中國為19.8%)[23]。2008年美國制造業增長率1.7%，2009年猛跌至–18.7%。[24]2010年美國服務業在GDP中所占比重達70%左右，狹義上的制造業在美國GDP中所占比重由20世紀90年代中期的17%強降至目前的12%左右[25]，其中與國民生活無關而華爾街石油集團需要的軍工產業還占有相當的比例。這使得美國由以往以實體經濟為主體的社會結構不自覺地滑入一個以消費為主業的寄生性的社會結構[26]。。

　　馬克思說：“荷蘭衰落的歷史，就是一部商業資本從屬于工業資本的歷史。”而在此前“舊式的高利貸者還在產業資本家面前占著優勢，產業資本家為了奪得自己的地位，必須首先反對舊式的高利貸者”[27]。尼克松之前，美國貨幣以黃金為基礎，并且有實體經濟的支撐。但是，以1971年12月《史密森協定》為標志，美元對黃金貶值，同時美國拒絕向外國中央銀行出售黃金，布雷頓森林體系下的金本位制名存實亡。20世紀70年代，尼克松宣布放棄美元金本位而將美元與國際石油掛鉤，美國與世界上最大的產油國沙特阿拉伯達成一項“不可動搖”的協議，雙方確定把美元作為石油的唯一定價貨幣，并得到石油輸出國組織(OPEC)其他成員國的同意。從此，美元的強弱始終影響著國際油價的走勢。作為石油的定價貨幣，石油成為支撐美元的價值要素。之后開始炒作石油價格，利用各種方法讓世界大量使用石油，并用美元結算。比如，美國向世界宣揚近乎極端的環保主義，其核心目的是加大石油消費(實則石油美元消費)，讓石油替代煤炭，這樣美元便與海外石油掛鉤，由此必然的邏輯就是美國華爾街金融資本與工業資本從而實體經濟相分離。美元不再依賴實體經濟，從勞動形態上來說，美元背后的支撐也不再是民族勞動產品，與古羅馬出現的情形一樣，整個國民不再需要勞動，只要控制了石油生產國，就能保證美元堅挺。美國對石油控制的關鍵是確保石油標價和結算只能使用美元，尼克松之后的美國外交重點日益向中東集中，其目的就是用一切手段保證石油以美元結算。此后，美國國民成了華爾街控制中東的炮灰，而美國政府也不得在華爾街設置的一次次“財政懸崖”中乖乖就范。

　　底特律曾是美國人引以驕傲的工業成就，2013年12月3日，美國聯邦破產法官羅茲做出裁決：底特律市符合聯邦破產法第9章的相關規定，符合申請破產保護的資格。這座曾經風光無限的汽車城正式宣告破產，同進它也宣告美國工業資本慘敗并屈從于商業資本的歷史的開始。自從美元脫離黃金轉為石油美元后，美國金融資本和工業資本開始分離，現在更是淪為金融資本的奴仆。

　　但是歐元出現了，現在人民幣也日益有了國際貨幣的趨勢。有些中東國家嘗試以歐元或人民幣為石油結算貨幣，這對石油美元是一個致命性的打擊。美國圖窮匕現，對于那些不愿意用美元結算的國家，不惜發動戰爭。持續不斷的對外戰爭透支和傷害了美國的國力，但對華爾街來說卻是雙重利好。軍事戰爭既拉動了軍工利潤又保證了國際石油結算以美元為主，美元結算讓美元堅挺。為了保證美元堅挺，美國必須控制世界主要產油區并為此展開持續不斷的戰爭。這時，華爾街與美利堅民族的利益至此已分道揚鑣。隨著美國戰爭失敗，華爾街利益開始與美國買辦集團的利益分道揚鑣。今天華爾街資本已有了“出走他鄉”的意圖，這對美國統治集團(實際是買辦集團)是痛苦的，但對美國人民和美利堅民族卻是有利的。

　　需要說明的是，我們說的美國衰落是結構性的衰落，盡管美國GDP仍占世界GDP的1/4強，對外貿易總額世界第一，盡管美元是當前國際貨幣體系的柱石，全球大宗商品交易仍然以美元定價為主，世界各國外匯儲備中美元占70%左右水平，但結構決定趨勢，不合理的經濟結構及失去改革能力的政治結構，告訴我們，美國的衰落將不可避免。

　　美元指數是綜合反映美元在國際外匯市場的匯率情況的指標，用來衡量美元對一攬子貨幣的匯率變化程度。它通過計算美元和對選定的一攬子貨幣的綜合變化率，來衡量美元的強弱程度，從而間接反映美國的出口競爭能力和進口成本的變動情況。下圖是1985—2013年美元指數走勢圖[28]，其中1999年—2001年美元指數強勢飆升，接近1985年水平，這顯然與蘇聯解體釋放浮財直接關聯，而隨后不可逆的持續下跌，顯然與美國在中東開展的不間斷的戰爭關聯。18年間，美元指數指續下降，始終沒有達到2001年遑論1985年的水平。這說明美元從而美國的衰落是結構性和不可逆的。

　　“工業資本屈服于金融資本”，是美國經濟結構中不可調和矛盾的具體表現。奧巴馬上臺后曾試圖改變這種的狀況，陸續從阿富汗撤軍，要搞“再工業化”。這與華爾街的利益產生了矛盾。現在的美國實體經濟只占不到12%，并且深受戰爭影響，導致美國支出巨大，國內形勢一塌糊涂，斯諾登出走、警民沖突事件不斷升級等，說明人民對政府的信任度非常低。這就像馬克思所說，資本主義為自己培養出掘墓人。美國目前可以引以為豪的是軟件、高科技領域，但“好漢不失一粒米”，軟件解決不了衣食住行問題，老百姓最后是要吃飯穿衣住房的。這些東西不能指望國際市場的調節，老百姓一餓，沒糧食，光靠軟件有用嗎?軟件、科技產業只能解決發展問題，它不能解決生存問題。人民上街多為饑寒所迫。這是唯物主義的解釋。

　　現在，奧巴馬看到了美國的問題所在，宣布再工業化，要實行醫療改革，推動控槍法案，這是為國為民的思路。誰知，他話音剛落，底特律就破產了，醫改、禁槍都是阻力重重。為什么，華爾街資本家不答應。軍火商們為了保證基本的槍支市場，不惜放任國民自相殘殺。天下哪有惡醫希望病人速愈的事情。

　　美元在成為國際貨幣后，與美國崛起之初工業產品進入歐洲導致的結果一樣，第三世界的輕工業產品涌進美國，使美國工業成為多余，這不符合美利堅民族的利益卻是符合華爾街利益。華爾街在美國成了一個怪物：美國國家財政依賴華爾街金融，華爾街金融依賴軍工和石油擴張;軍工石油擴張又必須以對外戰爭拉動，戰爭勝利再反哺華爾街，進而進入美國財政。而成本越來越高的戰爭又進一步透支了國家財政，使政府對華爾街依賴日益加深。如此惡性循環，致使美國發生了迄今尚不見盡頭的危機，再加上完全為歐洲忽悠起來的世界老大的地位迫使美國還要扛起全世界事務，腎虛活重，美國迅速衰落。正如馬克思所說：

　　高利貸不改變生產方式，而是像寄生蟲那樣緊緊地吸在它身上，使它虛弱堪。高利貸吮吸著它的脂膏，使它精疲力竭，并迫使再生產在每況愈下的條件下進行。[29]

　　現在打仗這活美國實在扛不住了，戰爭的失敗使美元與國際石油的“不可動搖”的絕對掛鉤關系發生動搖，這迫使華爾街要考慮依附于美元之上的資產保值問題。堅挺的美元符合作為民族國家美國的利益，但是美元的堅挺才符合華爾街利益，美元如果持續疲軟，華爾街利益就會受損，至于美國衰落，這不關華爾街的事，他們需要的只是其資產保值。這也就是目前亞投行吸引那么多的西方國家注資的原因。可以試想，如果沒有華爾街的參與和允許，這些西方資金是不會來。資本沒有祖國，作為民族國家的美國不愿意看到西方資金注入亞投行，因為這意味著美元的老大地位真正動搖和美國的真正衰落。美元是跟美國綁在一起的，但美元里面的價值可是跟華爾街綁在一起的。“象產業資本家會欺詐勞動者一樣,商人也會欺詐資本家”[30]，華爾街不會讓自己的資金隨美元這艘曾經的“泰坦尼克”雙雙沉沒。

　　美國著名的東方學專家，太平洋戰爭期間任羅斯福總統并兼任蔣介石政府的政治顧問拉鐵摩爾[31]說：“資本是不知道愛國的。”[32]實際上，華爾街考慮的不是美元更不是美國，而是依附于美元的資產如何保值。在美國出現結構性衰落的情況下，為其資產改選其他有實力的幣種是可行的方案。現在看來，歐元不行，歐元現在危機重重;德國馬克較有實力，但二戰前后的德國政治讓這些金融大佬至今仍心有余悸;比較而言，英鎊是比較好的選擇。前陣香港首富李嘉誠在大舉拋售香港和內地資產的同時又在英國乃至歐洲各國“購買”商業項目，李氏資本的這條遷移路線與上述判斷相吻合。資本沒有祖國，我們不能指望資本家將國家利益置于資本之上。猶太人自古就是商業族群，生長于猶太人家庭使馬克思對資本有著比一般經濟學家更深刻的見解。1844年，馬克思撰寫《論猶太人問題》，將猶太人的解放與消滅“猶太”即國際壟斷資本聯系起來，他說：“我們不是到猶太人的宗教里去尋找猶太人的秘密，而是到現實的猶太人里去尋找猶太教的秘密。”[33]那么，什么是現實的“猶太人的秘密”呢?馬克思說得很直接：“猶太人的世俗基礎是什么呢?實際需要，自私自利。猶太人的世俗偶像是什么呢?做生意。他們的世俗上帝是什么呢?金錢。”[34]資本沒有祖國，正因此，馬克思才在《共產黨宣言》中說“工人沒有祖國”[35]，因此馬克思建立了服務于工人階級解放的“第一國際”。遺憾的是，二戰中斯大林解散了“共產國際”——這是共產國際運動的重大損失，但國際金融集團卻沒有作出對等回應，這與戈爾巴喬夫解散了華約組織后西方反而加強了北約組織的結果相似。

　　三、當代中國共產黨人要學會駕馭國際資本

　　但是，如果認為目前西方向中國靠近是對中國政治道路的承認，那就大錯特錯了。商業在英國人手中歷來都是政治斗爭的武器。1949年8月19日，就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前夕，英國在與美國討論中國形勢時認為“現階段任何阻止共產黨人獲得中國全國政權的外部企圖，不僅注定要失敗，而且會使具有傳統的恐外情緒的中國人聚集到他們新的統治者的旗幟之下”，為此，英國為美國提出從內部以“商業關系”和平瓦解新中國紅色政權的戰略：

　　外國商業團體構成了西方在華影響的主要部分之一。我們認為，在亞洲的鐵幕后面盡可能長久地保持最大限度的西方的觸角和影響，是極為重要的事情。我們尤其要記住，事實將會證明，中共政權最力所不及的任務之一可能就是嚴密地管轄和控制在單個的中國人中深深扎根的經商愛好，只要利用中國人的經商天分，損害共產主義事業的希望依然存在，徹底放棄我們的在華地位便至少可以說為時過早。[36]

　　英國政府不贊成過早地放棄英國在華利益。英國政府認為，英國的商人和傳教士(英國在華社團的兩個主要組成部分)在中國維持其立足點的時間越長，就越有希望維持英國的政治和經濟利益。[37]

　　基于這樣的戰略，1954年6月17日英國與中國建立代辦級外交關系。對此毛澤東看得明白，1957年1月27日，他在一次會議上說：“英國資產階級歷來老奸巨滑，是最善于在適當的時候作出妥協的一個階級”。[38]

　　英國在近代世界史中建立起世界霸權，除了其工業領先，倫敦商人從威尼斯商人那里學習到的金融管理本領更使英國霸權如虎添翼。列寧在新經濟政策時期認識到消滅資本的前提是要先學會駕馭資本，列寧告訴蘇維埃各級干部說，“不要以為在國營托拉斯和合營公司中，到處都有負責的優秀黨員，就可以高枕無憂了，有了這些黨員也不能解決什么問題，因為他們不會經營，在這一點上他們還不如那些經過大工廠大商號鍛煉的普通的資本主義店員”[39]，列寧棒喝這些品質優秀卻不會也不愿“言利”的官員說：“和狼在一起，就要學狼叫。至于要消滅所有的狼(在一個合理的人類社會里理應如此)，那我們就要照俄國一句精辟的俗話去做：‘上戰場別吹牛，下戰場再夸口……’”[40]中國改革開放后，我們也認識到并基本掌握了駕馭國內資本的本領。現在國際資本主動找上門來，我們不得不面臨要學會駕馭國際資本的本領。中國治理古代世界的經驗非常有效，但對于未來的世界治理，則是新手。在這方面，英國有許多成功的經驗和美國有許多教訓都需要今天中國人認真加以研究和總結。英國比歐洲其他國家較早較成熟地學到威尼斯商人金融管理經驗，這使它成為近代文明的引導力量，今天我們如果能夠批判地學到英國治理世界、特別是其中駕馭國際資本的經驗，我們中國必將成為建設未來新文明的重要力量。

　　這個世界在變化，唯有渴望不曾改。歐洲人正在拋棄美國——不然，德國總理默克爾、法國總統奧朗德就不會在2015年2月召開的明斯克會議上拋開美國和英國直接與普京討論并決定烏克蘭前途，華爾街也在拋棄美國——不然也不會“忽如一夜春風來，千樹萬樹梨花開”，一夜之間有那么多的西方資本不約而同地蜂擁進入亞投行。美國的國家信用正在全世界衰落，與此相應，關于世界未來道路思考的基本面正在向社會主義方向匯聚。可以看出，亞投行并不是單純的經濟問題，背后不僅是大國之間的政治較量，更是世界各種力量正從不同方向——或社會主義或資本主義——考慮著新的選擇。

　　亞投行是歷史賦予中國的機遇，更是挑戰。機遇是我們有了學習管理國際金融本領的機會，挑戰是我們不得不接受可能產生的國際資本對堅持社會主義道路的中國更大的傷害。避免傷害的辦法不是躲避而是向它學習并掌握戰勝它的本領。

　　以史為鑒可知得失。金融在歷史上是一柄雙刃劍，它可推動國家的崛起，也可誘使國家衰亡。20世紀初世界金融危機逼使俄羅斯人選擇了社會主義;同樣也是國際金融力量誘使失去金融監管能力的蘇聯瞬間滅亡。社會主義制度的優勢在于抵御國際資本尤其是金融資本的傷害，這一點已在蘇聯初期取得的偉大成就中得到證明;但社會主義國家甚至資本主義國家若沒有管理和駕馭金融資本的經驗——這只有在列寧所說“和狼在一起，就要學狼叫”的過程中學習和積累——也會亡國，這一點從蘇聯后期乃至今天美國衰落的教訓中得到證明。《法蘭西內戰》是馬克思為總結巴黎公社經驗和教訓的著作，1891年，恩格斯對巴黎公社領導人忽視金融監管造成的惡果非常痛心,他在為這部著作寫的導言中說：

　　最令人難解的，自然是公社把法蘭西銀行視為神圣，而在其大門以外畢恭畢敬地佇立不前。銀行掌握在公社手中，這會比扣留一萬個人質更有價值。[41]

　　恩格斯為一百多年前第一個社會主義政權巴黎公社總結出的這條教訓，對于正在走向世界的中國而言更具警示意義。

　　近代以來迄今，我們從國際金融的受害者、拒絕者、被動適應者，到現在轉為積極參與者。今天我們在國際金融管理領域還是新手，與當年布雷頓森林會議中的美國一樣，新手剛上路就被推向“第一把交椅”，與此相應，人民幣還要推向世界貨幣。但峣峣者易折，皎皎者易污。第一把交椅意味著在世界事務中我們要擔第一責任，如果體力不濟的話，這個責任就是扛不起并要將我們壓垮的高危重活。殷鑒不遠，美國就是被這金融“第一把交椅”壓垮的，翻車路上無先后，對此教訓我們要認真汲取。

　　目前的世界基本矛盾仍是資本主義尤其是金融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的矛盾，當代帝國主義已從工業托拉斯進入金融資本壟斷階段。不是東風壓倒西風，就是西風壓倒東風，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誰戰勝誰的問題遠沒有解決。下一屆美國總統一定是個猛浪的主。為什么?華爾街給美國政府時間不會太多了，要想保住美元，美國(買辦)政府就得留住華爾街財團;要留住這些人，先要保住他們依附在美元上的資產。在獨控中東無望的情況下，美國政府唯一的出路就是再現蘇聯解體后釋放出的浮財并由此使美元升值。從美國戰略東移的指向看他們的目標是中國。但時間又不在美國手中，而要在短期內打倒中國，下屆新上來的領導人就得生猛。

　　美國的衰落對中國不僅是機遇，更多的還有挑戰。未來幾年將來勢洶洶，從這個意義上看，它是真老虎;但本質上它色厲內荏，因為時間不在他們或她手里，從這個意義上看，它又是紙老虎，對付這樣的美式“老虎”，不需要特別的方法，只需用春秋時曹劌論戰中的方式，讓其在“一鼓作氣，再而衰，三而竭”中陷入“彼竭我盈”的境地。1941年7月15日、17日，毛澤東分別復電周恩來、劉少奇，提出與日寇熬時間的長期的方針，而不采用孤注一擲的方針，指出：“七七宣言上已提積極進攻口號，將來可用帶戰略性的反攻口號。”“但八路、新四軍大規模動作仍不適宜，還是熬時間的長期斗爭的方針，原因是我軍各種條件均弱，大動必傷元氣，于我于蘇均不利。”[42]在今天“熬時間”仍可視為中國西太平洋斗爭的基本策略。2010年天安艦事件后，希拉里就是“一鼓作氣”而來，“再而衰”而去，下一次再來，時間在我方一邊，除了“三而竭”，美國反華勢力不會有其他結局。

　　當然擺在美國前面的還有尼克松式的出路，即在華爾街離開后，美國“而今邁步從頭越”，改善與中國的關系，休生養息，恢復國力。目前看，美國統治階層不敢這么做，而美國人民的力量也不足以造成有效的革命形勢。長期看，革命可能是目前美國得以自救而華爾街也明白的趨勢。革命來臨之前，他們得“狡兔三窟”，先轉移財產。

　　1917剛剛過去，2017年正在到來。

　　1917年蘇聯社會主義給世界人民提供了革命和建設的經驗，當代社會主義者要像列寧那樣具備為社會主義自身發展利用進而駕馭國際資本，在21世紀的今天，社會主義國家更要學會用社會主義的原則塑造進而團結全世界被壓迫的民族和人民共同治理這個世界的能力。2017年，中國將給世界人民提供比較成熟的社會主義發展的經驗。經驗告訴我們：世界未來還是回到1969年毛主席的判斷：一種是戰爭引起革命，一種是革命制止戰爭[43]。不管哪種可能，社會主義新文明取代資本主義舊文明的前途都是不可避免的。 在這個偉大的歷史轉折中，中國應當對人類做出較大貢獻。

　　【注釋】

　　[1] 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Asian Infrastructure Investment Bank ，簡稱亞投行，AIIB)是一個政府間性質的亞洲區域多邊開發機構，重點支持基礎設施建設，總部設在北京。亞投行法定資本1000億美元。

　　[2] 同名文章，載《光明日報》2015年4月18日。

　　[3] 高海虹：《布雷頓森林遺產與國際金融體系重建》，載《世界經濟與政治》2015年第3期。

　　[4] 馬克思：《資本論》第三卷，人民出版社版1975年版，第671頁。

　　[5] 馬克思：《資本論》第三卷，人民出版社版1975年版，第372頁。

　　[6] 《這是一封超長的信，收信人是我熱愛的國家》，http://www.infzm.com/content/54243。

　　[7] [英]湯因比主編，鄭玉質、關儀譯：《第二次世界大戰史大全》第5卷，上海譯文出版社1995年版，第1161～1164頁。

　　[8] 轉引自吉爾奧夫·戴爾(Geoff Dyer)：《白宮不再承認英美存在特殊關系》，2015年5月1日《金融時報》，http://www.guancha.cn/Media/2015_05_03_318166.shtml。

　　[9]高鵬程著《共濟會核心組織：暗黑矩陣》，東方出版社2014年版，第14、117頁。

　　[10] 《英國央行與中國央行達成英鎊與人民幣互換額度協議》，

　　http://finance.qq.com/a/20130623/005693.htm。

　　[11] 紐約時報：華盛頓金融盛會中 美國全球領導地位日顯衰落，

　　http://www.guancha.cn/america/2015_04_18_316452.shtml

　　[12] 參見張文木：《基督教佛教興起對歐亞地區競爭力的影響》，清華大學出版社2015年版。

　　[13] 熊偉民：《權利的考驗——喬治·卡特利特·馬歇爾傳記》，武漢大學出版社2003年版，第204頁。

　　[14] “美國總統羅斯福同美國參議院軍事委員會協商的會議記錄”(1939年1月31日)，李巨廉、王斯德主編：《第二次世界大戰起源歷史文件資料集(1937.7—1939.8)》，華東師范大學出版社1985年版，第447～450頁。

　　[15] 原文如此，慕尼黑會議舉行于9月29日。

　　[16] [美]林賽•波特著，韋民、王春燕譯，《光明會：陰謀論的前世今生》，海南出版社2010年版，第100頁。

　　[17] 關于二戰期間至戰后初期(1941～1955年)蘇聯政府對猶太人的政策可參見沈志華主編：《蘇聯歷史檔案選編》第25卷(上)，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2年版。

　　[18] “龐大的軍事編制和巨大的軍火工業的這種結合，在美國是前所未有的。它的整個影響——經濟的、政治的甚至精神的——在每座城市、每個州政府、每個聯邦政府機構里都能感受到。我們承認這種發展是絕對必要。然而我們不可不看到它是牽連廣遠的。我們的勞動、資源和生計全都同它有牽連;我們的社會結構本身也是如此。在政府的各種會議上，我們必須防止軍事﹣工業復合體有意無意地施加不正當的影響。促成這種大權旁落的有害現象的潛在勢力，目前存在，今后也將繼續存在。我們絕不可讓這種結合的壓力危及我們的自由和民主進程。我們不可掉以輕心。只有保持警惕和深明事理的公民集體，才能迫使巨大的工業和軍事防務機器去緊密配合我們的和平方法和目標，這樣，安全和自由才能共存共榮。[美]德懷特•D.艾森豪威爾著，樊迪、靜海等譯：《艾森豪威爾回憶錄》，東方出版社2007年版，第479-480頁。

　　[19] 《詩經•大雅•蕩》

　　[20] 亞伯拉罕•林肯(Abraham Lincoln 1861～1865年)、麥金萊(William McKinley，1897～1901年)、肯尼迪(John Kennedy，1961～1963年)，3位總統分別于1865年、1901年和1963年遇刺身亡。

　　[21]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毛澤東年譜(1893～1949)》中卷，中央文獻出版社2013年版，第355頁。

　　[22] 《同斯諾的談話》(1965年1月9日)，《毛澤東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6月版，第411、412頁。

　　[23] 盛壘、洪娜：《美國“再工業化”進展及對中國的影響》，載《世界經濟研究》2014年第7期，第80頁。

　　[24] 2007～2011年美國制造業增長情況

　　[26] 2008年—2012年美國部分經濟指標(單位：%)

　　[28] 該圖取自百度“美元指數”，http://baike.baidu.com/view/725538.htm。

　　[29] 馬克思：《資本論》第三卷，人民出版社版1975年版，第674～675頁。

　　[30] 馬克思：《剩余價值學說史》，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78年版，第515頁。

　　[31] 歐文·拉鐵摩爾(Owen Lattimore,1900—1989)，東方學家。生于華盛頓特區，幼年隨父前往中國。1915年就學于英國坎伯蘭圣·比斯學校，4年后回中國。1920年在上海的報館工作。1922年起在北平和天津阿諾德公司任職，會漢語、蒙語、俄語。1924年從事對中國的調查和著述工作。1926—1927年在中國東北、內蒙古和新疆等地廣泛旅行和考察。后定居北京。1937年到過蘇區，同年返美。1938年執教于約翰·霍普金斯大學佩奇國際關系學院，次年任院長。1941年奉富蘭克林·羅斯福總統之命出任蔣介石的政治顧問。次年返美后在戰時情報局供職，負責太平洋戰區工作。1945年被杜魯門總統任命為駐日經濟代表團團長的特別經濟顧問。同年出版《亞洲問題的解決》，主張幫助亞洲國家確立其在世界中應有的地位。1963—1975年期間任英國利茲大學中國問題教授，1972年任該大學中國研究院院長。麥卡錫主義時期曾受到調查，并被詆毀為“蘇聯間諜”。著有《通往土耳其斯坦的荒漠道路》《滿洲——沖突的搖籃》《現代中國的形成》《中國的歷史和革命》等。

　　[32] [美]拉鐵摩爾著，唐曉峰譯：《中國的亞洲內陸邊疆》江蘇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第131頁。

　　[33] 馬克思：《論猶太人問題》，《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65年版，第446頁。

　　[34] 馬克思：《論猶太人問題》，《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65年版，第446頁。

　　[35] 《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70頁。

　　[36] “英國外交部備忘錄”(1949年8月19日)，陶文釗主編：《美國對華政策文件集1949—1972》(第1卷上)，世界知識出版社2003年版，第88頁。

　　[37] “英國外交部備忘錄”(1949年8月19日)，陶文釗主編：《美國對華政策文件集1949—1972》(第1卷上)，世界知識出版社2003年版，第89頁。

　　[38] 《在省市自治區黨委書記會議上的講話》(1957年1月27日)，《毛澤東文集》第7卷，199年版，第187—188頁。

　　[39] 列寧：“俄共(布)中央委員會的政治報告”，見《列寧選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624頁。

　　[40] 列寧：“論黃金在目前和在社會主義完全勝利后的作用”，見《列寧選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579頁。

　　[41] 《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333頁。

　　[42]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毛澤東年譜(1983～1949)》中卷，中央文獻出版社2013年版，第312、313頁。

　　[43] 《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13冊，中央文獻出版社1998年版，第32頁。(原載于：中國投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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