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經濟這回真的麻煩大了。今年以來，政府明確把“穩增長”作為宏觀調控的首要目標，貨幣政策和財政政策一起上，試圖通過強烈的刺激政策保住經濟增長的底線。北上廣深和三亞之外的二三線城市全部取消樓市限購，央行接連下調利率和存款準備金率，發改委連續拋出重大項目包，但是，GDP增速仍然不可避免地滑落到7.0的心理關口。與抽象的經濟數據相比，底層老百姓更能直觀感受到經濟下行的壓力。在珠三角，工廠普遍開工不足甚至倒閉，工人們更難找工作，長期積累的勞資矛盾正在集中爆發。在這種背景下，中等收入陷阱這個老話題又重新熱了起來。這兩天，財政部部長樓繼偉在清華大學的演講中提出，中國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概率超過50%。在經濟已然如此蕭條的背景下，這一判斷社會公眾并不難接受，但是，樓部長對問題的診斷，以及開出的藥方，卻讓人大跌眼鏡。樓部長提出“使工資增速低于生產率的增速”、“在勞動關系上，不能像歐美國家，員工以區域或者行業為單位進行聯合，與雇主強勢地談判。要讓企業和員工個體決定，增加就業的靈活性”等建議，著實令人震驚。貴為財政部長，中國經濟政策的主要制定者之一，樓部長的這番言論明顯違背基本的政治經濟學常識。樓部長開出的藥方，不但不能讓中國避開中等收入陷阱，反而會陷入更全面的危機。
什么是中等收入陷阱?
中等收入陷阱是一個老話題了。CNKI上可以檢索到數千篇學術論文，百度百科上的解釋也都挺充分了。為了嚴肅起見，我們將學術期刊上學術大佬們的定義與百度百科的定義進行了比較，結果基本一致。綜合來看，“中等收入陷阱”(Middle Income Trap)是世界銀行在《東亞經濟發展報告(2006)》首次提出的概念，基本涵義是指，一些發展中國家經濟發展水平超過了人均GDP1000美元，進入中等收入行列，但此后就長期徘徊在中等收入區間，他們或是陷入增長與回落的循環之中，或是較長期處于增長十分緩慢甚至停滯的狀態，無法順利進入高收入行列。
過去這十來年，中等收入陷阱在中國反復被提及。一方面，中國經濟保持了持續快速增長，實現了發展經濟學意義上的經濟起飛，成就有目共睹，但另一方面，中國的經濟增長也存在很多的深層次的矛盾和問題，誰也不能確定中國經濟的發動機是否有足夠的動力，能夠推動中國這樣龐大的經濟體成功實現超英趕美。二戰后，東亞的日本和韓國、新加坡、中國臺灣和香港(以下簡稱“東亞國家”，但特指日本和亞洲“四小龍”)，拉美的智利、阿根廷、巴西等國家，在經濟起飛階段都經歷了較長時間的高速增長，所謂的“經濟奇跡”其實并不稀奇，但是，經濟起飛之后，東亞國家和拉美國家的命運卻各不相同，東亞國家成功進入高收入行列，成為發展經濟學上的典范，而拉美國家經濟長期停滯不前，還被貧民窟、犯罪、社會動蕩等各種社會問題困擾，成為負面典型。學術界為了警示后人以拉美為教訓，提出了“拉美化”的概念，這個概念和中等收入陷阱一樣在中國很流行。能否跨越中等收入陷阱，不但關乎中國國運和人民福祉，也關乎世界政治經濟格局，因此，不但中國人關注，外國人也關注。
中等收入陷阱是如何產生的?
中外學者對于中等收入陷阱的成因進行了充分的研究。東亞和拉美的經驗教訓，成為比較研究的基本素材。學者們從政治、經濟、社會、文化等多個角度給出了各種解釋，此方面的文獻可謂汗牛充棟。同樣，萬能的百度百科也進行了歸納總結。為了嚴肅起見，我們將這一學術領域的一些高引用率的代表作品和百度百科的解釋進行對比，認為百度百科的歸納基本靠譜。由此也可見，這個問題已經成為常識。
在中等收入陷阱的眾多成因中，社會貧富分化、收入差距擴大是最主要的，這幾乎是學界的共識，相關的學術論文無一例外都提到了這一點。中等收入陷阱概念的提出者世界銀行也特別提出這一點。
道理其實很簡單。
首先，社會貧富分化影響消費市場的形成，經濟增長失去內生動力。生產與消費是對立統一的關系，生產最終是為了消費，消費是生產的動力。一個國家在經濟水平較低的情況下，經濟增長可以主要依靠投資拉動，產品可以出口到國外市場，但經濟起飛之后，繼續依賴出口就會產生貿易摩擦，終究是不可持續的，繼續依賴投資驅動就會出現產能過剩，這個時候，消費需求作為經濟增長最終動力的規律就顯現出來。然而，國內消費的啟動需要合理的收入分配制度，依賴于一個中產階級社會的形成。收入差距過大，站在金字塔尖的富人有消費能力，但人數很少，消費需求總量有限，處在社會底層的窮人有消費需求，卻沒有消費能力，不能形成經濟學上的有效需求，社會總的有效消費需求不高，經濟增長就缺乏內生動力。
其次，貧富分化會引發社會動蕩，經濟增長失去和平環境。絕對平均主義會讓社會失去活力，但過大的貧富差距也會讓社會產生張力。世界上高收入國家通常也是收入分配較為平等的國家，世界上最不發達國家也是收入分配最不公平的國家。日本、韓國等東亞國家在經濟起飛的過程中都成功控制了社會貧富分化，保持了社會和諧穩定。相反，拉美國家普遍奉行新自由主義經濟政策，打壓工會，扶持資本，公共部門私有化，導致社會貧富分化懸殊，引發社會動蕩，一些國家甚至出現了頻繁的政權更迭。在一個動蕩的社會里，經濟增長從何談起。
中國為何會陷入中等收入陷阱?
從人均GDP計算，中國已經進入中等收入行列，能否成功走向高收入行列，關鍵在于能否解決嚴重的城鄉和地區發展不平衡問題，解決收入差距懸殊問題。這一點，也已經成為基本的共識，樓部長長期在經濟口，怎么會不懂?
改革開放三十多年來，特別是上世紀90年代以來，中國新自由主義的經濟和社會政策導致勞資關系嚴重失衡。國有企業私有化，公共資源進入少數私人腰包，迅速成就了一批億萬富翁，而大量工人下崗失業，工人階級從國家的主人淪為雇傭工人。2.6億農民工進城打工，在城市得不到公民待遇，在企業遭受最嚴酷的剝削。自由市場經濟體制中，在勞動力市場供過于求的情況下，分散的、個體的工人本就處于不利地位，而各級政府熱衷于招商引資，扶持資本，打壓勞工，讓勞資關系更加失衡。諷刺的是，原本應該維護工人利益的工會組織，不但沒有發揮應有的功能，反而常常站在工人的對立面。在發達國家紛紛去工業化之后，中國成為新的世界工廠和世界工地。中國擁有世界上規模最龐大的產業工人群體，然而，數以億計的新工人、老工人卻處在無組織化狀態，無力抵抗強大的資本和權力。富士康每個工業園區都聚集著十幾萬甚至幾十萬的工人，然而，這些年輕人卻處于原子化狀態，在勞動權利和人格尊嚴受到侵犯的時候，卻感到孤立無援，只能采取了自殺這種個體化的方式進行抗爭。中國建筑工地上忙碌著四千多萬的農民工，他們至今連一紙勞動合同都沒有，勞動權利得不到任何保障，甚至年底的時候連工資都拿不到。此外，城市里還有大量的保姆、家政工、小商販等等，從事非正規就業，也沒有勞動合同和社會保險。中國的勞動力市場已經靈活到不能再靈活了，所以，樓部長擔心中國工人會像歐美國家那樣團結起來，實在是不了解中國當前的現實國情了。
失衡的階級力量對比，導致勞動者遭受嚴重的剝削。橫向來看，中國國民收入構成中，企業和政府所占比重偏高，勞動者所占比重偏低。縱向來看，上世紀90年代中后期以來，國民收入分配中，政府和企業所占的比重持續增加，勞動者報酬所占比重越來越低。雖然社會學家一直呼吁中產階級占主導的橄欖型社會，但中國社會卻形成了一個龐大的底層社會。當新富階層窮奢極欲的時候，社會底層人民卻只能節衣縮食，艱難度日。
上世紀90年代后期以來，有效需求不足的問題，一直是制約中國經濟增長的最主要因素。政府一直呼吁擴大消費需求，但如此的社會結構，如何形成有效的消費需求?為了刺激人們多花錢，政府啟動了教育和住房的市場化，這兩招，瞬間就把底層老百姓那點家底兒掏干凈了。房地產業十年繁榮，房價步步高漲，進一步擠壓了中產階級的成長空間。那些奮斗在大中城市的年輕白領，憑借雙方父母多年的積蓄，七拼八湊勉強付個首付，有幸成為房奴，卻透支了未來幾十年的收入。在有效需求不足的情況下，為了追求經濟總量和財政收入的快速增長，中國只能越來越依賴出口和投資拉動。中國不惜一切代價加入WTO，為中國制造業打開了國際市場，也讓中國經濟的對外依存度進一步提高，經濟結構更加畸形化。政府投資公共基礎設施建設，一步步變賣土地和其他國有資產，早已經負債累累，很多地方政府實際上已經把祖上積累的家業敗光了。
中國實體經濟已經嚴重結構失衡，失去了內生增長動力。連土地都賣光了的地方政府，實施凱恩斯主義的能力已經大大削弱了。面對病染沉疴的實體經濟，量化寬松的貨幣政策也只能刺激產生資產泡沫，形成虛假的繁榮。寅吃卯糧的經濟政策推遲了危機的到來，同時也讓危機來得更猛烈。
經濟高速增長時期，底層人民能夠通過涓滴效應獲得一些好處，當經濟增長放緩的時候，底層人民最先遭受沖擊。眼下，大量工廠或是開工不足，或是倒閉，或者遷往勞動力成本更低的東南亞地區，影響最大的是工人。長期積累的勞資矛盾開始爆發，社會變得不穩定。盡管我們一直希望避免重蹈拉美的覆轍，但各種跡象卻顯示，中國正在步拉美的后塵。
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更要警惕發展主義陷阱
中國經濟的結構性問題并不深奧，就是中學政治經濟學教科書反復講的生產相對過剩的危機。中國還有很多工人、農民、農民工等底層群體沒有解決基本的衣食住行的問題，中國的中西部地區和農村地區還很落后，中國13億人的民生需求，足以讓中國經濟引擎再次發動。遺憾的是，在現有的生產關系下，底層群眾空有需求，卻沒有支付能力。
中央高層一直強調要調整結構，學術界也一直在呼吁改革收入分配制度，縮小貧富差距，擴大消費需求，但是，利益結構的調整，勢必會觸動既得利益集團，這是力量的較量，這不是靠嘴皮子就能夠推動的。不改變現有的生產關系，不調整勞資關系，收入分配改革只會是一句空話，經濟結構調整也不可能實現。調整失衡的勞資關系，最直接有效的方式是提高勞工的組織化程度，讓工人階級真的有力量，有尊嚴。中國勞動者恰恰要向歐美的工人階級學習。這種方案無疑會降低資本的利潤，引發資本及其代理人的反對。在這件事情上，作為人民共和國的財政部長，究竟代表誰的利益，一目了然。
更進一步，中等收入陷阱其實是個假問題，不必太糾結。中等收入陷阱只是發展經濟學的一個概念，背后是一套發展主義的邏輯。發展主義用經濟增長代替發展，用人均GDP衡量增長，追求無限的經濟增長，本身就是存在問題的。GDP這個統計指標本身就是有缺陷的。人均GDP就更不靠譜了，底層人民總是只有被平均的命運。即便人均GDP很高，又能夠說明什么呢?香港成功跨越了中等收入陷阱，成為高收入經濟體，但是，香港的貧富分化非常嚴重，房價和物價極其高昂，底層市民的處境非常悲慘，香港的白領階層面臨巨大的工作和生活壓力，香港至今沒有八小時工作制。這樣的生活，真的會幸福嗎?
經濟只是手段，人的幸福才是目的。經濟發展應該著眼于民生的改善、環境的保護等等更為深遠的價值。從這點考慮，西方經濟學強加給我們的思維定勢都要改變，整個經濟運行的系統都要改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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