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編者按】去年，一封衡水二中跳樓學生寫給全體教師的信讓許多人對社會的教育感到深深心痛。這個家庭狀況不佳的女學生實在不愿意讓辛勤勞作的父母再為她出高額的補習學費，不愿意自己吃肉父母吃素，不愿意活在這個教育完全被商品化，自己和全家都成了商品附庸的社會，最終選擇離世。無論這封信的真實狀況如何，高中這個昔日被譽為育人圣地的地方被商品化侵蝕，變成可以將學生的成長和老師的職業尊嚴都拿來交換的市場，這是一個不爭的事實。在這樣的市場中，像信中的“雅婷”這樣家庭貧困的孩子，只能被拋棄，扔出競爭的場域之外。最近，衡水二中為防止學生跳樓，在所有的走廊都安裝了鐵欄桿，宛如監獄一般。不知這種鐵欄桿是否真的的攔住高中教育成為殘酷且不公平的市場競爭的趨勢，讓高中不再成為一個階級分層的機器。
中國的應試教育就如同不斷惡化的空氣質量：每個人都認為這是個大問題，但是大家都習慣了，仿佛這已經不是一個毛病，而是一個特色。想上名校，就得有為了考試而學習的覺悟。
可是河北衡水中學還是有本事把應試教育的問題玩得更大了。據報道[1]，衡水中學是這么準備高考的：洗腦式的激情教育、高壓式的管理和控制、反人性的成功學。學生們打飯跑操都帶個小本子記單詞，禁止任何娛樂活動，連課外書都不能看，“一名高一女生因為感冒嗓子疼，在自習課上喝了一口水，班主任便通知其遠在邢臺市的母親來校，女生則含淚站在保安室寫作業……”
如果高考是一場不得不打，而人人又都不想打的戰爭，在這個各方一再呼吁裁軍停火的時刻，衡水中學正在加劇軍備競賽。
衡水中學這么做對嗎?過分的應試教育會不會損害中國人原本就不強大的創造力?那些更有創造力的學生會不會被衡水中學的野蠻打法搶了機會?
我們首先要搞明白一個問題：高中到底是干什么用的。直觀的答案當然是高中是用來傳授高中知識的地方——但這個答案是錯的。
藍翔技校才是傳授知識的地方。普通高中所學的大部分知識對我們的工作和生活并無用處，絕大多數人高考之后一輩子也不會再用到橢圓參數方程和甲烷的分子式。高中知識甚至無用到對本專業都沒用的程度，一個職業作家面對高考語文試卷幾乎不可能取得高分，他甚至可能連作文分都高不了。
我們當然也會在高中學到一些有用的知識，但高考試題早就遠遠超出了“有用”的范疇。想要學會解答高考試題，必須經過高強度的專業訓練。這些訓練并非以“對真實世界有用”為目的，而是以考試為目的。所以高中知識不是全民健身，而是競技體育——就如同舉重運動員的訓練不是為了學習怎么往樓上扛冰箱一樣。
高中的最根本目的并不是傳授知識和培養人，而是把人分類。從高中畢業出來，一部分學生將進入著名大學，他們日后會有很大的機會獲得一份高薪而體面的工作。一部分學生只能進入普通大學，而另一部分學生則上不了大學。我們每時每刻都在被社會挑選，但高中這一次可能是最重要的。高中，是個把人分類的機器。
命題者設計那些刁鉆古怪的高考題，并不是因為這些題目有實際意義，而是因為它們夠難!當然解題也可以鍛煉人的思維能力和意志品質，但這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是只有足夠難的題目才能更好地把人和人區分開來。
也許有人立即會說這是一個邪惡的制度!為什么非得把人分類?人的技能難道不是連續變化的嗎?藝術和社交這些高考不考的項目不是也很重要嗎?有很多沒上過名校的人不是也取得了偉大的成就嗎?是。但是你得先了解一下現代社會的運行方式。
為什么會有人失業
最理想的市場中不會有人失業。如果勞動力完全由市場供求關系決定，你只要愿意拿比別人低的工資，就可以得到任何工作的機會。但是在現實中，只有非常低端的工作才是這樣。
比如說農民工。最近我看網上一篇業內人士寫的關于建筑業農民工的文章[2]，說農民工的權益得不到保障，跟農民工素質低也有關系：毫無紀律性，想掙錢了就來干幾天，對工作不滿意或者趕上農忙了說走就走，包工頭不得不再重新找一幫工人，工程進度和質量根本無法保證。其實這個“素質問題”絕非中國農民工所特有，一百年以前，美國福特汽車公司面臨同樣的局面。
當時福特推出的新車型徹底改變了汽車的制造方式，工廠不再依賴擁有高技能的熟練工人，任何人來了都可以迅速上手，這使得亨利·福特根本不擔心招不到人。跟現在中國工地的包工頭一樣，他的煩惱在于工人的士氣太差。活兒太累，工作時間太長，工資也不高。工人們常常干不了幾個月，甚至干不了幾天就不來了，等實在沒錢花了再回來，流動性非常大，而且來了也不好好干。
于是在1914年，福特推出了一個新政策。他把福特公司工人的最低工資提高到每天5美元——這相當于市場平均工資的兩倍多，而且把工作時間從9小時減到8小時。
這份工資足夠工人穩定地養家糊口了。工人們不但第一次對工廠有了一份感激之情，而且開始珍視自己的工作。他們主動努力工作，生怕被解雇，隊伍實現了空前穩定。所以中國包工頭應該學學福特公司，不過這不是本文重點。
關鍵在于，這份遠高于市場供求水平的工資使得人們擠破頭地想要成為福特的工人，甚至為此引發了一場騷亂。這可能是史上第一次，有人想干個體力活都干不成![3]
福特公司制定了一系列標準來選拔工人，比如其要求你家里必須干凈體面。這些標準跟工人能不能干好活關系并不大，它們的作用在于淘汰人!一個有幸進入福特公司的人和一個沒被選中的人之間很可能根本沒區別，唯一問題僅僅在于名額有限。
福特公司這一招，在現代社會具有普遍意義。哪怕是“誰來了都能干”的工作，企業也不希望“讓誰都來干”，而希望員工都有一定的忠誠度和凝聚力，并愿意為此支付一個更高的工資。至于需要專業技能的工作就更是如此。中國過去曾經允許任何略懂醫術的人作為“赤腳醫生”行醫，而現在沒有正規醫學院學位根本不允許你給人看病。用一個高準入標準和高工資來保證醫生工作的穩定性和士氣，才是正確做法。
這就需要用一些門檻把一部分人擋在外面。這些門檻應該給人公正的感覺，好像得到位置的人真的是靠能力得到的一樣。實際上往往有能力做這個工作的人很多，門檻的作用就是明明他有能力，我們還是因為名額有限而找個借口淘汰他。這就是為什么據說有的作家評個職稱也要考英語。
學歷就是最好的門檻。
競爭游戲
我們來玩一個叫做“婚姻超市”的經濟學思想實驗[4]。假設房間里有20個男生和20個女生。他們要做一個兩兩配對的游戲，只要配對成功——不管有沒有真愛——就可以領取100元獎金走人。我們可以想象獎金大概會被平分，男女各得50元。
現在假設參加游戲的男生少了一個，20個女生必須爭奪19個男生。女生們為了拿著獎金離開，會怎么做呢?她們應該賄賂男生。只要你愿意跟我配對，我寧可多分給你一點獎金。
這游戲的有意思之處在于，只要有一個女生給男生加價，其他女生就不得不跟著加價。如果所有女生都不想被最后剩下一分獎金都拿不到，她們就會競相加價。在極端情況下，女生們最后同意自己拿1分錢就行——這樣每個男生都可以得到99.99元!可惜就是這樣，最終還是有一個女生什么都得不到。
這些女生完全可以堅持拿50元不動搖，可是每個人都擔心自己被剩下，結果就是每個人都付出更大的代價。
考大學就是這樣的游戲。名校是一種稀缺資源。只要想進入名校的學生比招生名額多，高考競爭就一定激烈。如果所有高中生都不用功備考，大學也要招這么多人;因為每個人都害怕自己考不上而用功，結果就是所有人都投入大量無謂的精力，大學還是只招這么多人。
高考競爭本來已經很激烈了，現在衡水中學的學生用了一個更激烈的方法來玩這個游戲。他們把游戲難度推到了極致，他們是第一個給男生出價99.99元的女生。
所以人們當然要問，你們這么玩會不會把游戲玩壞了?你搞考試軍備競賽，會不會綁架全國高中生只為考試而學習，乃至于影響中國的創新大業?
不會。
國家是因為教育而富強的嗎?
韓國的高考競爭，比中國更激烈。首爾、高麗和延世大學是韓國三所最好的大學，其錄取不看別的，只看考試分數，體育文藝家庭背景都沒用。韓國所有大公司高管都來自這三個大學，CEO之間常常是校友關系。上與不上這三個大學，未來工資水平有天壤之別。
韓國高中生的學習時間并不比衡水少。他們要在學校呆一整天，晚上還要去上私立的補習班。這些補習班是專門傳授考試技術的地方，比白天的公立學校重要得多，據說一個最著名的補習老師一年能賺400萬美元。衡水中學對學生實行量化管理，而韓國的學校對老師也實行量化管理，用一系列指標評價老師提升學生成績的能力，最好的老師像明星一樣被搶來搶去。
為了高考，韓國人甚至正在慎重考慮是否應該實行男女分校。韓國人研究發現學生的高考成績主要取決于其上自習時間的長短，為此他們認為男女同校是個不利因素[5]，因為數據顯示男女同校的學生自習時間比單純的男子高中或女子高中學生少一小時。相比之下衡水中學雖然禁止學生談戀愛，畢竟還是男女同校。
自習時間越來越長對孩子成長也可能不利，韓國政府不得不出面搞了個停火協議——晚上11點之后禁止補習班上課，并且讓群眾有獎舉報哪個補習班到點了沒有放學。居然有人靠舉報補習班一年掙了25萬美元[6]。
可是韓國不管是科學還是技術方面的創新能力似乎都沒被高考的軍備競賽所影響，它是亞洲科技創新最強的國家之一，在很多方面領先于中國。不但如此，這么強大的考試文化之下，韓國居然培養出了比中國更多的優秀足球運動員，他們甚至在電影電視劇和音樂方面也比中國強。這是為什么呢?
我們在常識上認為教育強才能國強，所以“再窮不能窮教育”，但這可能是一個誤解。
實際上如果你查看歷史記錄，一個國家的教育水平其實是在這個國家的經濟騰飛以后才起來的。臺灣省1960年的識字率比菲律賓低，人均收入只有菲律賓的一半，如果教育決定經濟增長，那么那時候的菲律賓應該別臺灣更有增長潛力。然而事實卻是現在臺灣省人均收入是菲律賓的十倍。類似地，韓國在同一時期的識字率比阿根廷低很多，人均收入只有其五分之一，而現在韓國人均收入是阿根廷三倍[7]。
事實上中國大力加大教育投入也是近年經濟高速增長了一段時間以后的事情。過去經濟增長之前很窮的時候，教育更窮——但是“窮教育”并沒有耽誤經濟增長。
所以也許不是教育水平決定經濟增長。也許是經濟增長了以后，社會上有了更多高薪職位，人們為了能得到這些職位才對教育產生更大需求[8]。沒有一個好的教育系統培養眾多高素質人才，當然搞不了創新;但是如果一個國家缺乏創新的工作機會，那么它也不需要創新人才。人才和工作機會其實是共同增長的，而歷史數據似乎顯示，工作機會必須先走一步來帶動教育發展。
人才并不神秘。在市場作用下如果一個高科技公司需要某一方面的人才，它就一定能找到這方面的人才。韓國完成了產業升級，它給年輕人提供了大量高水平工作，年輕人自然就會為得到這些工作而努力。他們可以在大學和研究生階段學到很多跟工作相關的東西，甚至可能大學也教不出什么有用知識，他們更多地是在工作實踐中學習——前提是他們首先得能進入一個好大學。至于學生在高中這幾年是否花了太多時間準備考試，可能對國家經濟真沒什么大影響。
窮人和富人：誰更應該上名校?
我并不是說教育不重要，教育對個人非常重要。眾所周知有名校學歷可以大幅提高一個人畢業后，甚至是一生的收入水平。但這里仍然有個因果關系問題。一個能考上名校的學生必定是非常聰明的，那么他未來的這個高收入，到底是因為他聰明而獲得的呢，還是因為他上過名校而獲得的?
也許一個聰明學生因為種種偶然原因——也許臨場沒發揮好，也許他更喜歡家鄉的大學——能去名校而沒有去，他未來還能獲得同樣水平的收入嗎?
兩個美國經濟學家，Stacy Dale和Alan Krueger，考察了將近兩萬個高效畢業生在畢業十年到二十年的收入情況。首先很明顯名校畢業生收入更高：一個1976年進入常青藤名校的學生在1995年時的平均年收入是9萬2千美元，而對比之下如果他當初上的是個普通大學，收入將只有7萬美元。
但這個研究的有意思之處在于它考察了那些有本事上名校但是最終去了普通大學的人。在一項統計中，519個學生同時被名校和普通大學錄取，結果他們后來的收入是一樣的——不管他們當初選擇了名校還是普通大學!更進一步，只要這個學生有很好的SAT(相當于美國高考，但可以考多次)成績，哪怕他因為什么原因被名校拒絕了，他最終的收入還是跟去了名校的學生一樣好。
也就是說根據這個研究，對聰明學生來說，上不上名校并不重要。你走這條路能成功，走別的路也能成功。這可能是因為社會足夠復雜，而市場足夠有效，以至于一次沒被選中也無所謂。所以如果你有足夠能力，沒去成復旦去了中南大學并不耽誤你將來的收入。
但我們有理由懷疑學生的家庭因素在這里起到了很大作用，因為這個有點出乎意料的結論對低收入家庭的孩子不好使。這個研究發現低收入家庭的孩子上不上名校對他影響巨大，可以說第一步走錯以后想出頭就很難了。所以如果你來自低收入家庭，不管中南大學校長多會吹，能去復旦就千萬別去中南。
那么低收入家庭的孩子到底差在哪了呢?可能是社交能力，可能是找工作時來自家庭的直接幫助，也可能是綜合素質，比如說想象力。有條件的家庭根本不會讓孩子一門心思考試，他們會想辦法培養孩子的綜合素質，這樣的孩子將來顯然會有更多機會。
但想象力是個很奢侈的追求。2014年一項最新研究[9]發現，以基尼系數為標準，收入分配越平均的國家，其家長對孩子的要求越強調“想象力”，教育手法越寬松;貧富差距越大的國家，家長越強調“努力拼搏”，教育風格也更獨裁。而中國是后者之最極端例子。
如果你的競爭壓力不大，甚至上哪個大學找個什么工作將來收入都差不多，你一定有閑情逸致搞想象力。如果面臨考不上名校未來收入就必然不行的局面，你最好還是先考上再想象。
在這個基尼系數高達0.47的時代，衡水中學學生們想象力非常有限。而對富裕家庭來說，既然上不上名校與收入無關，就完全不必擔心來自衡水中學的競爭。他們甚至可以直接把孩子送到國外讀大學，完全不耽誤想象力。
美國大學錄取學生并不只看SAT成績。各種文體才藝、在高中的組織和領導能力、當過志愿者做好事，都是重要考慮因素。這些標準對富裕家庭的孩子更有利。你要才藝，我可以聘請最好的花樣滑冰老師;你要名人推薦信，我認識你們校董;你要領導力和社會公益，我甚至可以出錢把孩子就送到邊遠國家當志愿者刷經驗值。
衡水中學的大多數同學恐怕沒有這樣的條件。他們羨慕那些出國上大學的孩子嗎?可能會，也可能不會。但是有一點可以肯定：他們并不埋怨這個社會。報道說在學校洗腦式的教育中他們的精神面貌非常積極向上。他們高喊著“拼直到贏，拼直到成”之類的勵志口號，充滿正能量。他們相信只要自己努力拼搏，就有資格——而且也有可能——對中國的好東西分一杯羹。
而大人們應該做的就是向他們保證：你想的是對的!—這難道不就是中國夢嗎?
[1]中國青年報2014年10月專題，《衡水中學到底哪里不正常》，作者李斌。
[2]這篇文章叫《關于農民工討薪那點事兒》，作者@裸槍
[3]蒂姆·哈佛德在The Undercover Economist Strikes Back一書中提到此事時開玩笑說，“亨利·福特發明了失業”。
[4]這個實驗來自蒂姆·哈佛德The Logic of Life一書。
[5]環球時報：韓國媒體稱男女同校就讀影響學生高考成績
[6]此事來自Amanda Ripley, The Smartest Kids in the World一書。
[7]這些數據來自Nicholas Taleb，Antifragile一書第14章。
[8]經濟學家Alison Wolf在其Does Education Matter?: Myths About Education and Economic Growth一書中對這個問題有非常深入的研究。
[9] Matthias Doepke, Fabrizio Zilibotti, Tiger moms and helicopter parents: The economics of parenting style, 11 October 2014, VOX CEPR's Policy Port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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