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部紀錄片喚起了大眾對中產階級的環境問題的關切，并動員了一個廣泛的行動者網絡來處理這個問題。我們并不需要向柴靜致敬，因為在這場輿論事件中，她并不是唯一的能動者，甚至不是出于中心位置的能動者。但我們也需要學習柴靜的動員手段，去思考如何在公共空間中將不可見的窮人環境變為可見的，如何呈現一個與窮人環境相關的行動者網絡，讓他們都切身地感受到自身的利益與窮人的環境問題息息相關。《穹頂之下》展現了中產階級的環境焦慮，但“穹頂之下”那些被侮辱和被損害的窮人們的環境苦難，還需要更多的紀錄片去表征。
公眾對霧霾的關注可以追溯到2011年10月底。當時的北京遭遇了嚴重的灰霾天氣。根據美國大使館當時發布的空氣質量監測數據，北京的空氣指數多次“爆表”(超過500)，可謂“糟糕透頂”。然而，這一數據卻與中國官方的數據相差甚遠。以10月31日為例，北京市環保局發布發布的空氣污染指數為132，僅為輕度污染，而美國大使館發布的數據則是307，為嚴重污染。暫且不論當時美國大使館數據的準確性和科學性，公眾對惡劣天氣的直觀感受顯然更接近于美國大使館。對中國官方的不信任在微博等社交網絡上彌漫開來，并掀起了關于霧霾的大討論，為數眾多的媒體都對此進行了深入的報道和評論。當時，這甚至成為了一起政治事件，北京為此承受了巨大的輿論壓力。
正是這次事件讓霧霾在公眾的視線中從模糊的“霧氣”變成清晰的“污染物”，在公共空間中從不可見變成可見的。此后幾年，北京的霧霾越來越嚴重，并且這種惡劣天氣開始逐漸覆蓋了全國大部分地區。隨著媒體對霧霾的大量報道、政府不斷出臺的治霾政策、企業面臨的日益嚴峻的減排壓力，“霧霾”這個詞已經波及了中國幾乎的所有領域，開始從一個局限于環境科學領域的專業術語，成為了一個日常詞匯。霧霾治理，似乎已經成為了環境保護的象征。
一、環境治理的行動者網絡
今年2月28日，柴靜的紀錄片《穹頂之下》在多家網站在線發布，再一次引發了公眾對霧霾的討論。很多人的朋友圈和微博都被這個紀錄片刷屏了，甚至那些平時對公共話題缺乏興趣或保持緘默的人，也被裹挾進這個話題之中了。似乎沒有任何一個議題，能夠引起這么多不同圈子的人的討論。這種情形讓我們想起了美國環境運動之母蕾切爾•卡遜《寂靜的春天》所引發的環保大討論。
何以這么多人卷入這個討論?有各種千奇百怪的看法將它歸結為迎合民粹(或中產情懷)、政府公關、境外勢力滲透、商業陰謀等等。無疑，《穹頂之下》與這些觀點所提到的特定群體都存在相關性，但在我們看來，柴靜的成功主要是因為她讓中產階級、環境科學家、環保官員、中央政府、環保產業、傳統產業、環保團體、公共意見人士等群體都對霧霾產生關切，認為它與自身存在這樣那樣的利害關系。這些群體與霧霾共同構成了一個遍布整個社會的霧霾治理的行動者網絡，這個網絡中的每個行動者都在不同的位置上界定著霧霾與自身的關聯。也正是因為《穹頂之下》動員了廣泛的社會力量，它才取得了轟動性的成功。相比于去爭論紀錄片里的數據細節和敘述手法、以及國有化和市場化的是是非非，澄清該片所展現的霧霾行動者網絡，顯然要更有意義。柴靜在片尾動員大家行動起來，那么，都有哪些“行動者”行動起來了呢?
行動者1：中產階級
環保話語從誕生伊始，就有帶有濃厚的中產階級色彩。城市鋼筋水泥叢林中的異化生活，讓中產階級無比懷念鄉村中的綠水青山，這種鄉愁貫穿了環境主義的發展歷程。綠色想象在歷史上作為浪漫主義運動的一部分，批判了資本主義對自然的掠奪、對人類生活的毀滅。然而，隨著資本的擴張，綠色想象也被收編到資本主義生產空間之內。“自然”被大規模地生產出來，嵌入到中產階級生活的方方面面。旅游產品、有機食品、綠色家居等，都在為中產階級營造了一個純凈、天然的生態空間。然而，霧霾打破了這個生態，不僅中產階級，甚至是上層富人，都在為此付出代價。在歐美中產階級社會成熟之后，興起了環境主義的風潮，中國也將復制這一過程。目前，中國中產階級占總人口的比率已接近三成，他們對環境問題的關注將會持續升溫，綠色環保將逐漸成為一個社會潮流。霧霾，將成為他們切入這個議題的一個契機，正如當年農藥殘留成為美國中產階級關注環保的肇端一樣。
行動者2：環境科學家
學術領域存在著大量與環境相關的學科群，在高校和科研院所中，有大量的學者以此為生。越來越嚴重的霧霾天氣、公眾對霧霾的越來越多的關注、政府承受的越來越大的治霾壓力、企業越來越多的綠色技術需求，都在無形中為他們爭取更多的科研經費增添了籌碼。以2014年為例，國家自然科學基金項目中關于霧霾和大氣污染的研究合計有58項之多，而在2013年，還只有24項。不僅如此，社會科學領域也紛紛開始關注霧霾問題，同樣在2014年，國家哲學社會科學規劃辦資助了9項與霧霾有關的研究項目，而在此之前，僅在2013年有一個霧霾研究項目。顯然，對霧霾的研究，已經開始成為科學研究的一個熱點領域。從2013年開始，中國知網上以“霧霾”為標題的文獻爆發性地增長，從2012年的57篇上升到2013年的1716篇，并且這種猛烈的增長趨勢一直保持至今。那些本來幾乎不為公眾所知的科學家，紛紛開始接受媒體的采訪，向公眾普及霧霾的知識和危害。他們試圖用他們的專業知識，主導對霧霾的言說和治霾政策，而《穹頂之下》恰恰給了他們這樣一個契機。于是，我們看來，中國最頂尖的環境研究機構在此片中悉數登場。
行動者3：環保部門
新任環保部長陳吉寧在媒體座談會上坦言“給她發了短信，我想向她表示感謝”，而在《穹頂之下》中，也不乏環保官員出鏡。柴靜的紀錄片之所以得到了環保部的支持，不僅是因為主要是因為它呼喚環保，而主要是因為它配合了環保部在輿論、體制改革方面的設想。環保部的歷史可以追溯到1988年成立的國家環境保護局，1998年，它由副部級單位升格為正部級，2008年，改局為部，由國務院直屬單位變為國務院組成部門。可以說，每過10年，國家環保機構的規格就上一個臺階，而在這個過程中，它的職權也在不斷擴大。今年開始實施的修訂后的《環境保護法》，擴充了環保部門的權力清單，它不僅取消了以往最高50萬元的罰款限額，授權環保部對污染企業可以進行無限的懲處，而且還允許它有責令企業停產或關閉的權力。隨著國家全面深化改革工作的推進，可以預計還將賦予環保部門更大的權力，環保部將收歸合并以往其他部門的監管職權，具有對國土范圍內自然資源獨立和統一的監管權。由于目前的環境監管和執法中，存在著責權不明、權限重疊的弊端，導致了環保部門的軟弱無力，對此，更多關于環保部的擴權方案還在討論之中，比如設立一個涵蓋污染防治、資源保護和生態保護權限的大環保部，將地方環保部門在財政和人事上獨立出來而成為中央下派機構。圍繞《穹頂之下》的討論，將環保部推上前臺，而作為一個不斷擴權中的部門，這些討論也會讓公眾對環保部擴權有更多的支持。
行動者4：中央政府
有人懷疑《穹頂之下》是中央政府或環保部的一次漂亮公關，這樣的說法過于陰謀論，我們無法證實，但是它無疑在很多方面配合了環保部，尤其是中央的一些政策動向。環保部的擴權并非簡單地出于環保部的部門利益，也并非僅僅是出于環境治理的考慮，它還是中央收歸地方權力、建立統一市場，以及產業轉型等多重改革的一部分。改革開放以來中央向地方的放權讓利，導致了地方政府公司化、權力尋租嚴重、地方保護主義、蜂窩經濟等弊端。這場全面深化改革將可能會把地方政府的部分職能如司法、環保、社保、公共安全等收歸中央，同時弱化地方政府在招商引資、土地經營中的權力，理清地方政府和市場之間的邊界。這也意味著將打破地方政府對市場的干預，破除地方保護主義，建立全國性的統一市場。而環保，正是中央政府完成這一目標的一個重要契機，通過加強地方政府的環境監管責任，也同時加強對地方政府的監察，可以有效約束地方政府的權力行為。如果再考慮到歐美語境中的環境政治往往意味著加強中央政府權力，我們也就更能理解這一點。
中央政府對環保的重視，除了政治上的考量之外，還有淘汰落后產能、優化產業布局、加快產業轉型等方面的經濟考量。《穹頂之下》提到了一個段子：全球鋼產量排名，中國第一，河北第二，唐山第三。這反映的是一個事實，京津冀地區鋼鐵產能嚴重過程，這些過剩產能大都是落后產能，技術落后、污染嚴重。正是這些企業造成了京津冀地區常年的霧霾天氣政府通過增加企業的環境成本，也將倒逼它們升級技術設備，淘汰一些污染嚴重的產業，促成全國范圍內的產業轉型(和轉移)。政府發起的治霾行動，將成為淘汰這些落后產能，促成產業轉型的一個重要推手。
行動者5：環保產業
《穹頂之下》的熱議，讓大家對環保產業普遍看好，于是，環保板塊指數全線上漲。可以預期，加上新環保法的頒布、環保部長履新、環保成為中央工作重點等因素，環保股將迎來一個長期的牛市。近些年來，環保產業一直保持著15%以上的增長率。未來幾年，政府的治污行動、企業的設備升級、公眾的綠色消費等等，都將培育一個無比巨大的環保產品市場。中國將可能形成一個歐洲或加州那樣的環保產業利益集團，通過對媒體的入股和贊助，加強在公共輿論中的話語權，來維護自身的產業利益。《穹頂之下》致謝人名單里看到了不少果殼網的成員，當該片中的部分數據面臨質疑的時候，果殼網也積極幫柴靜辯護。耐人尋味的是，果殼網剛剛推出了一款號稱最“科學”的空氣凈化器“小蛋”。這里面的關聯我們沒有必要去妄加揣測，我們可以確信的是，柴靜的紀錄片迎合了環保產業集團在輿論上的迫切期待，在可以預期的未來，一些有環保情懷的媒體人、文藝青年和科學家，將和環保產業集團攜起手來，共同生產出大量的環保話語。
我們在此無法窮盡這個霧霾治理網絡中的所有行動者。我們需要明白的是，在霧霾治理及其公共討論中，并不存在一個居于中心位置的群體，處于這個網絡中的每個群體都有自己的能動性，都有各自不同的考量。因此，與其說圍繞《穹頂之下》的大討論與其說是中產情懷、政府公關或商業陰謀的結果，不如說這是一場各種社會力量合力促成的結果。
二、窮人的環境主義
在眾多的《穹頂之下》的批評中，有一類批評值得我們認真對待。他們認為，《穹頂之下》所宣揚的情懷、品位、關切和建議，都是出中產階級式的;它主張淘汰落后鋼鐵產能，卻沒有考慮為此所帶來的千百萬鋼鐵工人的失業;與窮人更密切相關的水污染、土壤污染，在此片中卻沒有得到呈現……這些批評共同指出了一個問題：在柴靜向我們呈現的霧霾治理的行動者網絡中，窮人是完全缺位的，它完全是中產階級導向的。
不難發現，《穹頂之下》一片中有很多中國特色的中產階級式的想當然的設想，比如片子末尾動員每個人的參與，發起治污行動。這里有兩個問題值得我們留意，首先，柴靜所動員的個人參與，并無組織化的行動，而是一種中國特色式的“有事找政府”的行為，當然，鑒于影片存在審查方面的風險，我們對此難以苛求;其次，這種“從我做起”這種話語，帶有濃厚的中產階級色彩，它建立在一種個人主義話語之上，一切集體行動都被還原為個體的行為，每個個體都只為自己負責，人與人之間的聯合和交往的維度被忽略了。很多左翼人士認為，柴靜沒有呼吁中產階級主動降低自己的高能耗的消費，一邊享受著生產污染帶來的舒適生活，一邊抱怨和批判現代工業，這樣的環保只是一種偽環保。這種批判無疑站在了一個比中產階級更高的道德高地上，但是，如果有中產階級拒絕SUV、素食、極簡生活、嚴格垃圾分類……，那就是真環保了么?答案可能是否定的。齊澤克就曾經批判過，這種新紀元式的環保主義不過是中產階級的鴉片，它是一種更為精致的偽環保。
一切基于“從我做起”式的個人行動的環保行為，都有可能會導致集體行動的困境。環境是一種公共物品，環保是一種公共事務，如果在公共事務中缺乏合作，個體的理性也會導致集體的非理性，同樣，個體的環保也有可能導致集體的不環保。因此，一切寄希望于“從我做起”的環保策略，都難以避免“搭便車”等公地悲劇的困境。在中國，這種集體行動困境最典型的體現就是近些年來中產階級們掀起的鄰避運動——我們在此先不去政府在信息公開和公眾參與中的失職。在每一場鄰避運動中，每個人都追求綠色環保，每個人都“從我做起”自發走上街頭抗議示威，最終的結果是，整個城市的集體利益被無視了，他們不關心這些工業項目能為本地帶來多少新的就業機會，也不關心這些項目是否真的達到環評標準——經常被抗議的核電、PX項目的環境風險其實并不算高，他們的目的只有一個：不要在我的后院建項目。在鄰避運動中，公眾參與往往是通過互聯網、短信等通訊手段相互動員而實現的，整個過程中缺乏專業NGO的有效參與，謠言所掀起的非理性恐懼淹沒了科學理性的討論。可見，這種缺乏協作、毫無組織的“從我做起”式的參與，它往往與環保的目標背道而馳。
柴靜給出的環保行動建議帶有中產階級的區位，而在她呈現的霧霾治理的行動者網絡中，中產階級依然占據了中心位置，窮人的聲音的闕如的，他們是不被代表的。霧霾的危害并不僅僅面向中產階級，但它卻是中產階級最為關切的污染。城市對空間的特有配置，讓城市居民與土壤和河流隔離開來，因此土壤和水污染對于他們而言，并不具有切身的意義。只有城市上空的大氣，無視城市對空間的安排，同樣籠罩在所有階層的頭頂。因此，大氣污染是中產階級最為可見的污染，他們比所有人都更需要藍天。然而，對于身處農村空間中的窮人而言，土壤和水就是直接的生產和生活資料，相比于藍天，干凈的土壤和水對他們更有用處，因此他們也是土壤污染和水污染最直接的受害者。《穹頂之下》并未言明，相比于大氣污染，中國的土壤污染和水污染要更為嚴重得多。霧霾問題主要是調整能源結構和產業轉型的問題，這些問題解決之后，一陣風就能吹散霧霾，但水污染治理往往需要三四十年，土壤污染治理甚至需要60到80年。就算中國所有的工廠排放都達標了，我們仍需要為過去的環境欠賬付出代價。
根據《2013中國環境狀況公報》，全國地表水總體輕度污染，31個大型淡水湖泊中，17個為中度污染或輕度污染，地下水污染尤為嚴重，在4778個地下水質量監測點中，有大約60%的監測點為較差和極差。另據《全國土壤污染狀況調查公報》，全國土壤污染狀況調查的點位超標率達16.1%。眾多的地下水和土壤污染，農村居民為此承受了極大的身體健康代價。據研究顯示，截止2010年有大約459個癌癥村遍布全國，農村的消化系統癌癥遠高于城市，而癌癥高發與水污染存在著直接關系。總體而言，農村的污染程度遠大于城市地區，農村居民為此承受的健康損失也遠大于城市。然而，底層民眾因此承受的環境苦難，與公共輿論對它們的關注程度并不匹配。這部分是因為政府對輿論報道的壓制，但在更大程度上，還與農村居民缺乏公共輿論的話語權有關。于是，那些比霧霾要更為嚴重的環境污染，我們看不見也觸不到，它們不被表征，而僅僅以一種高風險、不確定、無邊界的形態，與千千萬萬底層民眾的生活纏繞在一起，成為他們的夢魘。
結語
不同的階級身處不同的環境之中，他們所面對的環境問題也各有不同。環境主義并不必然是中產階級的話語，當我們把關注的焦點轉向那些不被公共輿論表征的環境的時候，我們就會發現窮人的環境問題，我們也將會走向一種窮人的環境主義。然而，窮人的環境問題，它所觸及的并不僅僅是窮人，農村的面源污染，通過食品的中介，也會損害城市中產階級的健康的損害。環境污染物是不確定的風險之物，我們難以精確地預料它會以什么樣的方式給什么人群帶來危害。
一部紀錄片喚起了大眾對中產階級的環境問題的關切，并動員了一個廣泛的行動者網絡來處理這個問題。我們并不需要向柴靜致敬，因為在這場輿論事件中，她并不是唯一的能動者，甚至不是出于中心位置的能動者。但我們也需要學習柴靜的動員手段，去思考如何在公共空間中將不可見的窮人環境變為可見的，如何呈現一個與窮人環境相關的行動者網絡，讓他們都切身地感受到自身的利益與窮人的環境問題息息相關。《穹頂之下》展現了中產階級的環境焦慮，但“穹頂之下”那些被侮辱和被損害的窮人們的環境苦難，還需要更多的紀錄片去表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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