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人物在失去舞臺之后，少了群眾和媒體的簇擁，少了權力的催情作用，多數人會變得書空咄咄而無所措其手足。但也有少數人，在卸除了權位的欲念和羈絆之后，反倒能夠反觀內省、寂照清明，在關鍵的時刻宏開覺路道破歷史迷津。只不過這種人，生活在崇拜權力、喜歡以展現肌肉來決定價值的臺灣，少了權勢在握，借箸代籌的結局往往只能是聽者藐藐，最終以「不合時宜」草草收場。近日民進黨前主席許信良在接受大陸媒體的專訪中，語驚四座的提出：「臺獨從來就不是民進黨建黨初衷」、「應該說，民進黨當時完全是不排斥統一的，沒有獨立的訴求」，其用意在于藉由歷史的澄清為日后的民共兩黨交流提供轉圜，卻意外的扯出昔日民進黨創黨主席的省籍之爭，引發黨內同志的一片撻伐，自討沒趣。
民進黨作為臺灣本土資產階級民主化運動的主體，肇始于土地改革后的「鄉紳問政」;在七○年代臺灣工業化之后，以代表中小企業利益和都市中產階級民主要求的「黨外民主運動」之姿迅速崛起;2000年在新自由主義全球化的浪潮下，以挑戰黨國資本為口實得到本土資產階級的挹注最終奪下政權。此后雖經歷了陳水扁當局臺獨冒進和貪腐的挫折，但以國民黨做為主要對立面的選舉策略，仍然得到其基本群眾的擁護，不棄不離。見諸歷史，「反國民黨、民主化」才是民進黨一路走來的胎記，「臺獨」不過是其「本土化」斗爭策略的變體。否則，我們就不能理解像日據時期抗日前輩周合源、許月里伉儷，非省籍民主人士費希平、傅正和黨外民主運動闖將林正杰、朱高正等統派人士，在民進黨創黨初期所投入的熱情和貢獻，最終卻在民進黨通過「臺獨黨綱」時忿然退出的歷史事實。
當然，歷史的發展也絕非偶然。過去數十年來，民進黨之所以能在國民黨軍事戒嚴體制下迅速茁壯，進而取得政權。總的來說有二個基本要素：一是利用民營資本與黨國資本的矛盾，取得臺灣資產階級的經濟挹助作為物質基礎;二是利用國民黨早期的省籍差別待遇，巧妙的將「臺灣意識」異化為「臺獨意識」，在意識形態戰場上取得了「本土化」的詮釋權。八○年代中期，臺灣中小企業在臺幣升值的壓力下大舉轉移到中國大陸，代表中小企業利益的「美麗島集團」日漸喪失其經濟基礎。長期在國民黨的羽翼下享有壟斷利益而日漸坐大的民營企業集團，利用這個契機全力扶持「律師世代」在黨內奪權，并以民進黨為政治上的代表，與李登輝為首的國民黨本土派勢力里應外合解編黨國資本的壟斷地位，借以染指一級產業(如輕油煉解和煉鋼廠)、金融和航空運輸業等經濟戰略的管制高地。
為了順利奪取政權，彌補中小企業出走后群眾基礎流失的空缺，民進黨轉而利用省籍矛盾，將成形于日據時期臺灣人民愛鄉愛土的「臺灣意識」，轉換為要求臺灣人當家作主的「臺灣人意識」(說穿了就是福佬沙文主義)，再以「歷史的悲情」為由，將這種省籍情結轉化為「本土政權」與「外來政權」對決的「臺獨意識」，巧妙的奪取了「本土意識」的詮釋權。正是因為掌握了這種「本土化」的詮釋權，兩蔣主政時期所遺留下來的省籍沖突、階級矛盾和城鄉差距，甚至兩岸關系，都可以輕易的被化約為「外來統治集團」把持政權的結果，「愛臺灣」就成為民粹動員的不二法門。
只不過，為了抓緊在住民中占有70%的福佬族裔作為后盾，民進黨有意識的將族群意識本質化，刻意的在閩客之間、1949年來臺的各省籍同胞和所謂的「本省籍」住民之間，劃下一道道歷史與文化的鴻溝。這種族群動員的斗爭策略雖然取得了一時的效果，一旦表現在這種文化沖突背后的經濟矛盾因為外部條件的變化而轉移，意識形態就會喪失其內容的規定性，逐漸「空名化」而喪失其社會動員的力度，甚至異化為一種類宗教式的信仰，反過頭來制約了自身的發展。2008年民進黨痛失政權，正是因為頑固化的「臺獨意識」已成為民營企業因應市場競爭和追求擴大積累的絆腳石，也成為臺灣人民追求兩岸和平、和解、合作發展的障礙的客觀反映。
從2012年「小英的最后一哩路」、到華山會議胎死腹中的「大陸政策決議文」、到晚近柯P以「一五新觀點」回應大陸「九二共識」一中原則的琵琶半遮面，甚至蔡英文在民進黨中常會「維持兩岸現狀」的談話，在在都說明了「臺獨」作為昔日民進黨斗爭國民黨、奪取政權的意識形態工具，如今卻反過頭來成為目的本身，制約著民進黨的發展，成為民進黨重返執政之路想跨又跨不過去的「罩門」。「臺獨黨綱」當廢而不能廢，說明了民進黨權力崇拜的本質，人們總是相信「誰能掌握現在，就能解釋過去，從而控制未來」。許信良宿命性的悲劇告訴我們，或許，民進黨的困局不在于黨內缺乏有識之士，而在于過度的權力崇拜，導致自己成為自身精神產物的奴隸而不可自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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