習近平在文藝工作座談會上的重要講話，不僅給廣大文藝工作者極大的鼓舞，更指明了文藝工作的發展方向。
《解放軍報》近期將在軍旅文化專版陸續推出一批軍旅文藝名家的訪談，通過他們的創作體會來展現軍隊文藝戰線圍繞強軍目標，用強軍文藝服務官兵的藝術實踐。
今天（4月11日）見報的是著名軍旅作家、戲劇家，廣州軍區政治部文藝創作室主任唐棟的訪談。文章題為《用強軍文藝砥礪士氣》。
唐棟(中，資料圖)
訪談中，唐棟說，當西方輿論肆意抹黑攻擊黨的領導，當互聯網上別有用心之人反復聒噪“軍隊非黨化、非政治化”和“軍隊國家化”等錯誤論調，當領袖人物、英模人物被任意矮化丑化，相信每個有良知的藝術家都坐不住了，軍旅舞臺上需要類似直接描寫軍魂、描繪領袖的重大歷史題材作品，來幫助部隊官兵和老百姓更加深刻地認識黨對軍隊絕對領導的思想和制度起源、歷史脈絡和歷史經驗。
訪談全文如下：
4月上旬，作為“中國原創話劇邀請展”唯一一部軍旅戲劇作品，由廣州軍區政治部文工團創作演出的話劇《共產黨宣言》，在國家話劇院劇場隆重上演。
這是話劇《共產黨宣言》自2011年夏天至今第3次晉京演出。這部關乎信仰與理想、“提神”又“養心”的主旋律作品，在戲劇舞臺上一次次成功征服觀眾，對此現象，有評論稱該劇作讓人們“重新感受到了主旋律作品感人肺腑、促人奮進的藝術力量”。
該劇編劇，即著名軍旅作家、戲劇家，廣州軍區政治部文藝創作室主任唐棟。此次演出前夕，筆者又得知他最新創作的以民族音樂家冼星海在陜北創作《黃河大合唱》一段經歷為線索的歌劇《天下黃河》，將作為總政歌劇團紀念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勝利70周年的獻禮劇目，于今年秋天在首都盛大獻演。筆者深度對話唐棟，解密其軍旅戲劇創作背后的文化密碼，透視其獨具魅力的藝術人生。
文藝戰士應為部隊官兵凝魂聚氣“訂制”精神食糧
王欣閣(以下簡稱王)：話劇《共產黨宣言》每次晉京演出，都會受到媒體和觀眾熱切關注，請您談談這次演出的一些情況。
唐棟(以下簡稱唐)：這次演出主要是參加由國家話劇院主辦的“中國原創話劇邀請展”，這個項目以“重視原創、緊跟時代、藝術精湛、服務人民”為宗旨，邀請全國各地20部原創大劇場話劇和15部原創小劇場話劇在京集中展演，我們是參演的唯一一家軍隊文藝單位。這部戲2011年就已公演并赴全國各地巡演，時隔4年后不但沒有淡出公眾視野，還能被這樣一個權威和新銳的展演活動選中，確實是一件可喜的事情。國家話劇院的專家、藝術家能夠看中這部主旋律正劇作品，我感到由衷地高興。
王：請您談談《共產黨宣言》是一部怎樣的劇作?當初為何要創作這樣一部作品?
唐：這部戲是我們廣州軍區為慶祝中國共產黨成立90周年，與廣州市委宣傳部聯合打造的獻禮劇目。應該說，這是一部謳歌理想堅守、呼喚信仰回歸的革命歷史題材作品。描寫的是大時代里的小人物，折射的卻是當下人們信仰的重建和守護。我和蒲遜想通過革命戰爭年代一位普通共產黨人的命運遭際，表現《共產黨宣言》對中國人民和中國革命所產生的巨大影響，同時也從側面印證一個判斷：共產黨人可歌可泣的英雄行為和崇高精神，其實就是一部活的《共產黨宣言》。2011年至今，這部戲已在北京、廣州、深圳、惠州、長沙、濟南等地演出200余場，受到觀眾熱烈歡迎和廣泛好評。2013年參加第十屆中國藝術節時，獲得了包括第十四屆“文華大獎”在內的4個重要獎項。其實，當初創作目的很單純，就是想為我們心中的信仰和道德法則唱一曲贊歌。這些年我們不難看到，信仰的缺失與道德的弱化，正在轉化成一件件人為的災難，社會正在為多年積累的信仰危機和道德缺失承受著沉重的代價。遙想革命戰爭年代，除了對黨的事業無比堅貞的信念和無私無畏的共產主義情懷，還有什么能讓人們舍得以命相搏、慨然赴死?創作這部戲，就是想告訴當今的人們，這個世界上還有許多東西值得拿自由、享樂，乃至親情和生命去置換，那就是信仰和追求、理想與尊嚴。
王：去年10月，習近平總書記主持召開了文藝工作座談會，作為有著45年軍齡的文藝戰士，您肯定第一時間學習領會了習總書記的重要講話，有什么特別的感受和心得?您覺得如何將會議精神落到實處?
唐：這個座談會開得很及時、意義很重大，我感到很親切很振奮，增添了信心和力量。這個座談會的召開，使我國的社會主義文藝事業、軍隊文藝事業，又站在了一個新的起點上。習總書記的講話代表了人民的心聲，說到了作家藝術家的心坎里。現在我明顯感到軍隊文藝系統、文化單位更加風清氣正，作家文藝家到基層部隊深度體驗、深入挖掘、深刻創作的積極性和主動性更高了。習總書記號召我們要創作“更多有筋骨、有道德、有溫度的文藝作品”，軍隊文藝戰士就是要圍繞實現強軍目標、服務“能打仗、打勝仗”尋找選題，圍繞弘揚優良傳統、傳承紅色基因提煉主題，圍繞激揚英雄主義、激發戰斗血性塑造人物，只有用鐵血昂揚的強軍文藝砥礪士氣，才對得起黨和軍隊的厚望重托，才對得起文藝戰士這個光榮稱號。
下一步，我要將目光聚焦當代軍營生活的原生態，多創作現實軍事題材作品，塑造那些土生土長的新一代革命軍人，這是我創作上的轉向。我覺得軍隊文藝工作者有必要為部隊官兵凝魂聚氣“訂制”精神食糧，我正在加緊創作修改的話劇《對抗》，著重關注我軍信息化建設的時代進程，這將是戲劇舞臺上第一部聚焦無人機部隊官兵生活的作品。擁有新式武器裝備的高科技部隊，無疑是我軍戰斗力的重要生成點。主創人員鉚足了勁想創演一部有兵味、接地氣、體現打仗血性、富有思想深度和突破亮點的作品，為此我曾3次到廣州軍區某電子對抗旅深度采訪體驗，真是收獲良多感慨良多。這部作品今年內將正式公演，希望大家看到一部不一樣的軍旅話劇作品。
文藝戰士應不忘“初心”，始終要有社會責任和藝術擔當
王：有文藝評論家認為，您創作的話劇《支部建在連上》有兩點主要貢獻：一個是編劇深刻洞察了歷史的邏輯關系，清醒認識到“支部建在連上”對中國革命的特殊意義，顯示出深邃的史識眼光和雄健的思想魄力。另一個是對青年毛澤東的形象塑造，既符合歷史邏輯和現實處境，又符合其性格特點，總體上有突破、有創新。您認可這種說法嗎?您認為革命歷史題材作品在主題開掘和人物塑造上應把握些什么?
唐：對作家藝術家來說，每一部作品都是個人世界觀、價值觀和知識積累，以及歷史認知、哲學思辨、藝術審美等方面能力的全面展示。習總書記要求文藝工作者“要自覺堅守藝術理想，不斷提高學養、涵養、修養，加強思想積累、知識儲備、文化修養、藝術訓練”，這其實說出了作家藝術家創作出好作品的基本前提。創作革命歷史題材作品，首先，少不了深刻的歷史觀，只有對歷史的深刻洞察和深入研究，才能賦予作品歷史的厚重感和文化的深邃感;其次要有對現實的干預熱情和關照沖動，這類戲劇作品走進歷史是為了反映當下，歷史其實是對現實生活的特殊關注和冷靜思考;第三是要有富有歷史意蘊和時代感的舞臺呈現，舞美、燈光等各種舞臺表現手段，要體現創新思想，彰顯藝術智慧。在人物塑造上，類似毛澤東這樣的偉人形象，最重要的是不要捧上神壇，而是還原為人，但同時他又不是一般的人，他對中國革命和我軍建設有著非同尋常的貢獻，他的內心掙扎和沖突矛盾，又是普通人所沒有的。關鍵是走進人物內心深處，結合歷史事件的發展走向，找準人物個性的發展脈絡。
王：作為主旋律題材作品，話劇《支部建在連上》的創作難度非常大，面對觀眾和市場時并不討巧，您為什么還一直堅持這種創作選題?
唐：這部戲取材于秋收起義部隊攻打瀏陽失敗之后，從1927年9月文家市轉兵到1928年4月井岡山會師的那一段艱苦卓絕的斗爭歷史。我始終覺得，文藝創作不能為寫歷史而寫歷史，要用歷史的眼光看現實，用現實的思考看歷史。當西方輿論肆意抹黑攻擊黨的領導，當互聯網上別有用心之人反復聒噪“軍隊非黨化、非政治化”和“軍隊國家化”等錯誤論調，當領袖人物、英模人物被任意矮化丑化，相信每個有良知的藝術家都坐不住了，軍旅舞臺上需要類似直接描寫軍魂、描繪領袖的重大歷史題材作品，來幫助部隊官兵和老百姓更加深刻地認識黨對軍隊絕對領導的思想和制度起源、歷史脈絡和歷史經驗。另一方面，“支部建在連上”這一重要理論和實踐創新，在今天仍然有著重要意義。如今社會主體、經濟主體的多樣性、流動性大大增強，如何創新組織建設、使黨支部仍然能夠在最基層扎下根來，是需要重溫歷史、深入研究的新課題。本著這一份社會責任和藝術擔當，我們堅持把這部戲搬上了舞臺。我一直覺得，一部優秀的文藝作品，必須注重對現實的關照，否則作品便會缺失現實意義，也會失去當代人的審美認同。當我們的戲劇舞臺到處充斥著娛樂、調侃、戲說，其實是很危險的。在市場誘惑面前，我們作家藝術家應不忘“初心”，不忘當年從藝時的激情沖動和理想主義情懷，真正從個人內心愿望出發、從受眾精神建設和心靈成長出發，多做一些有思想、有內涵、有情懷的好戲。
王：您剛才說到了社會責任和藝術擔當。習近平總書記曾指出“我國作家藝術家應該成為時代風氣的先覺者、先行者、先倡者”，您認為，作家藝術家如何強化責任和擔當意識?
唐：軍旅劇作家應該創作什么?如何投入心力去創作?如何使筆下的人物形神兼備，引發觀眾心靈共振?這些問題看似簡單，卻恒久困擾著每一個創作者。中國老百姓有兩句俗話，一句是“干什么的吆喝什么”，一句是“吃誰的飯給誰干活”。這兩句樸素的話語說出了一個最簡單不過的道理，這就是人要有良知、要有責任感。軍旅作家首先是一名戰士，對這支軍隊、對這個社會是有責任、有擔當的，不能把自己等同于一般意義上的作家，啥容易火寫啥，啥來錢快寫啥。軍旅作家手中的筆，應該更多地為時代抒寫、為人民抒懷、為官兵抒情，時刻關注軍隊的新軍事變革和現代化建設。從這個意義上說，保持軍人本色、堅守藝術理想，是一種最起碼的擔當。作家藝術家的擔當，還表現用腦袋思考，用思想寫作，用身體力行，具有“先天下之憂而憂，后天下之樂而樂”的文化情懷，與這個國家和民族休戚與共、榮辱相依。在社會轉型期，在金錢至上、物欲橫流、空虛浮躁的考驗下，假如作家只關注個人的感受，放棄或淡化對社會發展、對軍隊建設的責任，甚至跟風去追逐什么“市場效益”，其作品就必然矮化，必然不會有大格局、高境界。從這個意義上說，作家藝術家的社會責任和時代擔當，更多來自于自身對崇高理想的追求和革命信念的堅守。
文藝戰士應保持“沖鋒姿態”，創作上堅持有所為有所不為
王：您原來在祖國西北邊陲生活工作了20多年，隨后又來到繁華富庶的廣州，這種地域環境的反差對您的創作有哪些影響?
唐：對作家藝術家來說，創作環境的變化，對創作心態、生活積累、精神蛻變的影響非常之大。我們常說人要讀萬卷書，行萬里路。遍覽祖國山川形勝，領略各地風土人情，見識生活的多樣性、復雜性，在開闊眼界、增長見識的同時，還能夠涵養創作者的胸襟氣度，提升審美鑒賞能力。盛唐時李白仗劍游歷，飽覽祖國名山大川，甚至遠足貝加爾湖畔;杜甫的一生更是顛沛流離、東奔西走，足跡遍及大半個中國，自然界的風聲鶴唳和人生的凄風苦雨，都成為他筆下沉郁頓挫、厚重有力的詩歌意象。上世紀90年代初，我南下到了廣州，我需要有一些走南闖北的經歷，需要了解和體驗與西部邊陲完全不同的另一種生活。現在雖然常年在廣州生活，可是新疆那片土地，那方山水，那座軍營，那些戰友，那個年代，把我的靈魂緊緊包裹，改變并塑造了我的筋骨，我早已與它們融為了一體。這種地域的交融和碰撞，帶給我更多新鮮的藝術靈感和審美體驗。去年，我受邀為新疆軍區政治部文工團創作歌舞劇《達坂城的姑娘》，又一次次奔走在新疆大地上，直接得益于不同地域文化的交流互鑒。我深刻感受到，最美的藝術，還是來自于大地的饋贈。
王：您創作小說時曾在全國全軍屢獲大獎，現在從事戲劇創作同樣達到一流水準，當初是什么促成您創作的轉向?您如何平衡這兩種不同創作樣式的關系?
唐：我搞創作以來，無論是最初寫小說，還是后來創作戲劇，寫出的小說全都發表了，戲劇也基本都搬上了舞臺。回顧我的創作生涯，可以用8個字來概括：順勢而為、隨遇而安。1969年入伍后開始業余文學創作，第一篇小說《銅墻鐵壁》在《新疆日報》發了一個整版。1976年10月調入新疆軍區政治部話劇團后，正式開始戲劇創作，創作了話劇《天山深處》(合作)、《草原珍珠》。1986年部隊整編，我被安排到蘭州軍區政治部文藝創作室，有了更多時間寫小說，評論界所稱謂的“冰山”系列小說大部分是這時創作的。其間不斷接到寫話劇邀請，比如為蘭州軍區政治部文工團寫了話劇《祁連山下》。這段時間，小說和戲劇創作穿插進行。在我看來，小說創作更偏向于個體，而戲劇創作是一門綜合性很強的群體藝術;小說創作因為沒有時間空間限制，可以海闊天空、信馬由韁，任思緒自由馳騁，而戲劇創作受舞臺空間和演出時間的限制，猶如帶著鐐銬跳舞，顯然更有難度和挑戰性。從藝術角度來講，這兩者并不矛盾。世界上有影響的作家，比如一些諾貝爾文學獎得主，一般對小說、詩歌、戲劇等諸多文體均有涉獵。短篇小說大師契科夫最有影響、最有成就的是他的戲劇作品，高爾基、雨果等文豪也熱衷戲劇創作。老舍、莫言、劉恒等作家既寫小說又寫話劇，莫言曾說:“戲劇創作方面，我是一個學徒，但我有成為一個劇作家的野心。”他編劇的《霸王別姬》《我們的荊軻》都備受好評。其實藝術都是相通的，小說創作和戲劇創作可以互相促進、互為補充。一個好的劇作家，如果去駕馭長篇小說的話，其結構和表述能力絕對不會差。
王：從事文藝創作這么多年，您有什么特別的感觸?您覺得當前軍旅戲劇面臨的最大困難是什么?
唐：我一直在想，現在各類文學作品汗牛充棟，舞臺上各種劇目層出不窮，為啥讀者和觀眾還覺得不解渴、不滿足?到底有多少作品能征服受眾、進入史冊?客觀地說，當前有太多缺乏思想內涵、精神高度和文化魅力的“快餐式”“應景式”“撒嬌式”作品。我不能接受文藝作品對現實矛盾的失語、藝術創作的失真，特別是一些作家藝術家盲目追捧好萊塢式的時尚、“韓流”式的潮范兒，塑造的中國軍人形象怪誕而不接地氣。當下部隊流行這樣一句話，叫“戰場打不贏，一切等于零”;我套用這句話說，叫“寫作沒生活，一切瞎忙活”。文藝戰士要始終保持沖鋒的姿態，主動到基層官兵們中間去，用生命和熱血體驗生活，用心觸摸新軍事變革的脈搏，捕捉新鮮真實的第一手創作素材，才能打通與讀者和觀眾心靈交融的路橋，創造出引發心靈共振和精神共鳴的好作品。戲劇藝術有自己的獨特魅力，更有自己的專業特殊性，良好的創作環境非常重要。軍旅戲劇曾在上世紀90年代非常輝煌。現在全軍只有總政話劇團一個專業劇團，各軍區有的只有一個10人編制的話劇隊，有的連話劇隊都沒有，人才缺乏的問題較為突出，好的人才留不住、進不來，新生力量遲遲頂不上來。特別是優秀編劇人才奇缺，已成為制約軍旅戲劇藝術發展的一個突出問題，亟待引起足夠重視并有效解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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