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參豈是殺人者，讒言三及慈母驚。”
唐代詩人李白的這句詩，說的是一個“曾參殺人”的典故。據《戰國策·秦策二》載：“昔者，曾子處費(今山東費縣)，費人有與曾子同名族者而殺人，人告曾子母曰：‘曾參殺人。’曾子之母曰：‘吾子不殺人。’織自若。有頃焉，人又曰：‘曾參殺人。’其母尚織自若也。頃之，一人又告之曰：‘曾參殺人。’其母懼，投杼逾墻而走。夫以曾參之賢與母之信也，而三人疑之，則慈母不能信也。”
曾子是儒家學派的重要人物，與孔孟等并稱圣人，以賢德聞于世，即便這樣的大德之人，在讒言面前竟也是這樣不堪一擊。
由此典看來，謊言用不著說千遍，在很多情況下，三遍就成了真理了。
而觀今日之中國，“曾參殺人”的故事比比皆是，尤以毛澤東的遭遇為甚，貶損毛澤東的讒言絕不是三遍五遍的事了，那些形形色色的貶損者把這當成了一種職業，“千遍萬遍也不厭倦”。
毛澤東是誰?
按一本老字典的說法，他是：“偉大的馬克思列寧主義者，中國共產黨、中國各族人民的偉大領袖和導師。”按一本新字典的說法，毛澤東思想是“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普遍真理和中國革命具體實踐相結合而形成的思想體系，是以毛澤東為主要代表的中國共產黨，在馬克思列寧主義指導下，在半個多世紀中領導中國人民進行民主革命和社會主義革命、社會主義建設的實踐經驗的結晶。”按百度詞條的說法，他是：“國際共產主義運動卓越的領導者，偉大的馬克思主義者，偉大的無產階級革命家、戰略家、理論家。是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偉大開拓者，是近代以來中國偉大的愛國者和民族英雄，是中國共產黨的第一代中央領導集體的核心，是領導中國人民徹底改變自己命運和國家面貌的一代偉人。是中國共產黨、中國人民解放軍和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主要締造者和領導人，詩人，書法家。毛澤東被視為是現代世界歷史中最重要的人物之一。”
然而在當下很多的場合，很多的論壇，在很多人的腦子里，毛澤東成了另一個樣子：他是一個獨裁者，他是一個暴君，他是一個說謊者，他是一個以斗人為樂的變態狂，他是一個餓死幾千萬人的殺人者，總之，他是一個惡人的集大成者，他是惡人的總代表，他是萬惡之源。他儼然已成了一面破鼓，哪怕是烏龜王八，都可以隨心所欲的敲打一下，唾罵一下。他們把這，起了一個好聽的名字，叫“言論自由。”在這樣的漂亮的幌子下，對毛澤東的謾罵成了一種常態，貶損成了一種語境，調侃成了一種時尚。于是就有了茅于軾，就有了袁騰飛，就有了今天的畢福劍。他們分踞于不同的舞臺，都有廣泛的受眾，他們的讒言比那些告孟母的人的能量可要大得多，可以想見今天貶損毛澤東的力量之所以其勢洶洶的狀況了。
貶損毛澤東成為一種新常態，絕不是一個正常社會應該具有的常態。
毛澤東不是不可以批評，甚至是激烈的批評，畢竟他不是一個完人，不是一個圣人。對毛澤東的善意的批評，反而有助于人們正確的認識毛澤東，評價毛澤東，也有助于毛澤東思想的發展和進步，有助于毛澤東思想與中國實踐的進一步結合。而當前存在的貶損毛澤東的現象，顯然已經超出了批評的范疇，它不是建立在真實的基礎上，不是抱有一種善意，不是處在一種理性的狀態，其語言呈暴力化，其手段呈下作化，其目的呈邪惡化，其所呈現出來的非理性化，已成古今中外一大奇觀。這一奇觀下所潛在的危機，不可不察。
如此這般貶損毛澤東，他們的目的是什么呢?
當然不是為了好玩，也不是閑極無聊。許多人是在仔仔不倦地作著毀史的工作。欲亡其國，必先毀其史。毛澤東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主要諦造者，是一個時代的象征，是一種新思想的代表。貶損了毛澤東，實質上就是貶損了一段歷史，如果將毛澤東貶損得體無完膚，那一段歷史便自然會面目全非。這也是為什么毛澤東去世近半個世紀、實際影響已大幅減退的情況下，還會出現如此強烈和持久的貶損毛澤東的現象的根本原因。毛澤東領導了中國幾千年來最大的一次社會變革，舊時代的遺留勢力在新的社會條件下快速復蘇，其壓抑已久的憤怒情緒和對失去已久的美好生活的眷戀已進入了集中爆發期，夢回民國肆意泛濫，民國情調大行其道，是毛澤東打破了一些人的民國夢，時機成熟，在毛澤東身上宣泄他們的不滿成了一種歷史的必然。其實如今產生的這種貶損毛澤東的現象，毛澤東本人早已看得一清二楚。1962年9月24日，毛澤東在八屆十中全會上的講話中指出：“凡是要推翻一個政權，總要先造成輿論，總要先做意識形態方面的工作。革命的階級是這樣，反革命的階級也是這樣。”只不過現在興行階級斗爭熄滅論罷了，人們也不再用階級斗級的觀點來分析問題解決問題了，但你分明能看到階級斗爭的魅影。貶損毛澤東的舊勢力為什么能夠大量出現，因為現在有了豐厚的供其生存的土壤和條件，尤其是存在于黨內的部分群體，或因在毛澤東時代受到過不公正待遇，或因不認同毛澤東的思想路線，對毛澤東也懷有排斥甚或怨毒，他們與貶損毛澤東的舊勢力達成了某種默契，縱容，不作為，有的干脆一唱一和，勾肩搭背走到了一起。
對毛澤東的任意貶損預示著巨大的社會危機，我們可以從前蘇聯的歷史中看到這種危機的某些端倪。1953年，蘇聯領導人斯大林去世后，繼任的赫魯曉夫掀起了去斯大林化的狂潮。1956年11月15日，毛澤東《在中國共產黨第八屆中央委員會第二次全體會議上的講話》中對蘇聯出現的這一不正常現象指出：“關于蘇共二十次代表大會，我想講一點。我看有兩把‘刀子’：一把是列寧，一把是斯大林。現在，斯大林這把刀子，俄國人丟了。哥穆爾卡、匈牙利的一些人就拿起這把刀于殺蘇聯，反所謂斯大林主義。歐洲許多國家的共產黨也批評蘇聯，這個領袖就是陶里亞蒂。帝國主義也拿這把刀子殺人，杜勒斯就拿起來耍了一頓。這把刀子不是借出去的，是丟出去的。我們中國沒有丟。我們第一條是保護斯大林，第二條也批評斯大林的錯誤，寫了《關于無產階級專政的歷史經驗》那篇文章。我們不象有些人那樣，丑化斯大林，毀滅斯大林，而是按照實際情況辦事。列寧這把刀子現在是不是也被蘇聯一些領導人丟掉一些呢?我看也丟掉相當多了。十月革命還靈不靈?還可不可以作為各國的模范?蘇共二十次代表大會赫魯曉夫的報告說，可以經過議會道路去取得政權，這就是說，各國可以不學十月革命了。這個門一開，列寧主義就基本上丟掉了。……你有多少資本呢?無非是一個列寧，一個斯大林。你把斯大林丟了，把列寧也丟得差不多了，列寧的腳沒有了，或者還有一個頭，或者把列寧的兩只手砍掉了一只。我們是學習馬克思列寧主義，學習十月革命的。馬克思寫了那么多東西，列寧寫了那么多東西嘛!依靠群眾，走群眾路線，是從他們那里學來的。不依靠群眾進行階級斗爭，不分清敵我，這很危險。”1957年10月9日，毛澤東在中國共產黨第八屆中央委員會擴大的第三次全體會議上的講話《做革命的促進派》中再次就這一現象指出：“在斯大林問題上，我們同赫魯曉夫有矛盾。他把斯大林搞得那么不象樣子，我們不贊成。因為搞得那么丑嘛!這就不是你一國的事，這是各國的事。我們天安門前掛斯大林像，是符合全世界勞動人民愿望的，表示了我們同赫魯曉夫的基本分歧。斯大林本身，你也要給他三七開嘛!斯大林的成績算它七分，錯誤算它三分。這也未必見得準確，錯誤也許只有兩分，也許只有一分，也許還稍微多一點。總而言之，斯大林的成績是主要的，缺點、錯誤是次要的。”前蘇聯的毀滅是伴隨著貶損斯大林一路走過的，貶損所造成的族群分裂、信仰迷失、理想蛻化就象一把鋒利的尖刀，足以讓一頭高大的雄獅訇然倒下。也許有人想做或正做著復制前蘇聯毀滅的美夢，可你，你聽到了索爾仁尼琴的哭聲了嗎?
詩云：殷鑒不遠，在夏后之世。毛澤東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根基，他的建國理念和執政理想澤被后世，哪容任由貶損羞辱?世界上沒有任何一個國家能夠放縱這樣的言論自由，美國建國之初也曾出臺法律維護華盛頓的聲譽，因為開國領袖的聲譽是和這個國家緊密地聯系在一起的。那些因為歷史上的一些私怨而在貶損毛澤東的現象面前毫不作為的人，是應以為恥的，古人尚且懂得“以先國家之急而私仇”的道理。開國名將黃克誠曾經被錯誤地打成反革命集團，然而他出獄后即去紀念堂拜謁毛澤東，面對人們的不理解，他擲地有聲地說：“毛澤東沒有一個私敵。”在貶損毛澤東成風的時候，他站出來說：“現在有些人要丟掉毛澤東思想這面旗幟……這樣做是危險的，是要吃虧的，是會碰得頭破血流的。”要論私仇，黃克誠沒有私仇嗎?他完全可以落井下石;要論私仇，毛澤東沒有私仇嗎?他在1964年7月10日接見日本社會黨人士時說：“我有兄弟三個，有兩個被國民黨殺死了。我的老婆也被國民黨殺死了，我有個妹妹也被國民黨殺死了。有個侄兒也被國民黨殺死了，有個兒子被美帝國主義炸死在朝鮮。我這個家庭差不多都被消滅完了，可是我沒有被消滅，剩下了我一個人。”他完全可以在西安事變時就要了蔣介石的命，也完全可以終生與美國為敵。可是在私仇面前，他們都做出了常人難以想象的選擇，他們選擇了“先國家之急”，他們選擇了大義。
萬丈高樓憑地起，參天大樹需根基。當有人在拼命地毀損著根基的時候，你熟視無睹，聽之任之，也許你暫時還可以展示著枝葉的繁茂，樹葉的粗壯，但總有一天樹葉會掉落，枝干會枯萎，因為毀掉了根，就毀掉了一切，也許你都來不及看到那些毀根者舉杯慶祝的狂歡。
好在，人們看到了一絲絲的變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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