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自由主義與互聯網的賽博迷思——互聯網時代的文化權利與數碼烏托邦

　　新自由主義與互聯網的賽博迷思——互聯網時代的文化權利與數碼烏托邦（青年文藝論壇第四十三期）

　　主持人：張慧瑜(中國藝術研究院電影電視藝術研究所)

　　主講人：邱林川(香港中文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

　　    王維佳(北京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

　　時間：2014年12月4日(周四)14：30—18：00

　　地點：中國藝術研究院研究生院一樓貴賓室

　　主辦：中國藝術研究院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研究所

 　　張慧瑜：感謝大家頂著凜冽的大風來參加今年最后一期青年文藝論壇，這期討論的主題是《互聯網時代的文化權利與數碼烏托邦》，這也是今年第二次討論互聯網議題，四月份第35期青年文藝論壇的主題是《移動互聯網時代的文化形態》，一年中兩次討論互聯網，充分說明互聯網對我們當下文藝問題的重要性。

　　首先我介紹一下今天的主講嘉賓，一位是香港中文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的邱林川老師，他去年出版了一本《信息時代的世界工廠——新工人階級的網絡社會》，書中有三個關鍵詞：信息時代、世界工廠和新工人階級，都是理解當下中國的關鍵詞;第二位是北京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的王維佳老師，是近些年國內傳播學研究非常活躍的青年才俊，去年年底曼德拉去世，維佳寫了一篇《中國媒體如何報道曼德拉逝世》，影響很大，也是國內少有的具有國際視野的青年學者。這次討論我和佳山一起籌劃了小半年時間，很感謝邱老師和維佳能過來。今天出席的還有北京大學中文系的邵燕君老師，她近些年關注網絡文學，這也是文學研究領域最有活力的一部分，文學沒有死，文學變成了網絡文學，也許就憑著這一點，中文系還會繼續存在下去。(笑)

　　我還是簡單地說一點開場白。今年是互聯網進入中國20周年。1994年4月20日，一條64K的寬帶把中國與世界連接起來，中國成為全球第77個擁有互聯網的國家。到2014年，中國已經成為僅次于美國的互聯網大國。截至到2013年底，我國網民突破6億，手機用戶12億，網絡購物用戶超過3億，電子商務突破10萬億人民幣，全球十大互聯網企業中國就有3家。關于互聯網有兩個故事：第一個是關于國家和資本的故事，可以說互聯網是一場資本的盛宴，美國和世界的首富是創造微軟的比爾·蓋茨，中國內地的首富則是阿里巴巴的創始人馬云。

　　先看國家和資本的故事。2014年對于中國互聯網產業來說有一系列大事。2月27日，國家成立中央網絡安全和信息化領導小組，習近平任組長，李克強和劉云山擔任副組長，顯示新一代領導人對互聯網和信息安全的重視。9月19日，中國企業阿里巴巴在美國紐交所成功上市，市值達2314.39億美元，超越Facebook成為僅次于谷歌的第二大互聯網公司，馬云也成為中國新首富。11月19日至21日，中國國家互聯網信息辦公室在浙江烏鎮舉辦“首屆世界互聯網大會”，全球互聯網的大佬們齊聚中國，也包括國內的BAT——阿里巴巴馬云、百度李彥宏和騰訊馬化騰;期間，李克強總理不僅會見了互聯網精英，還專門看望浙江淘寶村的創業者和快遞員，承認電子商務對解決就業的作用。12月2日第七屆中美互聯網論壇在華盛頓召開。這些都是國家與互聯網企業密切聯動的大事。

　　第二個與互聯網相關的故事是關于勞動的故事、新工人的故事。互聯網產業就是信息產業、電子產業，是中國制造業的核心產業，有大量新工人就是信息產業的工人，比如最知名的富士康是電子產品代工廠，有幾百萬員工，是蘋果公司等電子產品最重要的加工廠。我舉一個例子，2014年9月30日中午富士康工人許立志跳樓，十個小時后，許立志的微博更新，時間是2014年10月1日凌晨零點零分，內容只有四個字：“新的一天”，這一天正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65周年。也就是說，許立志的肉體死亡之后，他的數碼身份又存活了十個小時。這件事說明兩點，一是新工人所處的非人處境，這從許立志的詩歌中隨處可見，一個流水線上的工人，遭受著身體和精神的雙重摧殘;二是新工人與新媒體有著密切關系，許立志也是一個數碼人，有微博、博客，大部分作品都發表在個人博客里。憑借中國信息產業的強大山寨能力，數碼產品也使底層享受到高科技，而信息產品是中國少有的可以跨越中產階層和底層群體的產品，比如手機用戶有12億，中產、中下階層都是信息產品的消費者。

　　可以說，互聯網既關系到國家政策和資本投資，還關系到底層新工人，以及十幾億數碼用戶，討論當下中國的任何問題都很難繞過互聯網。我的開場白就到這里，先請維佳老師發言。

　　王維佳：很高興能有第二次機會來跟大家交流，今天的題目把新自由主義和互聯網聯在一起，組織者其實已經有很深的認識了。的確新自由主義的理念和一般對互聯網的闡釋有很多相似之處，比如都強調解除管制、強調跨界性、強調融合、強調原子化的自由個體等等。新自由主義的理念說起來很清晰，但是在實際運作過程中卻是一個巨大的工程，產生了方方面面的影響和回應。所以我就先從歷史的過程出發，梳理一下支撐新自由主義方案的一整套關鍵的思想理念是如何發生發展的，然后再總結它的政治內核。

　　從理念上看，有兩個輪子支撐著新自由主義的發展：一個是大家熟悉的朝圣山學社和芝加哥經濟學派這個體系，直接對政治經濟開刀;另一個不太容易和新自由主義方案聯系在一起的是賽博迷思，是關于互聯網和新經濟未來的一整套想象，是互聯網帶來的關于跨界、融合、地球村、平等這樣一整套闡述。我這里主要處理后者，即關于互聯網迷思的討論，詳細看它和新自由主義之間的關系。

　　我首先從歷史背景展開，看賽博迷思如何生成。這里首先提出一個前提，就是賽博迷思是社會發展史的產物，是社會思想發展的產物，而不是技術發展的產物，這是我們認識有關互聯網闡釋的一個重要前提。換句話說，在互聯網技術大規模應用之前，賽博迷思的思想根源就已經存在了。

　　這種思想產生的源頭，可以歸到20世紀中期美國大眾社會的思想特質。當時，二戰和冷戰交互的歷程，給美國的青年人帶來三種文化心理上的巨大壓力：

　　首先是冷戰宣傳下的共產主義威懾，其次是對隨時可能爆發的核戰爭的恐懼，最后還有戰后快速發展的資本主義經濟帶來的集中化、理性化和技術官僚主義的束縛。這三種心理威脅在青年群體的文化中被抽象成了一種對工業主義時代的等級制、集權、國家體系的整體反感。在青年人中，一種逃離丑陋現實的烏托邦主義呼之欲出，美國60年代的學生運動就是這種文化氛圍和輿論狀況的直接結果。

　　值得說明的是，當時的反主流學生運動并不具有完全一致的政治方案，其中至少有兩種差異顯著的力量：一是希望憑借批評理論和社會運動這兩種武器對現實的社會權力關系進行整體重建，具有顯著的激進性和現實干預意識;二是試圖擺脫現實束縛，通過超驗的手段重建精神家園的“自由主義革命”和“新公社運動”。后者最有代表性的是“垮掉派”文學、禪宗佛教、迷幻藥服用者，以及那些返土歸田、試圖構建新型社群的公社主義者。當同齡人在創辦政黨和反越戰游行時，這些嬉皮士則選擇遠離政治，轉而擁抱技術和意識轉變，并將這些作為社會變革的主要資源。

　　這個區分有重要意義，在后一個群體中產生了當今關于信息技術和互聯網政治的一整套主流觀念，也讓我們看清了在賽博迷思的政治想象中系統性地清除了哪些東西。

　　從1967年到1970年，數以萬計的年輕人開始在山上和樹林中建立自己的公社。這些返土歸田的嬉皮士們利用無線電、二極管、繼電器、投影儀、鎂光燈和迷幻藥等小規模技術創造出一種逃離大都市工業化、商業化和技術官僚化的新型社區，體驗一種世外桃源般的平等和自由交往模式。他們大量閱讀諾伯特·維納、巴克敏斯特·富勒和麥克盧漢的著作，試圖借用科技發展構造一個類似于開放信息系統一樣的新型傳播網絡，并將這種開放網絡的交往狀態看作自然的和普世的。

　　我這里舉維納的理論為例，其他幾位當時的思想偶像也都有類似之處。

　　“賽博空間(Cyberspace)”這個詞匯本身就衍生于維納提出的“控制論(Cybernetics)”。在維納的理論中，控制論系統通過各個組成部分的信息交換和反饋，不斷調整自身的運行方式，完成系統的自我調節和自我控制，從而形成無需外部規劃和干預的自發秩序。在維納看來，這樣的原理不僅存在于他所研究的防空導彈系統中，而應該構成一種萬事萬物的自然法則：可以將人類社會、生物體和自動化機器都看作一個控制系統，它們不存在本質區別。也就是說，一旦達成了自我調節，人類社會也一樣會出現自動化系統般的和諧、平等、民主的秩序，成為一個生生不息的去中心化系統。

　　到了1970年代末，隨著網絡通訊技術的發展，公社運動者們從高山和樹叢，走向一個虛擬的網絡世界，找到自己新的棲息地，讓控制論理想和新公社之夢再度復興。隨著電子交談系統、公告牌系統和其他網絡通訊工具的出現，計算機技術發燒友、反主流文化群體和新聞記者群體在數字社交平臺上深度融合，并不斷展示一種先進的和充滿誘惑的新型交往方式。由此，我們今天所熟悉的“虛擬社區”、“賽博空間”等關于互聯網政治的主流闡釋就逐漸形成了。“平等”、“開放”、“言論自由”、“多樣性”、“草根民主”、“去中心化”、“自主創新”、“無國界”和“世界大同”，這些有關互聯網的“賽博迷思”開始成為說明一個新時代和預言未來社會狀態的主流政治語匯。它們不再只是那些逃離大都市的嬉皮士熱衷的概念，也成為全球化背景下各國政治精英、跨國企業領袖們念茲在茲的時髦辭藻。從原本那些迷戀新公社運動、迷幻藥、控制論和麥克盧漢著作的“垮掉的一代”中則產生了一大批穿著考究、腰纏萬貫、引領美國和世界經濟發展的信息產業大亨和數字化預言家。他們帶著嬉皮士反主流運動的烏托邦遺產，似乎沒有一點不適應地就進入了一個由政治經濟精英把持的主流社會，并成為其中光鮮亮麗的英雄人物受到全世界追捧。我們這里稍稍展開當時的歷史和思潮，看看這種變化是如何發生的。

　　為挽救處于經濟危機中的資本力量，在20世紀最后20年，歐美的權力精英開始了一場席卷文化、政治、經濟等多個領域的社會改造工程。具體說，這項改造工程憑借對資本解除管制、國家從社會福利供給中退出、公共部門私有化、挫敗工會等勞工群體的抵抗力量，以及利用高等教育、社會科學研究、政府決策咨詢和大眾媒體宣傳，塑造了一整套有利于以上經濟調整的自由市場理念。

　　如果仔細審視新自由主義構筑的市場烏托邦，會發現它與試圖構建數字烏托邦的“賽博迷思”在理念上有眾多吻合之處。例如，脫離社會歷史條件的機會平等主張、去中心化的控制論邏輯、建立在原子化個體基礎上的自由至上主義、社會運行的自發秩序原理、不設限制的自由交易等等。從歷史進程看，推行新自由主義方案的保守派精英也確實極大地調用了“賽博迷思”的各種理念，并將其包裝成一套誘人的新技術奇觀。在這個意義上，對新媒體技術政治的正面塑造，已經成為新自由主義政策重要的合法性來源。

　　這樣的結論當然不能只從觀念體系的相似性中得出。關于“賽博迷思”與“新自由主義”高度契合的另一個重要證明，是原本在政治坐標上距離最遙遠，彼此蔑視的保守派精英和新公社主義者，如今竟然圍繞互聯網政治和新經濟議題成為彼此捧場的親密戰友。

　　這種親密關系的建立，集中體現在兩個推廣新經濟和“賽博迷思”的重要社交/媒體平臺當中。一個是為跨國企業家和政客提供咨詢服務的“全球商業網絡”(Global Business Network);另一個是在1990年代聚焦數字化和新經濟變革，蜚聲國際知識界的期刊《連線》雜志(Wired)。

　　1980年代末，在原公社運動領袖的促成下，“全球商業網絡”成立并開始頻繁活動。這個組織的主要參與者包括殼牌公司、沃爾沃、AT&T、施樂、IBM、南方貝爾等跨國企業的高管，服務于美國軍方的頂尖智庫，美國參謀長聯席會議和國防部的官員，以及一群熱心“賽博迷思”的人類學家、生物學家、新媒體工程技術人員。可以看出，這是一個不折不扣地把資本精英、政治精英和倡導新經濟的知識精英結合在一起的人際網絡。這個組織的主要功能是向企業家和政客提供網絡新經濟的理念，幫助他們開拓和適應后福特主義的經濟變革。

　　另一個集納了以上各群體的代表性的人際平臺，是大膽預言數字化生存的《連線》雜志。這個著名期刊最重要的幾位編輯作者：尼葛洛龐帝(N. Negroponte)、路易斯·羅塞托(L. Rossetto)、凱文·凱利(K .Kelly)、艾斯特·戴森(Esther Dyson)等人將數字烏托邦的構想與解除政府管制、經濟自由化和促進全球市場的新自由主義方案緊密地結合在一起。在《連線》影響最大的年代里，他們不遺余力地將喬治·吉爾德(G. Gilder)、紐特·金里奇(N. Gingrich)等奉行“市場原教旨主義”的保守派學者、政客和走在后福特主義經濟發展前沿的跨國企業高管、工程師，描繪成反主流文化革命的先鋒和未來社會的先驅。

　　尼葛洛龐帝在一篇寫給共和黨領袖金里奇的信中這樣說：“當我們從一個原子世界轉向比特世界之時，我們需要像您這樣的領袖對歷史做出解釋……全球信息基礎設施的建設需要兩黨的通力合作，來幫助(也可以理解為迫使)其他國家放松對他們的電信產業的管制并使之私有化。當你走遍世界去傳播信息時代的福音時，人們會洗耳聆聽”。這種卑躬而懇切的言辭很好地體現了數字化巫師與新自由主義領袖之間相互期盼的密切關系。

　　為“賽博迷思”的打造提供財務支持的，還包括跨國的生物化學企業，孟山都、杜邦、國際紙業、寶潔、聯合利華等重要公司都為制造迷思的培訓和宣傳工作提供了持續支援。

　　將自由市場奇跡和信息技術奇觀聯系在一起的努力，概括來說，主要體現在三個方面：

　　一是在宏觀上構造一個通過傳播科技達成的大同盛世：世界是平的、第三次浪潮。最有代表性的作者是《紐約時報》的著名評論家弗里德曼。在他總結的“碾平世界的十大因素”中，個人電腦的風行、操作系統和瀏覽器的發明、互聯網通訊標準的建立、網絡信息共享平臺的搭建、數字搜索引擎的出現等等這些網絡科技因素與柏林墻的倒塌、離岸經營和銷售網絡的創立、全球物流供應鏈的打造等政治經濟因素成功地匯聚在一起，許諾著一個不可逆轉的全球統一市場圖景。

　　二是微觀上構造一個分布式、分散化、充滿彈性的高效率“柔性工廠”。凱利在《失控》中詳細闡述了“新興網絡經濟”應該具有的特征，所謂分布式、分散化、靈活制造、協同進化的觀點，與后福特主義勞動關系改造的題中之義完全吻合。更重要的是，這樣一種網絡經濟不僅有收益遞增的經濟理性，還被賦予了個人實現和民主參與的政治內涵。美國學者佛羅里達將那些沒有固定勞動合同和社會保障的知識勞工，形容成新經濟時代放蕩不羈、標新立異、充滿才智和創造力的游吟詩人，認為他們是網絡化經濟時代的新財富創造者和新生活引領者。

　　三是將數字化的未來塑造成一項巨大的“信用”，來支撐信息資本主義經濟的轉型和發展。20世紀最后幾年，見證了一個互聯網投資的狂潮，關于新經濟未來的信息轟炸，讓人們不斷把賭注壓在與數字網絡業務相關的公司上。然而，從千禧年開始，推動網絡產業繁榮的股市暴跌，絕大多數網絡公司一夜間不復存在。我們由此見證了互聯網經濟泡沫的破裂，這也預示了貨幣主義經濟政策的無解危機。這種經濟運行邏輯只能尋找一個又一個新的“迷思”，制造新的泡沫，才能維持運轉。在這個意義上，“賽博迷思”實際上是1970年代開始的供給學派經濟政策和金融政策尋找到的第一個有力支柱，為跨國精英推動的全球經濟轉軌立下了汗馬功勞。

　　以上分析，多集中于“賽博迷思”的建構者如何直接為新自由主義保駕護航。然而，我并不是說，這些知識分子在違心地迎合精英群體，以求成為資本力量的附庸，更不是要告訴大家，這些曾經的反叛青年與權力精英一起策劃了一場經濟轉軌的陰謀。這套對信息技術和網絡傳播的政治預言，早在新自由主義轉軌之前的60年代學生運動中就已經存在了，之所以在20世紀晚期受到推崇，更主要的原因是其意識形態的邏輯符合了經濟轉型的需要。

　　概括來說，“賽博迷思”的意識形態剛好可以在自然、必然、應然三個重要方面為新自由主義觀念提供有力支持。

　　所謂自然，是將經濟權力調整的人為工程，講述成一個符合自然規律的過程。比如賽博迷思制造者最愛使用的“生物隱喻”：將新媒體技術、人類社會生活和自然生物世界進行類比，暗示信息化技術和網絡傳播可以縫合人類社會與自然界之間的溝壑，達到一種天人合一的存在狀態。

　　所謂必然，是指除了網絡新經濟和彈性生產的改造之外，不存在另類的經濟發展途徑。這種觀念集中體現在他們關于“歷史終結”的預言上。這些預言要解決兩項緊迫的事業：一是將單極主導的“帝國”狀態敘述成歷史進化到達終點的“必然王國”;二是許諾一個與以往任何時代都決裂的“光明盛世”。尼葛洛龐帝在《數字化生存》中說：“從原子到比特的變化是不可避免也不會被終止的”，“就像一種自然趨勢，數字化時代的到來無法被拒絕和阻斷。去中心化、全球化、和諧性和向社會賦權這四個強大的特質，一定會讓它取得最終的勝利”。與尼葛洛龐帝一樣，那些最有代表性的“賽博迷思”闡釋者，幾乎都帶有一種宗教般的末世論情節。

　　所謂應然，是指“賽博空間”具有前文所說的“平等”、“開放”、“言論自由”、“多樣性”等眾多政治正確性，因此應該成為各個社會必須加入的普世共同體。新公社主義者的文化偶像巴克敏斯特·富勒曾經提出了一個“法外之地”(Outlaw Area)的概念，用以概括一種超越塵世之外，擺脫日常規則束縛，自由平等、無拘無束的新政治領地。在這種敘述中，政治問題變得極為簡單，那就是社員群體與外部社會的二元對立，用今天的時髦政治語匯來說，就是市民社會與威權力量的二元對立。

　　這些聯想的核心邏輯是將“賽博空間”視為一個平行于真實社會空間，代表著民主希望的新政治領地，它必將由內而外地塑造一個自由平等的世界。在賽博迷思制造者們歡愉而簡潔的烏托邦敘述中，幾乎完全沒有關于產業狀況、所有權問題、網民社會經濟背景等真實社會問題的討論。特別有意味的是，流行的數字化巫師們不僅不反對信息的私有化和壟斷這些直接危害網絡公共性的因素，甚至本身就是傳播資源不平等分配的積極推動者。他們把一個政治經濟意義上十分復雜的平等和正義問題，替換成一個簡單抽象的機會平等的假象，讓自由自在、溫情脈脈的小資文化徹底占據大眾傳播的主流，將那些質問傳播權力本身分配不公的聲音排除在外。

　　最后我想說，破解了賽博迷思，不意味著我們沒有能力想象未來。我這里講一個去年發生的真實故事：

　　2013年1月，年僅26歲的程序員，網絡積極行動主義的倡導者阿倫·斯沃茨面對美國聯邦檢察官多達11項的重罪指控和可能長達35年的監禁，在紐約的寓所中自殺身亡。兩年前，這位年輕而富有理想的網絡專家，帶著信息共享和開放存取的理念，從商業數據庫JSTOR非法下載了大量學術期刊文章，隨即被警察拘捕和起訴。然而，斯沃茨的行動絕不是一起有關盜版的簡單案件，他的行為并非出于私利，也沒有因為公開發放盜取的文章而給商業公司帶來任何損失。斯沃茨的“犯罪舉動”和隨后的自殺身亡，更像是以實際行動踐行他2008年寫下的“開放存取游擊隊宣言(Guerilla Open Access Manifesto)”，宣言號召每個網民行動起來，阻止商人和政客把網絡私有化，讓知識和信息被社會公眾所共享：

　　“大公司利欲熏心……它們收買政治家支持它們，通過法案讓它們擁有專屬的權力決定誰可以復制信息……我們要奪回信息，無論它們被存在何處，制作副本并和全世界分享。我們要獲得版權到期的東西并將它們歸檔，我們要買下秘密的資料庫并將它們放到網上。我們要下載科學期刊并將它們上傳到文件分享網絡。我們要為游擊隊開放訪問而戰”。

　　同樣是希望憑借互聯網和數字化達成人類的大同，斯沃茨只能面對國家機器的懲罰，走向終結生命的人生悲劇，而那些暢想“賽博空間”美好新時代的未來學家們卻廣受追捧，他們雖然總以挑戰舊制度、舊時代和舊思維的“草根”革命家面目出現，然而卻與世界各國政界、商界、學界的精英一拍即合。斯沃茨的死可能預示著我們對未來應該有一個新的想象，未來不該成為保障資本交易的信用允諾，而應該是人民掌權、天下為公的平等生活家園。

　　張慧瑜：謝謝維佳，維佳為我們破解了賽博迷思。下面請邱老師發言。

　　邱林川：維佳給大家做了一個這么好的全球的、歷史的、系統的梳理，讓我講起來更容易了。特別感謝組織今天這個活動的朋友們，今天來這里，壓力感覺挺大的。我這本書去年出版時在南京搞了一個活動，之后就再沒有和讀者見過面了。我當時的目標受眾定位不太準確，因為我的訓練更多是在社會科學，現在想來也應當更多針對人文學科的同仁。當年中國通互聯網時，我也是大學生，也是小文青，但后來學社會科學，把文藝給扔了，很可惜。這本書本來是寫給做社科研究的新聞傳播學的同事看的，但好像石沉大海，沒什么反應，有些可惜。去年差不多也是這時候，我通過新媒體看到馬文所有個論壇討論了這本書，當時我是偷偷高興，今天可以公開高興了，只是去年的高興讓我現在有點壓力。

　　《信息時代的世界工廠》是我的英文書Working-Class Network Society的中文版，那本書2008年金融危機前寫完，2009年麻省理工學院出版社出版;這本中文版加了百分之二三十新的內容，特別是關于南方工人的內容，比如2010年的罷工潮、富士康事件等，但是基本理論框架還是用卡斯特(Manuel Castells)的網絡社會理論。在這個理論里，有代表資本的因素，涉及剛才維佳講的資本和勞工、資本和大眾文化之間的關系，包括勞工工作形態的新自由主義轉型，這些代表資本的力量在卡斯特框架下叫“網絡企業”。同時他還強調同樣重要的“網絡國家”，這在最近的斯諾登事件看得很明顯。

　　卡斯特的信息時代三部曲，1996、1997、1998，一年出一本，影響巨大，但里面除了網絡企業和網絡國家以外，勞工處于從屬地位。卡斯特在三部曲里也提到勞工，并分作兩種類型，一種叫“自我程控勞工(self-programmable labor)”，另一種叫“原始勞工(generic labor)”。自我程控勞工是能夠自我增值的，不管這些勞動者在金融、貿易還是科技行業，其知識結構都要不斷自行更新。另一種是原始勞工，只能靠出賣最基本的勞力。提出這種二分法的背景是90年代中期，當時西方后工業化，中產階級開始沒落，但到我寫這本書時已是十年以后，我想問：原來那些相對中產的，包括藍領的工作機會到哪里去了?

　　到中國來了。卡斯特也是我的博士指導老師之一，畢業時他非常支持我回中國工作，重要原因就是因為世界工廠在這里。這本書講“信息時代的世界工廠”是一個過程，而非靜止的狀態。我的理論假設總體樂觀，就是要有個相對穩定的三足鼎立的結構，應該有“網絡勞工(network labor)”。書里講到中低端技術擴散、中下層的痛苦、勞工組織、有限度的文化表達和政治訴求，都是指向網絡勞工的長期形成過程。所以今天按慧瑜給的命題討論文化權利，我會回到勞工。

　　在講勞工之前，我想對維佳做一個補充。 剛才維佳講的我全部都同意。但之外還有點補充，那就是，互聯網到現在為止也是摧毀金融資本主義最厲害的一種東西。互聯網的確造神，不管馬云還是蓋茨，都靠互聯網掙錢;但資本主義世界體系，自從1994年開始有互聯網以來，其經濟制高點是金融資本。而金融資本主義在過去20年被摧毀了兩次。

　　第一次是2000年的dotcom crash，香港叫科網股爆破，一直延續到2002年世通(Worldcom)的大丑聞。我當時在美國，很多中國學生比較投機，90年代末去學電腦，以為只要進互聯網股公司就能掙大錢，結果科網股爆破，雖然拿了IT文憑，卻只能到麥當勞里打工。

　　第二次摧毀金融資本主義的主要力量也來自互聯網。2008年前后的金融海嘯之所以有那么大破壞性，是因為現有的金融衍生工具，已經是不依靠互聯網就絕對不可能的金融操作方式。實體經濟全世界只有幾萬億，但通過金融衍生工具就能有幾十萬億的虛擬經濟，比實體經濟的總量大14倍，這就一定是要靠電腦、靠互聯網。今年上半年的一本暢銷書“Flash Boys”，《快閃小子》，講述華爾街大鱷怎樣用超級計算機和互聯網在一秒鐘內做上萬次交易，以不正當的高科技手段獲取巨額利潤。這本書文學性也很強，在紐約機場的書店被放在最顯眼的位置。超級計算機和超級網絡結合，產生了超級大數據，其結果呢?眾所周知，一轉眼華爾街最有代表性的金融資本主義金字塔頂端的五大投資銀行，一夜間灰飛煙滅。所以，互聯網既是造神的，同時也沒有第二個比它更具有摧毀資本的力量。

　　國家也類似，沒有冷戰，沒有當年ARPANET，就不會有今天的互聯網。雖然我們不知道像斯諾登、阿桑奇這樣的人，具體有多大的威脅，因為他們在暗室里，他們解密出來的機密，不是一般人能看得懂的，香港的記者要經過專門培訓，才能看懂里面的外交暗號代碼;但是美國那么恐懼，要把像阿桑奇這樣的人趕盡殺絕，就知道網上揭秘這股勢力的威脅有多大。所以補充一點，互聯網既可以帶來烏托邦，成為強力推銷賽博迷思的工具，也可以成為數字資本主義的掘墓人。

　　回到今天的主題，也是我這本書所關注的，是我們在談勞動、資本和國家關系的時候，很重要的一個維度，是權利。有權利就要有義務。在西方，包括剛才維佳講的，在新自由主義話語框架下，經常講要給大家“增權(empowerment)”、NGO要給大家“賦權”，臺灣叫“培力”。我們要有更多的權利，但誰去承擔提供權利、保障權利的義務?以前沒有互聯網，義務主體在80年代新自由主義興起以前還相對清晰。根據當時的“戰后共識(postwar consensus)”，義務主體最重要的毫無疑問是民族國家，以及受國家管控的資本家。這樣的制度安排有美國的凱恩斯主義、英國的費邊社、歐陸的福利國家，社會主義國家更不用說。代表國內多數人利益的民族國家是最根本的義務主體，有了這個主體才能談權利。

　　但隨著互聯網普及，表面看大家越來越擁有消費的權利，或者是市場中選擇的權力。這其中有的是老百姓想要的，想從過去老化的社會主義體制以及法蘭克福學派批判的西方資本主義體制里走出來，是很多人不滿過去的民族國家權利義務體系而爭取來的權利，特別是個人權利。但是，越往基層走，越往中下階級走，我們看到，這些權利是被塞到人們手上去的。即使沒人想要這些東西，卻只能陷在消費主義的國家，陷在新自由主義的框架里面——你只能選擇消費多少，你不能選擇是否消費。

　　在這樣的權利結構下，在這個互聯網時代，到底誰是權利主體?我看光講13億人或全部網民，都太抽象。如果還用消費者，從資本的角度強調個人主義消費關系，說互聯網的權利主體還是消費者，這太狹隘;還有人提公民社會，現在好像不提了，因為公民的概念也有不少爭議。所以我看還是老老實實用勞動者、用勞工吧。馬克思主義強調勞動，用勞動來定義權利主體，我看還是很靠譜的。

　　到底誰是勞工?大家要改變一個舊觀念，以為只有產業工人才是勞工。汪暉老師最近有篇新文章《兩種新窮人及其未來》。開篇引用1918年蔡元培的講話解釋“勞工神圣”。蔡先生說：“我說的勞工，不但是金工、木工，等等，凡是用自己的勞力作成有益他人的事業，不管他用的是體力、是腦力，都是勞工。”在中國傳統里面，體力勞動和腦力勞力的區分不像西方那么明顯。比如儒家講究修身齊家，要大家早起、清掃門戶，并不是讀書人就不用從事體力勞動，什么事都交給保姆干。這點和傳統馬克思主義的烏托邦想象，白天做體力勞動，晚上創作詩歌、音樂，享受腦力勞動的工作狀態，其實很接近。

　　從這樣的視角看今天講的文化權利主體，在互聯網語境下，可把它定位為數碼勞工(digital labor)。數碼勞工這些年在新聞傳播等學科里日益流行，包括文化研究、媒體研究、互聯網研究，這些年都出現朝數碼勞工轉向的趨勢。我們看到，過去很多研究音樂的學者，主要把大的音樂公司、跨國企業作為分析對象。現在不行了，因為發生了剛才維佳講的那些新自由主義轉型，變成“靈活勞工(flexible labor)”了。唱片公司和音樂勞工之間的關系變得不穩定。做一張唱片，這兩個星期有活做，過兩個星期唱片做完，沒活做了，唱片公司就和你沒關系了。在很多其他領域，包括美術、視頻等，都采用這種方式。這樣的靈活雇傭生產方式，成為西方學者主要的關注點。不過這種數碼勞工研究也有盲點。他們往往忘了體力勞工，因為他們見不到，西方的藍領工作機會都來亞洲了，最開始去東南亞，現在主要來中國;開始是中國沿海，現在包括內陸。反思這一過程，我認為跟著西方學者討論“非物質勞工(immaterial labor)”是不夠的，而應該有一個更完整的數碼勞工概念。這幾天奈格里(Antonio Negri)在北京，又有更多人在談非物質勞工和“諸眾(multitude)”。他的清華演講我也去聽了一場，感覺他主要還是只關注非物質勞工，包括潘毅老師對他的發問，我感覺他還是不能很好地回答。

　　所以我想介紹一個更完整的數碼勞工概念框架。今年一本新書叫《數碼勞工與卡爾·馬克思》，作者福克斯(Christian Fuchs)是奧地利人，以前在瑞典教書，現在去了英國的威斯敏斯特大學，是世界上第一個“社交媒體教授(Professor of Social Media)”。這樣的職位名稱，全世界沒有第二個，看得出新聞傳播學還是比較喜歡趕時髦。他今年的這本新書比奈格里，比其他人提出的框架都更大，也更適合我們用來分析中國當前面臨的數碼勞工問題。

　　比如怎樣把富士康的產業工人和數碼勞工放到同一個分析框架里?以前大家以為軟件行業最底層的勞動者“碼農”怎么說也比富士康生產線上的工人要高端一點。這個傳統觀念恐怕有待商榷。我原來也以為碼農已經很低端，但最近我一個博士生開始研究深圳的碼農，發現碼農還算比較高端，它的最下面是“碼畜”，畜生的畜;碼畜上面叫“碼奴”，奴隸的奴。這都是軟件業數碼勞工自己的叫法，當奴隸已經比畜生好了，然后才是碼農。這里的區分和富士康工人的狀態恐怕差的沒有大家想象得那么多，恐怕應該放到同一個分析勞動者權利的框架里。

　　蔡元培說腦力、體力都是勞工，馬克思主義勞動價值論則從時間角度進行分析。勞動者出賣的是時間，是用我們的生命一部分，用時間來換取資本。中間怎樣積累資本，分配存在怎樣的不公正，最根本的是在以時間為單位進行交換。這一點我2009年時已經大致地在《開放時代》上的一篇文章進行了解釋。最早，馬克思分析的是一天10小時、12小時工作，交換以月薪、周薪形式發的工資。西方女權主義馬克思主義學者分析說，性工作者也是這樣，買一小時、兩小時，或者一個晚上，也是交換時間，交換生命的一部分。到社交媒體，這種交換更加極端，采用集腋成裘的方式，要你一秒鐘、兩秒鐘，而且不發工資，卻可以把更多人零散的時間集中在一塊，成為資本積累的資源。

　　福克斯從時間切入，分析諸如臉書(Facebook)用戶面臨的數碼勞工剝削。他對數碼勞工的定義框架相當宏大。他最開始關注非洲的礦工，因為我們的手機里都有稀有金屬鉭，世界上60-70%的鉭是從剛果產的鈳鉭鐵礦中提煉出來，而剛果連年戰亂，現在還有最經典意義的奴工。那里有小孩被軍閥抓去采礦，也有大人進去，下礦前必須借一大筆錢，成為包身工。之后不是按工作時間給錢，而是看能否上繳到軍閥規定的量，每人每月交多少礦石，交不足量就得挨打，連吃穿最基本的生活保障也沒有。這種情況被稱為“21世紀奴隸制”，形態和最經典的奴隸制基本一樣，差別只是奴工的勞動成果是鈳鉭鐵礦。沒有它就沒有今天大家用的智能手機、電腦設備，所以福克斯認為這是數碼勞工的第一環。

　　第二環是富士康這種企業的制造業工人。光有原材料不夠，還需要裝配。當然富士康不是實行最經典意義上的奴隸制，它比剛果好點;但我跑富士康好多年了，覺得它還是在奴隸制的陰影里，雖然它好像有合乎法律的規矩，比如學生工的問題。我采訪過做手機后殼的生產線線長，他告訴我，他的生產線上80-90%都是學生工。每年換四撥學生，每撥“實習”三個月，不“實習”就不畢業，是強制勞動。和那些學生接觸，經常碰到河南人，問他們為什么要來?學生說：“是我們省長要我們來的，不來不行!”線長說，一般女生第一星期站到哭，因為站著勞動和坐著不一樣，一天站8小時，一個禮拜下來，女生多數哭。第2星期男生站到哭。到第3星期他們就適應了，變成一種“手頭游戲”了，從這時開始到第12周這個階段，他們的生產效率比一般工人還要高。所以線長說，我們喜歡用學生工，“實習”完了就走，也沒勞動合同，不用另外補償。

　　富士康現在比當年要好一些，但還是有嚴重侵犯勞動者權利的情況。現在有一個個案是張廷振，富士康的電工，工作時從高處摔下來，頭部大出血，左腦被切除，喪失勞動能力。這種情況，依照勞動法，雇主和勞動者存在不可切割的權利義務關系。出了工傷，不能把工人當成用完的抹布，一扔了事，不能像以前的奴隸制，奴隸病了就扔海里，跟一個物件差不多。但現在這個官司已經打到二審，還是非常困難。《羊城晚報》有張漫畫，上面的工傷工人說：“我受傷了，我是你的工人。”代表資方的官僚卻板著臉說：“你和俺沒有事實勞動關系!”可見，富士康基本態度還是有問題，還是沒把勞動者作為一個完整的權利主體，還是想逃避作為雇主的直接義務關系。

　　講完了制造業，還有服務業。比如印度軟件服務業全球有名。對其勞工問題研究比較好的是項飚，北大社會學系畢業，現在牛津。別以為印度軟件工人比富士康好到哪去。項飚是做人類學的，跟那些軟件工人一塊生活，條件很差，睡的地方都是蟑螂。他生病發高燒，差點危及生命。

　　當然還有更高端的，也是現在最光鮮亮麗的部分，如谷歌的勞工。大家認為谷歌很好。香港有谷歌辦公室，進去像進幼兒園一樣，五顏六色，里面可以打游戲，可以玩，吃東西，什么都有;但它還是一種剝削，讓你在里面更多的貢獻你的時間，只是隱蔽性更強而已，所以福克斯都稱之為數碼勞工。這里的一個特色是沒有工會，別以為谷歌里什么都好，離經典意義上的勞工三權依然差很遠;因為它還是把員工當成數字烏托邦想象的個體消費者，個體不是團結起來的權利主體，而是一個單向度的人。

　　此外，還有消費環節，包括零售業、運輸業的員工、售后服務的員工。直到最后電子垃圾要處理，來中國貴嶼也好，去孟加拉、加納也罷，都需要人來處理，都需要人的勞動。

　　現在時興談大數據。大家別認為大數據一定就好，它有很大的生態腳印，因為需要使用大量服務器，服務器要消耗電能，消耗有限的自然資源，也包括勞動力資源。我們的手機、平板電腦裝置都要充電，也需要消耗額外的電。據說現在節能燈使得世界電的消費量在下降，但是把所有智能裝置用電量再加起來，比節能燈省下的電要更多。前年的一本書《Greening the Media》有深入分析，作者是西方的批判學派比較重要的學者，一個是Toby Miller，就是當年寫Global Hollywood的，和Richard Maxwell。他們書里批評互聯網、大數據帶來環境和勞工問題，呼吁新媒體應當更綠色更環保。

　　以上都是福克斯講的數碼勞工：從剛果的童工、奴工，到富士康工人，到印度的軟件服務從業員，到谷歌，到運輸零售，到洋垃圾處理，以及大數據、云計算，所有這些背后都需要確確實實的人的勞動。這樣看數碼勞工，涉及很大的范疇，某種程度上它也是一個更具體化的諸眾。奈格里講的“諸眾”很哲學，不夠具體，但是我覺得數碼勞工可把它更具體化。

　　數碼勞工也被異化，也有對立面。持批判態度的學者，如朱迪·迪恩(Jodi Dean)。她2010年有本書叫《Blog Theory》，影響挺大。她是政治學教師，也是美國占領華爾街運動的組織者之一。她發現，這些用數碼新媒體的社會運動的初衷，是針對金融資本主義，但搞來搞去金融資本主義也沒垮，雖然稍微弱了一點，但遠遠不夠。Dean把自己叫做Typing Left，就是支持勞工提供思想武器的左派學者。她認為新媒體擴散到社運人群中，結果之一是產生了“傳播資本主義”，對勞工運動弊大于利，這種對數碼化勞動的批判反思我看我們還很缺乏。Dean主要引用齊澤克，再把它放到最新的這些用互聯網、用社交媒體來展開的社會運動。她針對資本主義社會發問，為什么不能推翻它，為什么只有很有限的成果?重要原因是數碼勞工被異化，勞動成果偏重交換價值而非使用價值。

　　迪恩其實也只是提出，而并沒有很好解決問題。如果解決問題的話，2010年有另一本書《Program or Be Programmed》(《編程或被編程》)，作者道格拉斯·拉什科夫(Douglas Rushkoff)。剛才講我這本書的起源，開始的一個對話對象是卡斯特提出的“自我程控勞工(Self-programmable labor)”的概念;而拉什科夫這位重要的西方馬克思主義批判學派互聯網思想家，他叫我們自己去編程，如果自己不去編程我們就將會“被編程”。

　　拉什科夫說的編程已不是卡斯特20年前講的那種勞動者在職場上自我提升技能，那種受到新自由主義賽博迷思影響的自我程控勞工;但大伙想想，我們現在真的能自己給自己編程嗎?你想知道什么新知識，去百度或谷歌一下，搜索出來的排名次序是你編的嗎?在多大程度上，我們想要做的事已經被技術結構給結構了?所以和2003年的《點共產主義》相比，《編程或被編程》延續了當年的精神，同時它更具體，要大家去主動“編程”。這里所說的“程序(program)”既是電腦程序，也可以是開會的議程、一門課程、話劇演出或音樂會的曲目，英文都叫program。

　　究竟如何編寫這些根本性的、組織社會運作的“程序”?我們怎樣主動去“編程”?拉什科夫總結了十點建議。第一點講“時間”，又回到馬克思主義勞工價值論最根本的基礎，具體建議是“不要整天在線上(Do not be always on)”。大家看我的這部手機，我有時問學生上面最重要的零部件是什么?普通同學常認為，最重要的是觸摸屏，因為有了觸摸屏就可以做各種事，也有同學覺得是回主頁的這個大按鈕;但用拉什科夫的觀點，最重要的其實是開關鍵，它能控制什么時候on、什么時候off，這是最根本的“編程”權利。

　　為什么呢?拉什科夫認為，手機和傳統媒體最大的不同是，傳統媒體，比如我面前的這本刊物，是生存在時間里面的。比如它是2014年第幾期，它有一個生命周期，和社會的生命周期、思潮的進退相類似，都是在時間中發揮功能，產生意義。智能手機的情況不同，機器本身不重要，丟了，再買一個，馬上可以把數據重新恢復。里面重要的數據、內容、社會關系都是賽博的或叫虛擬的存在，它沒有生命周期，而是存在于卡斯特叫做“無歷史的時間(timeless time)”里。這也是為什么有的年輕人頸椎勞損，達到 60多歲老人的勞損程度。這說明數碼勞工，用電腦、智能手機，也是身體勞動，而當我們的身體變成云計算的一個部件，情形和電影《黑客帝國》還真有些相似，那里的時間是永恒的，24小時不間斷的全球運轉。聽說在座有老師昨晚加班干到凌晨4點多，但我們的身體是拼不過賽博空間的，我們還是要回到時間，回到身體所處的生命周期。所以掌控開關鍵是數碼勞工最根本的權利，就像什么時候上下班，就像爭取8小時工作制一樣。

　　這里有必要引入勞倫斯·雷席格(Lawrence Lessig)一個比較老的概念框架，才能更好地分析不同的權利場域或權利主體和義務主體的關系體系，才能將其細化。雷席格當年在斯坦福法學院時寫了《Code》(《編碼》)，列舉了四種規范網絡社會關系的方法。一是市場，它實行等價交換、資本積累的邏輯。二是法律，有了法律規定，不聽話警察會來抓你，會收到罰單。用第一種方法，數碼勞工和網絡企業發生關系，包括被它利用，也包括用互聯網對它進行抵抗，甚至摧毀它。用第二種方法，法律的運轉更多靠國家及其合法的暴力機構，數碼勞工也要和它發生關系。第三種方式是通過常規，也就是用文化習慣、約定俗成來規范社會關系。比如90年代網絡文化的主流是分享，雖然不分享不犯法，雖然分享往往不掙錢，但當時大部分網民都覺得分享是應該的，是國家和資本都管不到的。這種情況一直到2000年前后有了亞馬遜等電子商務公司才有較大改變。最后一種方式是code即編碼，是軟件工程師設計軟件時，通過編程在虛擬空間中設立的結構，也是拉什科夫要我們主動去控制、去顛覆的東西。

　　說起顛覆，不知道在座的有沒有專門研究科幻小說的。有一本很有開創性的科幻作品值得向大家推介，作者科利·多克托羅(Cory Doctorow)，書名《For the Win》(《非贏不可》)，里面借鑒了很多美國工業時代傳統的勞工斗爭遺產，但用來講“金幣農夫”，也叫“網游代練”。就是在網游里幫人家打游戲、掙虛擬武器，結果產生出整個全球經濟體。這里有中有西，既有資本、又有勞工，既有虛擬、又有實體。最后網游代練這些網游里的數碼勞工發起了一場新的、全球范圍的共產主義革命，成功顛覆了資本和國家控制下的不公平的虛擬經濟體系。這又是一種新的烏托邦想象。除了像賽博迷思被工具化、被新自由主義利用的烏托邦之外，這種另類烏托邦，不管是馬克思的、蔡元培的，還是官方馬克思主義講的烏托邦，都需要繼續被想象。

　　有了想象，就有存在的可能性和實現的可能。當然具體怎樣實現?這又是關鍵問題。在英語文獻里，近年又有一個流行詞，叫做“變遷的潛能”(transformative potentials)，就是說某某東西有可能帶來轉型。我反對經常使用這種很抽象的詞匯。互聯網有各種“潛能”，這個杯子也有“潛能”把那個玻璃窗打破;但我們知道，缺乏行動，沒有付諸實施，再多“潛能”也沒用。我們做社會科學的在這方面需要向研究文科的各位學習，你們研究左翼文學、底層寫作等等，在網上和網下都付諸行動，都不再限于只談“潛能”。

　　最后，回到今天討論互聯網時代的文化權利這一主題，我想提兩點更具體的粗淺想法，也涉及未來怎么行動。

　　首先，我覺得，我們需要一個關于新媒體文化權利的大討論。這個大討論不應該限制在學者之間，最好也能讓普通百姓參與，也走群眾路線。比如大家都用微信，但誰好好去看過微信里關于用戶權利的條款?因為我住香港，我的微信是海外版。我給大家讀三句話，來自今年9月的版本，騰訊給我的“全球微信服務條款和隱私政策”，第一句：“我們不會將您的內容賣給任何第三方”，聽起來好像在保障我的權利。但聽第二句：“我們可以與協助我們提供、宣傳、發展和提升我們的服務的第三方分享你的內容”。不能賣，但可以“分享”，具體區別?這個嘛，語焉不詳了。而且，第三方會不會用騰訊“分享”的內容做其他用途?會不會再把我的內容賣給別人?騰訊有義務去保障我的權利嗎?回答很明確，第三句話：“我們亦不保證任何通過我們的服務授予、提供或連接的第三方服務的質素、可靠性或適當性，我們也不會對該等第三方服務負責。”也就是說，如果第三方是黑社會，如果第三方不懷好意，做了不適當的事，造成夫妻不合、單位損失，他們一概不負責。

　　我不想把騰訊一棒子打死。但究竟用戶權利和企業責任如何平衡，恐怕不能光由一方說了算。具體怎么辦，這需要討論，需要全社會范圍的大討論。在西方， 這個討論已進行了很多年。我觀察歐洲的博士生就常選擇和權利、隱私相關的題目，如透明度、被遺忘權，這些很具體的權利問題來做論文題目。這方面，亞太地區的老師和學生關心的不多，雖然我們已深深嵌入到這個權利義務體系里，雖然我們也知道老的相對清晰的邊界正在變得模糊，甚至還有很多陷阱。

　　西方有了各種討論以后，我們看到，西方的公司，以谷歌和臉書為代表，走出兩條不同的道路。谷歌是逐漸去適應，至少在面子上向著尊重數碼勞工、向著透明的方向在走，雖然很多人對谷歌和美國政府、和中情局關系太近也有不少批評，比如阿桑奇前段時間的一篇長文。臉書則截然相反。你越關注它的條款，越要跟它討論，它越不跟你合作。別以為剛才我讀的那些微信條款很復雜，臉書的條款至少還要再長幾十倍。哪怕專業律師，研究它的權利條款也無比困難，因為條款不但異常復雜，而且不斷更新。當你好不容易研究完這個版本，它又推出新版本，在這個法律條文的“編程”上，臉書就是要排除你，不要你了解它的權利義務體系。我們中國可能這塊還沒有起步，我覺得文化領域的各位行動力強，可以推動一下，發起針對新媒體文化權利的大討論。

　　第二點想法是，回到國家，特別在中國，國家機構在很多方面依然比資本更重要，比如說文化部的重要作用。個人感覺，以前文化部在新媒體方面不太積極。近期文化部在做網吧的“轉型升級”，確實發揮了令人矚目的領導作用;但很長一段時期，因為部門分工等原因，互聯網的新媒體并非文化部工作的重點。在座各位如果給部領導寫內參的話，我看可以建議部里更重視這方面工作，主動出臺政策，引領網絡時代文化權利的“編程”，而且不限于網吧。

　　大前天我剛好收到聯合國人權專員助手給我發的郵件，說人權專員現在要了解新媒體，他在準備一個關于“生存權”的報告。為什么?原來哪怕在不發達地區，新媒體也和生存權發生了深刻關聯，新媒體權利已成為基本人權的重要維度。一個極端例子是伊斯蘭國，如此不人道地處決人質，對國際人權是大倒退，而這樣做很大程度是為了新媒體傳播。沒有新媒體，這種處決的畫面過于血腥，電視臺不會播出;但在網絡視頻的世界里，則是滾動播出的恐怖主義文化表演，傳播非常快。所以聯合國人權專員寫生存權報告，也要考慮新媒體的文化權利問題。

　　我國的網絡已非常普及，新媒體文化權利議題在日常生活中可以說無處不在。如果能第一步發起關于新媒體文化權利的大討論，第二步在討論基礎上形成實實在在的政策建議，相信大家在文化部領導下，可以與時俱進，在互聯網時代更好地實踐群眾路線，進一步把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和推進文化權利結合起來。這是非常有意義的。

　　張慧瑜：邱老師講的也很豐富，讓我們看到了數碼時代的勞動和勞工的問題，這也是信息資本主義時代的另一面。我有一個感受，前幾天我還以為自己是個文化工作者，今天聽了邱老師講的之后，我發現自己就是一個文化勞工、一個數碼勞工。(笑)下面休息一下。

　　(休息)

　　張慧瑜：下半場討論開始，剛才邱老師和維佳為我們講述了賽博世界、信息時代背后的一些故事。一般來說，我們經常把賽博空間描述為一個自由、平等的數碼烏托邦，但維佳和邱老師恰好呈現了數碼烏托邦包含的反烏托邦的特性，邱老師還提到了文化權利的問題。我們下面可以針對他們的發言做一些回應，也可以談一下我們自己對這個問題的看法。

　　邵燕君(北京大學中文系)：首先特別感謝藝術研究院能辦這次論壇，我是帶著幾個學生來聽的。我是中文系的，一直做網絡文學，也由網絡文學自然而然地深入到新媒體的研究當中。這學期，我在中文系開了“新媒介理論與實踐”的討論課，對我們來講，這是一個新領域。邱老師的《信息時代的世界工廠——新工人階級的網絡社會》是我們這門課的參考書之一，所以特別高興能夠有機會見到邱老師，當面請教。

　　聽了兩位老師講的，收獲確實非常大，休息時我跟學生們說今天真沒有白來。對我們來講，剛進入這個研究領域，很可能正處于“迷思”的狀態。兩位老師的觀點激起了我這段時間一個潛在的困惑：面對這個媒介革命的時代，知識分子的立場該如何站位?我們現在對媒介革命的情感態度，可能多多少少有點像80年代比我們更老的一些先生對市場的態度。當年，由于他們身處一個長期被政治壓制的時代，所以特別呼喚資本的力量，把人們從政治壓迫中解放出來，而對資本的壓迫力量缺乏警覺。我們現在處于一場媒介革命之中，比如研究網絡文學，感到最多的是政府管理體制的擠壓，傳統文學原則的擠壓，所以會特別看重資本和新媒介技術的沖擊力量，但對資本和媒介結合形成的“迷思”缺乏警覺。所以，王維佳老師講的“點新自由主義”有點像當頭棒喝，讓我們從“迷思”中警覺。

　　接下來，邱老師講到破解“迷思”要回到國家權力的這個層面上來，我從布爾迪厄的“文學場”理論的角度也很理解，我自己前幾年也提出過，現在在網絡文學界能夠與資本抗衡的只有體制。但是現在“2014年凈網行動”以后，我們看到政治的力量太大了。這個力量又和舊媒介的一套生產機制、評價體系連在一起，給人的感覺是，整個官僚體制及其在印刷時代形成的所有規范一下壓過來了，對網絡文學所有的媒介特性和新生態進行碾壓。比如，有人傳言，以后對網絡文學也要像紙質文學那樣三審三校。雖然我們聽來像個笑話，但也沒人敢保證完全不可能。或者，更大的可能是利用網絡技術進行空前廣泛嚴密的審查。“凈網”前我們更多地是面臨“美麗新世界”的問題，現在，我們更感到“1984”的威脅了，其實，更可能的是“美麗新世界+1984”。所以我的問題是，在這樣一種前提下，我們怎么回到國家權力的制衡?

　　另外還有一個問題請教王老師，我們正在課堂上研討麥克盧漢的理論，您講到麥克盧漢在60年代的烏托邦運動中被視作偶像，這是我們從來沒有想到的角度，很想聽您對這個問題的進一步闡述。

　　邱林川：您這兩個都是非常好的問題。一是網絡時代知識分子的立場應該如何站位?我們新聞傳播領域很少一開始就提出這么到位的好問題。二是到底如何看待國家權力?我的回答是，應該回到勞動和勞動者本身。您剛才講的意見我都同意，80年代和現在是有相似的地方，但我覺得網絡化以后，網絡資本和網絡國家是水乳交融的。其實，傳統上政治經濟不可分，互聯網是特別典型的例子。沒有當年冷戰政治就不可能有今天的新經濟，而今天的新經濟、金融資本也是一系列國家政策的結果。就算把這些政策概括為“去管制化(deregulation)”，但它也是國家政策行為。中國也如此，也在這個網絡里面。

　　說到站位，知識分子不管在研究院，還是在大學，我們的身體和工資已經讓我們天然屬于權利精英的政治經濟結構，但我們應該做更有意思的事。我不是做網絡文學研究的，但要深入勞動者群體，恐怕可以深入了解網上“寫手”的勞動形態。在全國各地，他們有網上論壇，網下有聚會。如果能好好了解他們的情況，而不再局限于從大學和研究機構這種很有局限的精英視角，好好關注網絡文學的勞動價值過程，這樣的學術研究恐怕更經得起時間考驗。剛才最開始講數字資本主義的興衰，大的經濟危機、社會危機恐怕還會發生，我們作為老師，不希望學生到我們這個年齡，工作突然沒有了，過去學的那套為精英服務的技能，一夜間突然沒用了，就像科網股爆破后，準備投身硅谷的學生只能去端盤子一樣。

　　關注勞動是馬克思主義的出發點，對勞動本身的理解需要細化。網絡文學“寫手”和傳統“作家”稱謂已有相當不同，“寫手”更強調手頭勞動，它的特殊性需要細化。它也可能面臨其他行業想象不到的異化情況，應采用有自己特色的方式拒絕成為“被編程”的勞工。可能網絡寫手已經有過集體行動、有過倡導、有過向著烏托邦的努力，我們網絡時代的知識分子應該比工業時代更接近這些數碼勞工的實踐。

　　至于國家權力，雖然我不是工業黨，不是新國家主義者，但國家是繞不過去的。我過去也以為可以不要國家，只講“消極自由”就可以談網絡，那是數字迷思。對國家主義，我是有保留，因為它還是精英主義視角，所以我講回歸國家權力，同時也應該有一場公眾參與的大討論。

　　在這個基礎上，您剛才講的問題都是實實在在的，國家權力的確有時過分強大。新一屆的網絡政策和以前不一樣，原因之一是要反恐，確實也是繞不過去的問題。包括工人出來打工在昆明火車站也會碰到，是和日常生活息息相關的問題。

　　要討論這些問題，一個重要的文化權利是設定議程。我們的議程不應該完全被恐怖組織設定，否則又是“被編程”了。類似道理，大家都用微信，但誰會去看微信條款不平等的問題?大家不關心、不討論，問題就越來越難解決。我們作為數碼勞工的權利，包括設立議程的權利、內容管理的權利，只會越來越難保障。例如網絡寫手，我感覺他們越來越不能控制他們生產的內容。以前他們有更多自組織平臺，像文學論壇，網上一起編詩，包括打工詩人也用BBS。現在狀況似乎越來越不好，打工者群體都去看視頻了。慧瑜提到富士康工人許立志自殺，這樣出色的打工詩人，10年前甚至更早，沒有互聯網的時候，恐怕還不會自殺。

　　大討論應當設定新議程，把微信的不合理條款、網絡寫手的不平等條約、打工詩人的邊緣化，都納入視野。先從數碼勞工的日常經歷開始，然后再展開，尋找解決方法，再寫政策報告給相關部門，包括文化部。不光在全國層面，文化部下面還有地方文化機構，各種協會，其中有的主體性很強，有的是經濟實體，有的有自己刊物。它們更接近行業、更接近地方，有很大空間去施展。這個空間我們不去占領，別的勢力就會占領。比如我書里講到網吧行業，項部長領導“轉型升級”以前，在相當一段時間是被電腦商左右的經營模式，最后證明是不成功的。

　　不光文化系統面臨網絡文化問題，政府機構想做事，但開始不知怎么辦、不知從何開始。同時已經有了這么多在網上創作的文學、攝影、戲劇、視頻，這些不同群體都面臨權利問題，都需要關注，都應當參與相關公共政策的討論。我們吃皇糧，又比較有空的知識分子，給大家做點鋪墊，趟趟地雷，促成此事，會是有價值的。歸根結底，我們要關注數碼勞工的勞動，因為我們的知識勞動也是它的有機組成部分。

　　王維佳：麥克盧漢的問題比較好說一點。我們傳播學常用的一個詞叫做技術決定論，我一說這個詞就大致概括了麥克盧漢的思路，不用做太多解釋。我前面說在60年代民權運動的時候，有兩個烏托邦、兩種不同的群體：一個要徹底重建社會結構，追求平等和正義的再分配機制;另一種是希望求得自我心靈解放，通過小技術，通過返土歸田，逃離大都市的文化活動，達到個人解放，是反主流社會運動。為什么麥克盧漢能和這個運動有契合，變成偶像?是因為他關于技術發展、社會發展的一整套表述，基本上清除了社會結構的問題。比如他講媒體是人的延伸，跟我講生物隱喻的邏輯差不多，技術發展是一個純自然過程，沒有任何結構，沒有在里面考量經濟、政治的因素。而反過來，麥克盧漢又認為這樣自然演進的邏輯能重構人的生活世界。其實，這里有大量冷戰思維的要素蘊藏其中。

　　邵燕君：您講的很清楚，我只是想進一步跟您請教一個問題，麥克盧漢是主動進入這樣一個思潮，自覺充當精神偶像，還是說他只是做他的媒介研究，而被當時的人推為偶像?

　　王維佳：應該是一個互動的關系。最早的反主流文化運動不會想到日后跟新經濟背景下的精英階層有一個結合，也不可能設想一整套配合新自由主義的政策方案。但是，為什么在民權運動時期的兩個烏托邦，新公社主義運動、麥克盧漢式的思想被選中了?為什么從80年代開始，民權運動中的兩個群體會有不同的命運?這才是要考慮的重要問題。

　　我還對邵老師提出的監管或者是審查問題感興趣，想多討論幾句。我其實不是做互聯網和新媒體研究的，而主要做傳統媒體的新聞生產研究，對這個領域更熟悉。新媒體的信息生產和傳統媒體有一個模式上的很大區別，傳統新聞生產的流程很大程度上是你在前臺能觀察到。在傳統的信息商品生產鏈條中，怎么采集、編輯、發行，很多東西都是很容易觀察的。正因為如此，傳統的信息生產，需要倫理性的約束，好讓社會放權給它去做和輿論、文化有關的事情，他們的生產活動在法律底線之上有一個倫理的束縛。互聯網時代，信息生產模式變了，資本可能不再直接組織信息生產，而是提供一個平臺，最終，作為信息商品的生產者可能就是用戶本身，而且由于匿名性的存在，信息提供者的面目很模糊。這個時候，倫理性的約束在逐漸崩潰，傳統媒體的專業主義現在也受到極大挑戰，快走到終點了，在新媒體信息生產中，職業倫理已不再起作用。所以今天的輿論治理就只能降低到法制管理的底線。在這個意義上，用專制對自由的框架就很難看清楚問題，必須把傳播的治理問題，放到這樣一個新的歷史視野中去觀察，它是一個產業機制變化的過程，這樣才能獲得更客觀的視角。

　　現在的問題是賽博迷思的表述強調互聯網越來越開放，信息流動越來越自由，但它后臺的隱匿空間卻變得越來越大，有時候讓人感覺很恐怖。斯諾登事件也好、阿桑奇事件也好，信息的流動和控制其實有一個非常龐大的后臺，且越來越難觀察到。而且，如果原來我們說新聞是商品、報紙是商品的話，那么現在所有的輿論都變成了商品。越來越多的輿論調查公司開始出現，做很多輿情調查和刪帖的生意。這個龐大的后臺操作體系，我們根本觀察不到。前段時間抓了很多微博大V，他們的操作之復雜，影響力之大，商品化程度之深，讓人非常吃驚。我覺得很多關于法律管制、關于國家角色的討論，可能都要放到這個背景下來看。

　　政治層面，剛才邱老師提到文化權利大討論，我非常贊同;但是這里我提一個問題，實際上關于互聯網時代政治參與問題的討論非常多，而我們現在看到的真正的可行方案其實很有限。互聯網技術越來越發達，眼球經濟和媒體邏輯也越來越發達，在這個過程中傳統的自由民主式的參政方式逐漸凋敝了。原來的政黨作為一個意見相近群體的俱樂部，是能充分展開政治討論協商，而后通過議會方式形成對政治進程的影響。現在他們為了應對媒體邏輯，必須應對媒體的短時間，必須注重媒體的包裝，所以政黨內部討論越來越少，原來那種民主參與的機制也變得僵化了。很多西方國家的政黨其實已經沒有什么差別了，經常圍繞一些政治噱頭在新媒體環境下表演。到互聯網時代，媒體時間變得更短，政治參與的可能性變得更低，自由民主議會制度越來越失去活力，公關化傾向越來越明顯。所以新媒體的發展、眼球邏輯的擴張，對原來的政治參與模式沖擊非常大，舊的東西垮掉了，但是新的東西是什么?這是一個很大的難題。

　　張慧瑜：確實通過斯諾登事件可以看出，國家借助互聯網對公民進行全天候監控，就像《1984》描述的老大哥一樣。近期，也有一些網站如射手網、人人影視網被關閉，國家該如何治理互聯網也是一個熱點話題。

　　孫佳山(中國藝術研究院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研究所)：這期論壇能夠成型，過去大半年慧瑜做了很多工作。這期論壇的最初思路在去年這時候就開始籌劃了，我也是在那時候參與了文化部的互聯網上網服務轉型升級工作。過去一年，在實際工作中，在很多具體問題上，邱老師這本書都給了我很大的幫助和啟發，也確實真正改變了我很多看法。上周一文化部關于互聯網上網服務轉型升級的41號和42號文件終于出來了，原有的規章制度都有了大幅度修改，大大超過了我一年前的預期。部里的互聯網上網服務轉型升級工作確實是一項系統工程，重新調整了網絡文化的頂層設計，重新界定了網絡文化的底線，這對于我下一步的學術研究也很有啟發，通過實際工作的鍛煉視野也拓寬了。

　　慧瑜開始時提到今年是互聯網進入中國20周年，互聯網已經深刻地改變了我們的日常生活。前段跟朋友討論的時候，我說，阿里在美國上市是改革開始進入完成階段的一個重要標志，并不是說改革開放就徹底完成了，而是我們這個時代和上一個30年相比，已經開啟出了新的議題和下一個階段的新空間。從這個角度再看十八大提出的“新四化”，互聯網或者信息化，確實是一條一以貫之的線索，對于理解今天全新的“內”“外”關系，也都是一個有力的抓手。

　　去年這個時候，我當時不理解，因為就文化部項部長分管的領域來說，可以抓網游、抓動漫、抓藝術品市場，可抓的領域太多了，為什么偏偏抓網吧，偏偏要搞什么上網服務轉型升級呢?這在當時是我很大的困惑。后來才意識到，這確實是一個重大現實問題。如果我們只是從“向前看、向上看”的角度來考慮問題，那么比如說，不管是剛結束的APEC，包括之前提出的“一路一帶”，還是亞太自貿區，可以發現，互聯網企業都是排頭兵式的角色。“一路一帶”剛剛提出，馬云就到新疆、甘肅去做考察，而且都是省委書記和省長親自接見，這在過去不可想象，互聯網企業竟然會有這么高待遇。要理解今天這個全新的現實需要更復雜的維度，僅僅“向前看、向上看”，自然也太廉價了。我覺得要理解互聯網上網服務轉型升級的意義，就要“向后看、向下看”，為什么這樣說呢?首先，回到今天論壇的主題：互聯網時代的文化權利與數碼烏托邦，究竟意味著什么?舉一個例子，在河南的富士康廠區附近，當地網吧大家猜有多少臺機器?三千臺。而且每天晚上全部爆滿。

　　邱林川：不光是晚上。早上8點鐘，下夜班的時候，也爆滿。

　　孫佳山：您說的對，工人們只要一下班第一時間就幾乎都去網吧上網，不管身體有多累。在這個時代，可能北、上、廣，一二線城市的網吧快被徹底淘汰了;但在中國的中西部地區，包括東部農村地區，甚至北京的城鄉結合部、遠郊區縣，網吧對新工人也好、農民工也好，都是關乎他們網絡文化權利的非常重要的載體。我們的文化政策、學術視野由于忽略了這個重要載體，始終沒法完全理解新工人的主體性是怎么建構起來的，無法理解當前新的社區關系、新的社會組織形態是怎么形成的。如果繼續忽略這個載體，陷入“向前看、向上看”的亢奮，不認真“向后看、向下看”，就不可能真正觸及我們時代最基本的文化議題，我想這才是互聯網上網服務轉型升級的真正時代意義所在。

　　我還想回應一下另一個問題，網絡文化審查的問題。我是在2013年夏有幸進入了部里的網絡游戲審查委員會，主要審查進口游戲，在我供職的這兩年里，確實有很多心得，也讓我覺得情況可能更復雜，不能用“美麗新世界”和“1984”這些詞匯來概括。再舉個例子，我上午剛剛分享一個文章到朋友圈，主要講IPTV智慧化的問題。今天，很多看似都是以新技術為名的論爭背后，其實是不同利益集團的較量，因為同樣都是新技術、新樣態，IPTV實際上從屬于工信部、廣電總局主導的那一套“電視、電話、電信”三網融合的框架，今天大部分IPTV跟舊有的廣電系統共處在一個利益格局內。而今天，比如說小米盒子或者樂視TV，這一套以OTT技術為標識的移動互聯網家電體系，由當下新的互聯網公司推動，他們和IPTV之間形成了你死我活的利益沖突。按照技術標準，OTT技術顯然是先進的，韓國政府也把這個領域作為未來發展方向加以重點扶持，但如果OTT上位，那么IPTV就徹底沒機會了，IPTV如果被淘汰，就意味著三網合一那個利益結構下上千億投資都打了水漂。因此這也構成了新一輪改革開放或者新四化的基本動力所在。這種格局化、行業化、區域化的利益結構，和整體性的國家的利益肯定是相背離、相沖突的。中國改革開放，就是要打破這種舊的利益格局，打破落后的生產力和落后的生產關系，但是具體執行過程是很復雜的。當時搞三網合一，沒人知道會有OTT、移動互聯網這些東西，而且畢竟這么多年已經投入了這么大，難不成就全部下馬么?所以該如何協調這些發展中的新問題，協調各方利益，盡可能實現多方共贏，確實在考驗我們這個時代的智慧。所以，從我個人角度很慎用國家權力這些詞匯，因為我很難界定究竟什么是國家權力，到底是一個部門利益下的部門權力，還是具有歷史正義性的國家權力，以及二者如何結合，而不是二元對立地看待，恐怕還真挺復雜。

　　邵燕君：你比如說對字幕組的打擊，背后可能主要也還是一個利益問題，而不一定是文化思維的問題。

　　孫佳山：當前在網絡文化管理問題上，確實各個部門的思路還不太統一，有的也確實過于僵化和落后，要在實際工作中一點點地解決。但現實的利益格局其實錯綜復雜，字幕組事件就很說明問題，互聯網新經濟跟舊有經濟、跟金融資本主義有沖突，其內部也有尖銳的沖突。比如視頻網站，比如愛奇藝、樂視、優酷，看上去他們在和IPTV的較量中是代表先進方向的，但在字幕組問題上，他們卻站在了歷史的反面。他們能夠這幾年獨領風騷，是因為有人投了大錢，幾十億、上百億資金，而這背后都跟國際投行有很大關系。這些字幕網站，把看似不起眼的娛樂資源變成公共、開放、免費的共享資源，是有文化正義性的，問題是的確動了人家的奶酪。因為今天我們稱之為IP的這套文化知識產權，是被大資本牢牢控制的，字幕組看似無傷大雅，但顯然破壞了人家的商業生態，人家花了幾億、十幾億，甚至幾十億，收購這套文化知識產權，比如電視劇、電影、動漫，就是要獨播，想觀看得付費，就算免費也得進入他們的商業鏈條;而字幕組的存在卻讓一般網民都可以先下載外語原版視頻，再去字幕組下中文字幕，不可避免地觸碰到這些視頻網站的核心利益。

　　祝東力(中國藝術研究院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研究所)：對新媒體、互聯網了解不夠，沒什么發言權，聽了兩位的主講很受啟發，我接著講幾句。

　　聽了王維佳老師的介紹產生了點感想，技術與社會到底是一種什么關系?按照傳統馬克思主義，生產力決定生產關系，一種關鍵的新技術，比如說從蒸汽機到互聯網這樣的新技術產生以后，對社會關系、社會結構都會有一種根本性的改造。但另一方面我們看到，從蒸汽機到互聯網，實際上一種新技術誕生以后，社會結構中的不同力量也會千方百計的捕獲這個技術，為自己所用。我們可以比較一下，不同的社會力量究竟是誰，對于互聯網更能適應，更能借助這種新技術為自己所用，到底是資本還是國家?目前來講，資本更游刃有余，資本會借勢而上，利用新技術為自己獲得成百倍千倍的，過去所獲得不了的利潤。而權力呢?至少我們看到的是更加保守，更加無所適從，它所采用的是一種更簡單、更消極的限制的、圍追堵截的方式。所以APCE會議期間奧巴馬向中國提出兩個挑戰式的問題，一個就是更加開放互聯網，一個是給工人更好的勞動環境。他在提互聯網問題的時候顯然代表的是更親資本的力量，資本的這種力量更屬于海洋文明，它更機動靈活，面對一個新事物，要比陸權的官僚帝國反應更快、更靈巧、更高明。冷戰期間我們看到許多這樣的例子。蘇美兩家，一個是陸權官僚帝國，一個是海洋商人帝國。他們的較量，如果是傳統的軍事較量，可能是陸權帝國占上風;但如果是新技術和商業的較量，海洋文明國家就往往更占上風。總之，一種新技術產生了，不同的社會力量都會以不同的方式面對它，傳統的國家與資本相比，確實有一點力不從心。這是一個感想。

　　再有，我向邱林川老師請教一個問題，看他的書感覺新媒體能給傳統勞工階層提供一種新的聯絡、協調、團結的可能，這也可以說是數碼烏托邦的一種可能。剛才邱老師講這方面內容不多，我想請邱老師再介紹一下，因為這特別是中國面臨的問題，勞工組織協調的成本特別高，新媒體，包括自媒體產生以后，能夠出現什么新的可能?

　　邱林川：礙于時間原因，我就很快地講一下。這本書最終寫完是差不多一年半以前，過去一年多，我關注的一個重點恰好是祝老師的這個問題。我想對這個問題再梳理一下，也呼應孫老師要大家“向下看、向后看”的觀點。首先，工人自組織大規模對抗資本，包括服膺資本的地方政府，其歷史比中產階級要長。2004年有三起：一個是咸陽的棉紡廠，一個是重慶特鋼，一個是深圳友力電，都是利用網絡論壇和博客，友力電罷工還因此上了《紐約時報》。到現在，工人用網絡進行自組織已經有10年了。而城市中產人群大規模自組織，引起廣泛關注，起點是2007年的廈門PX，比工人晚3年。對于互聯網的時間而言，3年是太久了。

　　在咸陽和重慶，參與者更多是老工人、下崗工人。國有資產改制，大家關注所謂“郎咸平風暴”，第一線老工人的抗爭卻無法進入公眾視野，但基層工人和市民卻使用新媒體工具，如“兩江論壇”，突破新聞封鎖。友力電則以普通青年打工者為主，“普工”們通過企業內部的電子郵件，也用博客，呼喚技術工人出來參與抗爭。那時也是12月初，網絡動員的效果很棒。

　　當時有記者和學者，看到這種工人用網絡自組織的烏托邦，很興奮。只不過那是最早期，保守勢力沒準備，所以工人自組織成效明顯，但他們也是最早被反撲的。友力電博客內容被迫換掉，抗爭從2004年12月一直延續到2006年，但到2006年后就基本看不到工人的聲音了。所以做這方面研究，上網要及時存檔，否則晚了就被刪除了，因為當時主要靠網吧，工人沒有自己的電腦。

　　張慧瑜：他們可以通過網站的管理后臺來刪掉。

　　邱林川：沒有您說的那么復雜。我們后來了解的情況就是派保安。不服保安，還有當地公安在后面。就是把網吧占了，罷工工人進去上網就抓起來，網上博客的斗爭也是在網下斗爭中逐漸給滅了。大學的老師、同學覺得網絡審查可惡，對微信帖子一舉報就沒了，或者字幕組沒了，很氣憤;但這些和工人面臨的不公平恐怕沒得比。我觀察到的情況是，工人所面對的網絡暴力，有的來自資本，有的來自國家，有時兩者合一。表面看是微信在對你施暴，但其實你也不清楚，是它自我審查，還是來自大哥大、大姐大，搞不清楚。總之普通工人面臨的打壓，其慘烈程度超越我們平時的經歷，稍不注意整個賬號就沒了，大家習以為常。所以，不能過分強調工人的自組織能力。

　　要解決這個問題，可以用我另一個新概念。互聯網內容為王，社交媒體更強調用戶生成內容(UGC, user-generatedcontent)。我認為這個叫法有局限，英文user本就是個不好的詞，除了癮君子，用迷幻藥的，都叫user，一般沒什么人會被這么稱呼。我們把它譯成“用戶”，又好像是有戶口的人，帶了很強的中產色彩。總之，它定義了你，你的作用就是去使用特定的媒介，這個用戶名稱比起聽眾、受眾、讀者，都是更加單向度的叫法。所以在這本書之后，我們現在改用WGC(worker-generatedcontent)，“工人生成內容”。這里的工，既指藍領勞工，也指我們知識勞工，還包括自下而上的自組織形態。這個概念有階級屬性，它不再是烏托邦，而是實實在在地存在于數碼勞工的勞動實踐中。

　　長遠看，工人生成內容應當不再只受資本和國家的宰制，而要在此之外探索另類社會發展的道路，目標依然是向著“勞工神圣”的社會主義烏托邦，是更實在的烏托邦，而不是空想。前進的第一步，是在過去宰制的體系外創立自己的小根據地，自力更生活下來。然后再和主流發生互動，促進共同進步。

　　我們還處在第一階段摸索過程中。這是過去10年，工人生成內容還很弱，很容易被滅掉的原因。其實有一些論壇，當年稍有影響，如左翼工人論壇紅花草被關或者被墻，影響就不行了，因為多數工人不翻墻。但我懷疑，因為現在中下階層WGC真是海量信息，很可能又有新的類似的論壇、社交媒體，只是我孤陋寡聞，還沒聽說。這方面，微博稍好一點因為比較開放，能搜索陌生人的帖子，微信的難度就大很多了，因為十分分散，只看得到熟人信息。這種情況更需要我們“向后看、向下看”，可看到很多已經發生、很有價值的實踐。哪怕是失敗，它也是有價值的實踐。

　　林品(北京大學中文系)：首先要感謝兩位老師，今天真是受益良多。我有一個問題，但在提問之前，請允許我先陳述一下自己的前提。

　　剛才邱老師提到了兩個詞：一個是“工人”，一個是“中產”。邱老師也提到了汪暉老師最近一篇文章《兩種新窮人及其未來》。汪暉老師區分了兩種“新窮人”：一種是在中國融入全球資本主義體系，成為世界工廠的過程中形成的龐大的新工人階級;另一種是在實體經濟轉化為虛擬經濟的過程中，在中國經濟崛起、產業結構升級的過程中形成的“新窮人”。后一種“新窮人”在很多表述里會被稱為“中產”，說中國形成了一批“中產階級”，或者說他們自我認同為“中產階級”。但實際上，這些“中產階級”，因為在消費主義的意識形態和消費社會里面臨巨大消費壓力，成為一種有著挫折感、有著相對失敗感的消費者——齊格蒙·鮑曼意義上的newpoor。兩種“新窮人”是中國社會當下的兩個規模巨大的群體。后一種“新窮人”，在剛才邱老師回應祝老師的時候稱為“中產”，我們這些在座的各位也都是這個意義上的“中產”或者說“新窮人”。

　　剛才邱林川老師提供了一個非常好的概念，就是《Karl Marx and Digital Labor》那本書里的DigitalLabor，相對于奈格里的“非物質勞工”，這個“數碼勞工”就像老師所說的，是一個“具體化的諸眾”。老師梳理了一整套產業鏈條和“數碼勞工”的多個層次：從剛果那邊的“21世紀的奴工”，到產業鏈條中的新工人階級，再到谷歌這樣使用計算機、互聯網進行工作，從事虛擬經濟、信息產業、創意產業的這些人——我們可能會稱為“白領”、“中產”。但是，在當下這樣一個新自由主義盛行的時代背景下，特別是在2008年金融危機以后，兩極分化越來越嚴重，中產階級自身也在凋敝。在這樣的環境中，他們可能會自我認同為“新窮人”，或者說感受到相對貧窮感，這樣一群人都可以被稱作DigitalLabor——數碼勞工。

　　比如說，我做過一個關于中國網絡上的“屌絲文化”的研究。實際上，從事白領工作、在社會學研究和很多描述中被命名為“中產”的那些人，他們自我認同為“屌絲”，然后把自己的工作稱為“搬磚”。“搬磚”是最普通的建筑行業的詞語，城市化過程中建筑業基礎工作的典型稱謂。那些從事白領工作，在谷歌上班的工作人員——我身邊就有很多北大信息科學技術學院的同學，他們現在是北大信科的“天之驕子”，未來將進入Facebook、Google，很多同學已經進入了，或者即將進入，或者預期自己能進入那些互聯網行業的跨國公司工作——但是他們稱現在的學業和未來的工作叫“搬磚”。說明有這樣一種自我認同，說是自嘲也好，但的確有這樣一種主觀感知，作為一種“新窮人”的感知。

　　這兩種人群，其實都可囊括在Digital Labor這個概念里。進一步說，DigitalLabor這個概念非常好，因為Digital這個形容詞不僅是在說所從事的工作、所歸屬的行業是和數碼產業相關的;而且還在說，生活方式、組織方式，有可能參與的社會運動，參與到政治的那種方式，也是和數碼技術密切相關的。這也是DigitalLabor可能的另一個層面。

　　我知道傳播學有一個概念叫“數碼鴻溝”，DigitalDivide。有一些人，可以因為擁有的資源和文化能力，而積極地去使用那些數碼技術和數碼產品，比如說白領和中產有自己的個人電腦和智能手機，可以在社交媒體上特別活躍。另一些人——我以前是這樣認為的——新工人階級使用數碼產品和互聯網新媒體的能力和資源都有限，只能去網吧。這里存在著“數碼鴻溝”。另外，二者的生活空間、工作方式不一樣，也會造成一個相互理解上的鴻溝。

　　我的問題就是：我們在構想一種未來的政治可能性的時候，這兩類人，新工人階級與那個意義上的“新窮人”——或者說，DigitalLabor里，從事實體經濟和從事相對來說更虛擬一些的經濟的——他們同作為DigitalLabor，在這樣一個互聯網時代、數碼時代，他們相遇、相識、相知，互相理解，并且最終聯合的可能性在哪，在您看來應該是怎樣的呢?

　　您主要研究的是新工人階級，但是，以前在80年代的構想中對于民主化進程會有非常大積極作用的“中產階級”，可能在當今這樣一個新的政治經濟環境下，現在又具有很大的政治保守性，他們現在又開始用“搬磚”來指稱自己所從事的工作，有著強烈的“屌絲感”和貧窮感。這些“新窮人”，他們與新工人階級之間，在數碼技術的幫助下，相互了解、相互認知，并且最終聯合的可能性是否存在?如果存在的話，大概在您現有的觀察中，會是怎樣的一種可能性?

　　邱林川：可能性都是存在的，我對可能性不是太感興趣。要說到具體實際的例子，倒是有個很有意思的個案，它連接了兩種類型的數碼勞工。當年福建晉江361公司罷工，那是到現在為止我所知道的唯一一次很成功的網絡時代的團結抗爭實踐。361是做運動服裝的，開始工人也就是要求更好的勞工待遇，碰上公司要上市，是2009年，工人還是用之前2004年的方式，用論壇、QQ群。(QQ群到現在還是最重要的，今年上半年裕元廠罷工，QQ群還是最重要、最核心的組織工具。)結果這家晉江的工廠因為要去紐約上市，當然不能讓罷工的消息自由傳播。廠家找到相關方面全面封殺消息，論壇、QQ群都給封了。

　　這時候，罷工工人不知怎的，居然聯絡到了黑客，幫工人做“搜索引擎優化”，就是我讓你上網搜晉江361，搜出來的結果都是361廠工人罷工，全是工人罵資本家的，而看不到公司業績和其他基本情況，確實夠狠的。時機正好是361去紐約上市，在國際上丟人丟大了。

　　這是我所知道唯一的一次。我看到的也很有限，具體情況也沒搞太清，但我覺得特別有意思，因為它很可能是工人從來沒用過的全新談判籌碼。最后361還是上市了，我不知道是公司花大錢請更高水平的黑客把它干掉了，還是工人自己拿下了，或者是兩者都有。但這個空前的情況，到現在為止我看到還只有這一起。

　　所以，我們學理討論有時跳得太快、太遠、太烏托邦。在現實中，制造業工人能理解建筑業的問題，這個廠的工人能理解另外廠的問題;或者是同一個廠的，生產線上的普工能夠和技術工人達成互相理解、聯合起來，就已經挺好了。

　　“數碼鴻溝”這個詞是寫這本書的原因之一，就是因為這個詞有問題，它一開始并不是學術話語，是美國一個智庫——馬可基金會提出來的，是給克林頓政府的政策話語，然后被美國政府拿來說事。當時我們新聞傳播研究，特別是新媒體研究，不像文學有豐富的理論概念，加上科網股爆破，資本不投入了，這時候去強調數碼鴻溝，是有知識經濟背景的，所以這個詞變得很熱門。

　　但這個詞我覺得不太適合中國，因為它的社會背景是西方去工業化、去中產階級化，而中國還沒有實現工業化，所以它和我們的社會現實有差距。而且它里面還有一個根本問題：到底什么叫做有水平的勞動、有素質的知識?數碼鴻溝研究的典型情形是，一上來就講你是否擁有手機或互聯網，而我為什么要擁有呢?我去網吧，是租借人家的東西，我不需要擁有。現在最新的互聯網經濟，共享租車、租房子，不去擁有反倒變得時髦。

　　再講直白一點，以QQ為例，如果我們在座的都是工人，他們用QQ的水平肯定要比我們知識分子高，但我們往往從精英視角覺得QQ不重要。我們把擁有權、把中產的新媒體經驗，想當然地作為標準，用這個標準量度別人;但如果交換一下位置，用他們的生活經驗來量度，我們手機里很多功能恐怕都是浪費。為什么要那么多沒用的功能呢?

　　最后講一點屌絲。這個詞非常有意思，你對屌絲的研究我也很想拜讀。它涉及的是文化命名權，也是文化權利的變化。過去大家都覺得互聯網是非常精英的玩意，網民看不起別人，整天討論各種主義、思想，境界很高。但過去10年我們看到，開始是山寨這個詞，然后是屌絲，越來越多處在社會經濟地位中下層的經驗進入網絡空間。山寨本來是罵人的話，后來變成不少網民感到驕傲的“山寨文化”。屌在廣東話里是臟話，在臺灣國語好像是褒義詞，它的流行也有指標意義。中下層人群怎么叫自己，命名權本身也是互聯網時代的文化權利，它在網上的流傳演變也體現了實現權利的過程。這個過程也有互聯網的特點，叫網絡效應(networkeffect)，它不是線性關系，而是突然出現一個拐點，像山寨、屌絲的流行都有拐點，代表網絡文化接近草根和普通勞動者，包括新工人和新窮人。

　　秦蘭珺(中國文聯文藝資源中心)：感謝兩位老師。剛才王老師提到，數碼烏托邦是一個文化現象，不是技術現象。我的問題是，數碼烏托邦的形成是不是也有來自技術本身、來自生產力本身的因素，這些因素是否能給我們帶來踐行transformativeintention的可能性?

　　王老師提到Aaron Swartz和他參與的開放獲取運動，開放獲取運動的歷史上有一個非常著名的文章叫《教堂與巴扎》，作者EricRaymond是一個深刻參與開源軟件生態系統建構的程序員。他在《教堂與巴扎》中提到了兩種組織模式。一種以微軟為代表，一個大公司或者權威機構自上而下地找一些專家，讓他們在一個相對秘密的圈子里開發一個高尚軟件，這個軟件具有知識產權，公司利用對知識產權的壟斷就可以賣錢。另一種以Linux為代表，這是一種從開源運動中誕生的組織模式，與大公司壟斷軟件的源代碼不同，Linux系統的源代碼是免費公開的，任何人如果有能力有意愿，都可以獲取Linux的源代碼進行優化改進。Eric把這種組織模式比喻為巴扎：大家在地上擺攤，這個平臺上的東西公開可見，你要是覺得這個東西好就拿去用，你也可以把你改進的源代碼放回攤上和他人分享。雖然巴扎沒有教堂正式、權威，可就是從這樣的共建共享模式中，誕生了與資本大公司建立的軟件帝國非常不同的開源軟件生產系統。

　　后來Eric在整個開源軟件系統成氣候的1998年，寫了《教堂與巴扎》，一個重要原因就是回應來自大資本公司的嘲諷和質疑。這些公司認為參與Linux的這群小孩不過是一些沒有組織紀律的游擊隊員，一個偉大的項目要有一個偉大機構和大資金的支持，森林里的一群羅賓漢怎么可能與帝國的軍隊抗衡，怎么可能在帝國的封鎖下構建“自給自足豐衣足食”的生態系統?可無論如何，事實情況卻是Linux及整個開源軟件生態在人們的質疑下發展壯大。

　　Eric在回顧整個Linux的歷史時提出：為什么會有那么多程序員愿意共享勞動成果?或許是因為他們深受美國六七十年代的反主流、反資本文化的影響，或許是因為一些有理想的程序員，做事的初心本來就不是賺錢，而是為了征服難題和解決問題。但我認為一個最根本的原因是生產力的發展。在我們的生產活動從原子世界到比特世界的轉型中，以前針對原子世界的生產、貯存和運輸技術變成了針對比特世界的計算、儲存和傳輸技術，在比特的世界，計算(或者說生產效率)以瞬間計，庫存以天量計，物流速度以光速計，生產方式和生產力的變革讓今日比特世界的生產、運輸、儲存都極度方便快捷。如果我們還相信馬克思的那套言論，生產力變革了，就自然會有新型的生產關系產生，那么我們就不會奇怪“巴扎”從何而來了。

　　經濟學預設人是“自私”的，但除了自私以外，不得不承認人也會利他。只不過在今天，生產力的變革讓生產本身變得多、快、省，降低了“利他”的成本，當“利他”不過舉手之勞，大規模共建共享才能成規模和氣候。雖然我們需要認識到在互聯網后運作的資本，但也要發現，“共建共享”的文化基因雖然在今天由于各種原因，受到版權的困擾、資本的圍堵、權力的審查，但的確可以看到這個標志互聯網精神的基因在各個領域的表達：不僅是Linux的開發模式，也是Wiki這種知識服務模式，新浪愛問這種資源建設模式，豆瓣這種評論共享模式……

　　我想說的第二個問題，是您剛才提到的《連線》雜志，您提到凱文·凱利等編輯，提到他們與資本的各種勾連。可我聽說最近還有一個編輯叫克里斯·安德森寫了一本書叫《免費》，提到了“去貨幣化”、“禮品經濟”、“注意力經濟”、“數字化免費”等與貨幣經濟非常不同的新經濟特征。安德森提出我們曾經對經濟學的理解是“在資源稀缺的環境下作出最優化選擇的學問”，但今天不一樣了，資源不稀缺了，在一個信息爆炸時代，我們選擇感到困難不是因為稀缺，而是因為充裕。在這種條件下，如果以前我聽你音樂付你錢是應該的，但是在數字音樂時代，我在那么多音樂中點擊你的來聽，就不再是我消費音樂，而是音樂消耗了我——我付出了我最寶貴的資源——時間和注意力，我不需要再付錢了。

　　換言之，這時候真正流通的是作為注意力的時間，而不是貨幣化的時間，此時你要問我要錢，就會提高注意力的門檻，阻礙注意力的流通。換言之，在這種新情況下，我們需要關注的是注意力，因為注意力才是真正的稀缺資源，所以各種免費模式不得不產生出來，不是因為大家覺悟變高了，是因為傳統經濟學的某些預設發生了深刻變化。

　　當然，免費和共享也存在各種問題，我們可以像破除數字烏托邦一樣破除免費和共享的烏托邦。例如谷歌90%的項目都是免費，有人就分析說，你不要做春秋大夢，不要相信谷歌的企業信條“不要為惡”。它免費，那是為了吸引用戶的注意力，用戶用得多、數據收集得多，谷歌的搜索引擎才優化得好;搜索引擎好，谷歌廣告才能投放得更精準;廣告投得好，一方面就有更多的廣告業務找上谷歌，谷歌才能賺更多錢，同時也會有更多用戶看到需要的廣告，廣告業主才能賺更多錢。所以無論如何最終還是要落在錢上。并且恐怕這不僅是資本主義盈利模式創新的問題，更需要我們警惕其他問題——谷歌通過收集和分析數據，掌握了我們的各種欲望和隱私，這就讓它不僅可以優化自己的廣告業務，也可以用這些數據來干其他各種事情。有人擔心信息集權、數字控制，各種各樣的科幻小說、科幻電影為我們呈現了不同的數字反烏托邦，其實就來自于類似的擔憂。

　　我的感覺是不管是共建共享還是免費，我們當然可以把它們看作一種文化現象，但不能因此忽視表現在這些現象中的那些來自生產力和技術的因素。就像祝老師所說，生產力發展了，國家、資本、民間各種力量都會以各自方式應對生產力所帶來的機遇和挑戰。我們注意到了資本和國家的應對，可也需要在這個混合復雜的格局中，看到新技術激發出來的一些新東西。

　　因此我還要回到剛才的問題，我們對數字世界的各種美好想象，是否也有來自技術本身的因素，這些因素是否能構成我們踐行transformativeintention的可能?

　　王維佳：關于技術的討論，說它是迷思并不是說它是假的，而是說在極為復雜的狀況里抽取一部分為它所用的東西來講它的故事，跟你說的這些具體情況不矛盾。我之所以說賽博迷思是一個歷史和文化思想史的現象，而不是一個技術的現象，是因為在所有這些思想中，政治邏輯的價值內核早在互聯網大規模使用前就已經有了。

　　你后面說的在生產過程中怎么由我們自己來控制生產，包括類似斯沃茨的點共產主義理想，這些想法本身并不是隨著技術的產生發展來的，在前互聯網時代就有，它不過是傳統的革命思路在數字化時代的體現。

　　你說免費這個問題，我覺得斯沃茨的故事本身就是一個很大的反諷，而且不僅是版權限制，用戶和觀眾的注意力本身也是不免費的，到了大數據時代就更不是免費的;而是通過觀看和使用不斷給資本創造增值空間，通過自己的勞動，不斷給別人控制自己創造條件。在這個角度看，“免費”的說法就顯得十分可笑了。

　　邱林川：如果用馬克思的分析，最根本的交換不是錢，是時間。我付出我的時間，是生命中最寶貴的，注意力經濟從這個角度講，也是用時間進行的一種價值交換。《教堂與巴扎》當年也對我影響挺大，我也參與了香港的開放源代碼運動。回頭去看《教堂與巴扎》的想法，現在雖然說Linux操作系統還基本保持了初衷，但它衍生出來的東西，比如安卓系統，還能算“巴扎”嗎?現在大部分智能機用安卓，它基本上被谷歌、三星，被大國際資本所利用，已經越來越工具化、越來越變成“教堂”的一部分了。

　　不是說做安卓都不好，但我們要對技術進行區分，有的技術里面是有偏見的。媒介生態學派，一般來說最重要的是麥克盧漢，我看麥克盧漢還是很流行文化的，所謂“媒介即按摩(themedium is themassage)”，就非常流行文化。但我覺得比他更重要的，更適合用來分析今天互聯網的，其實是英尼斯(HaroldInnis)。他論述電報、印刷、各種現代傳媒，認為媒體技術是有帝國主義偏見的。他認為這些東西的建立，往往服務于龐大的帝國，資本主義帝國、殖民主義帝國，專門為這種不平等結構服務是“帝國”的技術偏見。

　　類似的，哪怕開放源代碼是開放的平臺體系，但它也并不能防止安卓系統遭到濫用。在Linux發源地芬蘭，我也有些朋友。從他們那里，我的感覺是，最重要的不是美國的反抗文化，也不是個人的利他主義理想，最根本的還是要回到國家，回到北歐的福利國家體制。福利國家這些年也在式微，當年最有代表性的芬蘭企業諾基亞，后來搞不出來自己的操作系統，只好用微軟的流動視窗，結果并不成功，這和福利國家體系面臨的挑戰都是有聯系的。

　　最后講講“免費”數碼勞工，表面上你刷微博、玩微信好像不用給錢，好像是免費的，但奧地利有個研究網游的博士生邱克里奇(JulianKücklich)提出，你其實是“玩工(playbour)”，這在我2009年《開放時代》的文章中有介紹。最近阿桑奇也有篇文章，專門講谷歌。阿桑奇是個政治人物，不是學者，但他最后有個觀點值得一提。谷歌表面開放，有社會良心，口號是“不做邪惡事情(Don’tbe evil)”;但阿桑奇的結論是“不做邪惡事情的帝國依然是個帝國(A ‘don’t be evil’ empire isstill an empire.)”，比如它和CIA的聯系，讓我們不知不覺為美帝提供信息。

　　最后還有一篇希望大家多討論的文章。40年前有位叫達拉斯·斯邁思(DallasSmythe)的西方傳播政治經濟學的奠基人。他1972年底到1973年初訪問過中國，北大新聞傳播學院的王洪喆老師把他中國之行的文章《自行車以后怎么辦?》譯成中文，剛發表在《開放時代》上。斯邁思是加拿大人，伯克利的博士，在美國勞工部、農業部做過官員，后來因為麥卡錫主義，不能在美國待下去，就回到加拿大。這篇文章過了40年終于翻譯成中文，里面也講了技術偏見。

　　斯邁思這篇文章本是當時作為國際社會主義家庭內部兄弟之間的批評，通過中國領事館轉交給當時的中共中央副主席。斯邁思認為，中國不要學西方搞“單向電視”，就是今天大家熟知的大眾傳播模式，由一個中心向外面發布的電視系統。他建議中國走另一條路，發展為工農兵服務的“雙向電視”，象大字報一樣，讓基層的工農兵用電視發生互動。單向電視的偏見在于它主要是資本主義體系內解決消費問題的工具，因為資本主義工業體系解決了生產問題，但解決不了有效消費問題。單向電視的一個技術偏見，就是讓你去買你根本不需要的東西、根本不需要的功能。這是斯邁思建議。《自行車之后怎么辦?》和剛才提到的技術偏見，有很多的勾連。

　　劉巖(對外經貿大學中文學院)：我的問題和林品剛才提的問題有關，剛才林品說的是兩種新窮人——小資白領和新工人之間的鴻溝，這里可能還有一個問題，這兩類勞動者的話語權是不平等的，或者說是有差異、不平衡的。

　　剛才聽您說到老工人利用新媒體作為自組織的方式，有一種震驚的感覺，因為完全沒有想到，利用新媒體是從老工人，也就是原國企工人開始的。我知道新工人用新媒體組織和聯絡，但沒想到在老工人抗爭的階段就已使用新媒體了，比中產或白領要早得多。但是呈現在公共話語空間，卻是白領、中產在新媒體上的話語，以至于主流文化和傳統媒體不得不進行回應，比如林品研究的屌絲，很快也在傳統媒體上出現了。用文化理論的術語來說，屌絲、白領，這一類新窮人似乎是在葛蘭西所說的霸權空間當中活動的，主流文化對他們的態度是吸納、規范和引導。而在我的感知中，似乎工人的話語還沒有進入到這個空間，像您剛才說的，當他們試圖利用新媒體發聲的時候，往往被很粗暴地封掉、關掉了。

　　那么我的問題就是說，工人階級，無論老工人還是新工人，當他們運用新媒體時，是否已經進入了公共話語空間?或者，他們有進入這種空間的可能性嗎?

　　邱林川：這也是我最近一年半思考的問題，還在尋找答案的過程中。你講的第一個看法我同意，有很多工人自組織的情況進入不了公共空間，不光工人，農民、少數民族也一樣。因為沒什么市場價值，對權力也沒有太大的服務功能，所以這恐怕是大眾傳媒，特別是以城市精英階層為對象的大眾傳媒存在的偏見。反正工人消費能力低，根本不把工人作為潛在的服務對象和讀者群。工人只是獵奇的對象，媒體再現出來，有一個王寶強的形象就夠了，其他都是買不起車、買不起房的人，媒體干嘛為這些人服務啊?

　　在這種情況下，沒有商業媒體直接占領，工人自己創新的文化空間反倒變大了。工人生成內容WGC我分了八類，里面其實充滿了灰色地帶，從最純粹的自組織到完全依附霸權空間，大致說有三個向度：一，它是個人行為還是集體行為?工人和其他階層不一樣的一點是團結的概念，團結起來，有了群體，能力才更強。二，是否想解決現實問題，是不是發生沖撞就去爭取改變?三，是否能帶來效果?比如討薪，到底討來了沒有?

　　工人生成內容里，有完全是個體的，不想改變社會現實的，也沒有任何賦權效果的，這就還是傳統霸權下的UGC(用戶生成內容)。從最理想化的WGC到最有問題的UGC，有八種組合方式。大部分時候，純粹講數量的話，多數工人還是在霸權空間里。我們看到工人“跳樓秀”，或討薪時工人跳“江南style”，去年網上能找到十多個跳“江南style”吸引媒介注意力的視頻，它們能上報，但沒有一起成功討薪的。真正討薪成功還是要組織起來。

　　還是剛才說的，第一步是在這個體系之外建立哪怕是很小的群體，能自力更生存在下去，之后再去挑戰、改變霸權。這是一個辯證關系。有效果的確實很少，但如果大家帶著這樣的問題意識，沿著這樣的理論導向去找，肯定能發現更多的、更有意思的事。我同意，不光大眾媒體有偏見，網絡公司也有偏見，所以我們看到的這些是星星之火。燎原是潛在的可能性，但什么都有潛在的可能性，不應過分夸大。現在來看，恐怕是被滅的星火遠遠多于能夠燎原的火星的。

　　鄭以然(首都師范大學文化研究院)：我接著劉巖老師的問題請教一下二位老師，因為我也感到這兩種新窮人表現出的差別性。我主要追問的是，我們“往下看”，那些工人在使用新媒體時，是不是形成了比較明確的自我意識呢?大家知道，在現在這個自媒體流行的時代，個體的自我意識被廣泛喚醒的，而對于這些學會并慣用現代科技的工人階層來說，他們的自我意識是不是和以前有所區別呢?剛才邱老師提到科幻小說，我也想到一個科幻小說中很震撼的場景。在劉慈欣的《三體》里，秦始皇用人列方陣來實現計算機的二進制運算。他讓千千萬萬人站成隊列，每個人代表一個0或者1。秦始皇旗子一揮，一個人就從1變成0，或者從0變成1，從而構成了計算機程序所需要的編碼。在這個很有象征意味的場景里，每個人是沒有主體意識，是完全被機械化的;甚至每個人都稱不上是一個機器，只是機器的一個螺絲釘，是程序里的一個數碼。剛才大家提到的詩人許立志，我非常喜歡他的詩，跟魯獎詩人周嘯天的“不爭饅頭爭口氣”有天壤之別。而剛才慧瑜提到，許立志是一個數碼人，一方面他在現實中在富士康工作，是一名電子信息產業的工人;另一方面，他的詩作是借助我們這個微時代的信息工具傳播的。從許立志的詩里我們可以清晰地看到他的自我意識是什么樣的，無論是象征自身歸宿的“一顆螺絲掉在地上”，或者是他很有后現代意味的“一顆花生的死亡報告”——照搬了花生醬的使用說明來影射花生的命運;這兩首詩把個人比喻成是螺絲或者花生，都反映出最底層的民工的悲傷絕望的情緒，一種渺小無力感。在許立志自殺以前，我不知道這位詩人，而他自殺以后，借助知識分子的流通渠道，他的詩廣為人知。也就是說，他的話語權是借助其他渠道實現的，而且是在他的有生之年以外獲得的。那么這類人他們怎么行使自己的文化權利呢?剛才王老師也提到“網民”其實是一個很籠統的概念，網民其實是不同種類的人，每個人背后都有自身不同的社會經濟背景。像“碼農”，他們受過高等教育，很多屬于中產階層;而另一些像“碼奴”、“碼畜”，他們其實是相對沉默的，這些人怎么行使他們的文化權利?我不是很確定。我知道邱老師做了大量的第一手調查工作，所以我也想知道，農民工都去上網，但是他們在網吧具體都做什么呢?他們是不是有自主的表達自我意識的行為呢?

　　張磊(中國傳媒大學)：我有一個感受，就是對勞動這個問題越來越思考不清楚。最早馬克思只考慮物質勞動，連辦公室工作都不算勞動，但后來知識勞工成為焦點(比如奈格里的關注點)，我知道維佳以前研究過記者的勞動，女性主義把家務活動也當做勞動，甚至受眾看電視也成了勞動。網絡時代，網絡使用者的勞動更帶來了各種流行概念，包括immateriallabour、digitallabour、e-work等，甚至包括邱老師說的playbour(玩樂勞動)。所以我想提一個問題，如何界定“勞動”，如何尋找它的本質特征?它是物質性，還是非物質性的?是付酬的，還是非付酬的?是一種參與式，還是一種獨創性的?應該怎樣理解勞動的性質?

　　季芳芳(中國社會科學院新聞與傳播研究所)：我博士論文研究的就是互聯網的控制問題，指向互聯網的公共性。我論文有一章討論了政府與互聯網的關系問題。確實，我們討論國家角色，不能將國家當作一整塊，不同政府部門在文化資源配置和政策制定方面是存在差異的。

　　今天我們聽到兩個故事：一個故事有關新自由主義，另一個和勞工有關。接著邱老師的思路，我們不僅有WGC(worker-generatedcontent)，可以有WGC (woman-generatedcontent)，也可以有CGC(children-generatedcontent)，而這種“自下而上”的內容生產，其實也是一個開拓公共文化話語空間的過程。我的問題和國際團結有關，邱老師在我們所講亞洲世紀的時候沒展開講，我想借今天這個機會，請邱老師講講國際團結，介紹一下南亞或是非洲的相關經驗。謝謝。

　　王愷文(北京大學中文系)：佳山師兄剛才說的國家權力問題，在國家改革過程中，具體包括審查問題，需要協調各方利益關系。但是有一個問題，在權利博弈中，信息的受眾，不管把它定義為用戶、還是消費者、還是勞工，他們的權益是沒辦法保證的。比如說，騰訊前兩天剛買了美國HBO的作品版權，我們都知道HBO的片子在國內根本不可能完整播放，正版引進時必然會大量刪減。在這個過程中，受眾觀看作品的權益究竟如何得到保護?普通受眾面對騰訊這樣的超級資本，處于極其弱勢地位，不論是傳統意義上的窮人，還是邱老師說的新窮人和藍領工人，都只能被動地接受結果。在國家協調資本和政治力量的過程中，普通的民眾都被排除在博弈之外，沒有話語權。我的問題就是，在這種情況下受眾或者用戶、新工人、新窮人，他們的自由和權益怎么樣才能得到保護?

　　李云雷(中國藝術研究院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研究所)：維佳說的那個我挺感興趣，你提到新媒體和政黨控制之間的關系，周期越來越短。包括汪暉老師寫的“代表性斷裂”那篇文章，我覺得在這樣一種新媒體的環境下，是不是政黨政治或者政治的形式也可能發生變化，有沒有可能發展出一種新的政治形式、新的政治組織形式?這個問題也跟邱老師的問題相關，“新工人”或者“新中產”這樣兩種“新窮人”，他們作為兩個主體有沒有成為推動歷史實踐的可能性?另一個問題，我們剛才討論沒有把“舊窮人”——我們經常提到的農民或下崗工人等納入討論。那么，在新工人和舊窮人之間有沒有形成一種政治意識，或者是階級意識，有沒有推動新的政治形式或者組織方式的變化。這是一個很大的問題，因為我們中國整個20世紀，西方更早，都是政黨政治，在“政黨政治”中，一個政黨以自己的政治主張代表一部分人，與另外的政黨競爭參與國家的管理，形成這樣的一種政治形式。剛才維佳說不同政黨政治主張差不多，汪老師說“代表性斷裂”的問題，這樣一種新現實與新經驗，對我們已經習慣了的政黨政治是一種挑戰，那么在這種情況下，怎么以新的工人，新的窮人和舊的窮人為主體，發展成一種新的政治形式，是不是有這種可能性?

　　蓋琪(首都師范大學文化研究院)：這個領域和我稍微有點距離，但是我也非常關注，所以今天也獲益匪淺。我提的問題和邵老師提過的有點相似，其實是一個關于“1984”和“美麗新世界”之間關系的問題，但是這個問題在諸位的發言和討論中已經被進一步復雜化了，剛才佳山又拋出了表面上是國家權力，其實背后是經濟利益糾葛的問題。所以我還是要回去再好好消化一下。因為開始在王老師講的過程中，比較多提到賽博迷思和新自由主義之間的關系，我當時覺得是不是在這里面“1984”被有意無意的忽略掉了，但后來佳山發言之后，我感覺回去要再整合一下。

　　陳國戰(首都師范大學文化研究院)：雖然時間已經很緊了，但我還是想趁這個機會向邱老師表達敬意和感謝。在寫博士論文的時候，邱老師的那本《新媒體事件研究》讓我受益匪淺。剛才邱老師和維佳老師都講到了烏托邦問題，維佳主要講烏托邦迷思是怎么產生的，邱老師主要講烏托邦是怎么破產的。由此我想到一個問題，即烏托邦可能還有另一種破產方式。剛才邱老師提到那些網絡事件，工人通過新媒體自我組織和抗爭，可能只是新媒體事件中的一種類型。與此同時，還有另一類新媒體事件可能更具社會影響，即那些主要由非直接利益相關者的圍觀所引發的新媒體事件。有研究表明，這已成為當前中國最主要的網絡抗爭類型。這類新媒體事件的公共意義是什么?有人曾提出“圍觀改變中國”的口號，事實證明，過于樂觀了，也是一種烏托邦迷思。鮑曼曾提出一個概念，叫“衣帽間式的共同體”，其成員只是臨時湊在一起，在公共事件熱度減退后，就一哄而散了。今天很多新媒體事件越來越像這種“衣帽間式的共同體”，其公共意義是非常可疑的。與此相關，我們還正在見證一種新的產業，即憤怒產業的興起。很多網絡媒體發現，一些社會事件越是能激起人們的憤怒，就越能獲得人們的關注，越具有消費價值，于是，它們開始不厭其煩地生產這種新聞。對于公眾來說，他們對于這些公共事件的圍觀，也更多是持一種消費的態度，滿足的是他們宣泄情緒的需要。最為典型的例子是前些年韓寒、李承鵬等人的博客。因此，公共事件的消費化，也是早期的數碼烏托邦迷思破產的另一種方式。

　　李雷(中國藝術研究院研究室)：大家主要是從社會學或大眾傳播學角度來談論新媒介時代勞工階層的文化權利變遷問題。我想從藝術創作與藝術接受的角度來簡單談一下對這個問題的認識。

　　新媒體時代，媒介環境的變化以及新媒介的平等開放、低門檻和快捷交互等特點，使草根階層獲得前所未有的接觸藝術、創作藝術的機會和可能。他們可以隨時將自己拍的照片、視頻，創作的音樂、小說等上傳和分享至微博、微信等自媒體平臺。剛才大家提到的打工詩人許立志，之所以能被發現，很大程度上得益于互聯網平臺。在這個意義上，博伊斯所謂的“人人都是藝術家”的時代似乎來臨了，或者說，新媒體技術為當代社會創造了一種“人人都是藝術家”的審美烏托邦。撇開草根階層藝術作品的品質不談，單純的這種機會與可能性的獲得，也是一種藝術民主的進步，不僅可以滿足廣大草根渴望展示自我、尋求認同的心理，也可以實現他們的藝術表達與審美訴求。但這種看似美好的眾生平等的“審美日常生活化”景觀，事實上存在著諸多問題。其中比較突出的是新媒介帶來藝術資源巨大豐富的同時，也導致了信息泛濫，這給底層群體的藝術接受造成了巨大的選擇困惑。而且這些免費的、泛娛樂化的藝術資源潛存著對大眾多元審美趣味的抹平，從根本上講，并不利于大眾藝術審美能力的提升。所以，對于媒介技術可能存在的異化與霸權，我們需要好好地予以反思和批判。

　　王維佳：問題太多，有點暈了。我印象比較深的，第一個是云雷的問題，關于媒體和政黨關系問題。我說政治的媒體化問題和原來自由民主制的政黨議會體制的沖突是顯而易見的，以互聯網新技術手段構建參與式民主，現在看確實沒什么方案，也要靠不斷的實踐來摸索和闡釋。但是我這里想補充一點，就是大家別忘了中國的體制。中國的領導人選拔機制和政策運行機制是基本隔絕在媒體邏輯之外的，人們常常用專制或者缺乏媒體表演能力來對中國的政治體制作出負面評價;但是如果換一個角度，不受冷戰思維和中產階級消費思維的限制，我們就會發現這是中國政治的一個獨特特性。換句話說，當前西方社會，特別是美國社會所遇到的民主媒體化、政治媒體化問題，中國是沒有那么嚴重的。當然，現在的趨勢，也是逐漸向媒體邏輯靠攏。比如各種應對媒體的培訓、公共關系培訓等等，這些無非是一些自以為是的知識分子要幫助政府，改變政治時間、應對媒體時間。地方政府宣傳管理的公關性質越來越強，但是中國基本政治體系的運轉，很多還是在商業媒體覆蓋面之外，這個是很有意思的現象。我只能提供到這，究竟我們該產生什么樣的新的政治模式?這是可供進一步討論的問題。

　　還有一個劉巖老師提到的公共討論和身份認同問題，我覺得這是一個很復雜的事。我關注工人不多，以前關注過一點農民和農村的變化。這些年來，隨著市場機制、現代機制的進入，農村原來的宗族約束機制崩潰了，穩定的社群生活和相互監督機制也逐漸解體了。所以現在我們在所謂“公共空間”，這些知識分子接觸到的傳播途徑中，能聽到的農民的聲音很可能是可疑的，很可能是缺乏代表性和群眾基礎的。在這個意義上，不能單純講發聲問題，單純講發聲機會，還要看社會基礎，看話語的具體內涵。如果底層都是在現代都市傳媒和知識分子影響下，講一套個人權利和利益分配的話，他們跟新自由主義主流話語的區別和張力就是十分有限的。這些年有一些農村運動，少數農民和都市知識分子之間很快達成共識，利用公共知識分子的影響力，達成自己的經濟利益目標;而知識分子則把農民塑造成強權壓制下追求人權和個人權利的群體，完全形成了皮格馬利翁效應。這些問題都不是在發聲渠道和發聲機會的簡單命題下可以解決的。

　　張磊老師說的勞動問題。馬克思在《資本論》中區別了抽象勞動和具體勞動這對概念。他說，可能很多勞動表面上看形態區別很大，比如新聞生產中，你是做編輯記者，還是印刷工人，具體勞動都不一樣;但是從抽象勞動的角度看，都付出了心血和汗水。邱老師講數字勞工，我原來做的新聞記者勞動的研究，都是在抽象勞動意義上講的。抽象勞動的分析角度之所以有意義，是因為具體勞動中的專業主義問題、技術問題、行業倫理問題、腦體分家問題會限制我們從生產機制、權力分配等角度更深刻地理解社會的政治經濟狀況。在抽象勞動意義上，沒有腦體分化，我們都是勞工，都在一定的勞動控制和生產流程上勞動。馬克思說這是他最偉大的發明，這是個挺有深意的區別。

　　邱林川：同意維佳講到的馬克思的區分。馬克思是不分物質勞工和非物質勞工的。他還強調，勞動是生產價值的活動，對于價值來說，最重要的是使用價值，不是交換價值。現在社交媒體網絡里進行的多是交換，最后如果根本沒人使用的話，實際就是浪費。所以馬克思主義分析的勞動，最后還是要回歸到生產有效的使用價值。

　　前面講到許立志，我也看他的詩，除了螺絲和花生的意象，還有“月亮”的意象，都令人感動。當年的盧新，是2010年富士康第6跳，也是詩人。他有首詩寫他對南半球的向往，和許立志筆下的月亮有很多相同的地方，都涉及您剛才提出的自我意識問題。這些打工詩人有他們難能可貴的偉大之處，但他們中不少人也不過是你講到的秦始皇人形方陣里的一個，他們在這樣一個葛蘭西意義上的霸權文化空間里進行創造，最后不可能自圓其說。

　　所以講自我意識恐怕還是應當回到從自發到自為的經典框架。這里更多的不是一般意義上的“自我”，而是能自圓其說的，特別是對勞工階級而言，包括舊窮人在內的勞工，對他們都能自圓其說。這個“自我”應該是群體意識、集體意識、階級意識。建立尊重勞動、勞工團結的主體性，這樣才可以自圓其說;幫助建立這樣的群體意識，也是有機知識分子應該去做的。

　　簡單說說團結和新政治的問題。舊窮人和新窮人是個多重身份，下崗工人或農民工既是舊的，也是新的。只不過因為最近大家討論汪暉老師這篇文章，所以有這樣的提法。答案在哪里?維佳說沒有具體答案。我倒帶了一個具體答案來。

　　最后一點時間插播廣告。我手里這部手機叫“公平手機(Fairphone)”。首先聲明，我沒拿他們一分代言的錢。這是家荷蘭阿姆斯特丹的社會企業，2013年1月份成立。這部手機也用安卓系統，里面的稀有金屬鉭也來自剛果，但這家社企和剛果的民間組織合作，保證他們拿到的鉭是干凈的，即在開采提煉過程中不骯臟地使用奴工。公平手機的組裝也在中國，在重慶的“國虹”生產。這里雖然也依賴農民工，但工人都來自重慶，不用出遠門，回家方便，離他們的社會支持網絡很近。

　　這部手機300歐元，不便宜。我前段采訪他們，他們現在供不應求，只賣給歐洲消費者。他們有很多很棒的理念。大家想了解可去他們網站fairphone.com。他們希望通過做手機建立一個平臺，讓愛好社會公平正義的消費者可以自己“編程”，比如設計的時候盡量延長手機使用壽命，不像一般品牌機那樣，設計的時候使用壽命就只有一兩年，逼你每隔一兩年就要買新手機。這樣減少對自然資源的浪費，也不用對組裝線上的工人造成不必要的工作壓力。銷售模式方面，公平手機不是一下子生產10萬部，然后靠廣告轟炸推銷手機。比如它一批生產58714部手機，因為網上有58714個定單，主要靠口口相傳和社交媒體營銷，所以，不會生產出來賣不掉。

　　這是個社會企業，市場上有競爭力。荷蘭的運營商也開始用公平手機做定制機了。這樣的嘗試適合在歐洲推廣，部分因為他們對互聯網時代文化權利的討論已達到一定高度。他們參與公共政策、參與資本運作，背后有基金會支持。機構負責人凡·阿貝爾(Basvan Abel)有句很棒的話，我想用來作為今天的結束。

　　他說：“甭去解決問題，去創造新的現實”(Don’t solve the problem but create a newreality)。先有個小根據地，小的社會企業。去年1月份他們開始的時候只有5個人，今年9月員工增加到30多人。這樣由小到大，他們把非洲工人、中國工人、歐洲的消費者，還有社交媒體的WGC都聯系在一起。雖然非洲的工人還是舊窮人，但他們也可以參與到這個新的政治經濟組織形式里，成為新型團結網絡的一份子。這些我們以前想象不到，但人家已經開始做了，開始打破數碼勞工的各種界限，重新設計、重新“編程”出一個新的全球網絡經濟，這也是全球網絡政治實體。

　　我們作為關心勞工、關注文化權利的知識分子， 應當推介這樣的實踐，對它進行深入研究。謝謝大家。

　　張慧瑜：感謝邱老師和維佳老師，也感謝大家的熱情參與，時間有限，今天就到這里吧。這次論壇有一個很重要的關鍵詞是勞動，這是我們之前討論文藝問題很少涉及的主題。就像今天下午的會議，速記員付出了一下午的體力勞動，很辛苦，我們在座的各位朋友也進行了一下午的勞動，我們都是勞動者。

　　可是，在我們這個時代，勞動是最不值錢的，不管是體力勞動還是腦力勞動，相比資本性收益來說都微不足道。互聯網產業與資本、與腦力勞動者和體力勞動者都相關，如何在信息時代重新提出、思考勞動問題，值得我們進一步關注。借用邱老師的話，青年文藝論壇也是一個小小的根據地，歡迎新老朋友繼續關注青年文藝論壇。謝謝大家。

　　(根據速記整理，經過本人校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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