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小川
“海歸”從政始自清末，輝煌于民國，黯然于“文革”，復興于當代
他們影響了中國國際化進程，同時又陷入了巨大的爭議漩渦之中
2011年是值得紀念的一年——留美幼童出海140周年，辛亥革命100周年，中國入世10周年——三個看似不相關的事件背后，活躍著一個共同的群體：“海歸”。
百多年前，他們的舉動曾關乎中國社會的發展，亦使這個古老民族放眼世界，蠕動前行。隨后，又倏忽間在中國社會中消失了，并成為諸多可怕字眼的代名詞。
隨著中國改革開放進程的推進，一批“海歸”重新開始登上中國的商界、政壇，并跟歷史開玩笑一般，成為一支廣受關注的力量。他們是一個神秘的部落，是時代的寵兒，也一直是社會的焦點所在。因此，關于他們的故事，精彩而刺激。
尤其是最近兩年，安徽、廣東等省又推出新規，延攬“海歸”進入政府高級管理職位。一度熱議的“海歸從政”話題再度升溫。
那么，“海歸”的加入，究竟能給中國的政治帶來什么樣的新氣象呢?
《世界博覽》雜志嘗試著通過橫向梳理現在幾個“海歸”高官群體對中國國際化的影響和縱向梳理近百年來“海歸”對中國現代化的影響，從沉重中作出清晰的回答。
留學歐美的共同經歷讓他們成了中國政壇上一個獨特的群體中國與世界的“翻譯者”
他們一方面推動了中國國際化的進程，另一方面又陷入了巨大的爭議漩渦之中。
中國人民銀行行長周小川再次被置于輿論臧否的風口浪尖。
易綱
2011年6月2日，美國《華爾街日報》網絡版的一篇題為《周小川為人民幣改革巧施木馬計?》(Were China’s Leaders Conned?)的文章援引北京知情人士的話報道說，2009年，周小川成功說服中國領導人批準了他的人民幣國際化構想，他之所以能夠成功，一個重要的原因是，他運用了一種特洛伊木馬策略，利用經濟民族主義的說辭來推行自己的議事日程，通過使人民幣更依賴市場力量而不是行政命令，最終實現國家放松對經濟的控制。
但是，中國人民銀行貨幣政策委員會委員、清華大學金融系主任李稻葵認為，上述說法是一種過于高明的解釋，如果周小川真有如此精明的話，他早就能夠避開國內對他眾多的政治攻擊了。
最近幾年，屢遭國內政治攻擊的高級官員不惟周小川。此前，一些人口中的龍永圖亦曾經歷了從“民族英雄”到“賣國賊”的轉變。而他們被攻擊的一個重要“把柄”是，他們對中國經濟國際化的現狀“居功至偉”;與此同時，批評者還總是不忘提及，他們均有著海外留學的經歷。
從美國“拿來”股票市場的留學生
2001年下半年中國股市的暴跌，以周小川為首的“海歸派”不顧中國證券市場的發展現狀和改革承受能力，單兵冒進推行改革，應承擔直接責任。
周小川的官方簡歷沒有提及他的美國修學經歷，但是絲毫不妨礙外界視之為中國省部級“海歸”高官的代表。
2008年3月28日，中國證券市場研究設計中心總干事、《財經》雜志總編輯王波明通過財經網撰文回憶說，是一群留學生締造了中國股市。最初參與中國股票市場設計的主要是八名留美學生——王波明、高西慶(先后出任證監會副主席、全國社保基金理事會副理事長、中投公司總經理)、王巍(萬盟投資管理有限公司創始人)、李青原(先后擔任證監會國際部主任、證監會規劃委辦公室主任)、劉二飛(美國美林(亞太)有限公司董事總經理兼中國地區主席)、茅桐、王大偉和盛溢。直到1988年7月8日開完“萬壽賓館會議”，一群留美歸國人員開始起草《中國證券市場創辦與管理的設想》(即業內俗稱的“白皮書”)之后，周小川才參與進來。當年11月9日上午，周小川還與高西慶、王波明及留美歸國人員時任中國新技術創業投資公司總經理的張曉彬一起進入中南海國務院第三會議室，向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國務院副總理兼中央財經領導小組副組長姚依林及國家經委、體改委、財政部和央行的領導人匯報了工作。
此時，周小川的官方身份是對外經濟貿易部部長助理、國家經濟體制改革委員會委員，而且1990年12月深圳證券交易所和上海證券交易所正式掛牌之后，周小川沒有參與跟證券有關的工作，而是轉任了中國銀行[3.10 -0.64% 股吧]副行長。
張新
2000年年初，周小川正式進入他曾參與“助產”的證券行業。他被宣布出任中國證監會第四任主席當日，滬深兩市大幅高開。市場的積極反應似乎預示著，他會有一個輝煌的任期。2001年7月，他還獲得了就任證監會主席以來最重要的一項國際榮譽——被美國《商業周刊》評選為亞洲“決策者之星”。評選詞稱，自他履新以來，證監會出臺的一系列引人注目的改革措施——諸如變“審批制”為“核準制”、引進國際會計準則、出臺“退市令”、對操縱股價的違規行為進行嚴厲處罰等——使得中國的證券市場在深化改革、加強監管和規范化建設方面前進了一大步，越來越像美國的“華爾街”而非賭城“拉斯維加斯”。
然而，壞消息接踵而至——2001年7月26日，亦即國務院發布《減持國有股籌集社會保障資金管理暫行辦法》一個半月之后，上證指數[2664.28 -1.52%]開始暴跌，一直從2001年6月14日的2245點跌至2005年6月6日的1000點。
業內人士事后總結說，2001年下半年中國股市的暴跌，固然是中國證券市場充滿著操作欺詐，積重難返的必然結果，但是，以周小川為首的“海歸派”不顧中國證券市場的發展現狀和改革承受能力，單兵冒進推行改革，則應承擔直接責任。
從此，“不懂國情”、“照搬照抄”成了“國情派”攻擊“海歸派”最主要的論點。
2002年11月5日，中國證監會和中國人民銀行聯合發布《合格境外機構投資者境內證券投資管理暫行辦法》，繞過新興資本市場國家或地區先設立“海外基金”(臺灣模式)或“開放型國際信托基金”(韓國模式)階段，直接允許境外機構投資證券交易所掛牌交易的A股股票、國債、可轉換債券、企業債券及中國證監會批準的別的金融工具。
53天之后，周小川離開中國證監會，轉任中國人民銀行行長。
人民幣匯率的解放者?
一批和周小川一樣有著留學英美的經歷、能講一口流利的英語、熟悉西方經濟學理論的人逐漸占據了中國人民銀行的重要位置。
出任中國人民銀行行長后，周小川擔任中國銀行副行長和主管外管局工作的央行副行長的經歷引起了海內外輿論的高度關注。因為他擔任中國銀行副行長期間，中國銀行還是中國的外匯專業銀行，與另外三大國有專業銀行相比，管理制度與業務同國際接軌更緊，而且正是從1994年起，中國開始實行以市場供求為基礎的、單一的有管理的浮動匯率制;轉任國家外匯管理局局長和主管外管局的央行副行長后，中國又成為了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第八條成員國，實現了人民幣經常項目下可兌換。所以，海內外不少觀察家認為，他是中國內地金融業內國際化觀念較強的人，期待他能在尊重中國國情的基礎上，更注重內地金融業與國際慣例的接軌。
李波
上任伊始，周小川的國際化觀念和國際性知識便遭受了嚴峻的考驗：中國大型金融機構從技術上來說已經破產(2001年，中國金融機構的不良貸款占總資產比例，官方表述是25%，國際評級機構的數據少則40%，多則50%以上);日本和美國頻繁向中國政府施壓，要求人民幣升值。
每個問題均不止一個政策選項，關鍵是政策當局如何選擇。
周小川主導的中國人民銀行沒有立即給出答案。
而此時，中國人民銀行內部的人事調整已經悄然展開。一批和周小川一樣有著留學英美的經歷、能講一口流利的英語、熟悉西方經濟學理論的人逐漸占據了中國人民銀行的重要位置，比較受外界關注的包括：2003年，美國伊利諾大學經濟學博士、北京大學中國經濟研究中心教授易綱被從貨幣政策委員會副秘書長兼貨幣政策司副司長提升為貨幣政策司司長，2004年7月又被提升為行長助理，3年后升任副行長兼外管局局長;2004年5月，美國哥倫比亞大學商學院金融學博士、北京大學中國經濟研究中心教授張新，留美經濟學博士李波和美國加州大學圣克魯斯分校國際金融學博士張濤“空降”中國人民銀行，分別出任金融穩定局副局長、條法司副司長和研究局副局長，三人目前已分別升任中國人民銀行上海總部副主任、主管匯率的貨幣政策二司司長和國際司司長。
2005年至2007年，中國人民銀行終于公布了對上述兩個問題的答案。
2005年7月21日晚7時，中國人民銀行突然發布《中國人民銀行關于完善人民幣匯率形成機制改革的公告》，宣布從即日起，“開始實行以市場供求為基礎、參考一籃子貨幣進行調節、有管理的浮動匯率制度。人民幣匯率不再盯住單一美元，形成更富彈性的人民幣匯率機制。”同時，“美元對人民幣交易價格調整為1美元兌8.11元人民幣”，即人民幣對美元升值2%。
2006年至2007年，除中國農業銀行[2.71 0.00% 股吧]之外的13家國有大型金融機構，經過注資、包裝之后，集中上市。
突然宣布調整匯率制度和國有大型金融機構海內外上市，立即引發了業內廣泛的爭議。
2005年10月1日，香港中文大學工商管理學院教授郎咸平赴澳大利亞墨爾本發表演講時說，中國人民銀行的匯率制度調整存在四大致命缺陷：一是突然宣布調整破壞了政府信用;二是只升不貶的調整方式只會刺激國際炒家對人民幣不斷升值的預期;三是出臺太過草率，因為中國尚不具備對付國際炒家的能力;四是盯住一籃子貨幣比單純盯住美元使中國的匯率調整更加被動，因為盯住一籃子貨幣條件下，美國完全可以通過誘使第三國貨幣貶值的方式，間接迫使人民幣升值。因而，調整的結果是國際熱錢的大量涌入和中國制造業利潤被擠干榨盡。
2006年之后的事實似乎證明了郎咸平的觀點。
而國有大型金融機構海內外上市則直接引發了一場有關中國金融資產是否被賤賣的大爭論，中央民族大學教授張宏良與周小川、唐雙寧、吳敬璉之間的交鋒一度成了社會關注的焦點。幾年之后，人們爭論的焦點又轉移到了大型金融機構海外上市是否危及中國金融安全的問題上來，而對此，現實還沒有給出答案。
然而，爭論沒有動搖周小川匯率市場化改革的信念，只是他變得更加謹慎。他開始告訴外界：“人民幣完全可兌換好不好，資本市場完全對外開放好不好?對此不能輕易下結論。”“診斷具體問題并給出處方時，要盡可能避免矯枉過正而導致的超調，避免給下一次危機埋下導火索。”
張濤
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爆發、美元作為國際儲備和結算貨幣的地位受質疑，給周小川的改革計劃提供了千載難逢的機會。
2009年3月23～26日，亦即倫敦G20金融峰會舉行前一周，周小川連續發表三篇文章，倡議把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特別提款權(SDR)發展成為超主權儲備貨幣，逐步取代現有的國際儲備貨幣。
此言一出，立即引起國內外輿論的高度關注。多數評論者認為，周小川的言論只是借倫敦G20金融峰會召開之機，表達對美國貨幣政策的不滿，或者他的建議即便具有可行性，亦只是一種未來的選擇方案。
然而，周小川的真正用意并不在此。只需對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特別提款權所設定的規則稍加梳理就可以發現，周小川提出此建議背后的邏輯是，既然美元作為國際儲備貨幣不值得信任，那就應該用新的國際儲備貨幣取而代之;超越主權的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特別提款權顯然是一個很容易被大多數國家接受的選項;而中國 1994年就已經成為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第八條成員國，特別提款權地位的提高就意味著人民幣國際化進程的加快;而人民幣國際化的前提又是，必須實現經常項目和資本項目可兌換。
一個利用國人對美國貨幣政策的不滿推進人民幣國際化進程，從而實現人民幣匯率市場化的改革路徑清晰可見。
倫敦G20金融峰會和匹茲堡G20峰會之后，超主權儲備貨幣問題漸漸淡出了中國人民銀行的論域，取而代之的是雙邊貨幣互換進程的加快。與此同時，匯率制度改革亦在按照“部分可兌換-基本可兌換-完全可兌換”的步驟逐步推進。最新的消息是，周小川的學術密友、中國建設銀行[4.87 -0.61% 股吧]董事長郭樹清6月3日接受媒體采訪時透露說，未來5年內，能夠實現資本項目下人民幣的可兌換。
中國與世界經濟的“翻譯者”
參與“復關”談判第一年，龍永圖就遭遇了與世界沒有共同語言的尷尬。
當《華爾街日報》網絡版有關周小川的文章被各大網站廣泛轉載的時候，龍永圖登上了大連一家地產公司特別為他策劃的一個經濟高峰論壇——《論道•龍永圖》，他演講的內容自然離不開“入世”談判。7天之后，他又要趕赴天津濱海新區，主持首屆“于家堡論壇年會”，年會的主題就是“中國入世十周年，金融開放回顧與展望”。
雖然龍永圖離開談判桌已經十年，但是多數公開場合，“入世”談判總是他繞不開的話題。
龍永圖
十余年參與中國“復關”/“入世”談判，不下五十次往返于北京與日內瓦之間，早已使他成了中國“入世”的代名詞。
而從1992年他被任命為外經貿部國際經貿關系司司長，開始參與“復關”/“入世”談判至今，他的角色經歷了從中國與世界經濟的“翻譯者”，到中國經濟融入世界經濟的推動者，再到經濟全球化的中國布道者的轉換。
龍永圖大學時學的是英美文學。1973年，28歲的他成了新中國向西方國家派出的第一批留學生之一，進入倫敦經濟學院學習了一年的國際經濟。與他同去的還有中國現任外交部長楊潔篪。
但是此后，龍永圖的職業長期和他留學時所學專業沒有任何關系，直到1991年一個偶然的機會改變了他的職業軌跡。
1991年下半年，中止了兩年多的中國“復關”談判重啟。
同年，聯合國開發計劃署署長訪問北京。此時，龍永圖剛剛從中國駐聯合國特約代表處回國。因為美國得克薩斯州出生的署長口音很重，聯合國開發計劃署駐中國代表處的翻譯聽不懂，他們就找到龍永圖，希望他充當一下聯合國開發計劃署署長與時任外經貿部部長李嵐清之間的翻譯。
龍永圖的翻譯工作顯然給李嵐清留下了深刻印象。事后不久，他就接到了去中央黨校學習的通知。3個月的學習結束之后，他便被任命為外經貿部國際司司長。1992年1月，他開始參與中國“復關”談判。
參與“復關”談判第一年，龍永圖就遭遇了與世界沒有共同語言的尷尬。
關貿總協定即后來的世界貿易組織經常被稱作“市場經濟俱樂部”，不言而喻，加入世界貿易組織最重要的前提就是必須承認搞市場經濟。然而，1992年鄧小平南巡講話之前，“市場經濟”一直是中國經濟領域的“禁語”。
中國當時的經濟體制被叫做“計劃調節與市場調節相結合的商品經濟體制”。對此，普通的中國人都能心領神會，但是，中國“入世”談判的對手卻無法理解：第一、他們不能理解什么是商品經濟;第二、他們不相信計劃調節和市場調節可以結合。
從宏觀層面無法說清楚，中國貿易談判代表團受一位資深的美國駐華外交官的啟示，又改從微觀層面，即企業運作層面進行講解，因為他們認為，企業是國家經濟的細胞，一個國家的經濟運行體制可以從企業的運行體制中體現出來。為此，他們還從北京請了一批研究企業管理的專家去日內瓦，跟談判對手解釋那位美國駐華外交官的疑問：中國報紙有關企業運行機制的報道說，廠長是中心，書記是核心，兩心變一心，那么兩心是如何變一心的呢?但是，北京專家的解釋反而讓談判對手更加糊涂。最后對方說，你只需告訴我，你們搞不搞市場經濟?
此路不通，時任外經貿部部長李嵐清就和龍永圖商量：能否提出中國的經濟體制是有計劃的市場經濟體制?談判對手倒是欣然接受，但是回國向中央匯報時被否決了。
1992年春天，鄧小平南巡講話，承認中國要搞市場經濟，中國貿易談判代表團才終于找到了與世界對話的共同語言。
陳竺
代表中國的談判者
現在談判中廣泛使用的“雙贏”一詞，據說最早就是由龍永圖舶入中國內地的。
1997年2月，龍永圖升任外經貿部副部長，兼任中國“入世”首席談判代表。而兩年前，世界貿易組織正是取代了“臨時適用”的關貿總協定，成為一個永久性的正式的國際貿易組織，協調范圍從貨物貿易擴展到服務貿易和與貿易有關的知識產權等領域。因而，此時的談判就由“復關”談判變成了“入世”談判，而談判的范圍亦相應擴大。
談判范圍擴大的直接后果就是，國內外參與利益博弈的部門大大增多，談判難度隨之增加。
一方面，中國談判代表團的規模急劇擴大。“實際上各個部門參與的談判代表,一個方面是代表我們中國談判,說得難聽一點,一方面是監督龍永圖是不是出賣了他們部門的利益。”龍永圖后來回憶說。
另一方面，談判對手，特別是美國貿易談判代表團，列出了一長串問題清單，雙方討價還價最激烈的就有八個：一是農產品[15.54 -3.78% 股吧]市場開放、出口補貼和國內的農業支持問題;二是資本市場的開放問題，當時中國代表團堅決不承諾開放A股等資本市場和實現人民幣的自由兌換;三是保險業開放問題;四是電信業開放問題;五是銀行業開放問題;六是汽車業開放問題;七是反傾銷條款和特殊保障條款;八是外資外貿經營權問題。
龍永圖后來接受媒體采訪時，反復強調：“談判是一門妥協的藝術，是形成共識的過程。”據說，現在談判中廣泛使用的“雙贏”一詞，亦是他最早舶入中國內地的。
龍永圖的話是有所指的。
1999年4月，龍永圖告訴正在訪美的國務院總理朱镕基，中美之間最核心、最困難的談判難題——中國農產品貿易問題已經達成協議。朱镕基很高興，立馬宣布了這一消息。美國代表團為了贏得國會和企業界的支持,亦通過網絡披露了中美協議中對美國有利的談判內容。但是幾天后的5月8日，就發生了美軍轟炸中國駐前南斯拉夫大使館事件。國內一些人于是開始罵龍永圖是賣國賊，要求更換中國入世談判首席代表，而且開始懷疑龍永圖當初提出要用英文和美國人小范圍一對一談判的用意。
2005年之后，隨著過渡期的結束，入世的各種影響逐漸顯現，中國一些產業受到了外資的強大沖擊，特別是一波接一波的反傾銷浪潮，再次把龍永圖推到了究竟是“民族英雄”還是“賣國賊”的爭論漩渦之中。
龍永圖對此的經典回答是：“我既不是功臣，也不是賣國賊，只是代表中國做了一場談判。”
萬鋼
“所有問題的最后談判方案，不是哪一個部門哪一個人說了算，都是由國務院，甚至是中央決定的。談判到了最后，外經貿部已經起不了決定性作用。”時任外經貿部部長石廣生2009年接受媒體采訪時說。
2003年，龍永圖離開了讓他成名的外經貿部，成了剛剛成立一年的非政府組織——亞洲博鰲論壇的秘書長。“我去博鰲就是要建立一個大平臺，讓全球了解亞洲尤其是中國的崛起。”2006年，龍永圖接受北京一家媒體采訪時如此解釋他當初的選擇。
2007年，龍永圖聯手貴州衛視，推出了一檔談話節目——《論道》。他一次接受《南方周末》記者采訪時說，他要論的“道”，“就是怎樣使中國加快發展”，他要利用《論道》節目，對世界貿易組織的精神盡可能地再多做一些闡釋和說明。
《南方周末》給他此時的身份定義是：布道者。
具有國際化視野的技術官僚
陳竺的學術履歷與法國淵源頗深。而法國2000年被世界衛生組織認為是醫療制度最完善的國家。
與周小川、龍永圖從體制中出去，海外修學結束后又回到體制中的“海歸”高官不同，衛生部部長陳竺和科技部部長萬鋼則是從體制外“空降”到體制內的“海歸”高官。
2007年上半年，中國政壇最引人注目的事件當屬兩個非中共人士——萬鋼和陳竺出任國務院組成部門正職。
對于陳竺出任衛生部部長，國內輿論寄予了多重希望。
一些人期待他和萬鋼的“入閣”能給中國的政治、人事制度變革帶來新氣象。
另一些人則希望陳竺能利用他的專業知識和國際化視野推進醫療衛生體制改革。不少人通過網絡表達了他們的關注點：陳竺出任衛生部部長后能否加快醫療制度的根本性改革，徹底扭轉時下老百姓“看病難，看病貴”的局面和趨勢?能否革除公共醫療機構行公益之名、行巧取豪奪之實的流弊?能否讓衛生部摒棄部門利益，一切以公共利益為出發點和根本點……
2006年9月，由國家發改委和衛生部牽頭、14個(后增至16個)部委聯合組成醫改協調小組，新一輪醫改正式啟動。
2007年春節前后，醫改協調小組委托北京大學、復旦大學、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世界衛生組織、麥肯錫、世界銀行六家中外機構進行獨立平行的醫改方案設計;4月、5月、6月，又增加了北京師范大學、中國人民大學、清華大學-哈佛大學提出的三套方案。
“政府主導”還是“市場主導”，成為各套方案之間爭論的焦點。直到5月30日至31日八套方案(當時清華大學和哈佛大學合作提出的第九套方案尚未上報)齊聚釣魚臺國賓館“過堂”時，“市場主導”的聲音仍然占據著上風。
彼時，陳竺正在中國科學院副院長任上。
2007年10月17日至18日，國家發改委牽頭召開了南北兩大片區“醫改座談會”(亦即“1017會議”)，討論綜合了九套方案而草擬的新醫改討論方案，“政府主導”的觀點突然占了上風，“到2020年建立一個覆蓋中國城鄉全體居民的基本醫療衛生服務制度”的總目標和“堅持公益性”的改革主線基本成型。
“新一輪醫改啟動之時，衛生部主政的是高強，而醫改新方案成形之時，陳竺才上任不久，而且新方案是十幾個部委參與起草的，所以陳竺個人對醫改新方案的形成所發揮的作用很有限。”長期關注中國醫療衛生體制改革的北京大學光華管理學院教授劉國恩接受《世界博覽》記者采訪時說，“他所能做的主要就是推進新醫改方案的實施、制訂更完善的配套方案和建立更好的醫療衛生系統運行體制。”
陳竺1984年至1989年曾就讀巴黎第七大學圣•路易醫院血液中心實驗室，并獲得博士學位，回國后一直從事血液學和分子生物學研究，1995年以后，先后當選為中國科學院院士，第三世界科學院院士，美國科學院外籍院士，歐洲藝術、科學和人文學院外籍院士，歐洲科學院外籍院士和法國科學院外籍院士。
陳竺的學術履歷與法國淵源頗深。
而法國2000年被世界衛生組織認為是醫療制度最完善的國家。
陳竺出任衛生部部長后，法國是他出訪最多的國家。因為他的推動，中法醫療衛生機構展開了頻繁的交流與多領域的合作。
但是，中國人民大學衛生醫療體制改革與發展研究中心主任王虎峰接受《世界博覽》記者采訪時說：“中國的新一輪醫改很難說是借鑒了哪一個國家的模式。從醫療保險，到醫療服務體系，再到公立醫院改革，應該說，我們是根據中國的實際情況，博采了世界上很多國家的先進經驗，形成了中國自己的模式。再說，醫改是一個世界性難題，目前還沒有哪個國家的醫療衛生體制是盡善盡美的。”
王虎峰的說法或許正好說明，陳竺具有國際化視野的技術官僚的能量正在釋放。
新一批“海歸”正在中國政壇崛起
是非“海歸派”
專訪歐美同學會副會長兼商會會長王輝耀和中國現代國際關系研究院經濟安全研究中心主任江涌。
“海龜”已經成為中國政壇一股不可忽視的力量，而他們對中國國際化造成的影響仍然是一個眾說紛紜的話題。就此，《世界博覽》專訪了歐美同學會副會長兼商會會長王輝耀和中國現代國際關系研究院經濟安全研究中心主任江涌。
中國“海龜”從政者，多了還是少了?
《世界博覽》：海歸從政從中國歷史上看情況如何?
王輝耀：“海歸派”從政始自清末，輝煌于民國;黯然于“文革”，復興于當代。與歷史上的叱咤風云相比，當代“海歸”對中國政壇的最大貢獻是專業技能與先進理念。
綜觀中國近代歷史，“海歸”人士都在中國歷屆政府各個部門和機構中發揮了積極的和突出的作用。在孫中山先生組建的臨時內閣中，歸國留學生在9個部的 18名部長、副部長中占了15個席位。從1912年至1928年，北洋政府先后更換了32屆內閣，歷任國務總理和內閣成員中分別有41.93%和 51.37%的人為留學人員出身;其中20世紀20年代的24任外交部長幾乎全為歐美歸國留學人員。
中華民國成立后，留學歐美、日本的留學生先后歸國服務于外交界。據1935年版的《中國外交年鑒》記載，在外交部86名重要職員中，留學生出身的就有73人，約占85%。1948年出版的《中國當代名人傳》中，共收錄198名國民黨黨政軍要人，有留學經歷的就有88位，占44.4%。
留學生對20世紀中國共產主義運動的發展也有著重要而深遠的影響。從馬克思主義的傳播到中國共產黨的成立，留學生都發揮了極其重要的作用。中國共產黨和新中國的誕生，也同“海歸”結下了不解之緣。中國共產黨1921年7月1日召開成立大會，出席代表12人中有8人是歸國留學生，占2/3。中華人民共和國10位開國元帥中有6位在國外留學或工作過。中華人民共和國第一屆中央人民政府主席、副主席和政府委員共63人，在國外留學或工作過的有42人，占 2/3。中共第一代領導核心即時稱毛劉周朱陳林鄧的7大常委中，除毛澤東外，其余6人均有在國外學習和工作的經歷。中共第二代領導核心中，鄧小平曾經先后多年留學法國、蘇聯，他后來在中國對外開放和改革中發揮了決定性的作用。中共的第三代領導核心中，江澤民、李鵬、李嵐清等都曾留學前蘇聯，至于中央各部委及地方各省市負責人中留蘇(東歐)學生(如錢其琛、鄒家驊等)也有相當數量。
《世界博覽》：海歸從政在其他國家和地區情形怎樣?
王輝耀：眾所周知，近代以來，后進國家向先進國家派遣留學生的根本目的，是希冀他們學成歸來，把所學知識和本領奉獻給自己的國家。據統計，世界上擔任國家元首的，有留學經歷者達到95人，超過50%，即是一個有力的明證。即使在亞洲的許多國家和地區中，領導人由“海歸”擔任的也不在少數。大家熟悉的有日本前首相鳩山由紀夫，留學美國斯坦福大學;新加坡前總理李光耀，留學英國牛津大學;現任總理李顯龍，留學美國哈佛大學;香港特首曾蔭權，留學美國哈佛大學;香港政務司長唐英年、前政務司長梁錦松也都是留學生出身;澳門前特首何厚鏵，留學加拿大約克大學;臺灣前“行政院長”連戰，留學美國康乃爾大學;臺灣省前省長宋楚瑜也在美留學;臺灣現任領導人馬英九，留學美國哈佛大學等。據《亞洲周刊》報道，在臺灣的重要政治人物中，至少有8成以上都有留學海外的經歷。如今臺灣政治經濟文化界許多挑大梁的精英，擁有海外高等學歷者占很大比例。中國臺灣地區從上世紀70年代開始經濟起飛，也得力于一大批留美歸來的專業技術骨干和經營管理人才。海歸人士在戰后日本的政治經濟崛起和科技挺進中也扮演了重要角色，包括2003年諾貝爾物理學獎獲獎者小柴昌俊教授在內，日本多名諾貝爾獎折桂者就是不折不扣的“海歸派”，日本著名的戰略管理大師大潛研一，也是知名的“海歸”人物，是美國麻省理工學院的工科博士。
《世界博覽》：海歸從政高官目前在中國政府中所占的比重多大?
王輝耀：雖然不少“海歸”進入中國黨政組織擔任重要職務，但是目前中國高層領導中的“海歸”人數總體上看還是很少，和國際上特別是和亞洲許多國家相比還是少數。據美國布魯金斯中國問題高級研究員李成教授在2005年所做的一份研究，中國10屆人大這屆政府行政部門中，副部級以上的領導干部有581 名，其中有“海歸”背景的只有48名，比例只有8.2%。在中共十六大356名中央委員和候補中央委員中，有“海歸”背景的只有6.2%，和韓國、日本、東南亞以及港澳臺地區內閣成員中“海歸”占相當大的比例差距還很大。這顯然還不是十分適應全球化時代中國日益頻繁的國際交往與合作以及充分應對各種錯綜復雜的國際局面的需要。
“海歸”高官對中國的影響，究竟是利大還是弊大?
《世界博覽》：中國政府吸引“海歸”從政主要是基于什么考慮?
王輝耀：改革開放以來，隨著中國國家建設和國際化程度的加深，國家對“海歸”人士開始越來越重視。2007年全國人大和國務院通過了任命萬鋼和陳竺分別擔任科技部和衛生部部長，就是很好的跡象。
目前，回國的“海歸”已有70多萬人，他們中有許多中國急需的國際化人才，這對于中國正在迅速提升的國際地位，加強中國對外經濟政治文化的交往，提高國家政府官員的效率和執政能力，都有著十分積極的意義。從更廣泛的意義上講，“海歸”也應逐步擺脫以往對政治的冷淡心態，與國內各路精英一起，積極參與政府部門的推薦與招聘、身邊的社會公共事務，還可以以參政議政的形式，為國家、社區和大眾做出應有的貢獻。政協和人大也可以考慮一個“海歸”的界別，歐洲許多國家甚至允許還在海外的僑民成為國會的代表。
江涌：政府吸納什么樣的人，歸根到底還是根據能力來確定的。你的能力和你的一套理論在中國管用，符合中國的實際情況，那肯定是要唯才是舉。德很重要，否則可能是“危險品”。但問題在于，很多“海歸”連是不是“才”都很難說。跟自然科學領域衡量人才的能力和學術水平的標準不同，社會科學領域一向都有點說不清楚，衡量能力的標準相對簡單。有的博士回來根本就只是一個光環，很多假學歷現在都被發現了，商界有，比如唐駿，政界也有，只不過沒有像商界那樣被媒體炒得那么厲害。
的確，“海歸”高官對中國經濟影響深遠。但是在擴大對外開放、與國際經濟接軌的名義下，自由化、市場化、私有化、國際化等這些“華盛頓共識”被中國廣泛深入地貫徹與執行，也是當今中國經濟、社會問題與矛盾的源頭所在。多年來，我們基本不問“德”與“才”就給了財經“海歸”很多機會、很多榮譽、很高的地位。權利與義務應當對等，如今應當是施加相應的責任、約束的時候了。
《世界博覽》：“海歸”高官給中國政治帶來了哪些新東西?
王輝耀：以科技部部長萬鋼為例，他是近30年來第一位在海外旅居16年以上的“海歸”人士擔任正部級高官。以往各屆政府中，留學歸國人員出身的部長也有，如前教育部長周濟、中國銀監會主席劉明康、前科技部長徐冠華等均是留學歸國人員。但他們均是在海外留學后立即歸國或者短期工作后歸國，基本上屬于從體制內去又回到體制內的。而萬鋼卻是在海外留學6 年，工作定居10年后才回國工作的。這在中國以往的正部級干部任命上幾乎沒有先例。像萬鋼這樣海外留學和工作多年的“海歸”人士能擔任科技部這樣重要的行政部門部長，充分說明國家高層海納百川的寬闊胸襟以及對“海歸”人士的高度信任，對許多尚在海外的留學人員和“海歸”中占大部分的體制外的“海歸”有極大的現實意義和深遠的未來影響。
江涌：積極影響的很多，消極的也不少，“海歸”在不同的部門扮演的角色肯定是有不同的。在有的部門，“海歸”的力量很強，所以影響就很大，有的部門比較弱，所以影響就會小。現在在中國政府里“海歸”已經很多了，像發改委，財政部就有不少“海歸”，但是，這些部門里“海歸”不占有強勢，所以扮演的角色就不是太明顯。在財經部門特別是金融部門，比如在央行、銀監會，金融“海歸”就很強勢。
在這些部門，“海歸”已經形成了一個獨特的話語體系。據內部人士透露，在人民銀行里面，曾經有一段時間以說英語為榮，說漢語不行的，領導批閱文件，還時不時用英語。他們搞的貨幣政策，基本東西都是美國那一套。現在我們看來這一套東西在中國就有些水土不服。客觀上，的確給中國造成越來越大的麻煩，甚至是給中國造成一些經濟損失，比如貨幣主權的侵蝕與國民財富的流失。大家都知道“四大銀行”是國有資產，但是國資委管不了四大銀行。多年來，共同的價值與利益取向，在中國形成了一個極大極強的金融利益集團。為了強化集團的利益，當然集團利益和部門利益是結合在一起的，就搞一個“武大郎開店——不容高人”。當今中國金融領域的種種問題，中國經濟虛熱實冷，金融利益集團脫不了干系。
《世界博覽》：“海歸”高官所產生的消極作用是因為水土不服嗎?
江涌：我認為一方面是因為他們把海外的那一套完全搬過來，所以在中國就會水土不服。比如他們用的都是美國芝加哥的那一套自由主義的東西，這在中國肯定是不對路數的，就像當初以王明為代表的留蘇派把蘇俄的理論照搬到中國來，給中國革命造成了極大的損失一樣。現在，看看中國的宏觀調控，金融部門(比如人民銀行)全是按照美國的路數來搞的。他們一手拿著自由主義教科書，一手拿著統計部門的數據，就搞宏觀調控了，而理論與數據都有問題，所以房價越調越高，通貨膨脹越調越高，宏觀調控越調越亂。僅憑經濟常識，你就能感覺到他們搞的那一套是完全不行的。說起來，是因為他們不了解中國國情，一回國就當上高官，高高在上，脫離群眾，脫離實際，脫離國情。
《世界博覽》：“海歸”從政會成為一種潮流嗎?
王輝耀：海外研究中國大陸政治的學者認為，在西方國家留學過的“海歸派”，開始在大陸政治經濟舞臺崛起，正逐漸影響大陸未來的政經形勢，成為大陸政治體制改革和政府職能轉變的推手。而且隨著更多留學人員在政府機關晉升司局級干部和部級干部，以及在中、外資企業任要職的“海歸派”越來越多，在同本土文化與官場文化逐漸融合后，這股強大的沖擊力不可忽視，將會帶來中國政壇的新氣象。中國要在全球化的競爭中提升中國的外交地位，提升中國國際形象，提升中國的軟實力，加強中國與世界各國溝通和打交道的能力，中國必須要充分利用和發揮中國現有的與正在海外儲藏起來的巨大的國際人才庫[2.66 -0.75%]。
江涌：這個不好說。在過去的這么多年，我們的確給了“海歸”很多的機會、很好的待遇，但是我個人認為，這與他們的實際能力與貢獻是不相適應的。中國人從鴉片戰爭以來一直都崇洋媚外，原來從海外拿個博士回來就能得到副司級，至少也是正處級待遇。現在可能好一點，沒過去那么容易了，更多的還是憑能力說話。
相關文章
「 支持烏有之鄉！」
烏有之鄉 WYZXWK.COM
您的打賞將用于網站日常運行與維護。
幫助我們辦好網站，宣傳紅色文化！
歡迎掃描下方二維碼，訂閱烏有之鄉網刊微信公眾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