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發現在所有參會者中，我的年紀是最大。我現在歲數大了之后，開始越來越傾向于相信感覺。因為人生經驗豐富點了，有的時候就覺得感覺可能比較重要。我最近的感覺有點不安。10年前跟一位朋友打賭，我說我敢保證，在2015年之前中國不會發生危機，中國經濟沒有問題。過年之前我就給他要錢了，他說“不對，2015年還沒有過去。”我總有點不太安定的感覺。
顯然中國經濟是進入一個新階段。過去經濟學中有爭論：有人認為進入一個新階段，有人認為不是這樣。我是認為中國確實進入了一個新常態。你把它叫新常態也行，新階段也行，這意味著中國經濟不是處于某種周期變動的某種狀態之中，它確確實實一個發動機要換檔了。在這個時期，最重要的，或者最簡單的標志就是經濟增長速度。中國在這段時間到底能夠保持多高的經濟增長速度?也就是說它潛在的長期經濟增長速度是多少?這個是需要認真考慮的。人們喜歡把中國經濟和日本高速經濟增長時期相對比——日本從(上世紀)50年代末期到1971年，維持14年的高速增長，平均年經濟增長速度是9.7%。你仔細看一下，在這14年中，日本的勞動生產率的增長速度是10%以上;日本的勞動供給的增長速度是3%。10%加3%，理論上來講，就是它那個時期的潛在經濟增長速度。這段時期堅持了14年，在這段時期，日本的人均收入從7千美元漲到了1萬5千美元。中國現在情況是什么樣呢?跟日本非常相似，中國現在是進入了7千到8千美元這個階段。從這點來看，中國的發展跟日本應該有相似之處。
但是比較一下中國的勞動生產率的增長速度和勞動供給的增長速度，這個差距就比出來了。中國的勞動生產率的增長速度在最近這些年，特別是4萬億之后持續下降，現在大概也就7%多一點。假設是7%吧。勞動供給增長速度現在我沒有正式的數字，但是我們知道勞動適齡人口絕對量在下降，它是一個負增長。人事勞動部分析，過3、4年之后，勞動增長速度也會隨著勞動適齡人口量的下降而下降。看來中國確確實實從我們潛在經濟增長速度這個角度來講，確實進入7以下的水平。所以李克強總理在報告中講7左右，這是非常明智的提法。實際長期增長速度已經是這么一種水平了，用強大的刺激政策，可能在某段時間讓它升一些，但是最后它還會掉下去。這種感覺我們從2011年之后就不斷地產生，希望起了，又失望?，F在大部分經濟學家已經接受這個現實了：中國經濟增長速度進入比較低的階段，當然跟其他國家比還是比較高的。我們許多政策就應該適應這種形勢。
現在第二感覺：跟過去我的歷史經驗相比有種似曾相識，跟1998年東亞金融危機發生之后到2002年，中國所謂通貨收縮時期有點相似，但是那個時候跟現在又有一個很大不同。當時在中國的學術界發生一場爭論。因為大家都知道當時中國不良債券已經處于非常高的水平，根據非官方統計30%多，有人甚至說40%多。雖然當時中國的公共債務占GDP的比重并不太高，如果把不良債券加起來，很多經濟學家認為，它可能就超過50%，甚至60%，超過歐美的安全線。所以，有一部分經濟學家認為我們不應該采取擴張性的貨幣和財政政策。另外一部分認為情況不是這樣的，因為要不讓財政政策惡化，有一個重要的方法就是保持比較高的經濟增長速度，與此同時，能夠保證我們財政赤字占GDP的比重不超過一定范圍。當時數字是這樣，經濟增長速度基本上是7和8左右，財政赤字占GDP比重是3%以下。大家為什么假定財政赤字占GDP的比重不是很高，能維持在3%以下?一個關鍵問題在于那個時候，中國的利息率很低，老頭老太晚上排隊去買國債，所以不用太擔心利息率的上升。3%除以8%，就是38%，中國的公共債務占GDP比重增長均衡值趨于這個值。整個動態路徑是穩定的，趨于38%。只要能保證比較高的經濟增長速度，同時保證不讓政府的財政赤字失控，就能夠通過增長解決問題。
現在情況變了。我認為這樣一種故事沒法重復了。我們最近對企業債做了一個模擬，得到一個令人吃驚的發現，經濟增長速度下降倒有可能使得債務占GDP的比重下降一點，現在已經不能通過經濟增長來解決債務問題了。為什么呢?基本原因就是中國的經濟的效益全面下降。比如說資本產出率不斷提高，企業的盈利水平不斷下降，另外還有所謂融資難、融資貴，利息率水平一直在上升。把所有東西加在一起就發現，要維持7的經濟增長速度，就要比過去大的投資。同時，因為企業經營不好，為了大的投資，要更多借債，分子分母賽跑，分母賽不過分子了。我們債務形式確實比較嚴重了。還有一個跟過去不同，以前是趨于穩定值38%，現在沒有穩定值，過4、5年就超過200%，再過多少年就是250%，我們看不到一個極限值，這是非常危險的，因為最后得解決還債的問題。當然，有人說“我們國家有很多資產，我們可以賣資產解決債務問題”。這個說起來容易，做起來難。也可以說，宣布所有債務都作廢，是不是解決問題了?它解決不了問題。所以我覺得，我們必須要非常嚴肅對待這個債務問題，非常遺憾的是，在政府工作報告中，我們沒有聽到談這個問題，經濟學家，特別是民間經濟學家有責任把這個話說出來。
（作者系上海發展研究基金會學術委員會主席、中國社科院學部委員。本文根據其在3月18日國際貨幣組織、中國金融學會和上海發展研究基金會/卓越發展研究院共同主辦的“利率市場化、貨幣政策傳導機制和融資成本”會議上發言速記整理，未經其本人確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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