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產階級：新自由主義的情人

　　去過IKEA的朋友應該都對里面精致裝修的樣板房印象深刻。這些“房”都不大，面積從二三十平米到七八十平米不等。但這些“房”從家具到電器一應俱全，配上溫馨的燈光和裝潢設計，深受年輕人歡迎。每個樣板房都有相應的廣告：三十平米的是新婚夫婦的蝸居，配圖是二人相偎柳岸的甜蜜側臉;七十平米的則是三口之家的溫馨港灣，配圖是在客廳讀書看報的父母和在房間里學習的兒子。難怪很多年輕朋友說“去完IKEA，有種想結婚的沖動!”

　　這種“沖動”的背后，不正是現在很多年輕人的“中產階級之夢”嗎?但現實遠比樣板房廣告殘酷——應屆大學畢業生的工資和農民工差不多;坐辦公室的白領程序員成了“程序猿”和“碼農”;甚至連私企小職員加班過勞死也早已不是新聞。絕大多數既非官二代，又非富二代的年輕人，今天真的只要通過自己的只手打拼，就能在繁華的大城市站穩腳跟，擁有自己的甜蜜蝸居和溫馨港灣嗎?玫瑰色的樣板房廣告掩蓋不了黑色的現實——美國人類學家Ann Anagnost告訴我們，“中產階級”不過是新自由主義打造的幻夢，我們所在的社會嚴重不平等和階層日益固化才是真相。

　　告別“階級”，迎來“階層”？

　　1997年，中國的基尼系數達到史無前例的0.458，嚴重的社會不平等也引發了一系列社會矛盾。但與此同時，關于中國社會“階層”分析的作品如雨后春筍般涌現，“階級”話語仿佛已經徹底過時。Anagnost通過分析當時的主流學術話語和流行讀物，發現這些作品并非沒有看到中國日益嚴重的貧富分化及其帶來的社會問題，也擔心中國社會最終會走向極端。但它們都有一個共識：階級話語已經不適用于改革開放后的中國。

　　著名作家梁曉聲的作品《中國社會各階層分析》就是其中一個例子。梁認為，“階級”話語只適用于生產力低下的社會。而在當代中國，社會生產力和改革開放前早已不可同日而語。1978年后的中國社會賦予個體更強的流動性，“在生產力發達而先進的時代，一無所有的人必是少數……由階級而細分為階層的社會不再發生階級斗爭。”除了梁曉聲這樣的通俗作家，不少社會學者也持如是觀點。他們都看到了改革開放帶來的社會分化問題，但都堅持改進再分配方式以緩和兩極分化，從而促進社會公平。

　　這說明在1978年后的中國，經濟發展和分配不均引發的焦慮一直客觀存在，而且吊詭的是，經濟越發展，分配越不均。然而，新自由主義化身為“階層”話語和“中產階級”迷夢，極力壓抑乃至抹去這股焦慮，全面規訓我們的生活。

　　“中產階級”：“素質”話語的寵兒

　　Anagnost梳理了這個時代幾個“關鍵詞”。首先，她通讀當時流行的學術著作和通俗讀物(包括紀實文學和人物傳記等)，發現在這些文本中，“成功”意味著知識、受過良好教育、肯苦干敢拼搏的冒險精神。可見，“成功”不只是獲得經濟資本，文化資本也不可或缺。其次，她以成都和南京兩個房地產廣告為例，討論社會對“中產階級”(或曰“中產階層”)的想象。其一，“中產”是有標準的——從個人收入到吃穿住用行再到結婚戀愛生子，莫不如是。其二，即使是郎才女貌的愛情，如果沒有了門當戶對，沒有了“夢想家園”(在廣告中，一個高檔小區單元房的鑰匙取代鉆戒，成為男主角向女主角求婚的道具)——也就是說，如果沒有了布爾喬亞式的自我滿足，就不是“浪漫”的愛情，也不可能產生一個“溫馨”的家庭，更算不上是“中產階級”。這兩個廣告說明大眾傳媒建構的“中產性”(middle classness)和“中產意識”。在這樣的語境下，“中產階級”不僅象征著一定的經濟地位，而且強調群體的自覺(consciousness)。實現這一自覺的不二法門，就是消費。消費不僅可以緩解日益嚴重的生產過剩問題，還可以建構“中產階級”的“中產性”——在新自由主義的棋局里，這真是一著絕妙好棋。

　　這一套邏輯在“素質”話語的包裹下更是無往不利。在“素質”話語中，人和馬克思所說的商品一樣具有二重性——素質就是一個人的價值，每個人具體的使用價值反而看不見了。在自由交易的人力資源市場上，“素質”就是衡量一個人優劣的唯一尺度。因為有些人比另外一些人更有“素質”，所以他們更有資格獲得更多更好的權利(比如今天的外來農民工和本地城鎮居民的五險一金待遇差異)。大學生也是如此——你拿著CV去“人才市場”和其他求職者“競爭”。如果你“素質”不夠，無法在“自我發展”中出人頭地，你就要被“淘汰”。不僅個體如此，國家亦然。在個體，是“素質”的比拼;到了國家，就是“綜合國力”的比拼。

　　這樣一來，“素質”話語大大緩解了經濟發展與分配不均引發的焦慮。一方面，“素質”話語代表了國家增加“中產階級”同時消除貧困的戰略。但如果根本的發展方式不改變，經濟增長必然伴隨越來越嚴重的貧富分化，這一戰略最終只會淪為虛空的口號。另一方面，這種結構性的不平等被國家歸咎于人口過多和大量農村人口素質不高，從而以“素質”的貧困來解釋農村人口在物質上的貧困。如果不“自我發展”，“素質”不高的人口就會拖國家發展、民族進步的后腿。因此，作為素質話語的寵兒，“中產階級”是“有素質”的。相反，農村人口則是“缺乏素質”的。計劃生育和素質教育政策則把這個規訓帶到下一代，讓孩子們從小就“自我發展”，絕不能輸在起跑線上。“素質”話語的實質就是把人徹底商品化，讓人和商品一樣在市場上競爭，優勝劣汰。

　　結論：中國化的新自由主義規訓

　　Anagnost認為，在市場經濟時代，“中產階級”的形成既是經濟發展的元素，更是新自由主義核心價值的載體：每個人都要像商品一樣在自由市場上參與競爭，個體的“自我發展”成為無上信條。在這個時代，個體主義價值觀早已占據人們的心靈高地，消費能力成為劃分社會階層的首要標準。簡言之，“中產階級”就是新自由主義在中國最心儀的情人：因為他們的消費可以解決資本主義社會生產過剩的問題，同時成為其規訓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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